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8900287
关于亚历山大·麦昆的一切
时装设计天才如何被时尚界捧为大神，又为何被扼杀、遗弃……
TIPS：1.全书内文采用瑞典HOLMEN
TREND2.0 70g石粉白色相纸张印刷，纸张质感粗糙但不掉粉，可以有效减少反射，保护眼睛；遮避度高，避免前后页透印。插页图片采用105g亚芬。封面采用彩凝大红250g 五彩肌理黑色150g(纸张本身是红色和黑色，减少因为磨损或氧化而产生变色，并减少大面积油墨的使用)。
2.装订方式：锁线 空脊，书脊和封面未粘合，并非脱胶，这是为了保证全书能*限度的打开摊平，便于翻阅。
一位设计天才的奋斗，崛起与陨落。
2010年，年仅40岁的亚历山大·麦昆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在为这名前卫设计师的逝去而哀悼。麦昆出身卑微，作为东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小儿子，他却能够一路扩大自己的名声和吸引力。他曾为世界上*美丽的女人凯特·莫斯、耐奥米·坎贝尔等设计服装；在商界，他创造了价值数百万磅的奢侈品牌，广受名流、皇室的喜爱，剑桥公爵夫人就曾在她的婚礼上穿过McQueen的裙子。但在自信的假面与坏男孩形象的背后，是一颗敏感的心——为了在无情的时尚界里求生，他必须得挣扎。随着工作压力的加剧，他开始严重依赖毒品，这也导致了*后的悲剧收场。与此同时，他的私生活更是增添了他的绝望——他未曾在那一连串男友中找到持久的爱情。并且，一个黑暗的秘密时时萦绕在他的梦里……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童话故事，充满着希腊悲剧一般的黑暗。这本书讲述了麦昆轰动世人的故事，从他早年在东伦敦的艰苦岁月到时尚界的享乐与狂欢。那些与他息息相关的家人、朋友、爱人首次谈起他们眼中的这名设计师：一个破碎、不安的个体，一个为了进入终将毁灭他的世界而战斗的失落的男孩。《亚历山大·麦昆传：栖血肤下》即将被45岁的导演安德鲁·海搬上荧幕。
引言
第一章
一段充满凶残与邪恶行径的历史
乔伊斯·麦昆
第二章
“我都想学，每一样，让我知道一切”
李·麦昆
第三章
“如果你无法与他人和谐相处，与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那么来艺术学校吧，这里会让你感到舒适自在。”
路易斯·威尔逊教授
第四章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次探险，像布狄卡女王一样乘着战车出征”
迪特马·布罗
第五章
“我的大部分设计中含有性暗示”
李·麦昆
第六章
“我要那种心脏狂跳的感觉，那种需要救护车的感觉”
李·麦昆
第七章
“成就你时装梦想之地”
李·麦昆评高级定制
第八章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惨遭遗弃”
李•麦昆
第九章
他是直视生死的夜魔侠
比约克
第十章
“这种感觉就像，你明明知道会和男友分手，唯一不同是这段感情我没有觉得很糟。”
麦昆谈纪梵希
第十一章
“李一直在寻找令他舒适的状态——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平静”
克里·尤曼斯
第十二章
乔伊斯·麦昆：“你最害怕什么？”
李·麦昆：“死在您前面。”
第十三章
“你是太阳，我是月亮”
——尼尔·戴蒙德的歌曲《弹奏我》
后记
致谢
麦昆藐视了一切基于他的出生所做出的预判，唯有内心的恶魔将他击败。
——《泰晤士报》
威尔逊敏锐的洞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连续的图景，细腻地描绘出了一个颇受困扰的心灵：工人阶级家庭的艰难起步，受到残暴姐夫欺凌的童年，再到他惊人天赋的显现，以及光鲜背后饱受抑郁折磨的生活。
——《泰晤士报》
威尔逊是*位获得麦昆家族的祝愿与合作的传记作家，其叙事编织进了大量的前同事、学生、夜店同行者、性伴侣的证词。他时刻提醒着我们，麦昆惊人的想象力笼罩着忧郁，掺杂着残酷，这也永远改变了我们观看时尚的方式。
——《金融时报》
在令人心碎的麦昆传记中，安德鲁·威尔逊将目光无所畏惧地投向麦昆为了所谓的诗意而付出的代价上。——《每日电讯》
第二章
“我都想学，每一样，让我知道一切”
李·麦昆
麦昆身上有很多特别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他是个神童，类似剪刀手爱德华，寥寥数剪就可以将一块布裁制成一件精美绝伦的外套、夹克或是一条裙子。他可以绕过一般设计师要经过的必要程序：画草图然后制版；用法国著名品牌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前任董事长马克·李（Mark Lee）的话来说，麦昆有能力“在你的面前把一匹布直接剪出他要的服装式样”。麦昆有这种觉察力，部分是天生的能力。“我认为你不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或是伟大的设计师，或其他什么，”麦昆说，“对我来说，你只不过擅长某一方面。而我认为能协调色彩、比例、形状和样式，并把这几点运用得恰到好处是一种天分。”
事实上，麦昆从一个时尚的狂热爱好者到时尚天才的旅程足足走了七年，这七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1985年9月，麦昆进入了当时的西汉姆技术学院（West Ham Technical
College）学习，位于斯特拉福德。他参加了一个艺术班，晚上上课。后来，他回忆说，“我终于结束了在那里的课程。去那里上课的人要么是家庭主妇，要么就是闲着无聊，打发时间的人。所以，那并不是我真想要去的地方。”麦昆的姐姐珍妮特说，在那里的课程包括女装的制作。那年结束，麦昆已经制作完成了好几件耐穿的服装，有几件是他做给珍妮特的。其中一条是设计简洁的黑色直筒裙，“把我包裹得太紧了，上楼时，我肯本抬不起腿，”珍妮特说，“另一条被撑坏了——我告诉麦昆，他不太高兴，因为他有点完美主义，。”
就在这个时期，李开始阅读《麦克道尔的二十世纪时尚指南》（McDowell’s
Direc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Fashion），这本书后来被他奉为时尚界的圣经。这本时尚指南出版于1984年，全书从A到Z的顺序介绍了国际时尚大事件以及二十世纪著名设计师的简要自传。本书第一章——题目为“服装即为武器”——作者是著名的记者科林·麦克道尔（Colin McDowell），他阐述了时尚的重要性及其历史地位。这些话打动了年轻的麦昆。“时尚人群距离那些普通大众越遥远，他们看起来越有力、越令人敬畏，”麦克道尔写道，“在过去，这就意味着时尚不仅是权力的外部标志，还是权力实施的一部分。”李读到了有关时尚与视觉艺术的关系，还了解到了迪奥（Dior）、香奈儿（Chanel）和夏帕瑞丽（Schiaparelli）“是如何将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糅合在一起的。”麦克道尔继续分析了为什么时尚经常被错误地归为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第一个原因，他说，是视觉因素——不像家具设计师或是室内设计师设计出的作品，一件夹克或是条裙子“当被挂在衣柜里时，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只有当它包裹着一个躯体时，它才是一个饱满的、令人信服的产物。”另一个时尚被贬低的原因是时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女人的领域……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操控女人，把她们当做玩物，常常用一条漂亮的裙子作为诱饵或者奖赏。对服装的热爱成为了情感压抑的象征。男人给‘小女人’买了一条昂贵的裙子，女人穿上它，满足了男人的自我。她把重金装饰下的外表展现给她的朋友们，以此来证明，这个男人多么富有、足够能力买下她这个精心打扮的漂亮东西。”麦昆将颠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的使命：购买麦昆服装的女性不仅自己挣钱，而且通过穿戴麦昆设计的时装来向全世界宣告，她们不是被动的附属品，而是极具威胁性的力量主体。
摄影这门艺术一直吸引着李，他自己也开始尝试着拍摄。珍妮特有一张照片，照片中是李的侄子盖瑞（Gary），他穿着一件超大号外套，旁边的墙上是麦昆家男孩子们用白油漆涂写的自己的名字。
珍妮特经过培训，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她必须在夜里拉活儿的时候，李就要帮着照顾孩子（保罗和盖瑞）。“我父亲死后，他会过来看我们，还带着恐怖电影，”盖瑞说，他后来成为了麦昆品牌男装设计师。“我想麦昆早期的作品明显受到恐怖元素的影响。他会在房子里追着我们跑，试图捕捉我们，还说我们的床下住着一位老妇人。他经常发疯似地大笑。他也常常画很多草图。我记得他画过一个卷心菜，很多妖怪，也有一些时装。他那时的画作中就带有自然主义（nudism）的风格，画中有男人和女人的裸体，一些羽毛和鸟。李也喜欢装扮我们，他常摆弄我的头发，把它弄得像个鸟窝。我一直很喜欢他，因为我也有艺术基因；我过去总是不停地画画，我想他也和我一样。和我哥哥相比，我的内心更黑暗一点——我想这可能是李更爱吓唬保罗的原因吧——因此我更能体会他的幽默感。”有一天，盖瑞把他的床头板改成了一块墓碑，上面还刻着安息（RIP）的字样。他四肢舒展平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等着祖母乔伊斯的到来。乔伊斯下了一大跳，在平复了情绪之后称赞盖瑞“藏得好”。
保罗回忆起他的叔叔李是如何悄悄爬上楼梯，然后大喊“我来抓你了！”李喜欢被宠爱的感觉，他会让他的侄子帮他按摩足部，然后付给他们50便士。李并不排斥昂贵的护肤品——“闻一闻他脚上散发出的味道就知道了，”保罗说。在这个阶段，他不记得李有多少朋友，“李总是特立独行，被同龄人排斥，”他说。
李在西汉姆技术学院上学时曾挑选了一些自己作品在时装秀上展示。如今，珍妮特很后悔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但“回顾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过李将来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装设计师之一”。李还曾在学校的一家快餐店里做兼职挣零用钱。
据麦昆自己说，1986年的一天下午，他在比格斯塔夫路的家中看到电视中播放着裁剪的技艺正在逐渐消亡。报道称，萨维尔街（Savile Row）缺少裁缝学徒，于是麦昆的母亲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那儿试试呢？”1997年，乔伊斯回忆道，“他之前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一直想，但是他从毕业后就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我们家里有一些人从事裁缝的工作，所以我就对他说，‘我想，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在母亲的鼓励下，李乘地铁来到邦德街（Bond Street），走过梅费尔（Mayfair）时髦的街道，来到萨维尔街30号——安德森与谢泼德（Anderson
& Sheppard）裁缝总店。“我从学校毕业时，几乎没有掌握什么与裁剪有关的技能，所以我认为学习裁剪的最好方法就是先了解服装的结构，以此为起点，”李说。
安德森与谢泼德裁缝店创立于1906年。创始人之一名叫皮特，也可以称他为佩尔古斯塔夫·安德森（Per Gustaf Anderson），他是佛莱德里克•斯科尔特（Frederick Scholte）的门徒，后者曾为温莎公爵（the Duke of Windsor）改良英式垫肩西服而出名。另一位创始人是西裤裁剪师西德尼·霍雷肖·谢泼德（Sidney Horatio Sheppard）。“斯科尔特外套在前胸和肩部有放量，形成特有的优雅垂感，”一位时尚评论员写道，“衣料从肩胛骨处垂坠下来，形成柔软的垂直涟漪，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顺滑贴身。上袖的袖筒宽松，便于活动，但筒洞较小位置较高，这样的设计为了使穿着者在抬高手臂时，衣领会一直贴合脖子，防止衣服往上跑。肩部没有加垫，而是随穿着者的曲线自然下垂。”
安德森与谢泼德裁缝店的成功归于斯科尔特拒绝一味迎合名人顾客，“认为他们是一帮既挑剔又难伺候的一帮人。”不久，安德森与谢泼德裁缝店就迎来了一拨特别的顾客，有英国剧作家诺埃尔·科沃德（Nöel Coward）、英国作曲家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英国音乐家科尔·波特（Cole Porter）、美国著名演员加里·库珀（Gary Cooper）、美国著名演员小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 Jr）和美国著名舞者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据说，弗雷德曾要求将试衣间的古董地毯卷起来，为了体会一下穿着新西服在地板上跳舞的感觉。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是另一位有名的顾客——“我们欢迎女士光顾，只要她们愿意穿男士的西服。”
1986的一天，李跨过厚重的双重门，穿过人字拼花地板，走进一间镶有红木板的屋子。李穿着一件宽松上衣和一条牛仔裤，看上去有些萎靡不振。这座高大的新古典建筑物的内部装潢与比格斯塔夫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这种奢华权势并没有吓退李。“他不是个胆小的人，”约翰·希区柯克（John Hitchcock）说，这个人从1963年就开始在裁缝店工作了。在堆满昂贵的粗花呢面料的长桌旁边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人，李告诉他自己很想当学徒。过了一会儿，当时的销售主管，后来的总经理诺曼·哈尔西（Norman Halsey）下来面试李。诺曼满头银发、鹰钩鼻、面目慈祥，是一位敏锐干练的老者。他和17岁的李聊了一会儿就给了他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一年只能有几千英镑，大概相当于三套安德森&谢泼德西装的价格。“很明显，他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一张白纸，”希区柯克说，他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当过裁剪师，现在是总经理。
麦昆给公司里最好的外套（萨维尔街称之为西服夹克）师傅之一康纳利·欧卡拉汉（Cornelius O’Callaghan），也就是人们口中的肯（Con）做学徒，尽管这个爱尔兰男人很严格，但麦昆称之为“裁缝大师”。工作时间是固定的——从早上8：30到下午5点。学徒第一天，李得到了一枚顶针——他把这枚顶针戴在了右手中指上——一小块布料和一些线，还被告知了一些缝衬垫的基本技巧。“新学徒要反复练习这种（缝衬垫）针线活，不断练习，”约翰·希区柯克说，“一个学徒要进行上千上万次的这种练习，尽管这个过程很枯燥，但他们必须要学习这个技术。练习一周后，学徒就可以学习外套内部的缝制，如何给外套加衬里，怎么把口袋缝制上去，前襟怎么处理。通常来说，学会这些简单的技能要花费两年的时间。”
麦昆回忆称他在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的时光是一段浪漫的插曲。“就像狄更斯（Dickens）盘腿坐在长凳上，整天做填充领子和缝纫的工作——这是非常惬意的，”他说。但是再一次麦昆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因为性取向。“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怪怪的，16岁、17岁、18岁，我已经逐渐接受并适应了自己的性取向。但我的身边都是异性恋者，常常能听到一些厌恶同性恋者的言论，”他说。“在楼下制衣间我不会顾忌自己是同性恋，但是楼上都是来自绍森德（Southend）和南部伦敦的人，像其他学徒一样，都是些幼稚的小男孩，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尽量不说话，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大嘴巴。”
据约翰·希区柯克所说，大家都知道麦昆是同性恋，但这并不是个问题。“在这个行业里有很多同性恋”，他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烦恼过。很多人都被艾滋病吓坏了，而且相当一部分男人真的是害怕了。但这真的很傻，你又没和同性恋者谈朋友。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同性恋者和女孩们都处的很好。女孩们一点儿也不在乎，她们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些女子气，但那并不影响什么。”
希区柯克记得李每天来上班总是穿着肥大的牛仔裤，一件厚重的黑色或灰色的翻领毛衫，有时搭配着格子花纹夹克和马丁靴。一张当时在工作间拍摄的照片中，李上身穿着一件红色衬衫，扣子一直系到了衣领，下身穿一条水洗发白的牛仔裤，用皮带紧紧地勒住。据大家说，李并不是一位受大家喜爱的员工。
和李同期的一位学徒德里克·汤姆林森（Derrick
Tomlinson）说，“对我来说，李太严肃了。他总是想和我聊那些严肃的话题，可我并不感兴趣。在同一个工作间工作的两个女孩，和李相处的也不太好，他们性格不合。”大家是因为李是同性恋而不喜欢他吗？“我不知道他是同性恋，他从未对我提起过，”德里克说，“他的行为举止确实有点奇怪，但我并没有因此想到他是同性恋。”
工作时，裁缝们和学徒们听2台的轻松音乐，在私下里，李是浩室音乐（House Music）的发烧友。“李向我推荐了浩室音乐，之前我对这种音乐类型一无所知。”德里克说，“浩室音乐在那时还是一种新新时尚事物，酸浩室潮流（ACID house），锐舞文化。”
每一位学徒的目标就是做成一件被称作“前成品（forward）”的衣服——一件几乎全部完成、可以让顾客第一次试穿的衣服。通常来说，一位新的学徒学会所有必要的技能要花费4到5年的时间，而麦昆2年就全部学会了。“肯教的不错，”希区柯克说。“李很愿意去学而且他有天分。”
在裁缝罗斯玛丽·伯格（Rosemarie
Bolger）的印象中，李是一个安静的、默默工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男孩。“我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亚历山大·麦昆，我只知道这个孩子叫李。”她说。“又一拨没有学成的孩子，他只是其中一个罢了。有些人没能成功是因为他们针线活不够好，另一些人是因为缺乏自我约束力，李属于第三类，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想做裁缝，而是把这几年的学徒训练作为踏板。然而在那时我并没看出李与其他孩子有什么区别。”
如果麦昆在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年轻的学徒确实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整整三个月都在缝翻领，”李后来说，“你会觉得厌烦，然后就会在夹克的内里胡乱写点什么，可能会写些下流话——像16岁的男孩无聊时做的一样。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早知道未来这件事会被问到那么多次，我当时就不会提了。”在一次弗兰克·斯金纳（Frank Skinner）的电视采访节目中，李夸大了这个故事为了博观众一笑。“我当时和一群老裁缝在萨维尔街的这栋老房子的顶楼，真是无聊死了，恰好手里正在缝制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的夹克,”李说，“我就在夹克内衬上画了一个大阴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他用圆珠笔在夹克里写了“我是荡妇”这几个字。
这是真的吗？约翰·希区柯克说麦昆的老板，肯“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经常去做礼拜。如果他看到成衣里面的问题，他一定会修改。所以说，李所述非是。”据希区柯克所说，查尔斯王子的贴身男仆看到了关于麦昆的所谓颠覆性涂鸦艺术的新闻，他打电话到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投诉。希区柯克回想起当时提到的那件夹克，小心地拆开缝线去查找麦昆留下的痕迹，结果一无所获。“麦昆想要的是曝光度，让大家知道他曾为查尔斯王子做衣服，他成功了，但却成了我们衰落的开始，”希区柯克说。“这么做并不好。”罗斯玛丽·伯格和他的老板观点一致。“他本不该那么做，这和肯敢于去尝试吊袜带一个道理。”
尽管如此，有很多人还是相信李所言并非凭空杜撰，其中包括创意总监莎拉·伯顿（Sarah Burton）。“他当然做过这件事，”姐姐雅基说。“游泳的时候，别人要是在上面游，他就会在水底游。他会做任何叛逆的事情。他并不是为了给任何人留下印象，没有人值得他去引起注意，除了他自己。”李后来的男朋友安德鲁·格罗夫斯（Andrew Groves）也怀疑麦昆可能很喜欢在织物上留下印记，一个大胆越轨的记号作为麦昆自己的标识。“他会颠覆任何他在做的事情，”他说，“他总是想推翻任何有关权威和业已确立的想法。”
李在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两年学徒后，他开始上班迟到，或者整日都不出现。麦昆反复无常的时间观念开始影响公司的平稳运行——如果他在某天里不能完成指定的任务，就意味着其他员工不能按时完成他们的工作。“说他的巴士晚到，这并不管用，因为我们会告诉他早点起床，”希区柯克说。“肯曾要我去和麦昆谈谈，他觉得麦昆的行为实在是不妥。我告诉麦昆，他不能再这样不管不顾了，他听了有点不高兴，接着就离开了。我们没有解雇他，他是自动离职。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的母亲生病了，但如果他如实相告，我们会给他一周的假期来照顾母亲的。”很明显，李的行为给公司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记者林恩·巴博尔（Lynn Barber）联系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想听听大家口中的麦昆，并把这些话收录在她1996年的《观察者》（Observer）设计师简介栏目中。诺曼·哈里斯（Norman
Halsey）的答复是，“人们到处说麦昆在我们这里工作过，但这栋楼里的所有人都不记得有这个人。他也许在这儿工作过几周。如果你不是一位女士，我会用一堆脏话，比如‘什么什么砸死老师傅’。你不知道吧？嗯，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是‘狗’。”
离开了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麦昆在萨维尔街上走得更远了。他来到了吉布斯和霍克斯（Gieves&Hawkes），在那里做裁缝学徒。麦昆1988年1月11日开始工作，在这里仅仅待了一年多时间。“我当然记得他曾与我们一起工作，”罗伯特·基弗（Robert Gieve）在1997年的采访中说，“而且，很遗憾我们失去了他的才能——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挽留他——他的头脑和天性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总是在不停地提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要制造胸部效果，或狭腰效果，为什么在外套的这个地方设计开口，而不是那个地方？他的工作方式和说话方式明显地体现出他的这种特质。”
麦昆说吉布斯和霍克斯（G&H）企业里弥漫着厌恶同性恋的氛围，他忍无可忍最终下定决心于1989年3月离开。“我直接走进吉布斯和霍克斯（G&H）的高层办公室，告诉他们公司里的这种情况必须要所有改变，”麦昆说，“既然至今还一切照旧，那么我只有离开了。”
麦昆开始了自由职业，为戏剧服装供应商伯曼和纳森（Berman &
Nathan）工作，这个公司制作过《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和《西贡小姐》（Miss Saigon）的服装。“李为《西贡小姐》制作服装，而我制作道具，”安德鲁·格罗夫斯说。“我们后来遇见才知道的。”尽管后来李说他并不喜欢那段经历——“我的周围都是十足的女王，反正我也不喜欢戏剧。”——李总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制作出大量的戏，格罗夫斯相信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服装秀影响深远。“他的想法和我的一样——如果你要办一场服装秀，那么它就要像个秀。你希望人们走的时候说，‘哇’，或者害怕、厌恶、惊讶，而不仅仅是，‘噢，那条裙子不错。’”
为了贴补微薄的收入，麦昆又回到斯特拉特福德学校对面的镜像（Reflections）酒吧工作，但那时，酒吧已经换了数任老板。一个名叫阿奇·瑞德（Archie Reed）的人后来和麦昆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关系，据他所说，“镜像是东区最粗野的酒吧，”而且还住着与西汉姆联（West Ham United）足球俱乐部有关的流氓帮派——城际帮（Inter City Firm）。科雷家族（The Krays）曾一度接手，后来酒吧再营业，也招待同性恋。“大门关上的一瞬间，你会心头一颤，”阿奇说。“这个酒吧里什么都有，打架、性。”阿奇回忆说，曾见过李低着头在酒吧里四处收拾杯子。“我总是被李吸引，他从不直视任何人，”他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直视，他告诉我他不用看就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也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上班，他说‘在这个酒吧里发生的事情太有意思了，一会儿那儿有两个男人在接吻，过一会儿又会有两个女孩在亲吻，下一段时间又会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接吻。’酒吧里充斥着大量的犯罪，随时都有人会打起架来。”
李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设计师立野浩二（Koji Tatsuno）的文章，这位设计师出生在东京，却在伦敦成名。他立刻来到了立野浩二的工作室谋职。李面试时下身穿一条锥形裤，上身穿一件皮夹克，脖子上系着一条真丝领带。“我看上去十足是个怪胎，”李后来说。尽管池田浩二仅以实习生的形式雇佣麦昆不到一年时间，但这位设计师对这个20岁的小伙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立野浩二在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的资助下进行了织物裁剪的创新试验，并一举成名，他将无生气的二维裁剪方式转化为三维的立体裁剪。立野14岁就离开家，5年后因采购古董到达伦敦。1982年，他发布了自己的品牌“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这个名字对麦昆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立野所缺少的正规训练使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我喜欢随性创作，”1993年他说到。“照例应该把先把一块布料铺平，再剪下一块，对我来说，这块布和身体毫无关系。”他没有遵从惯例，而是摸索着把布料裹在模特身上，勾勒出轮廓，进行立体裁剪。麦昆后来也采用了这种剪裁方法。“他的作品是基于英国的裁剪方法混合了先锋的元素，而且我认为在伦敦独此一份，”李说。李在立野位于伦敦梅菲尔区（Mayfair）蒙特街（Mount Street）的工作室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不用图样就能裁剪出衣料。“我们从来不谈流行的趋势，”立野说。“我和他都被萨维尔街的裁剪技术吸引住了，我们都不仅仅遵循传统，而是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我对李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些怪怪的。我知道他很喜欢在黑暗中挖掘美的一面，我也一样。”
麦昆为立野工作期间，他遇到了被认为是时尚教父和同志里的良师益友般的这么一个男人，他把麦昆引向了财富、权力和文化的世界。
比利博一（BillyBoy*）是那种看起来就像从颓废小说里走出来的超现实唯美主义者。他生于维也纳，在纽约长大，很小的时候就对服装的流行款式极敏感——12岁时，比利博一在巴黎的一个跳蚤市场发现了一顶由意大利籍女设计师设计的帽子，这顶看起来像“被压扁的小丑帽上还缝着一只昆虫”，从那儿以后，他开始收集夏帕瑞丽（Schiaparelli）的经典服饰。比利博一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艺术家、作家和电影明星：6岁时，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曾为他画像；仅仅5、6岁时，他就参观过沃霍尔的工厂（Warhol’s Factory）；著名时尚专栏作家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和杰克·昂纳西斯（Jackie Onassis）视比利博一为他们的门生。他的监护人兼好友贝蒂娜·贝热里（Bettina Bergery）是伊丽莎白·肖·琼斯（Elisabeth Shaw Jones）的母亲，后者是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巴黎门店的橱窗设计师。其中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是在额头上装饰了一束花，据评论员说，这是受到设计师儿时一件事情的启发：“夏帕瑞丽的母亲被公认为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她在夏帕瑞丽小时候经常说自己的女儿长得丑。夏帕瑞丽就在自己的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种上了花种，为了让自己的丑脸变得更美丽更独特，可想而知结果惨痛。”在夏帕瑞丽的自传中，她写道她一直渴望“拥有一张像天国花园一样被花朵覆盖的面庞”。这个形象深深地打动了麦昆，这个年轻人十分在意自己的外表，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将夏帕瑞丽的话变为了现实，在他的时装秀上，模特们走在T台上，脸上铺满鲜花和蝴蝶。“他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叛逆者的夏帕瑞丽很感兴趣，”比利博一说。“我给他讲了所有夏帕瑞丽做过的反主流文化的事情，像骷髅长袍和龙虾裙，他觉得这很吸引人。”
这两个男人——1989年通过共同的朋友结识了——出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李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住在简陋的斯特拉福德的一幢房子里，而比利博一被纽约的知识分子精英家庭养大，有私人教师，上蒙特梭利学校。“李曾经带我去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惊呆了，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地方，”比利博一说。“当然，我什么也没说，但是我终于了解了李愤怒的根源。我对他的生活有着近乎病态的好奇心，就像他对我的一样。”李20岁之前没有出过国，而比利博一在他8岁时早已被父母送出去，游历过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麦昆觉得他的家人，尤其是父亲难以接受他是同性恋的事实，而比利博一在十几岁时，她的母亲就曾询问过他的性取向，当母亲得知比利博一是同性恋时，可以说是喜极而泣，她抱着比利博一说，“谢天谢地，真是谢天谢地，我真怕你不是；如果你不是同性恋，你的生活会是多么单调，那些直男永远不会使你开心的！”
比利博一到伦敦会住在像萨伏伊（the Savoy）或利兹（the Ritz）这样的豪华酒店，“我们常出去串酒吧，而李会来利兹，一方面他赞叹酒店的奢华，另一方面又对酒店冷嘲热讽，”他说。“李有点爱叫板。他想成功，像其他人一样有权有钱又有名，但同时，他又厌恶这些人。他的性格中存在的这种矛盾性他自己也解决不了。我们就像白天和黑夜，正常来说，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我认为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出身，甚至厌恶它。我感觉他羡慕我的出生背景，尽管我的也不那么幸福。我们的童年有着相似的痛苦经历。”
比利博一的父母是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个犹太人——生他的时候，比利博一的母亲只有14岁，父亲15岁。他的出生对两个家庭来说是莫大的耻辱，结果是他被送到了孤儿院。“这个孤儿院专门秘密接收那些巨富和名门望族的私生子，”他说。4岁的时候，他被一个生活在曼哈顿的俄罗斯贵族家庭收养，后来得知他的父母在生他的4年后双双自杀。“我是他们的唯一继承人，根据订立下的遗嘱，我要使用他们的名字，他们两个的名字，”他说。“我的养父母很为难，他们决定叫我比利博一，博一（Boy）是一个英格兰伯爵家族的名字，比利（Billy）是根据威廉（Vilhelm）（或实际上是Vylyam）的名字取的，其他名字为：Zef Sh’muel Roberto
Atlantide。名字中有大西洋（Atlantide）是因为我是双鱼座。当然我又加上了星号。”
李被比利博一讲述的身世迷住了——弃婴，收养有钱人家私生子的哥特式孤儿院，双亲自杀，极度奢靡的生活，先是在纽约后是在巴黎（20世纪70年代晚期比利博一搬到了巴黎）。在法国的首都，他交往的“人物无一不是艺术和时尚界的名流，”其中有著名演员兼歌手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巴黎著名设计师莱恩•沃特兰（Line Vautrin），艺术家迪亚哥•贾科梅蒂（Diego Giacometti），法国著名画家贝尔纳·布菲（Bernard Buffet），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于贝尔·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迪奥设计师马克·博昂（Marc Bohan of Dior），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烈·库雷热（André Courrèges），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以及巴黎的亚历山大（Alexandre de Paris），剪了他头发的人。当比利博一把他经历过的那些事件描述为“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含有一抹现代流行艺术的色彩”时，李被惊到了。在很小的年纪，麦昆就对重生这个概念很着迷，一些人拥有这种能力，能够重新打造自己，让自己恍若新生。比利博一告诉麦昆,教育在拯救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所接受的教育是我童年时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的养父母可能是任何人，而他们是明智的父母，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我的养父母，我也要感谢我的亲生父母，有点奇怪，不过准确说他们的死帮了我……我感觉和他们很近……他们的灵魂、思想和金钱以及养父母为我所担负的非同寻常的教育费用，在他们的辅助下，我更加了解自己或者说更容易接近真实的自我。”
这两个男人同样因时尚而结缘。现在身为艺术家的比利博一记起他有几件精美服装就是李在立野浩二工作室工作时为他制作的。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穿着麦昆为他制作的那几件绝美单品：孔雀毛编织的外套，另一件的灵感来源于18世纪的骑士夹克，他说“这是一件伟大的设计，我会终生穿着它。”
一天，比利博一到立野浩二位于梅费尔街的工作室买一些展示样品，李看到他在试穿一件超低胸丝绸裙。
“你应该穿那件，只有你能穿，”李对他说。
“难道你不觉得我穿上那件衣服看起来有点像个荡妇，一个该死的荡妇？”比利博一问。
“不，你看起来像个男人，”李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勇敢？”
“嗯，也可以那么说，”他说着，笑了起来。
麦昆也很好奇他的新朋友会如何改变着装：某天，比利博一会穿一件安德森&谢泼德裁缝店制作的帅气但中规中矩的西装。隔天却穿了一件超现实的前卫套装，带有挑衅和不安的意味。李对“我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我是一个怪异的杂合体，雅俗都能接受，我既能穿传统的西服打领带，也能穿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首创的浪漫唯美服装或者BodyMap品牌的怪异夸张的服饰。”
比利博一认为李并不那么擅长绘图——“他过去常常在纸盘子和餐巾的角落画一些微小的草图”——但是他好像有天生的裁剪天赋。“他可以在布料上直接剪出服装样式，同时还可以打褶或铸模，而你则需要把布料固定在人体模型上，沿着模型裁剪，构思和打模。他的这种才能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1989年，立野浩二的公司宣告破产，麦昆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他拜托公司的一个女同事帮他打听是否有人需要制版师，同事帮他联系了韦恩（Wayne）和吉拉德·海明威（Gerardine Hemingway）夫妇创办的街头风格时尚品牌红色与死亡（Red or Dead）的首席设计师约翰·麦基特里克（John McKitterick）。“麦昆为人很谦和，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个对时装感兴趣的人。”麦基特里克说。“他不太会与人交往，还有点不修边幅。但是他一来到工作室，那时候工作室还在温布利（Wembley），明显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精于缝纫和裁剪，像他这么年轻就能掌握这种技能是很难得的，此外他做事有条理，而且守时。我们很快变得熟络起来，但那时我们还不是朋友。我从未见他去过工作室以外的地方，他很少去酒吧这样的地方，我常参加的那些活动他也很少参与。我喜欢他，他是个可爱的家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开始与人交谈。他就像一只辛勤的工蜂，工作能力很强。我那时没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后来才发现了这点。”
那段时间，李和麦基特里克一起为“红色与死亡”品牌制作了很多系列的服装，包括：“查理万花尺”（Charlie Spirograph）（1989秋冬系列），“空间宝贝”（Spacebaby）（1990春夏系列）以及“我们爱动物”（We Love Animals）（1990秋冬系列）。随着对服装设计精妙之处的了解，李对其兴趣愈加浓厚，工作中，李开始向约翰询问时装发布过程相关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真实需求是打入时尚界，”麦基特里克说。“我认为当时他自己并不清楚要到达何种程度。在同他谈话时，我忽然萌生出一种想法，我建议他应该去意大利。我曾经在意大利工作过，在那个时候，80年代末，意大利是个可以让人跻身时尚圈的好地方，那里有很多发展方向，比如：运动休闲装和男装，这些在当时的伦敦和美国都无迹可寻。”
李有着与生俱来的说干就干的特性，他想马上飞到意大利，但是约翰告诉他要等待时机——找工作的最佳时机是时装秀刚刚办完的时候，那些顶级设计师会考虑下一季做什么，正是需要人的时候。约翰还在他的通讯录里查找相关人士，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列出了一个单子——里面有编辑、猎头、代理以及设计师。拿着这份名单，李找到了当时在旅行社工作的姐姐特雷西，帮他订了一张去米兰的单程机票。“我觉得他有点疯狂，”约翰·麦基特里克说。“他留着难看的发型，穿着宽松的衬衫和肥大的牛仔裤，裤腿膝盖上还有个洞，一切看起来糟透了。我想，‘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1990年3月，21岁的麦昆踌躇满志，抵达了意大利的时尚之都。尽管他打算为任何一位设计师工作，但名单上的第一位是：罗密欧·基利（Romeo Gigli）。“那时候在伦敦没有什么特别让我关注的，罗密欧·基利就是最棒的，他的作品随处可见，”李说。在《麦克道尔的二十世纪时尚指南》中，科林·麦克道尔是这样评价基利的，“他的不规则设计拉长了身体轮廓，很快使他跳脱出意大利时装主流……基利的发布会成为狂热追逐的对象，他设计的服装被世界各地的年轻贵妇疯狂抢购。他的设计融合了伦敦后朋克街头风格和日本先锋派式样，配以意大利柔和的裁剪和丰富的色彩，使服装呈现出极致的精美与典雅……很多时尚界的资深人士认为基利是80年代最重要的设计师。”麦昆被基利的浪漫主义精神深深吸引，他的拜占庭风格的镶嵌、中世纪轻柔布料的使用以及对秀场的把控能力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1989年基利在巴黎举行了他的首秀，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在描述那年基利的夺目光彩时说道“在服装发布结束时，时尚编辑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几近疯狂。”——她说，“他是我至今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设计师，他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却不失妩媚。”
那天，麦昆穿着一条70年代拼接喇叭裤配一件方格衬衫，从米兰的加里波第门（Porta Garibaldi）下地铁，沿科莫大街（Corso Como）去往基利的工作室。他没有预约，但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集——后来他认为是迄今“最糟糕的作品集”，“全都是舞台装的设计”——能使自己成为基利工作室的一名制版师。前台打电话通知了莉泽•斯特拉斯迪（Lise Strathdee）——莉泽出生在新西兰，曾在马兰戈尼学院（Istituto Marangoni）专门学习时装以及服装设计，当时她为基利工作，是“基利的左右手”——她走下楼来与麦昆见面。“我不记得麦昆给我看的作品集里的服装样式了，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工作经历……工作经历出奇的复杂，我想罗密欧可能对这个会感兴趣，”她说。“那天早上罗密欧正在和卡拉（Carla）开会——卡拉·索萨妮（Carla
Sozzani）是基利的合作伙伴，《时尚》（Vogue）意大利版主编弗兰卡·索萨妮（Franca Sozzani）的妹妹——尽管我们的工作室是开放式的，但不能干扰会议的进行。”莉泽回忆说，“李讲起话来柔声细语，可能是太紧张了。我们坐下来聊，我翻看了他的图册，让李介绍一下自己，还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想离开伦敦在米兰试试运气。”
翻看了他的作品集后，莉泽留下了李的联系方式，并感谢他的到来。莉泽对李说再见时，她能感到李的失望，当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罗密欧刚好结束了会议。莉泽径直走向罗密欧，告诉他有一位在萨维尔街工作过的年轻人前来应聘。“在两个会议之间，罗密欧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他同意见见李，”莉泽说。“我飞奔出工作室，右转上科莫大街，一路边走边寻找李的身影直至加里波第门地铁站。”莉泽瞥见了李，他正在下楼梯走进地铁站，她大喊叫住了他。后来，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基利的“助理像一个疯妇一样追上我，告诉我罗密欧要见他。”莉泽告诉李她的老板愿意见他，但是时间不多，他们必须要快一点回去，“李的面庞犹如太阳初升，温暖而幸福，他变得有说有笑……我们一边兴奋地说笑着一边几乎一溜小跑回到了工作室。我把李带到罗密欧办公桌前，介绍他们认识。我记不清他们交谈时我是否在场，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李当场就被雇佣了。”薪水不多——120万里拉一个月（只是这个店里一件普通衬衫的价格）——但是李还是很激动。李打电话给麦基特里克，当他听到这个好消息时，“吓了一跳，还有点惊讶，但为李感到高兴。”
麦昆一部分时间待扎马斯博德（Zamasport）工厂——位于距米兰30英里的诺瓦拉市（Novara）——另一部分时间待在位于当时被公认为“简陋寒酸”的科莫大街上的工作室——位于一间“汽车门店”的阁楼上——工作室“空气清新，墙体雪白”。李开始为基利的另一个品牌卡拉汉（Callaghan）设计服装。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一件衬衫上试着做出罗密欧在一张照片中圈出的一种褶皱。该照片由玛格南图片社（Magnum）的摄影师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拍摄，图片中的吉普赛男孩的衬衫被一个男孩拉拽着。“李为这个图样工作了一周，但最终没有成功，”基利当时的一位设计助理卡门·阿蒂加斯（Carmen Artigas）说，“罗密欧走进来说，‘不对，不是这个样子，’真是又尴尬又沮丧。我记得在罗密欧说这些话时，李冷汗直冒，显得很紧张。”六年以后，卡门去伦敦看望麦昆，麦昆拿出了一个塑料纸夹，里面是那张吉普赛男孩照片的副本。“还记得这个吗？”他对卡门说。“我还以为那天我要被解雇了呢。”
卡门出生在墨西哥城，有一次她发现李看上去很不舒服；他时不时地托住下巴，很痛苦的样子，好像那里的皮肤不能碰，卡门给了他一片阿司匹林，以后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同一周，两个人一起去吃了午餐，李向她讲述了自己在斯特拉福德的童年生活。“当他看着你时，你会发现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眼神锐利，”她说。“他腼腆、善良，是一个好人。我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同性恋。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和体恤衫，配着下袋链，像个街头男孩。他的牙齿形状不好，他很在意这一点。”李患有牙龈炎——卡门注意到他的牙龈红肿呈亮粉色。“他还缺了一颗牙——他说话时，你看不出他少了一颗牙，但如果他仰头大笑，你就能看到。”
李和卡门的工作就是把马上要推出的系列图案画在用来包裹基利作品的牛皮纸上。为了逗逗他的新朋友，也许是为了吓吓她，麦昆把他画的一些草图从桌子上递给卡门看，这些草图隐约透露出麦昆后来发布的时装系列中的部分形象。其中一幅图中画的是一个半人半兽，一半身体是女人，另一半是美人鱼；她的头部，或者说其他部分，戴着面纱，她的胸部装饰着金属小球，腹部被一支箭射穿。另一幅图上画了一只凶恶的狗，旁边是一只怪异神奇的鸟。麦昆会在这些草图上署名，“给亲爱的卡门，李”，但有时卡门对李的一些画却百思不得其解。“那个时期的画都倾向于拉斐尔前派，都是美女，可李却在画妖怪，”她说。“我想，这家伙怎么了？”
李搬进了莉泽位于阿瑞比图街1号（Via Ariberto1）的四居室公寓，靠近圣阿戈斯蒂诺地铁站（Sant’Agostino）。这是个酒店式公寓，装修堂皇，“房间宽敞，地面镶着瓷砖，木质吊顶”，地处“城市不知名的一片区域”。李每次出入公寓，都能看到门房里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大爷有呼吸系统有问题，随身带着呼吸机。麦昆在沃斯（Voss）系列（2001春/夏系列）中有一个压轴形象——一位肥胖的裸女头戴面具和呼吸机——莉泽认为麦昆设计的这个形象的灵感部分源于此。“某天你回家，乘坐电梯或是走楼梯，路过黑色框架的玻璃房子，就会看到一对老人肩并肩坐着，中间放着一张小桌子，”莉泽说。“老人会穿一件白色的汗衫，胳膊上汗毛浓密，由于带着呼吸机，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两位老人会齐刷刷地望向屋外，目光透过玻璃、穿过你，投向远处。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连同他们空洞的表情从昏暗的玻璃房传过来。真有些恐怖。”
除了莉泽，公寓里还住着李的其他两位同事，卡伦·布伦南（Karen Brennan）和弗朗斯·昂科弄（Frans Ankoné）。“他房间里的大型手提录音机里传出了喧嚣的音乐声，李告诉我这是三人饶舌组合迪拉索（De La Soul），”莉泽说。“他有地道的伦敦做派，只要他在公寓，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在伦敦。但是他很少在公寓，我也是。我们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也许共进晚餐，也许一起去跳舞，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因为四个卧房只有一个卫生间，我们都是出来进去的。（我记得）偶尔能听到敲门声‘快点，我要用卫生间！’类似的话。”莉泽还记得麦昆有时会尝试做饭，但饭的味道实在是难以下咽。“他似乎对做饭一窍不通，”她说。“所以自那儿之后我就坚持给他做饭吃，每天至少一顿，有时两三顿，虽然大多数只是意大利面，但是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要吃好。”几年后，两个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李叫莉泽“意大利妈妈”，“他一定把这当做一种恭维。”
一天晚上，在阿瑞比图街的公寓里，莉泽、卡伦、弗朗斯和李在一起吃晚餐，李对同性恋关系发表着一些“奇怪”的言论，之前莉泽一直以为麦昆是个“恐同者”。“我想他可能是不那么敏感或者是无知，”她说。没有人继续李的话题，弗朗斯开始讲起了在米兰新开的酒吧，“而李则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出了所有同性恋酒吧的名称，”“除非你长长光顾这些酒吧，或是在米兰住了相当一段时间，不然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细节……行家才能给出这样一份酒吧名单。”莉泽记得当时有些尴尬和窘迫，但后来大家又转移了话题，她心想，“喂！这时候你该知道一二了吧，”但是李仍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微微低着头，“他谁也没看”。那时候她意识到“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比他暴露在人前的要多得多。”后来，李曾经给他在圣马丁学院的朋友西蒙·昂格莱斯（Simon Ungless）讲述他在意大利的性生活，而昂格莱斯认为这些故事都是里胡编乱造的。“他讲的事情，在实际中根本是不可能的，”西蒙说。“某种方式的托举，同时和很多男人在一起，这简直是荒谬。”
其他人也对麦昆的行为感到惊讶。一个周末，李邀请卡门和她恰好在米兰的妹妹参加一个派对。他们约好在餐厅外的街角见面，后来下雨了，李拿着一把由竹子和蜡纸制作的日式古董油伞出现了。“伞是他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因为这不是一把在雨中使用的伞，他就这样把这把伞弄坏了，”卡门说。卡门提醒李伞快要坏了，他只是哈哈大笑，然后继续他的派对。在这个聚会上，李留在卡门心中的印象再一次受到了挑战。“主人是一位帅气的男子，他在范思哲工作，聚会上净是些漂亮的人，”她说。“我很好奇，他是在哪儿认识的这些人？”
麦昆决心尽可能多的观察身边的人并向他们学习，他密切关注着罗密欧·基利的一言一行。罗密欧是个极富个人魅力的男子，如卡门所描述的“罗密欧并不英俊，但他就像一张电影图片，有着浪漫的情怀，与众不同、神秘莫测。”李被基利的故事迷住了：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十几岁就失去了双亲，他用父母留下的遗产环游世界。“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我生活得像个王子，”基利说。他的母亲总是穿高级定制的服装（迪奥和巴黎世家），这些服装华丽精美，有的仿佛是从雕塑身上移嫁过来的，基利被深深吸引。“我关注的是这些服装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说。“无论我做什么，我要知道它的制作原理。”多方面的杂糅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他从书、画、外国文化以及旅行见闻中汲取灵感。“我的服装系列的灵感来源于我父亲的图书馆，”他说，“并非单一流派，而是兼容并蓄——我全部知识的融合。”
麦昆学习基利如何塑造并维持公众形象。“基利总能得到众人的目光，我想知道原因，”后来李说。“这与他的穿着无关，更多的是他个人的魅力。这对任何人都适用。对于服装的喜爱永远排在第二位，次于对于设计师的喜爱。当然你要知道你也必须是个好的设计师。没有专业技能的支持，其他都是废话而已。如果你设计不出好的服装，说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
在米兰的最后那段时间，麦昆与同住在公寓的同事发生了一些龃龉。一天晚上，莉泽回到公寓，发现房间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她打开自己的房门，看见李躺在她的床上，脚搭在她的枕头上。李“很难过”，他一边讲发生的事情一边小声啜泣。莉泽回忆说，“那时很晚了，我很累，我尽量安抚他，让他离开我的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不久，他就收拾行装，离开了。”李离开时，莉泽记得“前门砰的被撞得大敞四开，看到了黑漆漆的公寓楼梯间。”
麦昆在基利公司工作的时间很短，1990年夏天就离开了。卡拉·索萨妮与基利关系破裂，很快公司就解体了。李告诉卡门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但又说要回到伦敦，找个工作，他把母亲的通讯方式留给了卡门，以便今后联系。李离开了，留给她几幅怪异而美丽的草图，还有几张照片。在她的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中，有一张李的特写，照片中的他看上去有点变形，好像他曾用外科手术刀把自己的图像刮花。
表面看，麦昆的生活前景似乎又变得一片黯淡。他回到伦敦，搬回比格斯塔夫大街的父母家，再次为约翰·麦基特里克工作。这时，麦基特里克已经离开了“红色与死亡”，以自己的名字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牌。当时他把目光放在了恋物癖着装上，因此麦昆制作的服装需要大量的皮料和PVC，还要处理很多拉锁，细部还要用到很多特色铆钉。“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开始听取我有关设计流程的意见和建议，”麦基特里克回忆说。“他有在萨维尔街工作的经历，但只不过是个学徒裁缝，后来是个兼职的制版师，做了点针线活儿，并不是多么棒的一份简历，不足以给他信心。他当时说自己确确实实想当一位服装设计师，我告诉他必须要学习服装制作的整个过程。我说他可以通过和其他人工作学到这些，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上学。”麦基特里克告诉李中央圣马丁学院（Central St Martins）是伦敦艺术与时尚的摇篮，位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Soho办公的附近，他还告诉李自己如何在圣马丁学院拿到了本科和硕士学位。“现在学习还为时不晚，李在时尚圈的工作经历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麦基特里克说，他现在正在圣马丁学院教授硕士课程，还把博比·希尔森（Bobby Hillson）（圣马丁艺术学院时装课程的创建者和系主任）的联系方式交给了李。
李知道，如果他能在圣马丁学院学习，他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我都想学，每一样，让我知道一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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