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对话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作者徐贲，是海内外知名的独立学者，为《南方周末》《新京报》《经济观察报》《中国新闻周刊》等著名媒体写过专栏文章，以理性敢言闻名，梁文道曾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中力荐徐贲作品；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为国内首本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说理教育是国外高校的基础性课程，而国内在此方面教育极为欠缺，作者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20余年，深谙说理教育的培养之道，有的放矢，积多年思索与实践精华写就《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为目前国内图书所无，是教授有效思维、理性对话、技术性与人文精神兼备的教育佳作；
　　作者赴美国教学多年，精通西学，视野广阔，学养深厚，又熟悉国内语境，问题意识敏锐，可谓中国通、西学精、世界眼，其文说理透彻，实例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多显混乱戾气，公共对话往往蜕变为相互谩骂，《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针对当下，切中要害，不讳饰虚指，在批判中构建，是公民教育启蒙之作。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本身就是公共说理的典范之作，作者为文风格敞亮、清晰、恰当，句句平实而又发人深省，极具说服力。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作者徐贲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这个有机的整体，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公共说理”的各方面问题。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强调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启蒙又是自我启蒙的一个过程。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更与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说理价值。《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认为“理性”是健康而可持续的公共对话的基础，“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还指说服别人，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便是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本书荣获“网易公民阅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之首）。

序言
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
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
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
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
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第七讲 逻辑谬误
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
第九讲 学生作文中的说理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
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
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
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
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
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
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
后记

序言
　　这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它是由一篇“论文”（前言）和18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的。就说理而言，“随笔”与“论文”是有区别的，我在第十讲的最后一小节中已经谈到，此不赘述。说理最常运用的文字写作形式是“随笔”（essay）而不是“论文”，而说理本身则是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维和表达形式（第一讲）。在美国，从小学高年级到大学低年级，说理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写作随笔，更确切地说，学写一种以实用为目标的“格式化的随笔”（第九讲）。每个高中生报考大学时必写的自述（self-statement）就是一种个人随笔（personal essay）。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说理写作已经20多年了，在我任教的大学里，一年级学生在两个学期里各有一门必修的写作课，第一学期修一门一般的写作课，学习基本的写作技能，如描写、叙述、比较与对比、原因与结果、辩论，等等。这些写作技能都包含着某些对说理的基本要求，如清晰、逻辑、条理分明、言词准确、有读者意识，等等。第二个学期，学生必修另一门专门写作，叫“论证与说服”（argument and persuasion），这是一门集中学习公共说理多个组成部分与相互关联的教程。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介绍的便是这些主要部分（第二至八讲）。这些都只是组成部分，它们需要有机地构成一个说理文字的整体，以一种常规的章法结构表达出来，这种具有章法结构特征的文字形式有一个名称，叫essay，我们可以称之为格式化随笔（第九讲）和随笔（第十讲）。每个大学生在进校时，对这种特定的说理写作形式都已经有了差不多8年（从小学四年级算起）的学习经验。
　　在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时候，学生们会接触到有关如何识别歪理和自己如何避免说歪理的内容，不仅涉及可能的逻辑谬误（第七讲），而且知道如何识别有悖于公共说理伦理的商业和政治宣传。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第十七讲），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第十二讲），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第十三讲）。
　　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Goodlad）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第十五、十六讲），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例如，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民主，至于那种只能由某一政党来领导的民主，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讨论过像“自由民主”与“某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孰优孰劣的论题。还比如，美国大学生对选举一向缺乏热忱，有一次大选时，有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对大选不感兴趣，说是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这位学生是从津巴布韦来的，她说，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因此，即使对于美国学生，学习说理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多余的（第十八讲）。
　　在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美国大学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公民教育，在大学里又接受到更多的人文教育，对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第十一讲）和说理是一种能够维护民主生活秩序的伦理价值（第十四讲），都有许多经验性的体会。学生们在修写作课的同时，还正在修其他必修的人文教育课程，在人文教育课程上，说理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和训练项目。人文教育课是以讨论班的形式来进行的，学习的内容包括，如何细读文本，如何就文本提出与事实、阐述和评价有关的三种不同问题，如何倾听别人，如何对别人的看法和理由提问，并言之有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人文教育课程上的作文与写作课上的要求是一样的，当然，由于不是写作课，写作格式化的要求会相应宽松一些。
　　大学里的公共说理写作课是实用性的课程，学生们学习的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今天的公共说理与古代的一些修辞术和论辩术是有关联的，这些修辞术和论辩术几乎都强调，修辞不只是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会的言辞争辩中获胜，而且是作为从政者和优秀公民的普通教育；注重的不只是论辩或演说的技巧规则，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
　　这样一种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说理能力，它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技能的传授。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阅读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就是为了熟悉并且受教、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除了英语系的专门课程，我在教授公共说理写作课程的这些年间，也同时教授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思想这样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使得我有机会结合这二者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比较人文的而不是纯技巧的说理写作知识。
　　人文的说理除了继承古典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还继承了古典的修辞传统，修辞学在古典人文学科中一直占据首要的地位，修辞学不仅是教人如何说理，而且还告诉他们说理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实用的修辞学分为五部分：立意构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立场和主要的观点；布局（dispositio），把观点或要说的话用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悦的文字来表达；记忆（memoria），记住要说的话，不要照章宣读；陈述（pronuntiatio），包括语音、语调、手势、面部表情。古典修辞实践形成了一种人际交往和社会化的人文教育理念：好的说理风气有助于优化政治制度、社会风尚和共同体的普遍道德文化。
　　我在这里介绍的古典修辞理论有亚里士多德关于说理逻辑、信誉、情绪（logos，ethos，pathos）三要素以及关于“省略三段论证法”（enthymeme，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运用中，这是一种先说“结论”，然后直接加“理由”的看法陈述）的论述，还有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的“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我还特别介绍了图尔敏（Toulmin）的论证模式，它虽然不是古典的，但也和“争议点理论”一样起源于法庭论辩，而法庭论辩正是古典意义的法治与说理方式。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中，剧末那个由女神雅典娜主持的说理辩论，便是人类最早的法庭和陪审制度的雏形，在那里，连太阳神阿波罗也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接受卑微如苍蝇一般的复仇女神们的诘问。法治与说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们必然结合在一起，必然在后来成为现代民主最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需要有助于建立民主理性，有助于提升公民文化和公共道德素质的说理教育，我愿意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得之见奉献给这本书的读者们。

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
　　徐贲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坏的字眼将对手妖魔化，有的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运用非人化、低等动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则与一个特定环境中被公认为特别邪恶、丑陋、肮脏、危险的事物或观念有关。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视为光荣、美好的事物，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可能成为妖魔化的说法，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见。2012年4月10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2011年他就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韦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或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吓公众的把戏。
　　诺曼说，尽管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把韦斯特称为一个“法西斯”，但如此一来，就会也犯下类似的政治妖魔化错误，这会与韦斯特使用“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怪物玩具没有什么两样。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并不一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所说的“纳粹类比”是一个在公共话语或文化意义中起作用的语义“基因”（meme），“一个基因也就是一种想法，它在人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基因或病毒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有传染性的想法（可称其为‘病毒基因’）可能在头脑与头脑之间传染，就像病毒在身体之间传染一样”。而且，“一旦某个语义基因传染开来，它还可能成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其关键不在于辩论时是否可以提到纳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类屠杀、暴力残害、集体洗脑的统治问题时必须使用这类字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因此，这样的语义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温对此提出的问题是，“当有害、不实的基因弥散时，我们该不该努力用反基因将之驱逐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保护我们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呢？”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这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致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就随意使用的现成字眼和空洞符号。
　　然而，人们今天对于“文革”还远没有形成像对纳粹极权或希特勒那样的共识。公然赞美或怀念“文革”的还大有人在。由于现实中还存在着关于“文革”正确、必要或管用的神话，在公共辩论中，如果能够经常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作论理证据，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个多么极端疯狂的时代，发生过哪些极端疯狂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语义基因更值得我们关注，红与黑的对立便是其一。一切与“红”有关的，自动成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红”来标志红心、红歌、红色传统、红色后代、红色接班人、红色江山。相反，几乎所有的坏事都能用“黑”来标志黑帮、（政治）黑线、打黑、黑窝、黑心肠、黑五类或黑七类。比起“西狗”、“五毛”这类明显的骂语，红与黑是更深藏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有害语义基因。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红黑必然对立。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