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局者

▲利莫洛夫本人就是一部冒险小说。在他这个时代，做个失败者才是高贵的。

▲法国狂销440,000册，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荣获2011年雷诺多文学奖、法语文学大奖、法国《观点》杂志the first优秀图书、法国《阅读》杂志the first优秀图书奖。

▲2014年《纽约时报》百佳图书中仅有的法国图书、《华盛顿邮报》非常值得关注的非虚构类图书、《出版人周刊》 十本the first优秀图书、《环球邮报》百佳图书。

    这是当代俄罗斯很有争议的人物利莫诺夫的传记。他不愿意像他父亲，忠厚而有点窝囊。他向往自由而冒险的人生，要做硬汉。他是乌克兰的流氓、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下偶像、流浪汉，然后是一个曼哈顿千万富翁的管家、被全巴黎追捧的作家、巴尔干战争中迷失的士兵；而现在，在荒诞、混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渐入老境的他却成为一代迷惘青年的领袖。他自认为是英雄，你也可以叫他混蛋。他一生危机四伏而暧昧：他本人就是一部冒险小说。

    利莫诺夫的传奇不只关系到他本人，不只关乎俄罗斯，也关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我们所有人的历史。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1957年生于巴黎，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制片人。法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卡雷尔之子。他毕业于巴黎高等政治学院，从1983年出版了小说《美洲豹的朋友》以来，共出版了十多本小说；编导了近二十部电影和电视剧，2010年起，当选为戛纳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委员。卡雷尔还获得“科幻小说大奖”“费米娜文学大奖”“雷诺多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奖”“法语文学大奖”“意大利蒙德洛国际文学奖”等十几项文学奖。

作者擅长从新闻中取材，创作介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既有新闻记者捕捉新闻点的敏锐，又有小说家建构故事和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天赋。电影人的视角使得他的作品极具画面感和带入感。他是法国当代少有的既受文学奖项青睐，又有极好市场反应的作家。

冒险使用相当具有贬低性的句子，令人震惊。——约翰·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作者

他是那种*好的作家，而非畅销作家，但他不惧怕离开安逸的书桌，随心所欲去到外面的世界历险……这本非虚构著作拥有两个调子，一是冒险故事，一是文化史分析，是卡雷尔对自我进行审视，对俄罗斯文化传承及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对欧洲人意味着什么进行的研究。——《观察家》

卡雷尔此书内涵宽广，冷静，诚实，兼具人性的幽微。——《纽约时报》

当今巴黎伟大作家很少，埃马纽埃尔·卡雷尔乃其中之一。——《巴黎评论》

第1章

乌克兰

1943-1967

1

故事开始于1942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的一座城市里。十月革命前它叫拉斯加皮诺，1929年后改称捷尔任斯克。这个新地名是纪念第一代布尔什维克、政治警察的创建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至于这个政治警察组织先后名称不同，叫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今天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我们在本书中提到这个机构，使用最后三个富有威慑力的名称，但是俄罗斯人除了使用各时期的名称以外，更为阴沉地称它“组织”。战争打得激烈，重工业要拆迁，从战地转移至后方。这样在捷尔任斯克有一家兵工厂征用全体居民，此外为了监督这些人调动了NKVD的军队。这是个英雄与严酷的时代：一个工人迟到五分钟，就要被送上军事法庭。逮捕、审判、执行，必要时在后脑勺打上一枪的，是那些契卡成员。有一个夜里，从下伏尔加河飞过来侦察的德国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在城市上空抛下几颗炸弹。在工厂四周巡逻的一名士兵，用手电照亮了一个年轻女工的道路，她出门已晚，正急忙朝一个防空洞走去。她一脚踏空，挽住了他的手臂。他看到她手腕上的文身。在几团火光映亮的黑暗里，他们的脸相互凑近。他们的嘴唇合在了一起。

这名士兵，弗尼亚明·萨文科，二十三岁。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个能干的电工，被NKVD招募过来的。NKVD在各行各业中选拔最出色的人才。萨文科由于这个原因，不用像他这一年龄段的多数男孩被送往前线，而是留在后方的兵工厂里当看守。他离家很远，这在苏联是常规而不是例外。发配、流放、大规模人口迁徙，大家都不断地变换地方，要在出生地生活与死亡，这种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

她叫拉依雅·齐比纳，从高尔基市来，从前称为下诺夫哥罗德，父亲是一家餐馆经理。在苏联，餐馆没有业主，也没有代理人，而是经理。这不是创立或购买的一份事业，而是指派谁来担任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不错，不幸的是拉依雅的父亲挪用公款遭撤职处分，送到了列宁格勒战场上的纪律营里，不久前死在那里。这是家庭的一个污点。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国家，家庭有一个污点可以毁了人的一生。儿子不必为父亲的罪恶付出代价，这在我们看来是正义的基础之一，但是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这甚至算不上是一条正式的原则，可以作为理论上的参照。托洛茨基分子、富农、旧制度特权阶层的孩子，注定要过上受排斥的命运，不准加入青年团，不准考大学，不准加入红军和党。他们也有不多的机会逃避遭排斥的命运，那就要否定自己的父母，然后表现极端积极——所谓表现积极就是揭露周围的人。组织把这些有历史污点的人当作最好的助手。以拉依雅父亲的情况来说，他死在战场上可能使事情得到好转，反正齐比纳与萨文科两家顺利度过了三十年代的恐怖时期。诚然他们也只是太小的小鱼而已。这份幸运并没有让年轻的拉依雅不为她不诚实的父亲感到羞耻，就像她也为自己在技术学校当学生时给自己文身感到羞耻那样。后来，她曾经尝试用盐酸洒在手腕上把它擦掉，因为她很难过不能穿上短袖长裙上街散步，当上了军官的妻子，却又像个女阿飞。

拉依雅的妊娠期恰逢斯大林格勒的围困战，几乎一天不差。在1942年那个可怕的五月份，遭受最痛心的败仗时她怀了孕，爱德华则诞生在1943年2月2日，离第三帝国第六军投降、战场形势发生逆转之前的二十天。大家后来反复对他说他是胜利之子；要不是他的男女同胞不惜牺牲生命，不让以斯大林命名的这座城市落入敌手，他将会出生在一个奴隶世界。后来大家又说起斯大林的坏话，把他看作是暴君，怨声载道揭露他的恐怖统治。但是对于爱德华这一代的人来说，他是苏联各族人民处于历史最悲惨时期的最高领袖，纳粹的征服者，这个人还有一点值得普鲁塔克①大书特书的英雄气概：德国人俘虏了他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中尉；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俘虏了德军元帅保卢斯，第三帝国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当德国最高军部提出建议交换俘虏，斯大林高傲地拒绝：他不会用元帅来交换普通的陆军中尉。雅科夫扑向俘虏营的电网自杀身死。

在爱德华童年时有两则故事。第一则温情脉脉，也是他的父亲爱说的故事。婴儿没有摇篮，睡在一只炮弹箱里，嚼着一条鲱鱼尾巴当奶头，对着空中出神地笑。弗尼亚明叫了起来：“好小子！他到哪儿都挺得过来！”

第二则故事就没有那么温馨了，这是听拉依雅说的。她背了婴儿出门进了城，这时德国飞机开始轰炸，她跟着十来个城里人一起躲进防空洞，他们有的吓坏了，有的麻木了。地面与墙壁都在抖动，有人用耳朵探测炸弹落在多远的距离，炸毁了哪些房屋。小爱德华开始哭起来，起初引起一个人的注意，后又引起他的怒气，他尖着嗓子说德国佬有非常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根据最细小的声响找到活人靶子，小孩的哭声将给他们大家带来杀身之祸。他鼓动别人把拉依雅赶了出去，使她不得不在轰炸下去寻找另一个避难所。她气得发疯，对自己说，也对她的婴儿说，今后人家跟她说起什么互助、团结、友爱，都是胡扯。“真实的情况是，小爱迪契加，你别忘了，男人是懦夫，是混蛋，你要是不作好准备先动手，他们会把你宰了。”

2

战后不久的日子里，城市不叫城市，而叫“居民点”。萨文科这个新婚家庭，随着从来不由自己选择的安排，在伏尔加的不同居民点过着兵营与木棚的日子，最后于1947年2月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定居下来。哈尔科夫是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与铁路枢纽，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俄国人争夺激烈。你攻陷我收复，轮流占领，屠杀居民，以致到了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一地瓦砾。红军路上那幢结构主义风格的水泥大厦，住着NKVD的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后者被称为“包干户”。那幢楼朝向庄严的中央火车站，它现在成了石头、砖头、金属物的乱石岗，四周用栅栏围住，谁都不能跨越，因为满地是残垣断壁，此外还有德国兵的尸体和地雷炸药，有个小男孩还因此炸掉了一只手。尽管有这个例子，这群顽皮孩子包括爱德华在内，还是屡次三番闯入瓦砾堆，寻找子弹，把里面的弹药倒在火车轨道上，响起噼啪声，引来火花，有一次还造成列车出轨，这件事也成了传奇。较大的孩子晚上聊天时会讲恐怖故事：死去的德国兵在废墟里出没，暗中窥视那些没有防备的人；在食堂大锅底里发现小孩的手指；食人部落贩卖人肉等等。那个时期，大家挨饿，只有面包和土豆，更多是“卡恰”，这种荞麦糊，俄国穷人餐桌上每顿都有，而富余的巴黎人则偶然尝试，像我就很骄傲自己这道食品做得不错。灌肠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爱德华饿得慌，做梦也在想长大了要做个卖肉的。没有狗，没有猫，没有家养的宠物，都给大家吃光了；相反耗子到处猖獗。两千万俄罗斯人死在战争中，也有两千万俄罗斯人战后无家可归。大多数孩子失去了父亲，大多数还活着的人都成了残疾人。在每条街边路角都可以遇见缺臂、断腿，甚至双腿都截去的人。到处看到一群群无人照顾的孩子，战争中死去双亲或者人民敌人的孩子，饥饿的孩子，偷窃的孩子，杀人的孩子，回到野蛮状态的孩子，组成危险的群体四处乱闯，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惠，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就是说判死刑的年龄，降低到十二岁。

这个男孩崇拜父亲。他喜欢在周六晚上，瞧着他给自己的警枪上油，他喜欢看他穿上军装，最叫他高兴的是允许他擦爸爸的靴子。他把上臂整个伸进靴统，仔细抹油，根据程序一板一眼使用特殊的刷子和细布。当弗尼亚明出差执行任务，这一套工具占了他的半只箱子，儿子把它打开，关上，保养，等待他本人也有同样一套的光荣日子。在他眼里真正称得上男子汉的是军人，唯一交往的孩子是军人的孩子。他不认识其他孩子。住在红军路NKVD大院里的大小军官家庭都有来有往的，瞧不起普通百姓，都是些动不动诉苦又不懂纪律的可怜虫，走在人行道中央不打招呼就停下，不得不叫军人调整他的路线。军人走路皆有定规，步子均衡有力，一小时六公里，爱德华直到晚年也是这样走路的。

为了哄红军路的孩子入睡，要向他们讲述这场战争的故事，俄罗斯人不像我们称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的梦中尽是正在坍塌的防空壕，死亡的马匹，战斗中的同志，他们的头颅被一颗炮弹炸落在自己身前。这样的故事爱德华听了兴奋。可是他注意到，当母亲向他讲述这些故事时，父亲神色好像有点尴尬。故事里从来不提及他和他的光荣事迹，而是他舅舅——拉依雅的兄弟的事迹，小男孩不敢问：“不过爸爸你也上过战场吧？你打过仗吗？”

不，他没有打过仗。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大多数面对过死亡。他的儿子后来是这样写的：战争伸出牙齿把他们当怪物紧紧咬住，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屈服，才证明自己是好汉。他的父亲则不。他没有面对过死亡。他在后方打仗，他的妻子也很少放过机会这样提醒他。

她倔强，对自己的地位很自豪，敌视一切感情用事。她的小男孩有什么对手，她总是站在对手这边反对他。儿子挨了别人打，她不安慰他，反而向动手的人道谢：这样自己的儿子才会成为男子汉，不是娘娘腔。爱德华对童年的最早回忆之一，是他五岁时患严重的耳炎。耳朵出脓，好几个星期听不到声音。母亲把他带往卫生室的路上，必须经过一条铁道。他听不到，但看到一辆列车正在逼近，这个黑色钢铁魔鬼喷浓烟，飞驶过来，他突然感到非理性的恐惧，以为他妈要把他扔到轮子底下。他开始大叫：“妈妈！亲爱的妈妈！不要把我扔到轮子底下！求求你，不要把我扔到轮子底下！”他在书中强调“求求你”的重要性，仿佛是这声哀求才使母亲放弃她的阴险计划。

当我三十年后在巴黎认识爱德华时，他喜欢说他的父亲是契卡，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冷场。一待他逗乐过后，嘲弄我们说：“不要为此编上一部惊悚电影，我的父亲是相当于警察一类的人，不是别的。”

不是别的，真是这样吗？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还在内战时期，红军领袖托洛茨基不得不把帝俄军队出身的人——职业军人、武器专家——收编进来，但是这些是“资产阶级专家”，这样的人很不可靠，他增设了政治委员这个职务，为了控制他们，联署命令，如果他们不坚定就干掉他们。这样产生了“双重管理”原则，建立在这个概念上：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必须最少有两个人，一个完成，另一个保证他是否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完成。这个原则从军队延伸到了整个社会，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必须有第三人监视第二人，第四人监视第三人，以此类推。

弗尼亚明·萨文科是这套偏执狂制度的一个小螺丝钉。他的工作是监视、控制和汇报。这不一定包含可怕的镇压行动——这点爱德华说得对。大家看到他在战时只是NKVD的普通一兵。所谓当兵也就是在一家工厂门前当门警。和平年代升到少尉这样的低级军官。他执行的任务可以翻译成“夜店老板”，也就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活跃士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比如说在苏联红军节组织跳舞晚会。这项工作很适合他：他弹吉他，爱唱歌，他自有一套讲究精致的爱好。他甚至还在指甲上涂透明指甲油：这个萨文科少尉是个真正的公子哥儿，据他的儿子事后回忆说，他若是有勇气撼动妻子专断的权威，他的一生可能有趣得多。

弗尼亚明在这个NKVD式的“夜店”里过得相当滋润，可惜好景不长，他的位子被某个利维坦上尉篡夺了去，那人自己也不知道成了萨文科不共戴天的敌人；在爱德华的私房神话中是个主要人物：善用心计，干得不及你好，然而捞得比你多，这个龟孙子的气势与运道都盖过你，不但在上司面前盖过你，还在——这点更严重——家庭面前盖过你；以至于你的小男孩，尽管像家里人一样神气活现瞧不起利维坦上尉，就是不乐意也禁不住暗中在想，父亲是个干苦活的人，一个潦倒的人，利维坦的儿子才有出息。稍后爱德华发展了一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生在世，头上都有一个利维坦上尉。他的利维坦上尉不久也将在本书中出现，那就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时他十岁。他的父母与他们这一代人在他的阴影下度过了一辈子。对于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他都可以作答，简短明白，没有好声气，不容许有丝毫怀疑的余地。他们回想起1941年德国进攻后接下来的恐怖与死亡的日子，还有那天斯大林灰心丧气过后在电台里讲话。他对着全国男女老幼，不称他们是“同志”，称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这几个词那么简单，那么亲切，这几个大家已经忘记了它们的热度的词，在这场大灾大难中，却抚慰人们的灵魂，对俄国人来说其重要性就像丘吉尔和戴高乐对我们的演说。全国都在给说过这句话的人服丧。学校里的孩子都在哭泣，因为他们不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为他延年益寿。爱德华跟他们一样在哭泣。

那时候，他是个温和的小男孩，富有同情心，体弱多病，爱父亲，怕母亲，让他们称心如意。他在班上当少先队代表，每年登上光荣榜，就像军官的儿子本该如此。他读书很多。他喜爱的作家是大仲马、儒勒·凡尔纳，这两人在苏联家喻户晓。在这点上，我们相互如此不同的童年倒是很相像的。我跟他一样把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当作楷模。我梦想成为猎人、探险家、水手——更明确地说是捕鲸人，像《海底两万里》改编的影片中柯克·道格拉斯扮演的尼德·兰。胸肌裹在一件横条子水手衫里，文身，爱开玩笑，从不气馁，在精气神上超过阿龙纳斯教授和阴沉沉的尼摩船长。从这三位人物验定三种身份：学者、叛逆、行动家，行动家也是个普通人，若由我拿主意，我愿意做后者。但是事情不由我拿主意。我的父母很早让我明白这样做是不行的，捕鲸人，这是不可能的，那不如做个学者——我记不起第三种选择当叛逆这问题是不是讨论过——当捕鲸人不行是因为我这人深度近视，难道戴了眼镜去捕鲸鱼！

我不得不从八岁起就戴眼镜。爱德华也是这样，但是他为此比我更加难过。因为这个缺陷不但使他没法从事想入非非的工作，也把他逐出了正常的命运安排。眼科医生给他检验以后，没有给他的父母抱有太多的希望：视力那么差，他们的儿子没有丝毫参军机会。

这份诊断书对他是一个悲剧。他除了当军官以外没想过做别的，现在告诉他，他甚至连当兵也没有资格，他命里注定要做他从小就学会蔑视的人——一个平头百姓。

如果给NKVD官员安家的大楼不拆除，它的居民不四处分散，萨文科一家不重新安置在哈尔科夫远郊萨尔托夫新区，可能这就是他的未来了。萨尔托夫的马路正正方方，然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拨款给它们上柏油，水泥预制件搭成的四层楼房，新盖不久就已陈旧，里面住着三家工厂的工人，各自叫涡轮机厂、活塞厂、锤子镰刀厂。这是在苏联，原则上做无产者不是失身份的事，可是萨尔托夫的大多数男人酗酒，没有文化，他们的儿子大多数在十五岁就离开学校到工厂工作，或者更经常的是在街头闲逛，喝醉酒打架，即使在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可以看出萨文科一家没法不把这次流放看成是降级处分。拉依雅从第一天起就深切怀念红军路，大家都以属于同类而自豪的军官集团，彼此交换阅读的书籍。那些晚会上，丈夫军服敞开，露出白衬衫，合着从德国充公来的快狐步或探戈唱片节拍，带着他们年轻的妻子跳舞。她骂得弗尼亚明抬不起头，用更能干的同志的榜样开导他，他辛辛苦苦从少尉爬到中尉的时间内，他们连升三级，还在市中心分配到真正的公寓房子；自己一家三口屈居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条件恶劣的郊区里没有人读书，没有人跳快狐步，在这里一个有身份的妇女找不到人说说话，每次下雨后，道路上都是黑色泥浆。她虽还不至于说出她当时宁可嫁给一个利维坦上尉，但是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小爱德华那么崇拜父亲和他的皮靴、军服和手枪，也开始对他可怜起来，觉得他忠厚，有点窝囊。他自己的新同伴不是军官的孩子，而是无产者的孩子。他们中间跟他合得来的那些人，不愿意变成他们父母那样的无产者，而要做流氓。这个行当像军队一样，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伦理道德，这些都吸引他。他不愿意长大了像父亲。他不愿意过忠厚、有点窝囊的一生，而是自由和危险的一生：一个男子汉的一生。

他跟班上一个男孩打架的那天，朝着这个方向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那是个胖乎乎的西伯利亚男孩，名叫依乌拉。事实上他没有跟依乌拉交手，是依乌拉把他狠狠扁了一通。他被送回家来昏沉沉，满身乌青块。他的母亲遵照军队斯多葛主义原则，不可怜他，不安慰他，不怪依乌拉，他自己也认为这样非常好，因为从这天起他的人生改变了。他明白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人分两类，一类是可以揍的人，一类是不可以揍的人，不可以揍的人并不是他们力量更强或训练更好，而是他们不惜杀人。这是秘密，唯一的秘密，温和的小爱德华决心要进而做第二类人，他将要做个大家不敢碰的人，因为大家知道他杀得下手。

弗尼亚明不再当“夜店老板”以后，经常出差，一去几个星期。这些出差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不清楚，爱德华也开始过上自己的生活，对此兴趣很少，但是有一天，拉依雅对他说她打算让他来做晚餐，因为他的父亲从西伯利亚回来。他想自己先去车站接他。

根据他日后养成的习惯，他提前到了那里。他等待。符拉迪沃斯托克-基辅的列车终于驶进了车站。旅客下车，向着出口走去，他站立的那个地方不可能漏过一名旅客，但是弗尼亚明没有出现。爱德华去打听，要弄清楚这班车的时刻。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中间有十一个时区，每一趟车到站与离站的时间都是以莫斯科时间为准——今天还是这种情况，由旅客自己计算时差——因此弄错班次是常有的事。他感到失望，在火车闹声与大玻璃反光中从一个月台踱到另一个月台。披大方巾、穿毡毛皮靴的老大妈冲他吆喝，她们试图向旅客兜售一桶桶黄瓜和越橘。他穿过几条停车线，走到行李装卸区。在车站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两节停放的车皮之间，他意外闯见这样的一幕：有几个穿便服的男人，戴手铐，神色慌张，从货车厢的一块木板上下来；穿军大衣的士兵，枪插刺刀，粗鲁地把他们赶往一辆没有窗子的黑色卡车。有一名军官指挥这项行动。一只手握着用橡皮筋夹在木板上的一束纸，另一只手放在枪套上。他在点名，声音干哑。

这名军官，是他的父亲。

爱德华躲着，直至最后一名犯人登上卡车。然后他回到家，心里不安又难为情。他难为情什么？不是为了父亲给一个可恶的镇压制度做帮凶。他对这个制度毫无概念，从来没听说过“古拉格”这个词。他知道存在着监狱与劳改营，关押犯罪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刚才发生的事他弄不清楚，但是引起他不安的是他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当他是孩子时，一边是军人，另一边是普通百姓，即使他的父亲没有上过前线，作为军人还是令人尊敬。现在他正在融入萨尔托夫少年帮，按照帮规，一边是流氓，另一边是警察；恰在他选择流氓阵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既不是军人也不是警察，而是属于最低的级别：奴隶看守，班房狱卒，维持治安的小公务员。

这一幕还有下文，发生在夜间。他们家只有一个房间，爱德华的床在父母的床脚边上。他记不起有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但是记得起他们以为他睡熟后的一次低声谈话。弗尼亚明语气沮丧地对拉依雅说，他不是像以往那样，把乌克兰的囚犯押往西伯利亚，而是把另一批要枪决的死刑犯押到另一方向去。某一年在一座监狱枪毙苏联所有的死刑犯，第二年则放在另一座监狱执行。建立这样的轮流制度是为了不过分摧毁劳改营看守的士气。我在写古拉格群岛的一些书籍中，徒然寻找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的痕迹。不过即使爱德华把父亲的话听错了，那么父亲在车厢出口处点名，又在他们进入卡车时在单子上勾销的那些人，是去送死的，这点是肯定的。弗尼亚明常对妻子说的是，其中有一个人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档案上有密码，意思是“极端危险人物”。这是一个青年，始终安静有礼貌，说一口漂亮的俄语，他在牢房和货车厢里，每天想方设法做体操。这位风度翩翩的斯多葛死刑犯成了爱德华的英雄。他立志有朝一日要像他，本人也关进监狱，不但要让像父亲那样收入菲薄的穷禁卒，还要让女人、流氓、真正的男人都肃然起敬——他小时候梦想做的一切，他都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