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3483760
黑格尔认为《论语》只是一些通俗的道德训诫，只有良好的、精明的、道德的教训。近些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民间的国学热到至今为止已经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和国家意志，但是恐怕大多数人还是持黑格尔一般的观点，只是看到了《论语》中的道德训诫，而没有看到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背后更加深刻的常道。对于儒学，我们不能自觉，不能真正自信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其常道，其常理。如此，儒学作为诸多学问中的一种，当然是可有可无，可选可不选的，它不必成为人人的，不必成为民族的，不必成为国家的，更不必成为人类的。
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的新儒家认为儒家的基本义理是某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常理、常道，问题只是在于如何把它发掘出来，并为世人所认识。如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此三者都是行，所以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却极有可能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境界。古人为学，讲究下学而上达，由“困知”到“学知”到“生知”便是一种体现，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有求为上达之心，然后才有上达之工夫。如何使人始终保有上达之心，是儒家文化育人的常道，唯有上达之心才能使人不断上达，是谓日新日进，是谓时代新人。本书正是希望通过对君子之道的诠释，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常道、常理之于自己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自觉地去践行，如此文化自信才可能真正实现，儒学才可能和其他世界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自序一 作为君子之学的四书
王 啸
文化即人化。
文化的最高成就乃是人格。
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是培养绅士，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则是生成君子。一部中国文化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的进化史。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先秦时期，“君子”一词频现于先秦典籍之中。综合有关辞典和研究，“君子”于《尚书》中凡8见（可信者4次），《周易》中124见（其中《易经》20见，《易传》104见），《诗经》中183见，《墨子》中115见，《左传》中181见，《荀子》中297见。
传世文献最早所见“君子”一词，出自《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东汉大儒郑玄注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意谓君子在位为政，不能安逸。梁启超先生在《君子》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其中，就有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诗经》则是贡献了诸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的千古佳句。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认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无君子则天地不理，“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国家兴衰系于君子。
可以说，作为有权势、有地位的社会精英，君子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状态，甚至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然而，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君子人格丰富内涵和无穷魅力的是《四书》。
《四书》是中国人的“圣经”，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密码、文明基因乃至性格特质。正是在《四书》中，“君子”的内涵得到了最清晰、最全面、最有生命力的阐发。可以说，《四书》就是君子之学。
“君子”在《论语》中凡107见，在《孟子》中82见，在《大学》中15见，在《中庸》中34见。
孔子之前，“君子”一词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定义，并无明显的道德人格含义。孔子则赋予了君子这一称号新的内涵，使“君子”一词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完成了由“在位者”向“有德者”的意义转变。通过“由位而德”的意义转换，孔子确立了以“君子”为目标，以“文、行、忠、信”为内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学说，并率身垂范，努力和弟子一起做一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以达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境界，成为建立文明社会新秩序的生力军。从此，君子成为儒家培养人才的规范和标准，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想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这是孔子为中国文化作出的伟大贡献。
孟子以“大丈夫”学说发展了孔子的君子思想。所谓“大丈夫”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种散发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具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英雄气概。如此，才能变乱世为治世，变无序为有序，变无道为有道。这是孟子对君子学说作出的重大贡献。
《大学》和《中庸》对于君子的定位，前者侧重于心，所谓诚意正心；后者侧重于性，所谓率性之谓道。《大学》在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明确把修身作为君子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展现了君子之道的工夫意蕴和实践路径。而《中庸》则指出了君子对于天下和文明的自觉担当和示范意义：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可以说，君子的一言一行都为世间的标杆。
如果说以上侧重于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自的角度定位君子，那么随着“四书”一名在宋代正式定名，作为一个整体的《四书》，则进一步把君子学说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朱熹虽不是唯一一位铸造《四书》体系的巨人，但他无疑是将《四书》体系化、铸造新的经典传统的奠基者。从此，朱子编定的《四书》取代《五经》的地位，成为影响七八百年来中国及东亚最深远的著作之一。《四书》所建立的新经学体系，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儒学的人文关怀与实践品格，努力在修己治人的身心实践中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世界。这一理想世界的主力军，正是君子！
《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所发挥出的作用和展现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其中任何一个单独文本本身。比如，《论语》以“命”为结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中庸》则以“命”为始句——“天命之谓性”。围绕着“命”，在《论语》结束的地方，《中庸》开始了……再如，《大学》结句为“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首章则为“孟子见梁惠王”的著名开篇：“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围绕着“义”与“利”，在《大学》结束的地方，《孟子》开始了……这种首尾相应、彼此支持的互文体系，如同接力赛一样，把君子学说推向了新的文明高度。
作为《四书》体系的缔造者，朱子本人推荐了阅读《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其古人微妙处。其实，这个顺序也恰恰是君子人格或君子之道的四个阶段：《大学》奠定的是君子的规模，《论语》确立的是君子的根本，《孟子》则着眼于君子的超越，而《中庸》探求的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四书》不仅揭示了君子的义理内涵，更指出了君子之道的践履本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大名鼎鼎的子贡曾去探望隐居于野外草泽之中的原宪，他见原宪衣冠敝素，遂以“夫子其病乎”之语讥讽，原宪却这样回答子贡：“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其实，这也正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灵根所在。
总之，《四书》在中华民族的心性养成和文明传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深蕴于《四书》之中的君子思想更是博大精深，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格形象和精神风范。今天的中国教育，应该主动而自觉地去挖掘和发扬君子之道这一伟大的优秀传统。
基于这种初心，我有幸邀请黄上芳一起面对“《四书》中的君子教育思想研究”这一课题。上芳的学术起点，始于王阳明学说。众所周知，阳明学说在《四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阳明学为基础，上芳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宏阔。在这个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围绕着《四书》，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对话，我见证了她的投入，她的情怀，她的高远。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小书，激活具有丰赡深厚底蕴的君子文化，从而和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践行君子之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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