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07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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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哲学家孟子，即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是一支早期儒家学派的宗师。他去世后一千多年，即公元十一世纪，被正式封为儒家圣贤中的“亚圣”（仅次于孔子）。十二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对《孟子》一书重新做注，并把它编入《四书》。也是在十二世纪，《孟子》被收入儒学经典《十三经》，此后《十三经》再没有增补过其他典籍。
内容简介
卷 一
梁惠王章句上
1. 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1. 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 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
1. 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1. 4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1. 5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梁惠王章句上
1. 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1. 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 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
1. 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1. 4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1. 5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目 录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离娄章句上
卷八 离娄章句下
卷九 万章章句上
卷十 万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附录：注释
前 言
前 言
教育家、哲学家孟子，即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是一支早期儒家学派的宗师。他去世后一千多年，即公元十一世纪，被正式封为儒家圣贤中的“亚圣”（仅次于孔子）。十二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对《孟子》一书重新做注，并把它编入《四书》。也是在十二世纪，《孟子》被收入儒学经典《十三经》，此后《十三经》再没有增补过其他典籍。
《孟子》的作者问题和其他校勘问题，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传统的和当代的历史文献学讨论的课题。据已知的史料和1993年考古学家新发现的古代中国的文献判断，可以肯定，《孟子》成书时间不早于公元前三世纪初。可能存在过几个抄本。流传至今的《孟子》，成书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二世纪。当时，赵岐（约108—201）对它有过记述和注释。从他的注释可以断定，那时，已有的抄本之间没有很大差别1。 早关于《孟子》的记载出自古代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手笔，他指出，书的作者就是孟子自己。赵岐将本书由七篇组成的主要文本与包含四篇所谓非典范《孟子》、即《孟子外书》2 的文本加以对比，也强调指出，本书的作者是孟轲。这位注释者的主要依据是内容的“深广”。朱熹也赞同书的作者是孟子。
多数中国文献学者赞成《孟子》是由多人完成这一见解。韩愈（768—824）认为，此书是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和万章记述的。日本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注意到，本书的文字存在两个层面，可以根据内容（篇至第三篇和第四篇至第七篇）和笔法（、三、四篇和第二、五、六篇）的不同区分开来。美国汉学家白牧之曾经积极从事《孟子》校勘的研究工作，据他的见解，孟子去世后，这一哲学学派分成在鲁国同时存在的南北两支，它们留下的文本（相应为篇至第三篇和第四篇至第七篇）后来汇集为一书。照白牧之的说法，各篇之间的差异既可以从思想观点，亦可以从语言的方言特点加以探讨。研究者认为，公元前249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之后，不同的学派已不复存在，当时，在楚国拜为上卿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新阐释的儒家学说开始占主导地位。
当代的《孟子》史料研究者往往遵循宋明理学传统，特别强调韩愈和朱熹对于确立《孟子》经典地位所起的作用。不过，对《孟子》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阶段。西汉河间献王（死于公元前130年）就赏识儒士，读过《孟子》。本书初的一种注本今已散佚，却出自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手笔。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著名的赵岐的注释也不可能问世。注明年代为公元三世纪以前的众多注本，在清代（1616—1911）曾多次刊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官方不承认的《孟子》却很早被列入科举考试的题目，与其他经书一样占有特殊的地位。北魏孝文帝（471—500）时期，甚至宋代早期（960—1127）都是这样。1313年正式把《孟子》列入科举考试题目范围，更引起人们对本书的关注。
临近二十世纪初，曾刊印数十种历代儒家学者所做的《孟子》注疏。还有更多注释，从传统的汉学书目中可以得知其曾经存在，但在逾千年的文本流传中已经散佚。《孟子》的注解和文本诠释，实际上是古代中国注释文献全部编年的和体裁的精彩展示——从对前人注释的简短注解和订正，到对于孟子言论的评述和广泛讨论。除前述赵岐的注释之外，富权威的是朱熹对《四书》中该书的注解。孙奭（962—1033）所做的疏甚至被认为是标准的，显然，这是把一些比较早期的唐代（618—907）编的注释加以整理编成的。焦循（1763—1820）后来的注释，以全面著称，它参考了清代学者的六十多部著作。
《孟子》长期存在多种抄本和刻本，导致笔误、刊误、遗漏、异文层出不穷。况且，不同的注家对某些字的读法和某些段落的理解也有分歧。关于《孟子》标准文本问题，只有通过官方为科举考试指定一种文本的方法，才可以得到解决。自1313年起，朱熹注释的《四书》中的《孟子》便成为标准文本。1415年和十八世纪末又出过新的校订本。通常，官方文本都刻在石碑上公开展示，供人评述。
每逢社会发展的转折阶段，中国的思想界便会热衷于研究《孟子》。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制定儒家的治国之道，王安石（1021—1086）变法，朱熹和他的前人对儒家学说作新的阐释，莫不如此。后来，王阳明（1472—1529）和他的后继者发展了源自孟子的“良知”论。改良派康有为（1858—1927）发表他的学术著作《孟子微》，为的是鲜明地指出在尖锐的全民族危机时刻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在现代新儒学 3的政治哲学领域，曾积极探讨过关于人的性善和治国之道（王道）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口号也逐渐接受儒家色彩：宣布近期目标是建设孟子描绘的“小康社会”。
《孟子》也是民间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该书中的形象有机地融入了中国文学，有些引文已成为谚语和俗语。当前，以不同篇幅讲授《孟子》已列入中国中学和高校中国语言文学普通教程的范围。本书至今在中国广为流传。流行的版本通常包含现代汉语译文。杨伯峻（生于1909年）的今译比较著名，此外还有刘方元（生于1916年）、史次耘、李双等人的今译本。
教育家、哲学家孟子，即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是一支早期儒家学派的宗师。他去世后一千多年，即公元十一世纪，被正式封为儒家圣贤中的“亚圣”（仅次于孔子）。十二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对《孟子》一书重新做注，并把它编入《四书》。也是在十二世纪，《孟子》被收入儒学经典《十三经》，此后《十三经》再没有增补过其他典籍。
《孟子》的作者问题和其他校勘问题，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传统的和当代的历史文献学讨论的课题。据已知的史料和1993年考古学家新发现的古代中国的文献判断，可以肯定，《孟子》成书时间不早于公元前三世纪初。可能存在过几个抄本。流传至今的《孟子》，成书年代可以确定为公元二世纪。当时，赵岐（约108—201）对它有过记述和注释。从他的注释可以断定，那时，已有的抄本之间没有很大差别1。 早关于《孟子》的记载出自古代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手笔，他指出，书的作者就是孟子自己。赵岐将本书由七篇组成的主要文本与包含四篇所谓非典范《孟子》、即《孟子外书》2 的文本加以对比，也强调指出，本书的作者是孟轲。这位注释者的主要依据是内容的“深广”。朱熹也赞同书的作者是孟子。
多数中国文献学者赞成《孟子》是由多人完成这一见解。韩愈（768—824）认为，此书是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和万章记述的。日本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注意到，本书的文字存在两个层面，可以根据内容（篇至第三篇和第四篇至第七篇）和笔法（、三、四篇和第二、五、六篇）的不同区分开来。美国汉学家白牧之曾经积极从事《孟子》校勘的研究工作，据他的见解，孟子去世后，这一哲学学派分成在鲁国同时存在的南北两支，它们留下的文本（相应为篇至第三篇和第四篇至第七篇）后来汇集为一书。照白牧之的说法，各篇之间的差异既可以从思想观点，亦可以从语言的方言特点加以探讨。研究者认为，公元前249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之后，不同的学派已不复存在，当时，在楚国拜为上卿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新阐释的儒家学说开始占主导地位。
当代的《孟子》史料研究者往往遵循宋明理学传统，特别强调韩愈和朱熹对于确立《孟子》经典地位所起的作用。不过，对《孟子》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阶段。西汉河间献王（死于公元前130年）就赏识儒士，读过《孟子》。本书初的一种注本今已散佚，却出自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手笔。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重要原因，著名的赵岐的注释也不可能问世。注明年代为公元三世纪以前的众多注本，在清代（1616—1911）曾多次刊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官方不承认的《孟子》却很早被列入科举考试的题目，与其他经书一样占有特殊的地位。北魏孝文帝（471—500）时期，甚至宋代早期（960—1127）都是这样。1313年正式把《孟子》列入科举考试题目范围，更引起人们对本书的关注。
临近二十世纪初，曾刊印数十种历代儒家学者所做的《孟子》注疏。还有更多注释，从传统的汉学书目中可以得知其曾经存在，但在逾千年的文本流传中已经散佚。《孟子》的注解和文本诠释，实际上是古代中国注释文献全部编年的和体裁的精彩展示——从对前人注释的简短注解和订正，到对于孟子言论的评述和广泛讨论。除前述赵岐的注释之外，富权威的是朱熹对《四书》中该书的注解。孙奭（962—1033）所做的疏甚至被认为是标准的，显然，这是把一些比较早期的唐代（618—907）编的注释加以整理编成的。焦循（1763—1820）后来的注释，以全面著称，它参考了清代学者的六十多部著作。
《孟子》长期存在多种抄本和刻本，导致笔误、刊误、遗漏、异文层出不穷。况且，不同的注家对某些字的读法和某些段落的理解也有分歧。关于《孟子》标准文本问题，只有通过官方为科举考试指定一种文本的方法，才可以得到解决。自1313年起，朱熹注释的《四书》中的《孟子》便成为标准文本。1415年和十八世纪末又出过新的校订本。通常，官方文本都刻在石碑上公开展示，供人评述。
每逢社会发展的转折阶段，中国的思想界便会热衷于研究《孟子》。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制定儒家的治国之道，王安石（1021—1086）变法，朱熹和他的前人对儒家学说作新的阐释，莫不如此。后来，王阳明（1472—1529）和他的后继者发展了源自孟子的“良知”论。改良派康有为（1858—1927）发表他的学术著作《孟子微》，为的是鲜明地指出在尖锐的全民族危机时刻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在现代新儒学 3的政治哲学领域，曾积极探讨过关于人的性善和治国之道（王道）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口号也逐渐接受儒家色彩：宣布近期目标是建设孟子描绘的“小康社会”。
《孟子》也是民间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该书中的形象有机地融入了中国文学，有些引文已成为谚语和俗语。当前，以不同篇幅讲授《孟子》已列入中国中学和高校中国语言文学普通教程的范围。本书至今在中国广为流传。流行的版本通常包含现代汉语译文。杨伯峻（生于1909年）的今译比较著名，此外还有刘方元（生于1916年）、史次耘、李双等人的今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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