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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120815
我们这里所说的青藏高原文化，便可以分为高原本土文化和高原聚合文化两大部分。本土文化的主要内涵包括以原始信仰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始自然宗教文化和民俗信仰，主要是以高原传统的自然宗教——苯教和民间文化观照下的民俗信仰为主要内容；聚合文化则主要指沿着青藏高原不同时期所开辟的民族走廊，犹如潮涌的历代移民裹携着不同民族、族群及其文化板块，在相互碰撞与交融中，重新聚合、层累、叠加所形成的文化新质。
第一章 青藏高原的地理人文与民族分布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
第二节 道路交通与民族文化走廊
第三节 青藏高原多民族分布格局
第二章 青藏史前移民与高原文化的传播
第一节 青藏史前文化
第二节 古羌人部落的发展与昆仑神话
第三节 青藏高原最早的移民活动与“玉石之路”
第四节 苯教的传播与高原民族文化的古风神韵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高原移民与民族文化的选择
第一节 秦汉时期高原羌人的迁徙
第二节 “羌戎”分野与高原民族的文化适应
第三节 汉初的高原屯田移民与高原农耕文化的发展
第四节 “丝路羌中道”民族走廊与高原民族文化的开放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高原移民与民族文化的共适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的高原东部移民
第二节 鲜卑吐谷浑人的史诗性迁徙
第三节 “吐谷浑”道上的民族文化交流
第四节 北方胡系民族移民与高原民族文化的共适
第五章 唐蕃时期的高原移民与民族文化的互动
第一节 隋唐二代的高原屯田移民
第二节 吐蕃的军事移民扩张与文化的东传
第三节 佛法传播与高原文化圈的逐步形成
第四节 唐蕃民族走廊与汉藏文化的互动
第六章 两宋时期的高原移民与民族文化的变迁
第一节 吐蕃的分裂与青唐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宋开西河与汉族军民的大规模移民
第三节 “丝路河湟道”民族走廊上的文化共适
第四节 佛教文化的后弘期与高原风俗的变迁
第七章 蒙元时期的高原移民与民族文化的同构
第一节 蒙元时期对高原的统治
第二节 “西域亲军”与高原伊斯兰文明的传播
第三节 神佛互渗下的信仰重构
第四节 藏彝民族走廊与藏东移民文化
第八章 明朝时期的高原移民与民族文化的传承
第一节 明代对高原的屯垦移民
第二节 东西蒙古对高原的军事移民
第三节 涵化视阈中的青海土著族群
第四节 高原移民记忆与口承叙事传统
第九章 清代的高原移民活动与民族文化的共享
第一节 清初的高原政治生态与移民活动
第二节 清中后期高原的社会矛盾与近代高原的文化性格
第三节 青藏高原多元文化圈与民族文化的跨族群传播
第四节 青藏高原民俗文化的共享与整合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移民是人口和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历史上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移民活动，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以迁徙、聚合、战争、贸易为中介，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着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都带有明显的移民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正是由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历数千年的互摄互补性交流，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弘、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来民族迁徙、民族互融的漫长历史，也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历史。因此，揭示青藏高原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由来及其文化变迁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更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青藏高原看成是一个单一性的文化地带，把生活于青藏高原的民族主体——藏族当作是一个单源的民族，并由此提出文化的南来、西来、东来等各种看法。事实上，“世界屋脊”上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复合文化。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古老文化，北方大漠的草原游牧文化以及东南亚热带河谷文化，都曾伴随着历代滚滚的移民浪潮从不同的方向汇聚于雄奇壮丽的青藏高原，使之成为中国农牧民族交替兴衰的历史舞台。而青藏高原文化也在固有的土著原生文化基础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重性特征，构成了高原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多元并流、多元共生。有学者因此将青藏高原称为“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童恩正： 《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版图的西南部，海拔较高，东西长约1200公里，南北宽约800公里。境内群山环绕，昆仑山贯穿东西，自然条件复杂多样，高山、丘陵、平滩、盆地、湖泊交错分布。自古以来，高原牧场和辽阔的草原决定了青藏高原游牧经济的最显著特点，而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的河湟谷地也成为农耕文明的活跃区域。于是，青藏高原这个中国西部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广袤大地必然成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对冲的交汇点和多民族交融、迁徙、文明互鉴的交错地区。
在青藏高原的历史上，河谷地区所形成的民族走廊是移民与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有“江河之源”美称的青藏高原，在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开辟的一条条通道，将中原与边疆、草原与大漠、东方与西方自然地联结在一起。翻开厚重的中国西部民族发展史，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高原文化圈的交界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是担负着文化承载、文明互渗、民族交融的使命，上演着一幕幕迁徙融合、盛衰消长的历史剧。
近年来，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文化古迹星罗棋布，足以说明几千年前的高原人烟稠密、聚落密集。从西藏尼洋河（nyangchu）岸发掘出土的古人遗骨以及青海贵南拉乙亥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将青藏高原的文明史上推至七千年前。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谷物种子的发现、青海乐都柳湾彩陶的出土、青海西宁上孙家寨的环臂踏歌舞蹈彩盆以及青海海西诺木洪文化的发掘，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表明早在史前时代，该地区就有许多族群在青藏高原地区繁衍生息，而且早已成为古代文明与中华史前文化多元汇聚的重要地区。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高原先民高超的艺术水平和非凡的聪明才智，启迪着我们对青藏高原民族文化内涵的重新思考。
古文献《禹贡》、《史记·夏本纪》记载，都称青藏高原地区是古代羌人旧地，“羌，西戎牧羊人也”（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78页。。我国古代羌人的形成与华夏族的形成差不多同时，古羌戎文化应是同华夏文化同样古老的文明之一。古人曾言“舍羌氐而无华夏”，从古代文献《山海经》、《穆天子传》中记载的“虎齿豹尾”的西王母，到《尚书·舜典》中的“窜三苗于三危”冀昀主编： 《尚书》，线装书局，2007年，第10页。以变西戎；从大禹导水积石再到《诗经·商颂》所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这些记载虽然充满着神话的荒诞色彩，不全作信史，但从中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代，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就已与中原社会有着频繁的来往。
春秋时代，秦国向西大举开疆拓土，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汉） 司马迁： 《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140页。兼并和征服了西北大量戎人和羌人部落。秦始皇统一六国，修筑长城，东起辽东，西到临洮。《后汉书·西羌传》载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944页。，青藏高原由于在临洮以西的“临洮边外地”，秦国势力尚不能达，故种人得以繁息，其原有的文化也得以保存。
西汉时期是青藏高原诸羌内部迁移、分化和融合的重要时期。青藏高原牧场丰美，草场广阔，是从事游牧的理想之地，当时汉代生活于高原的羌人种落有数十个之多，如先零羌（原住于赐支河曲的大小榆谷，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县东），烧当羌（世居赐支河曲北岸大允谷），罕羌（居湟中），卑湳羌（居金城郡安夷县），勒姐羌（居安夷县勒姐邻），彡姐羌（居河湟间），钟羌（初居大小榆谷南），卑禾羌（驻牧青海湖地区），黄羝羌（游牧湟水流域）。这些羌人部落“大者万馀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958页。；“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939页。。汉初，北方匈奴乘中原内乱，南下河套，进入河西，臣服诸羌，并挟制羌人听命于已，使原本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大月氏及乌孙人，被迫西迁至葱岭一带，而部分大月氏人则南迁到祁连山一带，与湟中地区的羌人杂居，被称为“小月氏”。匈奴人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南侵扰汉朝边地，西北边疆形势严峻，烽火不息。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最终得以恢复和发展，国力逐渐强盛之后，便开始了“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944页。的战略行动。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割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发动“河西之战”，汉将霍去病率军两次进击匈奴，河西出现“空无匈奴”的局面，揭开了汉开河西的序幕。元鼎五年（前112）为沟通内地与西域的交通，彻底割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武帝遣李息、徐自为率军进占高原东部湟水流域，“征西羌，平之”（汉） 班固： 《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第134页。。“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西羌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944页。。为巩固汉朝在湟中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汉军初开湟中时，不仅向湟水流域迁徙汉人、安置降羌，而且设置烽燧、亭障，建西平亭，设护羌校尉“统领西羌”，同时设置公田，实行军屯。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 汉神爵元年（前61）汉将军赵充国率军进入湟中，平定西羌，在湟水流域屯田，这些屯田卒主要是“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汉） 班固： 《汉书·赵充国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245页。。从此开始了汉朝在西部边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并由此揭开了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汇聚、碰撞和交融的历史新篇章。
自汉武帝以来，历代王朝都把屯田实边作为开拓、巩固西陲的重要国策，《汉书·王莽传》载：“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计。”（汉） 班固： 《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995页。这些被迫迁徙的犯人成为进入青海地区的汉族的重要来源。东汉时期，无论是在屯田的范围还是规模上都超过了西汉时期，屯田区域由高原湟水两岸进一步扩大到黄河两岸，大批汉人因屯耕而迁至该地区繁衍生息，不仅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而且也促使黄河上游地区的农牧业分界线不断西移。因此，两汉以来大力推行的屯田实边政策在不断促进青藏高原东部农业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河湟地区的农业化和封建化进程，更对今天高原东部河湟农业区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高原羌人在汉族军民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并在与汉族的交流或与土著的结合中形成了新的民族聚合体。而多民族共存共生格局的形成，使青藏高原地区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民族语言、居处建筑等方面所体现出的民族审美情趣也表现出与中原迥然不同的地方性特征。
两汉以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青海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浪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东胡鲜卑人大量涌入青藏高原东部。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青海路“湟中道”、“羌中道”的开辟，使高原地区再一次站在了东西文化对接的交汇点上。乞伏氏、秃发氏先后建立了西秦和南凉政权，来自东北地区的鲜卑族建立了吐谷浑政权。以上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曾通过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各民族的不断迁徙往来，在加速其与当地民族的融合的同时，也促成了青藏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西域文化正是踏着这滚滚的移民风潮进入青藏高原，进入河西，再向东进入中原的。高原地区在民族大迁徙和社会大动荡的影响下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农业生产中牛挽拉的双辕犁的出现，水浸种催芽技术的掌握，手工生产方面如冶铁锻造技术、制盐的新方法等，均表现出时代性和地方民族特点，而儒学教育在高原东部的兴起以及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则进一步见证了青藏高原地区在东西文化传播交流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7世纪时，吐蕃王朝兴起，并逐步朝东北扩张，高原北部的大、小羊同，南部的苏毗，东部的党项、多弥等族群成为吐蕃的附属。此后，吐蕃通过军事手段占领了唐朝的河陇地区，并称之为“朵思麻”，将青海河湟流域则称为“大小宗喀”，进一步将这里经营成吐蕃经略河陇的军政中心和战略后方。纵观唐与吐蕃两百多年的关系，更多的是唐蕃会盟联姻下的友好往来。从长安经河湟通往逻些的大道上，数以百计的使团吟唱着汉藏民族友好的动人传说。中原地区的汉人通过屯田、留戍、流放、出仕、和亲等多种途径不断进入青藏地区，形成了继秦汉以来的又一次移民高潮。而吐蕃移民统治下的陇右、河湟、安息等地也成为吐蕃人、吐谷浑人、党项人、唐人等多民族融合、交错杂居的地区。事实上，吐蕃王朝向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扩张过程，本身就是藏民族自身的迁徙以及与他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由于吐蕃政权对占领地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不少羌人、吐谷浑人及汉族军民被吐蕃化，融入“大蕃民族”中，藏族便逐渐成为黄河上游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由《资治通鉴》中所载“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第6919页。，可知青藏高原东部当时经济的整体水平。
9世纪后半叶，吐蕃王朝崩溃，青藏高原各地呈割据状态。10世纪时，唃厮罗在高原东部河湟地区建立政权，以青唐城为中心，统治了上百年。青唐政权是一个以吐蕃移民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在其统治下有吐蕃、党项、汉人、回鹘人以及侨居高原东部的西域各地商人。唃厮罗政权覆灭后，宋人经“熙河之役”占据河湟约27年，而后，金统治5年，西夏党项人统治90年。在这几代王朝相继统治期间，青藏高原东部成为各民族势力角逐争雄的地区，使河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杂居情况进一步加剧，“羌浑杂居”、“土羌分治”。《青唐录》载“夏国降于阗，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宋） 李远： 《青唐录》，载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 《青海地方旧志五种》，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移民群体的纷至沓来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景。
到了13世纪，青藏高原的历史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蒙古的关河铁骑卷起巨大的风暴占据高原。元代，将整个藏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安多（朵思麻）、乌斯（思）藏和康区。分别设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朵思甘宣慰司）、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斯藏宣慰司），对广大高原进行行政管理。而这三处宣慰司所属的民族部民，较之于宋金时期，移民的成分更为复杂，青藏高原由此成为蒙古、西蕃、诸羌、“蛮夷”、回回、女真、汉人及来自中亚、新疆的“降胡”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带。
元朝的统一使东西交通空前便利，东西贸易极大繁荣，大量西域突厥、波斯、阿拉伯商人往来于青藏高原地区。随着内地、西域使臣、商贾移民的不断往来，也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带入高原。大量的蒙古部落在元王朝实行的“封王镇守”制度的影响下，不断迁入青藏高原地区，从而形成了蒙古族新的居住和分布格局，也为留居地民族提供了新的族源成分。高原地区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以藏传佛教文化为底蕴，以汉族儒教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蒙古萨满草原文化互为融合、互为因素的多元文化格局。青藏高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民族的分布格局在蒙元时期已基本形成。
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弃大都北遁，明将邓愈、沐英、蓝玉先后兵临高原，或伐或抚，逐渐将高原各族纳入明王朝的统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势力的发展及驻屯戍边政策的实行，众多的明朝边防军及家属开始大批移民屯田来到高原地区，出现了移民实边的第三次高潮，汉族人口渐居多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的居民结构。明王朝还采用内徙、强制同化等政策，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从而使大量已归附明朝的蒙古人、色目人逐渐融入汉族中，加速了各民族迁徙、互融的步伐。
明清两代的高原移民脚步依旧没有停止，先是东蒙古土默特俺答汗部移牧于青海环湖地区，后是原游牧于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固始汗部成批迁入青海地区。不仅冲击了明王朝隔绝蒙藏联系的边政体系，也为当地民族关系及其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孕育并形成了土族、撒拉族等新的民族共同体。而清代则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掀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汉族移民高原的风潮。这一时期高原地区的民族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首先，在蒙古地方部落政权的扶持下，藏传佛教（喇嘛教）在高原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其次，明清以来伴随着回回人、撒拉人等穆斯林民族定居青海，伊斯兰文化在高原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加之上述支配高原政治、文化、艺术建设的核心思想体系没有经过近代人文思想为核心的宗教改革，从而使政教合一或政教结合的体制一直延续至解放前夕。
纵观高原五千年的历史，古老而年轻的青藏高原的文化作为中华龙文化向西发展的一个集结点，在人类迈向文明的初夜，以其质朴、鲜活的生命力谱定了华夏文明的第一乐章。而在漫长的历史卷轴中，高原文化毅然站在人类文明冲突的最前沿，展演着一幕幕移民、屯田、迁徙、融合、文明互渗的风情画。青藏高原地区作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此消彼长的中间地带，向东与中原文化唇齿相依，使汉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向西则与西域文化碰撞、交流，以“西学东渐”的姿态延续着域外文明，并由此形成了高原艺术气质中形态多样、宗教氛围浓郁等鲜明特点，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缩影。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都拥有一定的文化特质。而文化的发展史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样，无时不处在变迁中，各民族相互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文化的变迁成为永恒的社会现象。而对文化内涵的研究，则应提供一把解读文化或文明的钥匙。以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去审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体系的孕育、发展和传承都不可能在孤立的过程中完成，都会或多或少地借鉴或融合他族的成分。我们这里所说的青藏高原文化，便可以分为高原本土文化和高原聚合文化两大部分。本土文化的主要内涵包括以原始信仰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始自然宗教文化和民俗信仰，主要是以高原传统的自然宗教——苯教和民间文化观照下的民俗信仰为主要内容；聚合文化则主要指沿着青藏高原不同时期所开辟的民族走廊，犹如潮涌的历代移民裹携着不同民族、族群及其文化板块，在相互碰撞与交融中，重新聚合、层累、叠加所形成的文化新质。
在文化人类学各学派的解释中，“文化变迁”一词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其中，社会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经历时日的文化之修正，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历史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相应变化；功能学派认为，文化变迁是文化现象的转移及其相互混合、融化的过程；结构主义学派则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变化，或是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凡此种种解说，角度虽不同，但从总体上强调了两点，文化变迁从内容上应指文化特质所发生的量变的文化趋向，形式上则指文化模式的分解或重组，并由此产生出来的文化新质。因此，文化的变迁也称为文化涵化，包含文化传播、文化移入、文化适应等内涵，其中文化的传播并不强调结果，但往往都伴随着一定的接受或采借他文化的现象，一般都会按自己原文化的传统对传播的内容加以协调、消化或改造。文化的选择移入与文化的自我适应往往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时表现为外部压力的被迫植入，但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追求适应性的自我要求。作为文化变迁的主要形态——文化涵化（文化接触）现象，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从另一种文化中获取文化元素，甚或是不同文化单元间的持续文化互动，并由此产生对新的文化环境的适应过程。文化涵化造成的最常见的类型有：
（1） 文化融合型。即两种以上的民族或文化在相互长期的接触中，不同程度地相互吸收异质文化，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各自的文化原特质，并最终形成一种新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的变迁情况一般是处在文化板块的边缘地带，即没有一方文化处在巨大的强势状态。多种文化得以较广泛、方便地交融，通过分化与重组，显示文化的开放性特色。
（2） 文化“假晶”型。“假晶”本是地理学术语，特指自然界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他种岩石的间隙和空洞中，从而形成一种貌似乙种岩石而实为甲种岩石的“假晶体”。对民族文化来说，专指文化体系中的一方“名存实亡”，表现为虽保存了与原族群文化认同，但从宗教信仰到本质的文化习俗等原文化特质基本上均已变迁的一种文化涵化结果。
（3） 文化同化型。“同化”应是不同民族在相互接触中，一方的文化特征消失、民族消亡，其实际是改变了民族认同的重大文化变迁，也是最为剧烈的文化涵化现象。所谓“百年之间，革其俗”，其中血缘上的融合与宗教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同化力量的巨大推手。
郑晓云在《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提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为人们所认同，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在文化变迁中，包括了时间、变迁的条件，即文化变迁的内外部因素；变迁的过程，即内外部因素与原有文化的整合过程，人们的认同结果等诸方面的因素。缺少了这些因素，文化的变迁便不能成立。因此文化变迁是一种综合因素的结果，而不是一事一物的变化。”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文化的变迁虽有纷繁的解说，但人类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现象。从文化的接触到引起文化的适应、互动、变迁，最终达到文化的共享与整合构建（同构），一种崭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变迁的方式、途径、速度、动因却是多种多样。一方面，它要不断改造自己的文化丛，即抛弃和废除一些不适应群体利益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吸收和融合新的文化特质，形成新的文化价值标准。这是文化展开腾飞的羽翅，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
作为地域性文化，青藏高原所处位置在中原文化圈与吐蕃文化圈、西域文化圈的交界地带，从族源发展和文化因素上看，它由羌藏系、汉族系、鲜卑蒙古系、伊斯兰色目系共同构成河湟民族的主体格局。作为历史概念的青藏高原文化其早期为羌戎文化，体现的文化属性带有明显的原始部落文化色彩。强烈的生存需求、自我意识和征服生存环境的自强性格，构成了古老民族艺术刚毅、豪放的气质内核和质朴自然、不拘一格的生气活力。我们从高原早期出土的彩陶，西王母荒蛮的神话中能够深深感知到祖先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浪漫的艺术气质。而汉代以后，在大规模的中华民族互动与文化、生产交流中，东方的华夏文明、南方的印度古文明，鲜卑萨满文化以及西域伊斯兰文化的因子都曾风一般传入青藏高原，在高原扩散、交流、融合成举世瞩目的多重性文化，产生了迷人的民族文化“化合”。青藏高原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姿态进行着各民族文化间的情感交流与认同，通过民族间的交流、吸收与接纳，凝聚并创造着高原文明的精神内核——海纳百川，既维系着与中原文化的同根意识，又包容着外域文明；既创造着富有勃勃生机的高原文化，又彰显着多元一体文化的品质，而这种精神内核至今依然渗透在高原文化的民族性格之中。因此，青藏高原的文化并非是单一文化，其民族来源也不是一个血统的单源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关系，研究高原族群间的流动与迁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国际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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