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2632
《世界历史评论》是以世界历史为研究范围，立足国际国内史学界，追踪世界历史研究发展大势，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全面展现史学新发展、新研究、新资料，面向国内史学界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学术精品读物，力求为国内史学界提供良好的展示和发展平台。
“历史学的国际化”这个主题源自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在1988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演讲，主要阐述了自己用国际化的视角研究历史学的观点，后来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本书除入江昭的点题之作外，还收录了徐国琦、郭华榕等诸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文章，视角丰富多元。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日］入江昭 文 屈伯文 译
历史学的国际化
徐国琦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世界史？
［英］彼得·伯克 文 张小敏 译
模糊的历史
郭华榕
“历史是什么”刍议
［比利时］克里斯蒂安·拉埃斯 文 杨美姣 译
古罗马时代的童工奴隶
唐均
吐火罗人内亚城邦文化的语源学记忆
刘耀春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城市广场的 装饰符号（Ⅱ）： 军事将领与君主的塑像
梁民愫
20世纪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阶段特征及实践效应论析
肖超
路加：基督教史学的初始构型
陈勇
1427年佛罗伦萨“卡塔斯托”税制改革：背景、争论及其内涵
王伟宏
18世纪英属新英格兰的消费革命与勤劳革命
朱兵
求解“马基雅维里之谜”：哈维·曼斯菲尔德的探索
评 论 / Review Articles
付亮
浅析“社会规训”范式在意大利宗教史研究中的出现、发展及其问题
万澍
《鼻尖之战，围城滋味：一部美国内战的感觉史》读后
韩琦 徐睿
“外围”国家对外关系的思考与探寻——读《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
焦姣
探索美国经济公民权的性别生成——评艾丽斯 · 凯斯勒—哈里斯《追寻平等：20世纪美国的女性、男性以及对经济公民权的追求》
杨军
库尔德犹太人的前世今生
奚昊捷
中国人如何撰写西方史学史？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暨纪念耿淡如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光启学术 / Guangqi Academics
王晨
《岁时记》 卷第1—100行译注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
历史学的国际化
［日］入江昭 文 屈伯文 译
历史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至少，作为一个美好景象，它似乎在今日的许多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认可。近几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提及并确证了这种美好景象。伯纳德·贝林将史学研究称作“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并指出了日益增长的“平行信息的跨国交流”。约翰·富兰克林写到“学术研究无国界”。威廉·麦克尼尔则谈到“治史的道德责任”，此种责任的用意在于培养“一种个人对全人类的胜利、痛苦均感同身受的意识”。历史学在近100年里似乎走过了一段漫长路程。在本协会成立之时，“历史学”很多时候是指欧洲史尤其是美国史。协会据说是以保存历史文稿、推动“美国史以及在美国的历史的研究”为己任。乔治·班克罗夫特（1885年的协会主席）宣布美国历史协会献身于“美利坚合众国的事业”。
四年前，在纪念协会成立100周年的主席就职演说中，阿瑟·林克指出：在协会成立到如今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领导人的状况日益趋向多样化”；一种“值得玩味的世界性”在所有历史领域、世界各地发展起来。今天，协会有13000名会员，他们代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专业，诸多种族群体，几乎所有的年龄段，还有大量的国家。后一点对我来说尤具特殊意义，因为虽然本协会名为“美国历史协会”，很久以来它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历史学家的共同体了。从起初开始，它便向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敞开大门，时至今日，有超过40个国家的学者隶属于它。超过500位会员有海外通信地址，而其中一些确切无疑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他们住在海外，其数目相比住在美国的外国学者还要多。一些杰出的外国历史学家已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的荣誉会员。从1885年的利奥波德·冯·兰克开始，荣誉会员的身份已被授予全球各地的学者们。前来访问的历史学家频频参加我们的年会。另外，美国历史协会赞助并派遣代表参加了许多国际性会议。
这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起点，它们验证了美国史学专业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与活力。在我对这种开放性深表谢意之时，可以肯定的是，我是以美国所有出身国外的学者们作为谈话对象的。虽然如此，我深深地相信：美国历史协会的使命，不仅在于重新确认这种开放性、世界性的传统，而且要对其加以扩展。今天，我们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使这门学科国际化。在一个层面上， 它要求美国与海外史学团体之间确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另一层面上，此举包含着对具有普世意义的历史主题、观念的寻求。再有一个层面就是，每个历史学家必须要对他（或她）的学术成果如何在世界其他地方被翻译出来给予更多注意。我想就国际化的这三个方面略抒己见。
与国外史学团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需要具有奉献精神以及勃勃雄心的主动性，这在我们的一位前主席刘易斯·汉克身上可以得到证明。若干年前，他对其他国家教授、讲习的美国史进行了考察。在此过程中，他与精于北美史的500多位外国学者进行了交流，他的这种主动性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为我们推动史学行当的国际化增添了力量。作为朝此方向迈进的一步，美国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以及美国研究协会创建了一个与国际学术交流有关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让海外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史方面的历史学家）可以更好地与美国本土的美国问题专家展开交流，它寻求通过这个途径加强我们与海外历史学家的联系。对美国史给予特殊关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美国是美国史这个史学分支的中心，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美国问题专家做了什么，美国本土的专家们并不总能掌握相关信息。海外的美国问题专家若想与我们这里的历史学家展开交流，他们并不能享受到那样多的机遇。我们甚至能看到这样的趋势：在英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还有日本，美国问题专家的人数或许在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历史协会为扭转该趋势而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应被提上它的工作日程。另一方面，在苏联、南斯拉夫、东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研究或许已进入一个成长期。很显然，推动这样的发展可谓刻不容缓。举一个或许是引人瞩目的例子，美国、中国史学研究团体之间的联系在过去若干年变得非常的紧密。在国际交流学者协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乃至其他组织的支持下，来自美国的高级美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人是本协会成员）访问了中国。他们为许多中国听众开设讲座，组建美国研究工作室，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学者加入，还向中国境内的各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就中国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建立了许多美国研究协会，现在，中国学者还组织起来，加入在美国的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协会。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展开类似行动，美国历史协会可以更直接地参与推动这类学术联系的建立。
虽然如此，仅仅推动其他国家的美国研究（通过将美国历史学家在本土所做的工作复制到其他国家）还不够。这样一种交流是单方面的施与。更富成果的交流应该是（而且，从过去以来即是）这样的：来自美国本土的美国历史学家不仅与海外的美国问题专家，而且与其他的历史学家展开交流。由此，他们的视野便会拓宽，他们自己的想法也逐渐得到调整，这样，美国史不仅被看作国家的历史（乃至跨大西洋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且被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
此种人类历史互相关联的观念是我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如果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相遇，交流专业信息，在没有共同探索更大范围的历史主题的情况下就分道扬镳了，那么，这样的国际交流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甚至在他们交流地方性的知识时，他们似乎也应该将这类信息对其他人有什么意义的问题铭记于心。此举通过另一种方式提示我们：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历史学家努力探讨的问题应该有着超越地域界线的意义。如果学者们将各自零散的专业知识化为更具普适性的语言，并且探索封建主义、奴隶制以至现代化等现象在不同国家的意义，如此，他们便创造了国际学术合作的范例。“可以国际化的”主题清单是无穷无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美与真的定义，社会正义，反抗暴力的自由，保存记忆的斗争……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应可为不同国家的学者提供交流的话题。历史学家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就这些主题的比较研究展开合作，由此而确证历史学属于整个人类，而不是在它之下的不同人群。
正如以上评论所指明的，历史学的国际化或许与比较史学的推进是一回事（在我们对世界不同地方的观念、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至少是在一些比较史学的著作中），它强调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或各地社会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对不同国家社会、政治或思想潮流的比较通常以重申它们的独特性而告终。人们对世界某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观念、制度比较得越多，它们之间的差异便趋向于以越发明显的形式出现。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我来说，确证地方、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差异似乎是与国际化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我们所寻求的历史学的国际化如果发展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将历史学国家化了（从强调各国历史学发展的独特性的意义上说），那么，这会是一桩不幸的事情。有时，尝试着对历史进行去国家化的工作或许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历史学国际化，也就是寻找对众多国家（而非局限于特定人群）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主题与回应。
有人或许会说史学（至少是现代史）研究已然经历了国家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冲突。我相信两者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视角，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会举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国际关系史为例。在一个层面上，国际关系史不过是不同国家历史的总和，它探讨的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该领域的大多数大作均属此类研究，其着眼点有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国家声望、国家对外政策的类型，诸如此类。由于国家的利益和相对权力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框架，如此，国际关系史中的大多数专著是对列国间危机、冲突、斗争、战争的研究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战争的研究要比有关和平的研究多得多。聚焦冲突看似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国家仍是基本的研究单位。这就是我所谓“国家化”的意思。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史寻求超越国家的分析层面，并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除了考察各国的行为，历史学家还提出了不同的世界体系（或国际体系）概念，这种结构为个体国家的存在确立了条件，它们的政策是对这个结构的回应。学者们据此创造了“欧洲协调”“俾斯麦的欧洲秩序”“凡尔赛条约体系”“华盛顿会议秩序”之类的概念。各大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所有这些对国际秩序的定义，而国际秩序的稳定或动荡反映的是世界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差异。这些体系作为概念建构基本上是从权力方面着眼的，虽然如此，某些学者突出了国际经济体系或制度，用来指称19世纪由英国维持的、国际经济交流的金本位制，以及“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诸如此类。由此，我们既可用权力体系也可用经济制度来概括国际秩序的特征。这样的体系或制度如何影响不同国家，它们怎样得到国家的支持或被后者摧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一系列关键性问题摆在国际关系史家面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可以对其展开联合研究。
或许，有待加以广泛研究的重要的领域之一便是一个既定国际权力体系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常常（虽然并非总是）可以互换。在19世纪，人们可以说，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由英国海军与商业提供支持）既有权力内涵，又有经济内涵。我们也可以说，帝国主义既是一个权力体系，也是一个经济关系体系，身在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控制着与属下万民有关的诸般事务。虽然如此，以权力和全球经济秩序定义的两种国际体系，有时亦会有一条鸿沟横亘其间。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欧亚的势力均衡赖英国、法国和日本加以维持，但世界经济中无可争议的领袖是美国。由此，国际权力关系和国际经济体系之间便存了间隙。到今天，国际秩序的“权力”方面或许可以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衡来概括其特征，但这种均衡并不与全球经济交往的结构相对应。这类间隙对整个世界的稳定或动荡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各国历史学家可以合作研究并能取得丰硕成果的问题。
后，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家还需投身于文化问题。有人问得好：针对国际体系，我们能不能提出一种文化的向度？除了探讨强权的兴衰或一个经济体系的创建与崩溃，我们还可以谈论全球文化潮流的兴起与衰朽吗？表面上看，如果仅仅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文化指的是私人性、地方性、狭小范围内的事情（用贝林的话来说，“内心的世界观—共享的态度、回应以及‘思维方式’”），那么做上面提到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按照这样的定义，文化有着依时空条件而变化的特殊性，这样，在某些宏大而模糊的事物（比如国际秩序）的背景下谈论文化或许会显得荒谬。虽然如此，探索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仍是有价值的，因为归根结底，私人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早就被定义为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
就事实而言，国际关系史家一直在考察文化问题，哪怕他们并未明显地提到它们。举一个近期的著名事例，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虽然标题听上去很传统，在这方面却充满了切中要害的洞察力。该书比较了列国在军事、经济上的相对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指出竞逐权力是一种随处可见的人类境况。大国有兴有衰，有一件事情看起来却是亘古不变的：世上男女的权力取向（至少在他们将自己组织到国家实体中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谈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驱动力，定义了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人类文化。与此同时，肯尼迪还暗示：在定义人际关系时，人们选来倚为助力的并不全是权力。在该书末尾，他征引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事务观念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亚当·斯密的看法。李斯特提出了一种“权力”定义，据此，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集聚权力，应付可能的战争。而斯密强调了并不必然隐含敌对关系的经济交往。李斯特与斯密，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这两种不同景象，人们对世界所设想的冲突与和谐两种状态，所有这些对立并非西方思想家的专利。同样的二分法亦在古代中国的武（力量）—文（文明）概念中有所显现，毫无疑问，其他社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极性概念。当然，问题的实质并不纯在于简单的对立，关键是无论李斯特还是斯密的表述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们设想了不同的国际秩序景象，并且告诉我们：无论是权力关系还是经济交往都是没有思想的自动反应；与文化有关的一些假定，以及文化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制约了人们对追逐权力或强调经济利益的选择。
在这些假定中，流行的莫过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观念了。极具影响的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埃韦在20世纪10年代指出，随着资本、人流跨越国界的流动，国内与国外产品、人口之间的界限渐趋消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国际规条会被颁布出来，用以制约人们的行为。资本家和工人由此而走向国际化，他们会竭力避免导向战争的灾难性竞争。埃韦断言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20世纪会是国际主义的世纪……终会出现一个欧洲合众国和美洲合众国，可能还有一个世界合众国”。这种国际主义是对斯密的回应，在本世纪（指20世纪）初的几十年尤其风靡于美国。或许是由于对纯粹以权力为导向的外交事务观念有所不满，并且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怀有深切信念，美国的历史学家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国际主义研究成果。从事这项工作的先驱之一、晚年的沃伦·屈尔在许多场合断言：如果没有对塑造国际主义的那些力量加以足够关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完满的。让人欣慰的是，近期以来，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一直在主办大量的论坛，探讨国际主义的意义。
国际主义很显然是概念化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它叫作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斯·韦伯的创作约与埃韦同时，他激烈地反对国际主义（有人认为，因为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国际共同体，民族主义已然过时）。相反，“经济共同体……仅仅是列国之间冲突的另一种形式”。韦伯认为民族主义和国家间的冲突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哪怕时逢世界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虽然如此，他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对自身‘文化’的确认”，由此而显明他并不赞同一种粗糙的权力决定论，他只不过是将他眼中的国际主义认作一种幼稚的经济国际主义而已。我们可以认为韦伯有关国际事务的观念比埃韦更具现实主义色彩，虽然如此，它也是概念化的结果，此种观念设定了人类行为的地方性取向并将地方性放在优先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在当时是被人们当作一种流行意识形态接受的，在它看来，国家是一种自组织体。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过，国际主义的思想潮流再次对其做了对冲工作。只举一个例子。明治时代的思想领袖福泽谕吉在出版于1875年的一本读者广泛的书中，强调了国家主权是日本的主要目标，虽然如此，他又说，国家权力终取决于对现代文明的接受程度。对日本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行为加以区分之后，福泽写道：单个日本人在国内堪称至诚有礼，然而，此种境况并不足以确立日本与他国的公正、平等关系。与外国人打交道是日本人的一个严重缺陷，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选择生活在国际共同体中，它在一定程度上便能得到克服。问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让自己文明化的过程中，福泽以“文明化”来指代工业化、现代的学问以及独立的精神。个人品格以及能量如何被引到促进这些目标的轨道上是福泽关心的主要问题，人们还可以推测，这也是在日本、在身处国家构建早期阶段的其他地方，许多其他人关心的问题。富有启发意义的是，用来指代“外交”的日语词gaikō即福泽所谓“gaikokukōsai”（外国交际）的缩写，它表明外交事务必须要从人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个根基去理解。在这类概念中，国际体系与作为文化构成要素的个体态度、取向是不可分割的。人们或许会指出，在福泽执笔发表这些想法的100多年后，有关日本在国际共同体中的文化孤立状态（这与日本在世界上超卓的经济地位形成了尖锐对比）的说法仍不绝于耳。不过，既然说“文化孤立”，其前设是有一个国际文化秩序的存在，“孤立”之谓，正是从这个视角做出的判断。
这样一种秩序事实上存在吗？我要说，此处尚有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该领域可以携手合作，发展出更宽广的视角。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必须利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从业者的洞见和方法论，很久以来，这些人便对文化传播、转变的现象深怀兴趣。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追寻推动或阻碍国际文化秩序之形成的那些力量的踪迹，这些视角是价值无量的。国际关系史家尤其可以从艺术史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归根结底，后者探讨的是艺术风格、品味从世界某个地方向另一地方转变的问题。或许，他们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现象怎样有可能与政治、经济潮流联系起来。还可注意的是，艺术史领域的近作强调了超越国家框架、寻找跨国艺术主题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史家发展出了如下主题：霸权秩序，以及社会精英所接受的艺术表达的主导模式的产生。或许，我们可以借用艺术史家的词汇，考察在历世历代的变迁中，世界上是否发展出了占据霸权地位的文化秩序。国际权力体系、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国际文化景象，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索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工作。
谈到霸权秩序，就将我带到第三个也是后一个我想略论一下的问题，即历史学家自身的文化意识问题。费正清是本协会的另一位前主席，他强调了我们所有人如何“受制于文化”。虽然如此，正如近期对费正清的一份研究所表明的，他起初是相信某些原则、价值的普适性的，不过，他后来对此日益持怀疑态度，比如在用美国标准评判中国发展成就的问题上。由此，他警示人们的是不要坚执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类自我批评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提供了必须贯彻的方法论基础；对我们描述过往现象的那些方法有影响的文化前设，我们当然要小心在意。不过，这类警示无须包含这样的意味：我们怀抱着自信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审查我们自己。正如菲利普·柯廷所指出的，“自我认识就其自身而言是……对社会健康造成威胁的一种自私形式”。保罗·利科在20多年前写道，依据各自拥有的价值和符号定义的文化基本上是“不可交流的”，这或许是对的。不过，我们绝不能认为我们不会遭遇其他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将我们“专有的”知识转化为不那么专有从而更具普遍性的东西。
对我来说，我们在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似乎不应妨碍我们将历史著作译成多种语言。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无论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做了什么，除非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有一些意义，除非以不同文化的语言被人们阅读，否则它几乎是没有价值的。在这方面，费正清本人不仅对西方理解亚洲，而且对亚洲理解自身贡献甚巨，此种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为西方所固有的那些概念框架上。他的悲观情绪看似更多地体现在试图对列国官方关系施加影响的实践领域，而不是体现在对共同思想基础的寻求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亚洲人以及其他人可以寻求推动更好的相互理解。按照类似的方式，身在美国的一代日本通投身于与日本同行的思想对话中，结果是，哪些是美国历史学家做出的贡献，哪些是来自日本人的不再那么清晰可辨。对我来说，日本史、美国史的分野在1945年8月失去了意义，其时日本战败，美国占领当局告诉我那一代学童，对直至那时的历史，我们无论学到了什么都是错的，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历史，不要把任何东西当作是天经地义的。这次解放意义的经历说服了我：国家的历史唯有在从内外两方面加以审视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好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在追求一种不那么扭曲的历史观的过程中，只要你愿意从不同的视角吸取教益，你到底是谁根本无关紧要。同样地，占领结束后不久，我到了美国，我的遭遇和任何学习历史的同学一样。我要感谢我在学院与研究所的教授不把我外来者的身份视作历史研究的阻碍。出于同样的原因，学校教科书中令占领当局反感的内容遭到禁止，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们知道历史是很容易受到世俗权力的掌控的。日本近来重写历史教科书不过是这个道理的表现罢了。中国、朝鲜和其他对日本战时暴行记忆犹新的国家对这类修正行为发出抗议是无可非议的，此种外部干涉或许是历史学国际化进程中健康的发展成就之一，因为它表明形塑一种不偏执的历史观有赖于国际合作。
加拿大研究日本的历史学家赫伯特·诺曼在1957年以悲剧性的方式死去，他当时选择自杀是为了给无休止的调查（针对他过去的政治信仰以及行为）画上一个句号。从许多方面来说，他的死象征了世俗权力对历史研究自由所施加的限制。他曾写道：“历史是让整个世界亲如一家的学科，人类的记忆也是个人的记忆。”我还想再加一句从米兰·昆德拉那里引来的话：“人对暴力的抗争也是记忆对遗忘的抗争。”对我来说，记忆似乎是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文化中的珍贵礼物，世界各地的史学界有责任确保这个礼物不断地被重新确认，从而让过去能够传承到现在，并为当下提供借鉴。当然，正如世界上存在着无数个体，值得记忆的过去也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而被铭记的那些“过去”的总和形成了我们承继下来的文明遗产。这个信念存在于普遍的人性中，在对它进行确认、巩固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哪一个人群拥有历史学界那样优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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