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4116021
**手未曾公开的私密资料与**流纪实文学的动感文字生动、丰满、真实、立体地还原陈忠实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人生，展示陈忠实的人格魅力与处世风骨。
本书可谓是一部关于陈忠实的纸上纪录片，作者在陈忠实的前70 年人生历程中截取了20余个重要节点，客观地勾勒出一条线索简单明晰的“路线图”，饱满地展现了陈忠实已走过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文中配以珍贵照片和资料图片多幅，细致陈述1942—2011 年陈忠实生活、学习、工作、交游与创作情况，为陈忠实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翔实的作家生平档案和背景参考资料。
章 少年，乡村的路
1 西蒋村，出生地与家世
2 灞桥，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
3 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4 赵树理：个文学引路人
5 由向往“神童”而眺望遥远的天际
6 柳青：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个导师
第二章 民请教师的文学梦
1 回乡当了小学民请教师
2 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
3 “处女作”的诞生
4 早期习作：黑暗中的摸索
5 此生绝不能在女人问题上跌倒
6 从农中教师到“保皇派”
7 “半个艺术品”修复了文学神经
第三章 业余作者：戴着镣铐跳舞
1 亮相《陕西文艺》
2 《接班以后》一炮打响
3 三见柳青
4 《无畏》之畏
5 “文革”后期的写作：戴着镣铐跳舞
6 《信任》获奖
7 大树的风格
8 灞桥文化馆的日子
9 一个“业余作者”的精神面影
第四章 “我”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
1 “剥离”与“寻找”
2 读书兴趣与文学接受
3 寻求艺术突破的“蓄意”阅读
4 蒋村老屋的藏书
5 蛰居乡村的写作生活
6 从追踪政治与人到探寻文化与人
7 《人生》的“打击”与《康家小院》的“新生”
8 生命的警钟与“枕头工程”
第五章 《白鹿原》问世
1 “寻根”与“挖祖坟”
2 “作家”与“书记”之选
3 “事情咋叫咱给弄成了！”
4 《白鹿原》解读
5 《白鹿原》的出版
6 一段的美好时月
7 《白鹿原》：持续二十年的火与热
第六章 原下的日子
1 主席之位
2 归去原下
3 西湖论剑：“思想的力量”与“生命体验”
4 清夜闲谈
5 二府庄：原下的日子
6 通过散文回到自身
7 在文学史的长河中
8 蛹变化蝶
章 少年，乡村的路
1 西蒋村，出生地与家世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这一天是农历的6月22日，在五行中属火。陈忠实后来说，他的生命中缺水，不知与这个火命有无关系。他母亲说，陈忠实落地的时辰是三伏天的午时。落地后不过半个时辰全身就起了痱子，从头顶到每一根脚趾头，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只有两片嘴唇例外，但却爆起包谷粒大的燎泡。整整一个夏天里，他身上的热痱子一茬儿尚未完全干壳，新的一茬儿又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褪掉了的干皮每天都可以撕下小半碗。陈忠实2006年9月23日在其写就的散文《回家折枣》中说，曾有一个乡村“半迷儿”的卦人给他算过命，说他是“木”命，而他自小受喜欢栽树的父亲的影响，也喜欢栽树，也许就是应了“木”命之说。这一年的属相是马年。
西蒋村如今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原属毛西公社、毛西乡、霸陵乡），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以蒋名，却没有一个蒋姓。除了几户郑姓的村民，西蒋村村民大都姓陈。西蒋村、东蒋村和位于白鹿原半坡上的史家坡这三个自然村，相距很近，同办一所初级小学。据1989年版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地名志》介绍，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东西蒋村原来是一个村，1936年，蒋村分为东西二村。居东者名东蒋村，居西者名西蒋村。西蒋村，位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58户，263人，耕地403亩。
据陈忠实的哥哥陈忠德介绍，陈姓祖先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或嘉庆前从别处迁移而来。何处迁来，难以查考。陈忠德回忆说，当年西蒋村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两个小庙，“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拆毁，庙里供奉的佛像也未能幸免。拆庙毁佛时他当时在现场看热闹，看到一尊泥胎佛像身子中间是一根木棍，木棍外边绑着稻草，稻草上面再糊泥，这样泥塑的佛像结实。他说他记得很清楚，棍子上还绑着一本老皇历，他当时把那本老皇历还拿回家了，翻看时记得其中有一页上画有红色标记，他认为那个红色标记应该就是建庙的吉日。可惜这本皇历后来不知去向。他还记得，佛像胸前有护心镜，护心镜是一个嘉庆元宝。由此判断，村中建庙之年当为嘉庆年间。村子建庙，应该是村子初成规模之时。据的说法，西蒋村陈氏家族的祖先迁移到这个村子后，曾给后代起名字排辈分，一共起了十个字，现在这十个字已经用完。陈忠德说他们现在只能记得后六个字的辈分，依次是国、嘉、步、广、忠、永。“永”字辈的都是解放后出生的。十个名字就是十辈，一辈的岁数差距大致按二十年算，十辈人也就是二百年的样子。算起来，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也就是二百年多一点，时间大致能对上。因此推断，陈氏家族居于此地或者说西蒋村的历史大致也就是二百多年。
关于蒋村村名的来历，我曾请教陈忠实和蒋村的一些老人，他们都说，这个村子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能村子里曾经住过蒋姓人家，后来举族迁走了，村名却留了下来。我曾和陈忠德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北方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主的少数民族与当时内地汉族杂居、融合，关中被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占领。后秦，是羌族政权，以汉长安城为都城，国号大秦。羌族是个古老民族，地处陕西西部及以西地区，到西晋时，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繁衍，羌民族人口剧增，与关中西部的氐人连成一片，布满长安周围。当时人言，“关中之民，半为氐羌”。进入十六国时期，关中羌人数量持续增加。后秦建立后，羌人显官豪族集中长安，关中羌人数量达到数十万。在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胡”大举入占中原包括关中的时候，中原包括关中的汉人则大举南迁，很多人逃往江东即今江南一带。那时迁入关中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居于汉人逃离者的村子，被称为“戎村”或“羌村”。入居关中人口多的一族是羌族，占当时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羌村数目多，成了各少数民族村庄名称的代称。而当时没有南迁的汉族人仍居于原地，则被称为“留村”或“留堡”。由于历史的演化，比如汉族人政权的建立和汉族人势力的强大，历史上的“羌村”地名也发生了演变，总体表现为去少数民族化倾向，“羌”字这个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征的字被另外一些同音字取代。就像陕南的“宁羌”县后来改为“宁强”县一样，关中地区许多古羌族或氐族曾聚居过的村庄，地名也发生了演化，由“羌”字变而为“强”、“姜”、“江”等谐音字。比如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今名东江坡，现属长安区杜曲街道办，这是一个古老村庄，大约形成于东晋时期，原名“羌堡”，后来演变为“姜堡”，马长寿先生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中说，西晋十六国时期关中羌堡后来多写为姜堡。宋人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记有“越姜堡过兴教寺”。由“姜堡”再谐音演变为“江坡”，与古名已经相差万里。清嘉庆《咸宁县志》中已把江坡分记为东江坡和西江坡二村，沿用至今。这样的村名演变例子很多。再如长安区王莽街道办的“江村”的“江”即“羌”。如此看来，蒋村的“蒋”，也有可能是“羌”音演变而来。如果是“羌”音演变而来，蒋村的历史就长了。当然，这里只是聊备一说。
据现在可考的历史看，蒋村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除了“耕”之外，陈家还重视另外一个“家之脉”，这就是“读”，“耕读传家”，这是中国人也是乡村文化基本的价值信念。
陈忠实的曾祖父陈嘉谟，曾是私塾先生。其人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他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
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也做过私塾先生。陈步盈这一辈有兄弟三人，分属两支，是堂兄弟。陈步盈为一支，单传；到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仍是一个，单传。另一支两个“步”字辈的是亲兄弟，他们是陈忠实的祖父辈。其中老大去世早，陈忠实没有见过面，老大有两个儿子，“广”字辈，是陈忠实的叔父。老二在分家时住于陈家祖屋的上房和门房之间的西边的厦屋，陈忠实这一茬孙子称其为厦屋爷。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一个外来人走了，后来一前一后各回来过一次又走了，此后再无消息，于是就把老大的小儿子过继给了厦屋爷。这个小儿子是个孝子，他把厦屋爷从厦屋搬到了上房的西屋。陈忠实稍长，有了一些辨识能力的时候，他看到的厦屋爷已经出进于上房的西屋了。陈忠实对爷爷辈的人见过面还有印象的，就是这个厦屋爷。但是这个厦屋爷也在陈忠实八九岁时就去世了。这个厦屋爷与孙子辈关系不太亲密，陈忠实对他的印象模糊而陌生，后来留下来的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抽烟时需要伸直一只胳膊，才能把燃烧的火纸够到装满烟末子的旱烟锅上。直到快四十年后，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他要写差不多就是祖父那一辈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鬼使神差似的，他恍惚中忽然听到了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那一声重一声轻的沉沉的呻唤声，在刹那间忽然唤醒了他沉眠已久的某些记忆。这当然是后话。
陈忠实祖居的老屋坐落在白鹿原北麓，坐南朝北，面向灞河和骊山南麓。据陈忠实回忆，本门族的一位爷爷给他说，他们这个门族的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这位祖先在村子里先盖起了陈姓聚居的个四合院，尔后积累了数年，又紧贴着这个四合院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陈忠实是东门的子孙。陈忠实懂事起，就记得东门里居住着他的父亲和两位叔父。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八家院。东门和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 1949 年解放。
陈氏家族应该在陈忠实曾祖父陈嘉谟那一代就确定了分家的格局，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和父亲陈广禄在同辈兄弟中居长，东为上，陈广禄便继承着上房东屋和中院东边的厦屋。在上房的东屋和西屋之间是一间明室，作为两家共有的通道，而东屋和西屋是窗户对着窗户门对着门，其间的距离不过三大步四小步。陈忠实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的做厨房，北边的养牛做牛圈。陈忠实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这是陈忠实出生后至成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家庭院落格局。
陈忠实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陈步盈已经过世。在《家之脉》中，陈忠实回忆过他祖父留下的遗物，那是一堆当过先生的爷爷用毛笔抄写的书，行话叫“抄本”。祖父的遗物实际上也是一份遗产，遗产中为珍贵的，应该是它包含着一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这也就是他父亲所说的，“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也包含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文化信息，这需要陈忠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去体悟。
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生于1906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会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还能读小说、剧本乃至《明史》这样的书，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些文化的人。陈忠实记述说：“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陈忠实：《家之脉（代序）》，《家之脉》，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陈忠实从对父亲的评价说到了家族之脉。他说，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到他的孙儿这五代人中，他的父亲是艰难的。他父亲既没有了祖父那样的做私塾先生的地位和经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农民，土地和牲畜交公，也无法从中获取可能有的劳动创造，可以说一无所有，但还是心强气盛，拼死也要供着两个儿子读书。父亲陈广禄的耐劳、勤俭以及性格的耿直，这些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但是父亲坚信不疑的文化意识却是陈家可称道的东西。陈家虽然说不上是书香门第，但对文化的敬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耕而且读，这才是陈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陈忠实的母亲贺小霞，生于1915年8月20日，是白鹿原上的狄寨镇伍坊村人。
陈忠实上有一姐陈希文，一哥陈忠德，下有一妹陈新芳，他排行为三。陈忠德高中只上了一年，就在“大跃进”的年即1958年被招工到青海参加工作，“大跃进”失败后，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陈忠德别无选择，只好和当时的许多陕西青年一样，回到老家，当了人民公社的社员。陈忠实对我讲过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他说，在他之后，他的母亲还生了六七个弟妹，但都夭亡了。其中多亡于当地乡村所言的“四六风”，即出生后第四天生病抽风，第六天夭亡。今天看这个病，其实就是破伤风，因为那时农村接生，是用没有消过毒的剪刀剪断肚脐，如果剪刀上带有破伤风菌，就会感染破伤风，第四天发病，第六天死亡。有一弟是五六岁时夭亡的，应该是亡于肝炎，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弟弟那时浑身发黄，甚至黄到透明的程度。还有一个妹妹也是五六岁时因病死的。陈忠实说他母亲说他“克性”大，一连“克”死了五六个弟妹。
陈忠实后来在他的散文中几次提到神汉给他们家看风水禳灾的事，可以见出陈家当年的一些家庭境况。《火晶柿子》中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读小学时，由于家里几年来灾祸连连，一个小妹夭折，一个小弟长到四五岁也夭折，又死了一头牛，父亲陈广禄就请了一位神汉到家里检查风水，神汉从前院审视到后院，让把后屋和厦房过道间的一棵火晶柿子树砍掉。他父亲读过古代演义类小说，不用神汉解释，便悟出其中玄机，“柿”谐音“事”，就去掉了柿树。在散文《父亲的树》中，陈忠实讲述了同前述内容基本一样的“我们家诸事不顺”之后，说父亲惶恐中请来了一位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说他家祖坟所在的那块地西北角太空了，空了聚不住“气”，邪气就乘虚而入，父亲听了阴阳先生的禳解之法，在那里栽种了一棵皂荚树。
父亲陈广禄是地道的农民，他当年对陈忠实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得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父亲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陈忠实：《忠诚的朋友》，《生命之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陈忠实不愿意过那种“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不愿意虚度年华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但他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西蒋村还不能告诉他。他不愿意按照父亲的意愿和规划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个木命而缺水的孩子，他有着自己朦胧的人生理想。站在白鹿原顶，可以南望秦岭，北眺骊山，向西看，是繁华的都市——西安，向东，则可以走出潼关，走向山南海北。但是，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到底能走多远，年少的陈忠实显然还不知晓。
2 灞桥，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
灞桥，这是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也是一个被文人千古吟诵的地方。
陈忠实对自己的出生地是这样描述的：“我的出生地蒋村，北边东边东南边都与蓝田县辖的大小村庄为邻，我的小学高年级就是在灞河北岸蓝田县油坊镇的小学就读的，路程也就二三里地。那个油坊镇是一个古老小镇，农历每到单日逢集，总是人山人海，包揽了南原（白鹿原）北岭（骊山南麓）和灞河川道的庄稼人，到这里来完成农林牧副产品的交易。这是我十二岁以前所能看见的繁华的景象。”（陈忠实：《一把铁勺走天下》，《吟诵关中》，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陈忠实还说，他的家就坐落在两千多年前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那一带，在“灞上”。他还说，当年刘邦机智地“起如厕”后，就是从他家猪圈的那个位置跑过的。
蒋村原属灞桥区毛西公社，今属灞桥区席王街道。灞桥区是西安市辖区之一，地处西安地区东部，辖境南以荆峪沟与长安区为界，东与蓝田县、临潼区为邻，北接高陵县（其中西段以渭河为界），西界北部隔灞河与未央区相望，南部隔浐河与雁塔区毗邻，中部在浐河以西与新城区相接。全区现辖纺织城、红旗、狄寨、十里铺、席王、洪庆、灞桥、新筑、新合9个街道办事处。西安市灞桥区是1955年建立的。回顾灞桥地区属县的沿革，从战国到清，建县两千多年间，分属芷阳县、霸陵县、霸城县、万年县、咸宁县等。1913年，民国政府撤消了咸宁县，并入长安县。民国初年，撤府设道，时长安县隶属设于西安城内的关中道。后关中道撤销，长安遂直属陕西省，管辖今西安城区和长安区全部。1928年，分长安城区设西安市，旋于1930年撤市，1933年再次设西京市，后又改为西安市。1938年长安县政府搬迁至城南大兆，1949年再迁韦曲，但仍管辖西安市东、西、南、北四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于1955年划长安县第五区（灞桥区）和第四区（狄寨区）的六个乡，设立了西安市灞桥区。1958年又将原长安县的新筑区划入，设立了新筑公社，将长安县的狄寨乡划入灞桥区红旗公社。此后，高陵县的耿镇地区曾一度划入，西安东关、胡家庙、韩森寨等地区也曾一度划入。1965年，灞桥区撤销，并入西安市新设立的西安市郊区。1980年，郊区撤销，灞桥区建制恢复。此后，灞桥区的辖境才开始稳定了下来。
陈忠实对自己所生长的土地的历史显然很熟悉。2008年3月21日晚，在陕西作协他的办公室，我们闲聊，他给我这样叙述他家乡的历史沿革：辛亥革命前，清政府时期，现在的西安一分为二，以钟楼为分界线，南至终南山，北达渭河，东片为咸宁县，西片为长安县。咸宁县政府在东县门，长安县政府在西大街。陈忠实笑着对我说：我们咸宁县为邑，你们长安县为第二邑。辛亥革命后，张凤翙主政陕西，把两县合并，取消咸宁县，保留长安县。范围：东到蓝田，西达咸阳，南抵秦岭，北至渭河。没有现在的西安市及各区名。这个长安县名和范围一直延续到1955年合作化成立时期。其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轰炸西安，国民党长安县政府为躲轰炸，迁到长安县少陵原上的大兆镇，1949年共产党建立的长安县政府移到韦区，此后再没有进城。1955年到1965年，西安市分为城三区和郊四区，城三区：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郊四区：东郊，灞桥区，南郊，雁塔区，西郊，阿房区，北郊，未央区。1965年到1980年3月，四个郊区合并，通称郊区。这个郊区当时有人民公社26个。陈忠实所在公社名为毛西公社。1980年3月至今，郊区又一分为三，东郊，灞桥区未变，南郊雁塔区和北郊未央区名字也未变，只是把阿房区取消了，原来的阿房区南部归了雁塔，北部给了未央。
“灞桥”得名始由，是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灞水得名则与秦穆公当年的霸业有关。西周灭亡之后，古雍州（今关中地区）成了戎狄杂居之处，商朝后裔也乘机立国。秦国本是小国，平王东迁之后，才封秦国国君为诸侯，秦国是在与戎狄族的长期战斗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在秦国壮大的过程中，秦穆公功不可没。秦穆公，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他即位之初，秦国经济比较落后。穆公选贤任能，多方延揽人才，又广泛使用铁器，努力发展生产。秦国连年五谷丰登，国势日强。遂向东攻打晋国，灭掉梁国、卫国。后来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被晋国打败，于是转而西进，灭掉了西戎，并乘胜灭掉了十二个小国，开拓了千里疆土。远在洛邑的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表示祝贺，承认了秦在西部的霸主地位。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并称“春秋五霸”。公元前645年9月，秦、晋于韩原交战，秦穆公大胜，俘获晋惠公，双方于灵台订立盟约，晋国割让河西之八城（今陕西东部）归秦。秦国由此始获得滋水以东之地。公元前623年，为彰其霸业，穆公下令：改滋水为霸水，并在灞河东岸（一说今席王街道附近）筑霸城，作为继续东进的指挥中心。霸城亦称霸宫。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又在霸城设置了芷阳县，“芷”“滋”同音。秦亡汉兴之后，“霸”渐渐演变成了“灞”。灞桥区以灞桥得名，灞桥架在灞河上。
灞河是渭河的支流，关中八水之一。灞河源出蓝田境内的秦岭山中，流经灞源镇后，由南转向西北，进入蓝田谷地，吸纳了清河、辋峪河，在蓝田县城以西受白鹿原的约束，转向西北，进入灞桥区，自东南而西北流，经洪庆、席王、灞桥等街道后，又吸纳了浐河再向北流过新筑，于新合街道境内注入渭河。其实，上古时，灞河本来是经灞桥街道豁口村一带北流入渭河的。后来不知何时，改道向西，鸠占鹊巢，反客为主，抢占了浐河河道，反令浐河成为支流。
灞河是关中第二大河，源出秦岭，过白鹿原后掉头向西，进入沃野千里的平原。唐代诗人岑参在诗中说，“山中灞水北”。隋唐灞桥，正好建于这一形胜地带。站在灞桥之上，举目南望，群山逶迤，驻足北眺，渭水东流，西接千年帝都，东倚锦绣骊山。河岸边绿柳成荫，河堤上游人徜徉，桥下游船如梭，桥上车水马龙。而桥头，则建有离亭和鳞次栉比的歌楼酒肆。这里留下了朝廷命官升迁贬谪时的身影，留下了士农工商郊游踏青的欢声笑语，为人传诵的，当是文人与游子送行饯别的瑰丽诗章。长亭折柳赠别，几乎成了灞桥的同义语。长亭，又称离亭，乃送别之地。唐朝灞桥的离亭，在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校内。该校是陈忠实读高中时的母校。该校所存孙蔚如创办灞桥小学石碑的碑文中记有，“主席孙公”“爰捐千金建一小学”，“就离亭龙王庙二处营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蔚如将军曾为当时尚存的古离亭写过匾额。1958年前后，三十四中在离亭故址修筑了办公室，“文革”前，该校还留有离亭廊柱基石一块。此地与1994年发现的隋唐灞桥的走向正好在一条线上。
灞桥，送别之地。灞柳，送别之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李白有《灞陵行送别》诗：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
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又有《忆秦娥》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称灞河为“滋水”，称浐河为“润水”，意为滋润大地之水。
1992年夏，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之后，填写了一首《青玉案 滋水》词，这样描写灞河的风姿：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 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独开水道也风流”，他要寻找并走自己的路。
3 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安。
1950年春天，陈忠实八岁，开始在本村即西蒋村上小学。西蒋村小学当时是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春季入学。
许多年后，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他家那盏的清油灯下，他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的手里，说：“你明日早起去上学。”他拔掉竹筒笔帽儿，里边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毛笔，仿纸，砚台，这是传统的书写用具。应该还有一个墨锭的。今人已经很少有人用墨锭了，都是买瓶装的墨来用，所以也不一定用砚台。陈忠实当年上学，所用的还是传统的笔、墨、纸、砚。当然，家里境况贫寒，纸不是正经的宣纸，只能是仿纸。所谓仿纸，就是儿童练习写毛笔字用的纸，有的上面印有格子，也叫仿格或仿格纸。砚也只能与兄长伙着用一个。一个读书人一定要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毛笔字。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他记得他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乱扔着一堆书。他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后又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这使幼小的陈忠实大为惊讶，他原以为这些书和字是石印的，想不到竟是爷爷用毛笔亲手写的，而且，这个毛笔字居然会写到和他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看着他一脸的惊异，父亲教导他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陈忠实出生之前，他爷爷已经谢世，但会写一手好字的爷爷和爷爷写的一手好字，却让他由心底产生了崇拜。他父亲的毛笔字写得虽然比不上爷爷，但他父亲会写字。每到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三三两两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求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幅一幅新春对联，然后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在一旁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兴致勃勃地围观父亲在那里挥舞笔墨，陈忠实隐隐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人生忧患识字始。人生起步写字始。陈忠实后来的一生，都与写字分不开，他和写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陈忠实10岁。春季和夏季，他在改迁到东蒋村的初级小学读三年级。这一年，学校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学校规定，学习好的学生进入下一年级，差的留一级。陈忠实在班上是学习好的学生，到了秋季，就直接进了四年级。
1953年夏季，他在东蒋村的四年制初级小学毕业。本来应该到离自己村子近的东李村上五至六年制的高级小学，但那一年东李村小学不招高年级考生，他只好与三个同学一起到灞河对岸的蓝田县华胥镇油坊街报考那里的高级小学。结果，他们三个人中连他在内考上了二人。
从灞河南岸的家里走到北岸的油坊街小学，大约有二三里路。路不算远，但要过一条灞河。由于灞河一年三季经常涨水，往来不便，他在学校搭灶住宿，晚上睡在木楼的教室里。夜里尿憋，要下了木楼梯，到流经教室房檐下的小水渠撒尿，早上又到这个小水渠里洗脸。大伙儿在这个小水渠又是撒尿又是撩水洗脸，不以为怪，只顾嘻嘻哈哈着。这条水渠是从学校的后围墙下引进来的，曲折流过半边校园，然后从学校大门底下石砌的暗道流到街道里去了。小学所在的这条街叫油坊街，也叫油坊镇，后来称作华胥镇。这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时常有集市。陈忠实上学以前，曾随父亲来这里逛集。名为油坊街，想是曾经有过榨油作坊，如今已经看不见榨油作坊的遗迹了。短短一条街道，有杂货铺、文具店、铁匠铺、理发店等，多是两三个人的规模。逢到集日，川原岭坡的乡民挑着或推着粮食、木柴和时令水果，牵着或赶着牛羊猪鸡来交易，市声嗡响，生动而热闹。他父亲陈广禄经常来赶集。陈广禄在河川的几块水地渠沿上种植杨树，靠卖树供养两个儿子上学。陈广禄卖树，先把杨树齐根斫下来，当椽子卖。一根大约能卖七八毛钱，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老笼装了，挑过灞河，到油坊镇来卖，一百斤可卖一块到一块二毛钱。
考上这所高级小学，陈忠实除了认真刻苦学习功课，也好奇爱玩。他次摸了篮球，打了篮球。油坊街距华胥塚遗址所在地孟家崖村不过一华里，班上有孟家崖村的同学，但那个时候，陈忠实没有听人说过华胥氏的传说，而听过不远处的小小的娲氏庄，就是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抟土造人”的神话令陈忠实好奇。有一天，他和同学就在晚饭后跑到娲氏庄，寻找女娲抟泥和炼石的遗痕，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陈忠实有时也耍小性子，有位算术老师平时非常喜欢他，可他却因耍小性子伤了这位老师的心，令他非常懊悔。
1955年，陈忠实13岁，他在油坊街的高级小学毕业了。6月份，他到灞桥的西安市第14初中（今西安市第34中学）考区参加升初中的考试。到了1993年，也是在6月，距这次考试时隔38年之后，陈忠实51岁，他回想起了这一次考试路上的情景，显然是感慨万端，写了一篇相当精彩也相当动人的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关于《汽笛·布鞋·红腰带》中系红腰带的时间：原文写的是“系上红腰带之后半年”。系红腰带应该是他整12岁时，这次考试时他已经13岁了。应该是，在他系上头一条红腰带过后半年。经求证陈忠实，陈认为自己记忆有误），回顾并且反思了这一次可以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
陈忠实在系上头一条红腰带过后半年，他在高级小学毕业了。四十多岁的班主任杜老师带领着他和二十多个同学，徒步到距家三十余里的历史名镇灞桥投考中学。他是这批同学中年龄小、个头矮的一个。这是他次出门远行。他穿的是平常穿的旧布鞋，三十里的砂石路把鞋底磨烂磨透了，脚后跟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他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大家倒退回来，鼓励他跟上队伍，然而他们的关爱和激励并不能减轻他脚底的痛楚，他不愿讲明鞋底磨烂的事，怕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他不愿在任何人面前哭穷。他又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光脚磨在砂石路上，疼痛难忍，他先后用树叶、布巾和课本来塞鞋底，都无济于事。他几乎完全绝望了，脚跟的疼痛逐渐加剧，以至每一抬足都会心惊肉跳，走进考场的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就在他灰心转念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接着看到了一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打算停下来的脚步与飞驰的火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哪!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而根本不用双腿走路!一时间，一股神力突然而起，他愤怒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于是，他拔腿而起，在离学校还有一二里的地方，终于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汽笛、布鞋、红腰带在这里都有极强的文化象征和生命内涵。汽笛是他生命中次听到的声音，在这里代表的是远方的召唤。汽笛、火车都是他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是文明，是新世界。汽笛的鸣叫似乎也在启迪着一个乡村少年，文明和新世界就有前方，召唤他勇敢地前行。布鞋代表的是他当时的身份与境遇。红腰带显示的是生命的年轮，代表来自母亲给他的生命祈福和传统社会给人的精神启示。
这次赶考的经历，给了他深刻的生命启示。此后，每当他遇到人生重大挫折时候，在他意念惶惑的时候，甚至在他企图放弃生命的时候，那一声汽笛的鸣叫就会从他生命深处响起，他知道，那是远方的召唤。于是就咬着牙挺了过去。他明白并坚信一个道理，这就是：无论“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陈忠实：《汽笛·布鞋·红腰带》，《告别白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当年上油坊街高级小学，他和同村的同学是三个考上两个；这一次升初中，二人中只有他一人考上。学校是西安市第36中，位于韩森寨。由于36中的初中当时还在修建之中，他初一学期是在大东门外鸡市拐索罗巷的一个教堂上的课。这里距家路途遥远，约五十多华里，他只好在学校寄宿。每到星期天的下午，他背上母亲给他准备的一个星期的干馍，多是粗粮馍，从蒋村走到鸡市拐索罗巷。上一个星期的课，到了星期六的下午，他又走回家去。他在学校每天的伙食，基本上是开水泡干馍。家中境况好的时候，父亲会一个礼拜给他两毛钱，让他买点咸菜或者辣子酱。星期天回家，吃上母亲擀的面，就是好的伙食了。
1955年的西安大东门外，特别是鸡市拐索罗巷一带，还是一片荒凉，晚上经常有狼出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他仍然要在家与学校之间徒步往返。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一场大雪骤然而至，足足下了一尺多厚。第二天上课，他心里一直发慌，这样的天气，怎么回家去背馍呢？熬煎到后一节课上完，他走出教室，猛然看见父亲披一头一身的雪，迎着他走了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对他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蒋村地处灞河南岸，土地丰饶，但那个时候，陈忠实的家境却是异常的贫寒。父亲陈广禄是个地地道道农民，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吃苦耐劳，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异常紧迫。虽是农民，他的眼光却看得长远，陈忠德和陈忠实两个儿子，他一个不落地供着他们上学。没有别的门路，只有勒紧裤腰带，拼命向土地索取。同时供着两个中学生，办法是两个，一个是卖粮，一个是卖树，那年头粮食太少，因此主要还是卖树。卖粮是尽量让自家少吃，卖树是拼着命向外开掘。陈广禄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栽树。他在自家那四五块河滩地头的灌渠沿上，栽着纯一色的小叶杨树。这种树生长快，变钱也就快。陈广禄把有限的土地充分利用，树种得很稠密，不足一步就是一棵。两个儿子上学的费用一分钱也少不得，所以，他卖树，不能等到哪棵树成材了才卖，一切依买家的需要而定，粗树当檩卖，细树做椽卖。当时一根一丈五尺长的椽子能卖一元五角，一丈长的椽子价位在八毛到一块之间。树卖了，陈广禄紧接着还要把树根刨挖出来，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舍弃，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挑到集上去卖，一百斤劈柴能卖一块五毛钱。陈忠实和哥哥陈忠德的课本、作业本、班费、班上大家合购的理发工具费，以及陈忠德的菜票、陈忠实的开水费等等，都得指靠这个卖树的钱。由于没有其他钱的来项，短短三四年时间，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就被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被掏挖干净。
1955年底，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集体。父亲无地可种树，当然也无树根可刨了。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初中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寒假，大年初一晚上，父亲无奈地对陈忠实这样说，他期望儿子能够理解。“你得休一年学。”父亲对他说这个话，显然思谋已久。“一年。”父亲再次强调，显然说这个话还是感到很艰难。父亲的谋划是，让陈忠德先上完初中，如果能考上个师范学校或技校，学费就会由国家出，压力缓解之后再供陈忠实上学。陈忠实虽然也有委屈，但他理解父亲的难处，便答应了。
春季开学后，陈忠实到学校申请休学一年。班主任在他的休学申请上写了“同意休学一年”的意见，校长写了“同意”二字。他到教务处开休学证书时，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对这个好学生因贫穷休学充满了同情，但又很无奈，送他走出校门，眼含热泪嘱他明年一定记着来复学。
休学后，陈忠实在家里看妹妹，经常背着妹妹在村子里闲转。有一天，乡政府的书记在村子兴办农业合作社，他跟着看热闹。书记看到这个抱着孩子的孩子，很以为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说休学了。问他为什么休学，他不说。书记就问村上的人，村上人说，这娃学得好，但是家里穷，他父亲供不起学，休学了。书记立即发了火：新社会怎能让贫农的孩子失学？书记说，一定得上学。书记后来跟学校联系，要让这个少年复学。学校通知他复学，每个月给他六元钱的助学金。那时对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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