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7513815
编辑推荐
《里尔克：一个诗人》援引大量里尔克的书信、友人的回忆录和日记等，在资料的详实方面远超目前所有里尔克传记。
《里尔克：一个诗人》以深邃优美的文笔对里尔克作品展开深度溯源与阐释，力图将里尔克的人生线索、作品评析合二为一，全方位呈现诗人的生活面貌。
《里尔克：一个诗人》以深邃优美的文笔对里尔克作品展开深度溯源与阐释，力图将里尔克的人生线索、作品评析合二为一，全方位呈现诗人的生活面貌。
内容简介
里尔克，作为迄今为止全世界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传记或许来得有些迟了；幸好，诗人的价值是永恒的，对他和他的诗歌的关注与解读，早些或晚些，对整个人类生存史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里尔克：一个诗人》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深邃优美的文笔，对里尔克的人生线索和作品里程展开深度溯源与细腻描写，呈现了诗人在“生活的古老敌意”中逆水而行、孤独地辨认生命本质的坎坷一生，凸显了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对生与死乃至整个宇宙秩序的思考与呼告。
在里尔克的诸多传记中，身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拉尔夫弗里德曼的这本《里尔克：一个诗人》，态度谨严、冷静公允，精确切入里尔克诗作与小说的思想内核，将里尔克生平与著作紧密结合，其准确性与可读性兼而有之，对里尔克的理解与诠释更是令人叹服。
《里尔克：一个诗人》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深邃优美的文笔，对里尔克的人生线索和作品里程展开深度溯源与细腻描写，呈现了诗人在“生活的古老敌意”中逆水而行、孤独地辨认生命本质的坎坷一生，凸显了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对生与死乃至整个宇宙秩序的思考与呼告。
在里尔克的诸多传记中，身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拉尔夫弗里德曼的这本《里尔克：一个诗人》，态度谨严、冷静公允，精确切入里尔克诗作与小说的思想内核，将里尔克生平与著作紧密结合，其准确性与可读性兼而有之，对里尔克的理解与诠释更是令人叹服。
目 录
“真实的和扮演的感情”：《里尔克：一个诗人》序
致谢
致谢
上编 年轻的诗人
部分 诗人的诞生
第1章 缘起
第2章 早年的履历
第3章 年轻的作家
第二部分 诗人的觉醒
第4章 慕尼黑的新天地
第5章 情人的学徒
第6章 变化：来自俄国的经验
第三部分 突破
第7章 离开：两位白衣女子
第8章 穿过伊甸园
第9章 悲哀之争：雕像中的痛楚
第四部分 寻找和更新
第10章 重获缪斯
第11章 写完组诗
第12章 返回以及被逐
下编 大师
第五部分 彻底的修订
第13章 朝向一种新风格
第14章 死亡和浪子
第15章 马尔特：通向天国之路
第16章 天使和情人：早期《哀歌》
第六部分 内心图景
第17章 诗人皈依
第18章 梦想心灵之约
第19章 欧洲牢笼
第20章 从流离到混乱
第七部分 俄尔甫斯的魔力
第21章 优遇中的逃亡
第22章 爱的狂想和诗的语言
第23章 俄尔甫斯再生：后期《哀歌》
第24章 成为另一个人：打开法国的窗口
第25章 后的哀歌
参考书目
译后记
前 言
刘皓明：“真实的和扮演的感情”：《里尔克：一个诗人》中译本序
十五年前的冬天，我在柏林写博士论文。某晚与友人约晚餐，到餐馆后不料他父亲也在。我这朋友虽是柏林人，却是我耶鲁的同学，那时他刚自古典系毕业，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已供职于南德一家报社。其父是位大学教授。我同这父子二人谈话，前辈问起我的论文题目，我如实奉告说在写里尔克。不料他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不做德国文学？”
这质问恐怕要惊倒不少中国的西方文学读者。在很多人看来，同用德语写作的德国文学和奥地利文学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语言文学，籍贯布拉格的里尔克就是个德国诗人，做里尔克难道不就是做德国文学？
不过对于熟悉里尔克研究的人，这位前辈的质问中所暗含的德国人对里尔克的文化异化感却并不鲜见。这种异化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其内涵恐怕更深更广：从智识到情感，从艺术到个人生活，对这位出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首府一个天主教家庭的诗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质疑的声音从未中断，而德国是主要的批评发源地。比如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Friedrich）在其有名的《现代竖琴诗的结构》（DieStrukturdermodernenLyrik）一书中对里尔克辛辣的讽刺就很有代表性：
现代诗歌所肇始的魔法化[趋势]以男性方式约控住了。在其嘈杂不谐和晦涩之上仍有阿波罗这个清晰的艺术良知统治着。早在十九世纪初，作为诗人品质之证据的灵感迸发就已经衰落了。然而这种对灵感迸发的尊崇仍有余响，久久流连在读者公众的思想里。他们所惊叹的楷模是一位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他具有艺术上的伟大，然而却是没有性别的。诗歌是在“黑夜里的疾风暴雨”中“强加”给他的，对于他来说诗歌跳“进了广袤空旷的感情中”，以至于他“手发抖、脉管迸裂”；随后他便详细地向公主们、女伯爵们、女士们和“极为高级可亲的先生们”报告自己这类“被掀翻”[的体验]，用了很多“以某种方式”和“在某处”这类词，并使用很多庄重的属格形式。这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导致把这个个例同作诗的一般状况相混淆。
这段批评之所以不点出里尔克的名字，与其说是为“尊者”讳，不如说是出自对所批评者的轻蔑：这位批评家嘲笑诗人对其贵族保护人的阿谀，鄙视其中散发的势利和做作，更奚落了诗人所体现的诗学的时代错位，还顺带贬损了其语言的浮夸和装腔作势；其中尤为犀利甚至是个人化的，是对诗人及其诗学的性别角色错乱的指责：他说里尔克的诗歌是“没有性别的”，而真正的现代诗歌其魔法化做法总是会被诗人以“男性的方式约控”。对于一个自幼男扮女装、有个女性化的或者说中性的名字（“马利亚”）、惯于依附有势力的成熟女人、一战时走高层路线（也是通过女性）免于上前线、善于在给女贵族们的书信中自伤自怜以求怜爱和资助的诗人，弗里德里希的挖苦真是不能更准更狠了。但是这么严厉的批评是否过分了？
把弗里德里希的批评翻译成学术术语，里尔克诗歌的核心问题就是所谓Unverbindlichkeit。这个德文词的意思有点类似于数学或逻辑学意义上的“不一致性”，换成中文白话说，就是言不由衷，不是受人逼迫威胁而言不由衷，而是一个人习惯于说漂亮话、习惯于触景发言不考虑所说的话真不真算不算数的那种言不由衷，再换句话说就是里尔克的诗读起来不好当真，比如他诗集题为《日课书》（DasStunden-Buch），但你要是以为他笃信天主教或是有意复活中世纪的宗教和精神生活，哪怕是说按照俄罗斯东正教的样子，那你就受骗了：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他曾多次明确表达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此外他也不具备深入中世纪文化的学识，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也较肤浅，像《日课书》的标题和内容这样的意象所造成的印象、产生的艺术、历史、宗教和思想史的联想，终不免让人觉得是徒有其表或者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误导。里尔克用这些词就仿佛爱丽丝在掉下兔子洞时大声说“经度”和“纬度”这两个她并不懂的词儿，只是觉得说出来很气派一样。
同样，他那首一度洛阳纸贵的《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的歌》（DieWeisevonLiebeundToddesCornetsChristophRilke）对中世纪骑士尚武精神的歌颂，也没有坚实的个人信念、历史、艺术主张等观念的支撑，故而这首作于十九世纪末的诗虽一战时风行一时，其作者却在其所歌颂的战争到来时托关系走后门避免去像他笔下的同名英雄那样战死沙场。再比如他曾多次参加对他后期生活与写作重要、他一生中密切交往过的地位贵的恩主玛丽郡主（MarievonThurnundTaxis-Hohenlohe）在家举行的扶乩活动，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人来说，这不啻为一个大丑闻。人们有理由质疑，他参与这种荒诞低级的迷信活动是为了取悦于其恩主还是自己真信？抑或兼而有之？寻求恩主庇护，却介入这类活动，难免让我们跟《儒林外史》中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之流用飞檐走壁取仇人头（其实是猪头）的闹剧哄骗蘧家公子的事发生联想。
后，我们更不要说弗里德里希所讽刺的《杜伊诺哀歌》开始对天呼吁的姿态：西方古代诗人在诗作开头要呼吁诗神缪斯赐予自己灵感，这是荷马史诗所创立的传统，但是早自古罗马时代起，随着民智的启发，诗人采纳这一程式的时候，都多少要表露出某种变通和距离感，不好完全像古希腊的天真诗人那样，对诗神的存在深信不疑。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却貌似万分虔诚地做出灵感来自上天的姿态而没有任何反讽，这在现代西方诗歌中是的，因而难免要被人讥为做作和虚假。从这些例子看，按照德国人（其实也是狭义的西方）要求一致性和系统性的一贯思路，说里尔克的诗歌有个Unverbindlichkeit的根本性问题，是很自然很合理的。
如果人们拿同时代的德国诗人与他相比较，比如一战期间嗑药致死的特拉克尔（GeorgTrakl），比如阴郁的早期贝恩（GottfriedBenn），比如以讽刺和亵渎为己任的布莱希特，那么以风花雪月的情怀走红的（虽然这并非他诗歌的全部）里尔克的时代错位就十分明显了。说他的诗歌时代错位，并不是像人们说起荷尔德林等浪漫派诗人对古希腊乃至中世纪的追求和感叹那样，有着哲学、诗学和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例如荷尔德林的名句：“朋友我们来得太迟！”——而实在是爱丽丝式和有甚于爱丽丝式的语言、意象、社交、阶级的附庸风雅和趋炎附势。虽然里尔克也感叹他所向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但是他在作品和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深刻的智力的层面，这与荷尔德林相对于古希腊而发的生不逢时的感叹背后有着完整的浪漫派和观念论体系支撑是完全不同的。同荷尔德林的哲学与神学意义上的怀旧相对立，里尔克的怀旧情愫集中体现于他作品中的贵族情结——比如热衷于虚构自己遥远的贵族出身：《里尔克的爱与死行》、小说《马尔特》以及书信中的一些段落——和生活中刻意巴结附庸贵族。对于他的这种怀旧贵族情结，无论是作品里的还是生活中的，人们都无法对它进行哲学的分析，因为适合的分析只能是心理分析和社会学分析：他的小市民出身、严肃刻板却权威沦丧的父亲、他那位虚荣自私任性势利的母亲等等。
诗歌没有内在的Verbindlichkeit，没有内在的理，那它遵循的就只能是感觉，而在布拉格狭小的租赁房里出生与长大、幼年被母亲男扮女装当女孩抚养、随后却又被投入寄宿军校长达五年的里尔克富有的就是感觉。就像下肢残疾的人上肢常常有过人的力量一样，缺乏理的素质的里尔克其感觉的发达罕有其匹。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豹》（DerPanther）就是一个范例。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目光和想象穿过巴黎动物园囚禁豹子的铁栏，把对豹子的感受转变为豹子自身的感受，诗人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投入非常完全的移情，即把对对象的观察——他称之为einsehen，“看进去”、“穿透般的审视”——变换为对象本身的感觉：写豹子，诗人就自觉如同豹子，写教堂，诗人就仿佛自己就是一幢屹立的教堂，写贴在大卫王身上的妾亚比煞（Abishag），诗人就变成了这个懵懂的婢女。这就是中期的诗人（二十世纪个十年）反复强调的进入物自身的写物诗（Dinggedicht）的含义。
但是转变为移情的强大感觉归根结底是一种负能力或消极能力（anegativecapacity），这是十九世纪初的济慈（JohnKeats）早就认识到的。古今中外，负的概念是与一连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消极、阴性、女性、被动、坤、柔、承受等等，这么说来，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性别批评初看之下虽似显尖刻，却实在是有深厚的诗学根底的。因为弗里德里希是说，里尔克的诗和作诗法不是要主动地为人们纷纭的感觉、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观念的、意象的、语言的秩序，所谓“以男性的方式约控”，而是全然被动地逆来顺受，并且进而在这个逆来顺受的过程中泯灭自己，把自己化作来袭的客体，让自己的存在附丽于异己的客体身上。
其实，诗人的这种特异功能在他著名的随笔《体验》（译文见拙译《杜伊诺哀歌》附录，辽宁教育2005年版）中已经描绘得十分细腻准确。在那篇奇特的感觉记录里，诗人精微详尽地记载了自己的身体乃至整个存在消融在微风里、与所倚靠的树木化为一体的经历。当然，并不是所有客体都可以让诗人附丽，于是诗人的存在和“主动性”就体现于选择什么样的客体来附丽，而这个不断的选择和尝试选择的过程就是诗人自己诗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寻求和依附各种女性保护人的过程。
有了这个线索，我们看里尔克从崇拜三四流的当代德语诗人、崇拜二三流的过去德语诗人，到探索俄罗斯文学，从跟随时尚读李白到读心理分析和基尔克果（Kierkegaard），从力追后印象派和罗丹的《新诗集》和《新诗别集》到汇集了灵异迷信、中世纪晚期几个不知名的女诗人、量子力学的科普著作的《杜伊诺哀歌》，从写诗到写短篇小说，从写短篇小说又到写剧本，甚至从写德语诗到法语诗，从写意大利语诗到俄语诗，就能明白何以诗人没有任何预设的哲学、美学和诗学的立场，诗人的取舍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拿过来能成就自己的写作就行：“咏歌就是存在”（GesangistDasein），他在一首商籁体诗中说。
同样，在生活中，从早的未婚妻到瑞典的女权主义者（EllenKey）、从强势的莎乐美到岛屿出版社社长之妻和低级贵族保护人男爵夫人（ElizabethvonderHeydt），从奥地利的女贵族（MarievonThunundTaxis）到瑞士的女业主（NannyWunderly-Volkart），诗人从一个女宿主（情感的、事业的和金钱的）过渡到下一个女宿主，只要她们足够有能力帮助自己。阅读里尔克的书信，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在女人那里他才如鱼得水，跟她们他可以一吐衷曲（GudiNlke）、可以如婴孩般完全自弃把自己交给对方（LouAndreas-Salomé），可以在恭敬的同时如廷臣娱乐国王那样娱乐权贵（MarievonThurnundTaxis-Hohenlohe，扶乩），甚至也可以取悦于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枯燥乏味的家产殷实的妇女（NannyWunderly-Volkart）；而对男性，他始终保持着恭敬、有保留甚至谦卑的态度，比如对艺术家罗丹、作家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恩主海特男爵（KarlvonderHeydt）、岛屿出版社社长基朋伯格（AntonKippenberg）等等。
可以说，里尔克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把自己的存在附丽于某个母体之上，而给自己提供能够发散其感觉并进行相应写作的条件。这就使得阅读里尔克的作品同了解他的生平互为前提。而要具体地展示诗人的写作与生活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关系，详细叙述他是如何过上一种他认为只有对于神来说是件轻松的事的艺术人生的，那就只有一部详实公正的传记才能做到，拉尔夫弗里德曼（RalphFreedman）的里尔克传（LifeofaPoet:RainerMariaRilke）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说到这里，如果我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即我似乎全然认同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评价，显得对他的批评远重于赞赏，贬过于褒，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这位奥地利诗人的诗歌中究竟还有没有真的（他自己的）东西？里尔克的诗艺究竟有没有值得荐举的地方？
对这个问题，好的回答来自里尔克自己。里尔克写过一篇重要的散文《玩偶》（译文见拙译《杜伊诺哀歌》附录），自幼像女孩子那样怀抱玩偶成长的诗人在文中这样说：
就像对某些学生那样，面对着那些粗蠢、一成不变的儿童玩偶，人们没有千百次地问起，它们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吗？眼前这些就是那些被真实的和扮演的感情所娇生惯养的玩偶童年长大成人以后的样子吗？眼前这些就是它们的、迅速地映射到人满为患的空气中的果实吗？这些假果实，它们的核从未安息，不是一会儿几乎被泪水冲走，就是一会儿曝露于怒火的干旱下，或者曝露于被遗忘的荒漠里；被深植于一种能无度地自伤自怜的柔情的柔软的深处，然后再被上百次地刨出来，一眨眼的功夫就被甩进支棱破败的东西中间，被轻蔑、被鄙视、被抛弃。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诗人包括其艺术在内的人生的真实境况：这个人生自幼就是在虚假中开始和进行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虚假，包括性别认同和阶级认同的虚假；所交往对象的虚假；而所有这些虚假都集中地体现于给他当作童年玩具的有人形却无生命的玩偶身上。玩偶是努力要美好的假，是努力要生活的死，是人造的尸体，用来骗取不懂警惕与自卫的儿童的真情与真爱，而与这样的假相伴随的儿童长大以后要把他的假兜售给世界。
诗人此后的一生就是在与这样的虚假的纠缠中度过的，而我们所更感兴趣的他的诗歌，就是他与其与生俱来的虚假的纠缠过程。他糟糕是诗都是在其身份认同的虚假的幻觉鼓动下写出的，比如大部分早期诗歌（那时的诗人根本无法与他可悲的早年经历与价值观拉开距离），比如前面提到的《里尔克的爱与死行》，比如《致奥耳弗的商籁体诗集》中几首贺卡软文一般的媚俗之作（Kitsch）。在这样的诗里，诗人让他的虚假如同打扮得宛如公主一般然而却是以廉价布头（如果是今天的芭比娃娃那就是塑料和塑胶）制成的玩偶一样欺骗自己欺骗读者，在摆弄这样的廉价布头或塑胶的玩偶的过程中让自己沉浸于虚妄的快感，自欺欺人地以为从中达到了真正的审美满足，这无异于，按照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理论讲，用五法郎的廉价印刷品泯灭了有本真气息（Aura）的《岩间圣母》的原作，而欣赏印刷品的人却自以为是雅贵的。
但当里尔克在与他的假纠缠的过程中能够审视他的假与假的起源时，他就写出了好的作品：比如《杜伊诺哀歌》第四首，比如小说《马尔特》的一些段落，比如这篇《玩偶》散文。因此，如果说里尔克的人生和诗歌充满虚假，那么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他的痛苦。他的家庭毁了他的童年，给他留下毕生的存在痛苦。他那被扭曲的童年使他的人生成了“假果实”，但是这个假果实有个真实的核，那就是痛苦。这个痛苦的核是一切蜡质的（塑料的与塑胶的）、虚假的、仅供摆设的、如同给死人和邪神上供用的人造水果那俗艳光泽的表皮之下真实的东西，是这个真实的东西让我们觉得他的作品是值得阅读的。在他成熟后的作品里，他与生俱来的假与这个的真的纠结，仿佛一出戏，甚至可以说是一出悲剧，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我们这些读者的观赏兴趣。
当然，如果里尔克仅只是这世界上无数童年被糟蹋、心灵被扭曲中的人里面的一个，我们并不会对他有额外的兴趣。我们对他之所以有异乎常人的兴趣，是因为他是个十分有感染力的诗人，虽然这种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病态发达的感觉或敏感。但是就是感觉发达也仍然不足以让人成为一个好诗人，因为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都要落实到语言上来。
与里尔克对世界的敏感相辅相成的，是他对语言的敏感。这种语言的敏感虽然有先天的成分，但是对于他这个自幼失学、少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他青年时代以后在全欧洲的广泛游历对于他的艺术家学徒过程有着决定性的的作用。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成就了这位诗人，作为艺术品的全欧洲是他学艺的师傅：从德意志语言的飞地波希米亚首府出发，里尔克来到德意志文化的内地，从俄罗斯到斯堪的纳维亚，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当然，还有法兰西。对于这位自幼崇拜法国文化、娴于法语的诗人，法兰西始终是其宇宙的中心或者说中心之一，中期的里尔克就是在巴黎的里尔克。就是在一战爆发后他无法返回法国、后决定定居瑞士时，法语和法兰西文化仍然是其中一个核心内容。
纵观他作为诗人的一生，我们看到，是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的神像、北欧的颓废派艺术、伊比利亚半岛的托雷多（Toledo）、威尼斯的街道、卡普里（Capri）的海滨别墅、亚底亚海滨的城堡（Duino），卢浮宫、罗丹、塞尚、克吕尼府第（l’hteldeCluny）、沙尔德（Chartres）大教堂，等等等等这一切，弥补了里尔克幼年教育的缺憾，使他成为一位欧罗巴的诗人：是的，他不是一位德国诗人，而实在是一位泛欧罗巴诗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里尔克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中文，里尔克成为受中国的外国文学读者喜爱的作家。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详尽的诗人传记的中译。对于一位其诗歌与其生平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的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而今，弗里德曼的这部里尔克传翻译为中文出版，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空白。弗里德曼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以所谓抒情小说研究获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抒情小说：黑塞、纪德与伍尔夫研究》（RalphFreedman,TheLyricalNovel:StudiesinHermannHesse,AndréGide,andVirginiaWoolf,PrincetonU.P.,1963）曾对我写作博士论文很有启发。弗里德曼从他的博士论文合乎情理地扩展到里尔克研究，其成果便是这部诗人传记。与同时出版的德语世界比较权威的诗人传记（WolfgangLeppmann,Rilke,seinLeben,seineWelt,seinWerk,München/Zürich:Piper,1998）相比，他的这一部要更为详尽，对诗人人性中的问题并不刻意回避，它的翻译出版，无疑将对广大的里尔克作品的读者有极大的裨益。
十五年前的冬天，我在柏林写博士论文。某晚与友人约晚餐，到餐馆后不料他父亲也在。我这朋友虽是柏林人，却是我耶鲁的同学，那时他刚自古典系毕业，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已供职于南德一家报社。其父是位大学教授。我同这父子二人谈话，前辈问起我的论文题目，我如实奉告说在写里尔克。不料他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不做德国文学？”
这质问恐怕要惊倒不少中国的西方文学读者。在很多人看来，同用德语写作的德国文学和奥地利文学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语言文学，籍贯布拉格的里尔克就是个德国诗人，做里尔克难道不就是做德国文学？
不过对于熟悉里尔克研究的人，这位前辈的质问中所暗含的德国人对里尔克的文化异化感却并不鲜见。这种异化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其内涵恐怕更深更广：从智识到情感，从艺术到个人生活，对这位出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首府一个天主教家庭的诗人，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质疑的声音从未中断，而德国是主要的批评发源地。比如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Friedrich）在其有名的《现代竖琴诗的结构》（DieStrukturdermodernenLyrik）一书中对里尔克辛辣的讽刺就很有代表性：
现代诗歌所肇始的魔法化[趋势]以男性方式约控住了。在其嘈杂不谐和晦涩之上仍有阿波罗这个清晰的艺术良知统治着。早在十九世纪初，作为诗人品质之证据的灵感迸发就已经衰落了。然而这种对灵感迸发的尊崇仍有余响，久久流连在读者公众的思想里。他们所惊叹的楷模是一位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他具有艺术上的伟大，然而却是没有性别的。诗歌是在“黑夜里的疾风暴雨”中“强加”给他的，对于他来说诗歌跳“进了广袤空旷的感情中”，以至于他“手发抖、脉管迸裂”；随后他便详细地向公主们、女伯爵们、女士们和“极为高级可亲的先生们”报告自己这类“被掀翻”[的体验]，用了很多“以某种方式”和“在某处”这类词，并使用很多庄重的属格形式。这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导致把这个个例同作诗的一般状况相混淆。
这段批评之所以不点出里尔克的名字，与其说是为“尊者”讳，不如说是出自对所批评者的轻蔑：这位批评家嘲笑诗人对其贵族保护人的阿谀，鄙视其中散发的势利和做作，更奚落了诗人所体现的诗学的时代错位，还顺带贬损了其语言的浮夸和装腔作势；其中尤为犀利甚至是个人化的，是对诗人及其诗学的性别角色错乱的指责：他说里尔克的诗歌是“没有性别的”，而真正的现代诗歌其魔法化做法总是会被诗人以“男性的方式约控”。对于一个自幼男扮女装、有个女性化的或者说中性的名字（“马利亚”）、惯于依附有势力的成熟女人、一战时走高层路线（也是通过女性）免于上前线、善于在给女贵族们的书信中自伤自怜以求怜爱和资助的诗人，弗里德里希的挖苦真是不能更准更狠了。但是这么严厉的批评是否过分了？
把弗里德里希的批评翻译成学术术语，里尔克诗歌的核心问题就是所谓Unverbindlichkeit。这个德文词的意思有点类似于数学或逻辑学意义上的“不一致性”，换成中文白话说，就是言不由衷，不是受人逼迫威胁而言不由衷，而是一个人习惯于说漂亮话、习惯于触景发言不考虑所说的话真不真算不算数的那种言不由衷，再换句话说就是里尔克的诗读起来不好当真，比如他诗集题为《日课书》（DasStunden-Buch），但你要是以为他笃信天主教或是有意复活中世纪的宗教和精神生活，哪怕是说按照俄罗斯东正教的样子，那你就受骗了：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他曾多次明确表达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此外他也不具备深入中世纪文化的学识，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也较肤浅，像《日课书》的标题和内容这样的意象所造成的印象、产生的艺术、历史、宗教和思想史的联想，终不免让人觉得是徒有其表或者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误导。里尔克用这些词就仿佛爱丽丝在掉下兔子洞时大声说“经度”和“纬度”这两个她并不懂的词儿，只是觉得说出来很气派一样。
同样，他那首一度洛阳纸贵的《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的歌》（DieWeisevonLiebeundToddesCornetsChristophRilke）对中世纪骑士尚武精神的歌颂，也没有坚实的个人信念、历史、艺术主张等观念的支撑，故而这首作于十九世纪末的诗虽一战时风行一时，其作者却在其所歌颂的战争到来时托关系走后门避免去像他笔下的同名英雄那样战死沙场。再比如他曾多次参加对他后期生活与写作重要、他一生中密切交往过的地位贵的恩主玛丽郡主（MarievonThurnundTaxis-Hohenlohe）在家举行的扶乩活动，对于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化人来说，这不啻为一个大丑闻。人们有理由质疑，他参与这种荒诞低级的迷信活动是为了取悦于其恩主还是自己真信？抑或兼而有之？寻求恩主庇护，却介入这类活动，难免让我们跟《儒林外史》中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之流用飞檐走壁取仇人头（其实是猪头）的闹剧哄骗蘧家公子的事发生联想。
后，我们更不要说弗里德里希所讽刺的《杜伊诺哀歌》开始对天呼吁的姿态：西方古代诗人在诗作开头要呼吁诗神缪斯赐予自己灵感，这是荷马史诗所创立的传统，但是早自古罗马时代起，随着民智的启发，诗人采纳这一程式的时候，都多少要表露出某种变通和距离感，不好完全像古希腊的天真诗人那样，对诗神的存在深信不疑。里尔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却貌似万分虔诚地做出灵感来自上天的姿态而没有任何反讽，这在现代西方诗歌中是的，因而难免要被人讥为做作和虚假。从这些例子看，按照德国人（其实也是狭义的西方）要求一致性和系统性的一贯思路，说里尔克的诗歌有个Unverbindlichkeit的根本性问题，是很自然很合理的。
如果人们拿同时代的德国诗人与他相比较，比如一战期间嗑药致死的特拉克尔（GeorgTrakl），比如阴郁的早期贝恩（GottfriedBenn），比如以讽刺和亵渎为己任的布莱希特，那么以风花雪月的情怀走红的（虽然这并非他诗歌的全部）里尔克的时代错位就十分明显了。说他的诗歌时代错位，并不是像人们说起荷尔德林等浪漫派诗人对古希腊乃至中世纪的追求和感叹那样，有着哲学、诗学和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例如荷尔德林的名句：“朋友我们来得太迟！”——而实在是爱丽丝式和有甚于爱丽丝式的语言、意象、社交、阶级的附庸风雅和趋炎附势。虽然里尔克也感叹他所向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但是他在作品和生活中显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深刻的智力的层面，这与荷尔德林相对于古希腊而发的生不逢时的感叹背后有着完整的浪漫派和观念论体系支撑是完全不同的。同荷尔德林的哲学与神学意义上的怀旧相对立，里尔克的怀旧情愫集中体现于他作品中的贵族情结——比如热衷于虚构自己遥远的贵族出身：《里尔克的爱与死行》、小说《马尔特》以及书信中的一些段落——和生活中刻意巴结附庸贵族。对于他的这种怀旧贵族情结，无论是作品里的还是生活中的，人们都无法对它进行哲学的分析，因为适合的分析只能是心理分析和社会学分析：他的小市民出身、严肃刻板却权威沦丧的父亲、他那位虚荣自私任性势利的母亲等等。
诗歌没有内在的Verbindlichkeit，没有内在的理，那它遵循的就只能是感觉，而在布拉格狭小的租赁房里出生与长大、幼年被母亲男扮女装当女孩抚养、随后却又被投入寄宿军校长达五年的里尔克富有的就是感觉。就像下肢残疾的人上肢常常有过人的力量一样，缺乏理的素质的里尔克其感觉的发达罕有其匹。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豹》（DerPanther）就是一个范例。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目光和想象穿过巴黎动物园囚禁豹子的铁栏，把对豹子的感受转变为豹子自身的感受，诗人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投入非常完全的移情，即把对对象的观察——他称之为einsehen，“看进去”、“穿透般的审视”——变换为对象本身的感觉：写豹子，诗人就自觉如同豹子，写教堂，诗人就仿佛自己就是一幢屹立的教堂，写贴在大卫王身上的妾亚比煞（Abishag），诗人就变成了这个懵懂的婢女。这就是中期的诗人（二十世纪个十年）反复强调的进入物自身的写物诗（Dinggedicht）的含义。
但是转变为移情的强大感觉归根结底是一种负能力或消极能力（anegativecapacity），这是十九世纪初的济慈（JohnKeats）早就认识到的。古今中外，负的概念是与一连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消极、阴性、女性、被动、坤、柔、承受等等，这么说来，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性别批评初看之下虽似显尖刻，却实在是有深厚的诗学根底的。因为弗里德里希是说，里尔克的诗和作诗法不是要主动地为人们纷纭的感觉、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建立观念的、意象的、语言的秩序，所谓“以男性的方式约控”，而是全然被动地逆来顺受，并且进而在这个逆来顺受的过程中泯灭自己，把自己化作来袭的客体，让自己的存在附丽于异己的客体身上。
其实，诗人的这种特异功能在他著名的随笔《体验》（译文见拙译《杜伊诺哀歌》附录，辽宁教育2005年版）中已经描绘得十分细腻准确。在那篇奇特的感觉记录里，诗人精微详尽地记载了自己的身体乃至整个存在消融在微风里、与所倚靠的树木化为一体的经历。当然，并不是所有客体都可以让诗人附丽，于是诗人的存在和“主动性”就体现于选择什么样的客体来附丽，而这个不断的选择和尝试选择的过程就是诗人自己诗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寻求和依附各种女性保护人的过程。
有了这个线索，我们看里尔克从崇拜三四流的当代德语诗人、崇拜二三流的过去德语诗人，到探索俄罗斯文学，从跟随时尚读李白到读心理分析和基尔克果（Kierkegaard），从力追后印象派和罗丹的《新诗集》和《新诗别集》到汇集了灵异迷信、中世纪晚期几个不知名的女诗人、量子力学的科普著作的《杜伊诺哀歌》，从写诗到写短篇小说，从写短篇小说又到写剧本，甚至从写德语诗到法语诗，从写意大利语诗到俄语诗，就能明白何以诗人没有任何预设的哲学、美学和诗学的立场，诗人的取舍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拿过来能成就自己的写作就行：“咏歌就是存在”（GesangistDasein），他在一首商籁体诗中说。
同样，在生活中，从早的未婚妻到瑞典的女权主义者（EllenKey）、从强势的莎乐美到岛屿出版社社长之妻和低级贵族保护人男爵夫人（ElizabethvonderHeydt），从奥地利的女贵族（MarievonThunundTaxis）到瑞士的女业主（NannyWunderly-Volkart），诗人从一个女宿主（情感的、事业的和金钱的）过渡到下一个女宿主，只要她们足够有能力帮助自己。阅读里尔克的书信，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在女人那里他才如鱼得水，跟她们他可以一吐衷曲（GudiNlke）、可以如婴孩般完全自弃把自己交给对方（LouAndreas-Salomé），可以在恭敬的同时如廷臣娱乐国王那样娱乐权贵（MarievonThurnundTaxis-Hohenlohe，扶乩），甚至也可以取悦于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枯燥乏味的家产殷实的妇女（NannyWunderly-Volkart）；而对男性，他始终保持着恭敬、有保留甚至谦卑的态度，比如对艺术家罗丹、作家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恩主海特男爵（KarlvonderHeydt）、岛屿出版社社长基朋伯格（AntonKippenberg）等等。
可以说，里尔克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把自己的存在附丽于某个母体之上，而给自己提供能够发散其感觉并进行相应写作的条件。这就使得阅读里尔克的作品同了解他的生平互为前提。而要具体地展示诗人的写作与生活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关系，详细叙述他是如何过上一种他认为只有对于神来说是件轻松的事的艺术人生的，那就只有一部详实公正的传记才能做到，拉尔夫弗里德曼（RalphFreedman）的里尔克传（LifeofaPoet:RainerMariaRilke）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说到这里，如果我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即我似乎全然认同弗里德里希对里尔克的评价，显得对他的批评远重于赞赏，贬过于褒，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这位奥地利诗人的诗歌中究竟还有没有真的（他自己的）东西？里尔克的诗艺究竟有没有值得荐举的地方？
对这个问题，好的回答来自里尔克自己。里尔克写过一篇重要的散文《玩偶》（译文见拙译《杜伊诺哀歌》附录），自幼像女孩子那样怀抱玩偶成长的诗人在文中这样说：
就像对某些学生那样，面对着那些粗蠢、一成不变的儿童玩偶，人们没有千百次地问起，它们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吗？眼前这些就是那些被真实的和扮演的感情所娇生惯养的玩偶童年长大成人以后的样子吗？眼前这些就是它们的、迅速地映射到人满为患的空气中的果实吗？这些假果实，它们的核从未安息，不是一会儿几乎被泪水冲走，就是一会儿曝露于怒火的干旱下，或者曝露于被遗忘的荒漠里；被深植于一种能无度地自伤自怜的柔情的柔软的深处，然后再被上百次地刨出来，一眨眼的功夫就被甩进支棱破败的东西中间，被轻蔑、被鄙视、被抛弃。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诗人包括其艺术在内的人生的真实境况：这个人生自幼就是在虚假中开始和进行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虚假，包括性别认同和阶级认同的虚假；所交往对象的虚假；而所有这些虚假都集中地体现于给他当作童年玩具的有人形却无生命的玩偶身上。玩偶是努力要美好的假，是努力要生活的死，是人造的尸体，用来骗取不懂警惕与自卫的儿童的真情与真爱，而与这样的假相伴随的儿童长大以后要把他的假兜售给世界。
诗人此后的一生就是在与这样的虚假的纠缠中度过的，而我们所更感兴趣的他的诗歌，就是他与其与生俱来的虚假的纠缠过程。他糟糕是诗都是在其身份认同的虚假的幻觉鼓动下写出的，比如大部分早期诗歌（那时的诗人根本无法与他可悲的早年经历与价值观拉开距离），比如前面提到的《里尔克的爱与死行》，比如《致奥耳弗的商籁体诗集》中几首贺卡软文一般的媚俗之作（Kitsch）。在这样的诗里，诗人让他的虚假如同打扮得宛如公主一般然而却是以廉价布头（如果是今天的芭比娃娃那就是塑料和塑胶）制成的玩偶一样欺骗自己欺骗读者，在摆弄这样的廉价布头或塑胶的玩偶的过程中让自己沉浸于虚妄的快感，自欺欺人地以为从中达到了真正的审美满足，这无异于，按照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理论讲，用五法郎的廉价印刷品泯灭了有本真气息（Aura）的《岩间圣母》的原作，而欣赏印刷品的人却自以为是雅贵的。
但当里尔克在与他的假纠缠的过程中能够审视他的假与假的起源时，他就写出了好的作品：比如《杜伊诺哀歌》第四首，比如小说《马尔特》的一些段落，比如这篇《玩偶》散文。因此，如果说里尔克的人生和诗歌充满虚假，那么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他的痛苦。他的家庭毁了他的童年，给他留下毕生的存在痛苦。他那被扭曲的童年使他的人生成了“假果实”，但是这个假果实有个真实的核，那就是痛苦。这个痛苦的核是一切蜡质的（塑料的与塑胶的）、虚假的、仅供摆设的、如同给死人和邪神上供用的人造水果那俗艳光泽的表皮之下真实的东西，是这个真实的东西让我们觉得他的作品是值得阅读的。在他成熟后的作品里，他与生俱来的假与这个的真的纠结，仿佛一出戏，甚至可以说是一出悲剧，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我们这些读者的观赏兴趣。
当然，如果里尔克仅只是这世界上无数童年被糟蹋、心灵被扭曲中的人里面的一个，我们并不会对他有额外的兴趣。我们对他之所以有异乎常人的兴趣，是因为他是个十分有感染力的诗人，虽然这种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病态发达的感觉或敏感。但是就是感觉发达也仍然不足以让人成为一个好诗人，因为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都要落实到语言上来。
与里尔克对世界的敏感相辅相成的，是他对语言的敏感。这种语言的敏感虽然有先天的成分，但是对于他这个自幼失学、少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他青年时代以后在全欧洲的广泛游历对于他的艺术家学徒过程有着决定性的的作用。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成就了这位诗人，作为艺术品的全欧洲是他学艺的师傅：从德意志语言的飞地波希米亚首府出发，里尔克来到德意志文化的内地，从俄罗斯到斯堪的纳维亚，从西班牙到意大利，当然，还有法兰西。对于这位自幼崇拜法国文化、娴于法语的诗人，法兰西始终是其宇宙的中心或者说中心之一，中期的里尔克就是在巴黎的里尔克。就是在一战爆发后他无法返回法国、后决定定居瑞士时，法语和法兰西文化仍然是其中一个核心内容。
纵观他作为诗人的一生，我们看到，是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的神像、北欧的颓废派艺术、伊比利亚半岛的托雷多（Toledo）、威尼斯的街道、卡普里（Capri）的海滨别墅、亚底亚海滨的城堡（Duino），卢浮宫、罗丹、塞尚、克吕尼府第（l’hteldeCluny）、沙尔德（Chartres）大教堂，等等等等这一切，弥补了里尔克幼年教育的缺憾，使他成为一位欧罗巴的诗人：是的，他不是一位德国诗人，而实在是一位泛欧罗巴诗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里尔克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中文，里尔克成为受中国的外国文学读者喜爱的作家。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详尽的诗人传记的中译。对于一位其诗歌与其生平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的作家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而今，弗里德曼的这部里尔克传翻译为中文出版，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空白。弗里德曼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以所谓抒情小说研究获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抒情小说：黑塞、纪德与伍尔夫研究》（RalphFreedman,TheLyricalNovel:StudiesinHermannHesse,AndréGide,andVirginiaWoolf,PrincetonU.P.,1963）曾对我写作博士论文很有启发。弗里德曼从他的博士论文合乎情理地扩展到里尔克研究，其成果便是这部诗人传记。与同时出版的德语世界比较权威的诗人传记（WolfgangLeppmann,Rilke,seinLeben,seineWelt,seinWerk,München/Zürich:Piper,1998）相比，他的这一部要更为详尽，对诗人人性中的问题并不刻意回避，它的翻译出版，无疑将对广大的里尔克作品的读者有极大的裨益。
媒体评论
拉尔夫 弗里德曼所撰里尔克之传记较以往传记更加彻底，他将洞察力深入到里尔克周遭的社会情形以及政治环境，将里尔克的故事讲得一丝不苟。
——The New Republic
作为传记作家的拉尔夫弗里德曼，其优点在于对传主之尊重，在于判断之成熟、研究之彻底，在于学识之广博。
——Chicago Tribune
《里尔克：一个诗人》既不唏嘘，也不漠视，既不缩水，也不膨胀；它不视里尔克的特点为“绳结”要人解开；它允许里尔克的天才与缺点一并落下，仿若手套落在桌上；它看重故事本身，而非讲述者之主题：拉尔夫弗里德曼这部堪作典范的传记，在深的意义上拥护了里尔克的诗歌……它是一本“赞美之书”。
——The Nation
在线试读
诗歌并非……仅仅是情感……亦是体验。想写一首诗，你得看过很多城市，很多人和很多事……得知道小花儿清晨绽放的模样。你必须能忆起不知名的街坊马路、意外的邂逅、明知早晚将至的告别。童年依旧迷影重重的几个日子……儿时生的病……海边的早晨、大海本身、各处的大海、旅途之夜……而且还不够。
——《马尔特手记》
1．
“诗人有回忆还不够，”赖纳玛丽亚里尔克笔下的主人公，年轻诗人马尔特劳里斯布里格（此君亦可视作里尔克的化身）有言。“你还得能忘掉它们。”他的创造者遵循的正是这一信条：记下、储存住一则则生命体验，然后在冷酷的献祭中将之一笔勾销。
不难想象此番评论所适用的背景：巴黎左岸一间昏暗小屋里，煤油灯摇曳不定，桌上椅上文件堆积如山，从中抽出的某张纸片上，诗人之笔正刮擦而过；或者，是那么多次在国家图书馆里：寂静无声中清清嗓子、沉吟踱步；或者是数年后罗马一间小屋里，或再迟些，残夏瑞典的一棵山毛榉树下。
直到人生尽头，诗人终于悟出，真正的生命必然仅在内心潜藏，随时准备破茧成蝶。《悲歌之七》有言：
世界别无它在，吾爱，只在我们内心。我们的
生命变化而流逝。外界
日益萎缩
这些诗句写于他短暂一生的后阶段。瑞士，群山环绕的一座高塔中，一个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为苍老的人，在一张站立式书桌前奋笔疾书。而回忆，一经涌现，旋即被挪用，被他技巧高超地加以重新塑形。
2．
诗人的一生始于布拉格。
他在19世纪后15年间度过年少时光，那时伏尔塔瓦河沿岸伫立的建筑依旧辉煌如昨。河面映射着众多咖啡馆和剧院的煌煌灯火，古砖上的灰泥尚未剥落。布拉格城堡俯瞰城市，高墙威严高耸，一派帝王气概。
瓦茨拉夫广场，或者按照这个双语城市的德语叫法,“温策尔广场”，巨大无比，绿树环绕，一条繁忙大道从国家博物馆宽大的台阶一路通往市中心。里尔克的童年时代便围绕着这片地域展开。如今车轮隆隆的货车和马车早已被汽车和卡车取而代之，古老的格局却鲜有改变，令人恍然觉得时光冻结、当下永恒。今天的访问者如果从博物馆附近的地铁站走出，踏上年轻的里尔克生活过的那些街道，他会看到一幕即便在今天也足以令他梦回遥远的1870年代的景象。里尔克出生的街道——琴德里斯卡路，又名“海因里希路”——蜿蜒穿过模样疲惫的建筑物群，古旧的大楼尽管前面都开了新型店铺，却仍洋溢着19世纪风貌。
海因里希路19号就是儿时里尔克同父母住过的出租公寓（该建筑已遭拆除，原址上建了一所银行），几码开外，大街拓展为一片广场，其上伫立着一扇大门，后头有一座教堂，与保存完好的神父寓所比邻而立，这就是所谓的琴德里斯卡大教堂，也叫圣海因里希大教堂。教堂大而宽敞，有圆形中庭，以及一个粗短尖塔，塔和大门同为黄色砂岩质地。这里就是里尔克受洗的地方，也是他幼年时，母亲做祈祷之处。
小里尔克的周遭环境在许多重要意义上，影响了诗人日后的思想构造。海因里希路19号对面是赫伦路——又名潘斯卡路——里尔克母亲的娘家曾在此拥有一幢大宅，母亲就成长于斯。这幢建筑也已拆毁，原址上建了银行，不过从周边的装饰结构上，我们仍可以辨识出它昔日的惊人雅致。里尔克从父母的公寓窗口往外看去，必然会惊愕于自己的小家与街角这幢大宅之间的强烈反差，想必也会忧心自己或许并不怎么属于后者。因此，还在孩提时代，里尔克就已生活在两个近在咫尺却天差地别的世界：普通人的海因里希路和“贵族之街”赫伦路，或者说琴德里斯卡路和潘斯卡路。它们决定了他的生活，乃至他的作品的脉络格局。
布拉格是奥匈帝国重镇，各阶层、语言和种族云集：捷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德语是奥地利统治精英、军官和专业人士的语言。也是大量德国人和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母语，这些人共同构建了此地活跃而不乏矛盾的文化。
布拉格和波西米亚在奥匈帝国的复杂历史导致了颇多冲突，与那种德国少数派统管社会和经济生活，捷克多数派遭歧视并被频频打发到较低社会地位的殖民城市里的情景类似。不过，在里尔克的童年时代，捷克知识分子的声音已经日益强大，在卡尔-斐迪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捷克自治部之后尤其如此，它促进了本土专业人士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优秀艺术家们更是培植出一种丰厚的文学和文化传统。
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世纪末岁月，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比如里尔克一家，难免不被卷入社会和种族冲突。身为少数派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和许多同胞一样压力重重。诗人的父母虽有德国人高人一等的身份，却又并非贵族，在德国社会中地位堪忧。
父亲约瑟夫生于1838年，即便在中产阶级中也属失意者。1875年儿子出生时，他尽管服役多年，甚至在奥地利与兴起反抗、谋求统一的意大利的战争中表现不错，却没能混到一官半职，末了在铁路局当一员小吏。由于喉病，他不得不频频请病假，到1865年，连小吏的位置也难保，只得转到图尔瑙-克拉鲁普-布拉格铁路局（这还是多亏较为成功的长兄雅罗斯拉夫出手相帮），勉勉强强了此残生。不过，他向里尔克的母亲求婚那会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尽管身着平民服装，却一副帝国军官派头。
索菲（或者按照她自称的名字，菲亚）恩茨出生于1851年，比未来夫君小13岁。她父亲是银行高官，拥有帝国参事头衔。她母亲卡洛琳来自中产阶级上层（非贵族）的德国家庭，娘家是制造商和大地主，家境殷实、声名显赫。卡尔恩茨虽说不曾获得贵族头衔，但在本阶层内已攀至。菲亚与姐姐和两个兄弟成长于斯的赫伦路大厦将永驻菲亚心头，成为备受她珍爱的完美象征：一幢巴洛克风格的大厦，高高的天花板，宽大的台阶，房间众多，家具锃亮。
然而，菲亚在华丽的家中却倍感束缚。某次她叛逆地喝掉一整瓶香槟，举座震惊。此举源自一种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它日后在她儿子身上同样有所表现。在那个年代，追逐社会地位——这也将是勒内玛丽亚的理想——是女人的主要出路，正因为此，她为约瑟夫里尔克的军事生涯所允诺的美好前景所吸引。1873年，他们结为夫妻。
由于雅罗斯拉夫里尔克刚刚荣升贵族阶层，菲亚或许希望他弟弟也能分享此种殊荣。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她曾幻想约瑟夫能将她带进城里一流人家的贵族宅院，但这到头来证明只是美梦一场，为此她终生不肯原谅他。
在海因里希路的简陋公寓里，他们很快陷入困境，约瑟夫的薪水无法满足菲亚的需要。她的嫁妆迅速挥霍一空，而拥挤、装修拙劣的公寓让她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抉择的错误。同时，她妹妹夏洛特却成功跻身贵族阶层，嫁给有贵族头衔的帝国官员马勒冯马勒西姆，后者在里尔克小时候就成了上校。
菲亚对约瑟夫的期望并非异想天开。约瑟夫里尔克的家族素来不乏跻身贵族的可能性，正如他们向来有着从军服役的传统。只不过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遭到死亡、疾病和绝望的打击，功亏一篑。家族次子艾米勒因痢疾丧命，随即约瑟夫做出急流勇退的决定，再之后是小儿子，里尔克童年时代非常喜欢的雨果叔叔，因为不堪忍受在51岁时仍是上尉而自杀。只有家族长子雅罗斯拉夫堪称成功。他是几个兄弟中不曾入伍的那一个，到头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律师，光宗耀祖。他们的妹妹加布里埃尔嫁了一个贵族丈夫温策尔，后者拥有库切拉-瓦波斯基骑士头衔，同时还是布拉格的检察官，加布里埃尔和他生了四个孩子。
雅罗斯拉夫是家族的核心人物，充任所有人的安慰者和保护伞，他慷慨又专横的精神对年轻的里尔克影响甚大。他像《旧约》里的长老一样运用着自己在世间的高贵地位。他的律师事务所为布拉格和波西米亚省的大量德国要人家庭做代理，其中许多人都是地主，仰仗他的法律知识处理地产事宜。他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担任波西米亚省立法大会代表一职。
不过，雅罗斯拉夫对于贵族地位也是觊觎多年。他通过结婚达到了这个目的——夫人名叫梅尔维恩, 头衔为冯施洛瑟男爵夫人——此外他还力图证明他的家族拥有源自克恩滕公国（Carinthai）的贵族血统。他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1873年，雅罗斯拉夫荣封鲁里肯骑士， 不过这一头衔只允许他和他的孩子们享用。一度他发动整个事务所的人力，花了好几星期时间追溯家族根源，却仍无法证明他们的贵族来源。这一举动失败后，皇帝嘉奖他的服务时，规定贵族头衔仅授予他本人及其直系后代。
后，雅罗斯拉夫打算转向弟弟约瑟夫的独生儿子，将他也纳入自己的继承人行列。结果，里尔克未能遵从家族的期望，去参军或者当律师，相反却竭力争取作诗人的权利，这成为他的生涯中一个很大的冲突之源。
——《马尔特手记》
1．
“诗人有回忆还不够，”赖纳玛丽亚里尔克笔下的主人公，年轻诗人马尔特劳里斯布里格（此君亦可视作里尔克的化身）有言。“你还得能忘掉它们。”他的创造者遵循的正是这一信条：记下、储存住一则则生命体验，然后在冷酷的献祭中将之一笔勾销。
不难想象此番评论所适用的背景：巴黎左岸一间昏暗小屋里，煤油灯摇曳不定，桌上椅上文件堆积如山，从中抽出的某张纸片上，诗人之笔正刮擦而过；或者，是那么多次在国家图书馆里：寂静无声中清清嗓子、沉吟踱步；或者是数年后罗马一间小屋里，或再迟些，残夏瑞典的一棵山毛榉树下。
直到人生尽头，诗人终于悟出，真正的生命必然仅在内心潜藏，随时准备破茧成蝶。《悲歌之七》有言：
世界别无它在，吾爱，只在我们内心。我们的
生命变化而流逝。外界
日益萎缩
这些诗句写于他短暂一生的后阶段。瑞士，群山环绕的一座高塔中，一个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为苍老的人，在一张站立式书桌前奋笔疾书。而回忆，一经涌现，旋即被挪用，被他技巧高超地加以重新塑形。
2．
诗人的一生始于布拉格。
他在19世纪后15年间度过年少时光，那时伏尔塔瓦河沿岸伫立的建筑依旧辉煌如昨。河面映射着众多咖啡馆和剧院的煌煌灯火，古砖上的灰泥尚未剥落。布拉格城堡俯瞰城市，高墙威严高耸，一派帝王气概。
瓦茨拉夫广场，或者按照这个双语城市的德语叫法,“温策尔广场”，巨大无比，绿树环绕，一条繁忙大道从国家博物馆宽大的台阶一路通往市中心。里尔克的童年时代便围绕着这片地域展开。如今车轮隆隆的货车和马车早已被汽车和卡车取而代之，古老的格局却鲜有改变，令人恍然觉得时光冻结、当下永恒。今天的访问者如果从博物馆附近的地铁站走出，踏上年轻的里尔克生活过的那些街道，他会看到一幕即便在今天也足以令他梦回遥远的1870年代的景象。里尔克出生的街道——琴德里斯卡路，又名“海因里希路”——蜿蜒穿过模样疲惫的建筑物群，古旧的大楼尽管前面都开了新型店铺，却仍洋溢着19世纪风貌。
海因里希路19号就是儿时里尔克同父母住过的出租公寓（该建筑已遭拆除，原址上建了一所银行），几码开外，大街拓展为一片广场，其上伫立着一扇大门，后头有一座教堂，与保存完好的神父寓所比邻而立，这就是所谓的琴德里斯卡大教堂，也叫圣海因里希大教堂。教堂大而宽敞，有圆形中庭，以及一个粗短尖塔，塔和大门同为黄色砂岩质地。这里就是里尔克受洗的地方，也是他幼年时，母亲做祈祷之处。
小里尔克的周遭环境在许多重要意义上，影响了诗人日后的思想构造。海因里希路19号对面是赫伦路——又名潘斯卡路——里尔克母亲的娘家曾在此拥有一幢大宅，母亲就成长于斯。这幢建筑也已拆毁，原址上建了银行，不过从周边的装饰结构上，我们仍可以辨识出它昔日的惊人雅致。里尔克从父母的公寓窗口往外看去，必然会惊愕于自己的小家与街角这幢大宅之间的强烈反差，想必也会忧心自己或许并不怎么属于后者。因此，还在孩提时代，里尔克就已生活在两个近在咫尺却天差地别的世界：普通人的海因里希路和“贵族之街”赫伦路，或者说琴德里斯卡路和潘斯卡路。它们决定了他的生活，乃至他的作品的脉络格局。
布拉格是奥匈帝国重镇，各阶层、语言和种族云集：捷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德语是奥地利统治精英、军官和专业人士的语言。也是大量德国人和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母语，这些人共同构建了此地活跃而不乏矛盾的文化。
布拉格和波西米亚在奥匈帝国的复杂历史导致了颇多冲突，与那种德国少数派统管社会和经济生活，捷克多数派遭歧视并被频频打发到较低社会地位的殖民城市里的情景类似。不过，在里尔克的童年时代，捷克知识分子的声音已经日益强大，在卡尔-斐迪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捷克自治部之后尤其如此，它促进了本土专业人士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优秀艺术家们更是培植出一种丰厚的文学和文化传统。
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世纪末岁月，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比如里尔克一家，难免不被卷入社会和种族冲突。身为少数派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和许多同胞一样压力重重。诗人的父母虽有德国人高人一等的身份，却又并非贵族，在德国社会中地位堪忧。
父亲约瑟夫生于1838年，即便在中产阶级中也属失意者。1875年儿子出生时，他尽管服役多年，甚至在奥地利与兴起反抗、谋求统一的意大利的战争中表现不错，却没能混到一官半职，末了在铁路局当一员小吏。由于喉病，他不得不频频请病假，到1865年，连小吏的位置也难保，只得转到图尔瑙-克拉鲁普-布拉格铁路局（这还是多亏较为成功的长兄雅罗斯拉夫出手相帮），勉勉强强了此残生。不过，他向里尔克的母亲求婚那会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尽管身着平民服装，却一副帝国军官派头。
索菲（或者按照她自称的名字，菲亚）恩茨出生于1851年，比未来夫君小13岁。她父亲是银行高官，拥有帝国参事头衔。她母亲卡洛琳来自中产阶级上层（非贵族）的德国家庭，娘家是制造商和大地主，家境殷实、声名显赫。卡尔恩茨虽说不曾获得贵族头衔，但在本阶层内已攀至。菲亚与姐姐和两个兄弟成长于斯的赫伦路大厦将永驻菲亚心头，成为备受她珍爱的完美象征：一幢巴洛克风格的大厦，高高的天花板，宽大的台阶，房间众多，家具锃亮。
然而，菲亚在华丽的家中却倍感束缚。某次她叛逆地喝掉一整瓶香槟，举座震惊。此举源自一种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它日后在她儿子身上同样有所表现。在那个年代，追逐社会地位——这也将是勒内玛丽亚的理想——是女人的主要出路，正因为此，她为约瑟夫里尔克的军事生涯所允诺的美好前景所吸引。1873年，他们结为夫妻。
由于雅罗斯拉夫里尔克刚刚荣升贵族阶层，菲亚或许希望他弟弟也能分享此种殊荣。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她曾幻想约瑟夫能将她带进城里一流人家的贵族宅院，但这到头来证明只是美梦一场，为此她终生不肯原谅他。
在海因里希路的简陋公寓里，他们很快陷入困境，约瑟夫的薪水无法满足菲亚的需要。她的嫁妆迅速挥霍一空，而拥挤、装修拙劣的公寓让她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抉择的错误。同时，她妹妹夏洛特却成功跻身贵族阶层，嫁给有贵族头衔的帝国官员马勒冯马勒西姆，后者在里尔克小时候就成了上校。
菲亚对约瑟夫的期望并非异想天开。约瑟夫里尔克的家族素来不乏跻身贵族的可能性，正如他们向来有着从军服役的传统。只不过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遭到死亡、疾病和绝望的打击，功亏一篑。家族次子艾米勒因痢疾丧命，随即约瑟夫做出急流勇退的决定，再之后是小儿子，里尔克童年时代非常喜欢的雨果叔叔，因为不堪忍受在51岁时仍是上尉而自杀。只有家族长子雅罗斯拉夫堪称成功。他是几个兄弟中不曾入伍的那一个，到头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律师，光宗耀祖。他们的妹妹加布里埃尔嫁了一个贵族丈夫温策尔，后者拥有库切拉-瓦波斯基骑士头衔，同时还是布拉格的检察官，加布里埃尔和他生了四个孩子。
雅罗斯拉夫是家族的核心人物，充任所有人的安慰者和保护伞，他慷慨又专横的精神对年轻的里尔克影响甚大。他像《旧约》里的长老一样运用着自己在世间的高贵地位。他的律师事务所为布拉格和波西米亚省的大量德国要人家庭做代理，其中许多人都是地主，仰仗他的法律知识处理地产事宜。他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担任波西米亚省立法大会代表一职。
不过，雅罗斯拉夫对于贵族地位也是觊觎多年。他通过结婚达到了这个目的——夫人名叫梅尔维恩, 头衔为冯施洛瑟男爵夫人——此外他还力图证明他的家族拥有源自克恩滕公国（Carinthai）的贵族血统。他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1873年，雅罗斯拉夫荣封鲁里肯骑士， 不过这一头衔只允许他和他的孩子们享用。一度他发动整个事务所的人力，花了好几星期时间追溯家族根源，却仍无法证明他们的贵族来源。这一举动失败后，皇帝嘉奖他的服务时，规定贵族头衔仅授予他本人及其直系后代。
后，雅罗斯拉夫打算转向弟弟约瑟夫的独生儿子，将他也纳入自己的继承人行列。结果，里尔克未能遵从家族的期望，去参军或者当律师，相反却竭力争取作诗人的权利，这成为他的生涯中一个很大的冲突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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