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7865
傅莹女士，2013-2017年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也曾担任驻英国等国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书中展现的是，她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如何向中外媒体介绍中国的内政外交；作为一名外交官，如何面对国际上的各种误解和成见，如何客观平和地介绍中国。
全书分三部分，共七章。*部分“解构2017年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分别从民法典、环保、个人信息保护、反腐败、国防费、妇女儿童保护、中国的国际角色等七方面，再现了作者是如何在发布会上回应各方关切的。第二部分“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条分缕析发布会的准备过程，呈现了一位发言人是怎样“炼”成的。第三部分“新闻发布会之外的故事”，主要谈作者参加一些国际论坛的体会，比如慕尼黑安全会议和瓦尔代俱乐部会议；回顾了北京奥运会火炬伦敦传递等事件以及其间与国外媒体打交道的经历。这本书对思考如何做好公共和国际传播，如何与世界相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一部分
解析2017年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
第一章 走进新闻发布会
准备工作进行到最后一刻 / 003
发布会开始前的最后准备 / 004
2017年3月4日上午11时 / 007
见证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开篇布局 / 010
了解民法典 / 018
从外交官到立法参与者 / 023
雾霾是一道“必答题” / 027
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想法 / 033
第二章 国防费、个人信息保护、反腐败
世界上哪儿的战乱是中国造成的？ / 037
国防费预算的数据给不给记者？ / 039
2017年对国防费预算问题的回答 /
041
中国国防费 / 045
关于“中国威胁论” / 048
公民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 051
化繁就简 / 053
回应经济领域的关切 / 058
反腐败没有禁区 / 064
法治和制度建设 / 069
反腐与人大、反腐在人大 / 073
第三章 妇女儿童保护、中国的国际角色
丰满的道理和骨感的现实 / 081
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 086
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 090
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 / 092
中印不是敌人 / 096
与外国记者交朋友 / 100
回答质疑性的问题 / 103
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107
“怼”不是我的本意 / 115
第二部分
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
第四章 一切为了大会
进入一年一度的筹备期 / 127
先从知己开始：人大内部座谈 / 130
媒体的背后是老百姓：与媒体座谈 / 133
来自一线的信息：与部委座谈 / 138
讲好中国故事：与外媒座谈、召开吹风会 / 143
第五章 “炼”成新闻发言人
与记者会的初次接触 / 151
单打独斗？不，我需要一个团队 / 155
寻觅公众心中的问号 / 158
找准我们的立场和角度 / 162
发布会是“听”的艺术 / 171
训练、再训练 / 178
形象也是一种表达 / 182
第三部分
新闻发布会之外的故事
第六章 国际论坛上的和风与疾雨
国际论坛需要更多中国人的身影 / 188
初识慕尼黑安全会议 / 193
谁“控制”朝鲜？ / 198
辩驳与争论 / 203
我与瓦尔代论坛 / 208
俄罗斯的“瓦尔代经验” / 221
第七章 英伦追忆
初到英国 / 227
“3·14”事件后的舆论冲击 /
231
“干得那么好，说得这么差” / 235
严厉的教师 / 238
试水《早间新闻》节目 / 242
北京奥运会圣火来了 / 249
跌宕起伏的火炬传递 / 252
大使火炬手 / 258
在《星期日电讯报》发表文章 / 262
与资深记者琼恩面对面 / 265
与巴伯争论一个词 / 273
G20伦敦峰会前接受采访 / 277
把伦敦经验搬到北京 / 282
写在后面的话 / 289
致谢 / 305
写在后面的话
这本书的前七章快完成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十九大报告时语重心长地告诚全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这些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宗旨。
我还记得，1967年得到自己第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时，我用红色的绒线把毛泽东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绣到书包上。对于我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为人民服务”是一生的信念。
作为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我面对的“你”，归根结底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也有面对世界公众的成分。了解“你”的关切，做好全国人大与中国老百姓沟通的桥梁，做好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这是我走进天安门广场侧畔的这座大楼时所想到的。
在我30多年外交工作生涯中，主要是向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说明中国如何改革发展，如何开放学习，解释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道路，秉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政策。而在全国人大五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多地接触到国内事务，了解到社会各界的声音和诉求。
在信息时代，尤其对于大国来说，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边界相对模糊起来了。国际上的问题会即时地反射到国内，国际政治中的许多故事也恰是源自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意味着，我们做对内传播要顾及国际影响，开展对外传播也要考虑国内老百姓的想法。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关系到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外宣方面的职责和使命。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和理论阐述。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为开展有公信力的传播，为培育这方面的能力，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与读者分享这方面的一些体会，特别是希望给未来年轻一代人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及时发声、讲“实在话”
新闻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规律。现代社会信息媒介多，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况，当今世界舆论场上，对涉及中国的信息需求是相当突出的。当发生某件事情时，能第一时间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往往给人印象最深，也很快就能在受众当中形成心理定势。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需要能够主动和及时地提供第一手信息，走在舆论的前头。如果第一时间传播的信息是错误的、虚假的、片面的，就有可能出现“三人成虎”的效果，而后则需要投入数倍的资源去澄清、矫正，还不见得有效，甚至会引起舆论反弹。
为了避免被动，需要争取走在舆论前头，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引导。信息发布得越早、越快、越多、越准确和全面，就越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越能赢得信任。而且最好能同步考虑国内和国外受众的需求。遇事采取压制或者封锁信息的办法，似乎觉得不让人知道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容易处理了，显然不是好的办法，真相总会浮出水面。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公信力，即便说的是对的、真的，大家也不愿轻易相信了。因此，关键是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释放充分的信息。遇到敏感或者热点问题，及时释放足够和明确的信号，虚假信息就不容易挤进来。
现代社会对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的需求和期待日益上升。尤其在中国，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公民的知识和文化水平提高，对社会信息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真实、准确的信息及时传达给社会公众。发言人要对人民的知情权负责，以谦卑之心与记者、公众耐心沟通，努力回应人们的关切，及时解困释疑。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之快，现实情况之复杂，事实真相之难求，远超从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了解的信息足够准确和全面。发言人切不可不做准备仓促上阵，也不能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自己在发言之前，总要多打几个问号，多问自己几遍：对问题搞明白了吗？对事实掌握得清楚吗？发言人需要养成反复研究和确认的习惯，对自己要讲的话斟酌再三。面对公众的时候，必须重事实、讲逻辑，避免过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当然，对于什么是“真话”，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判断的成分。而且“真话”往往需要时间去了解，也将受到时间的检验。因此，传播者最好讲有把握的真话，没把握的宁愿不讲，或者等情况明朗了再讲。有时出于国家安全或者政策考虑，真话也许不能全讲或者马上讲，但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是，在授权范围内尽量讲实在话。我观察在一些国际场合，有的大国发言者表达的内容并不那么充分，但他们出色的口才和自信以及参与讨论的诚恳态度往往能赢得一定的认可。
我的体会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讲事实、讲数据、讲困难、讲作为，是最有说服力的。毕竟，真实的故事最能打动人、说服人。诚然，在这个充斥了大国之间打打杀杀历史的世界上，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难免引发外界的猜测、质疑甚至误解。如何超越长期以来我们与其他国家存在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如何以让外界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阐释自己的意图和作用，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出现在所有有需求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如何认识好并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如何找到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来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常会遇到针对各种社会热点和国际热点问题的提问。有的我了解情况、有了准备，可以从容回答，有的是突发的状况，需要临场依靠积累的政策知识回应。发言人也是普通人，不是万能和全知的，总会有不懂或不知的情况，此时，诚恳的态度很重要。哪怕简单表一个态，“我不掌握情况，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
此外还有一个“容错”的问题。遇到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知道的情况可能不比公众多多少。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要尽可能地了解情况、考虑周全。但对发言人的一些失误和无心之过，社会各界是否也可以多一些宽容和耐心呢？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早年从事外交工作时，中国与外界的交往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当国际上出现涉及中国的热点问题并且引发广泛关注时，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比较薄弱和单一。我还记得1985年在英国留学时，经常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国报纸，难得偶尔能找到一篇涉及中国的小块文章，但其中很多内容并不客观。现在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著述已经多得看不过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战略和安全界以及经济领域的学者发表了大量关注中国的书籍和文章，考察和分析这个新兴大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然而，一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大的改变，那就是，在国际出版物当中仍然不多见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和观点。
总体看，在国际知识和信息库里面，源自中国大陆的现代知识一直是比较匮乏的，更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我在英国做大使期间经常参观知名大学，注意到图书馆的藏书中虽然有关中国的书籍不算少，但多是历史类和民国时期的出版物。2017年访问美国时，在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看到书架上摆放着多份地区杂志，细看却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物。由此可见，外界关于中国的一手“资讯赤字”是普遍存在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使得政界人士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看法。
一位西方记者曾私下告诉我，他们写的对华报道稿件有三类最容易受到总编的青睐。一是说中国“太大”，有种种“超规模”现象；二是说中国“太怪”，与他们很不一样；三是说中国“太坏”，某些方面与西方所谓的主流价值相悖。而这些看法的形成，亦是外界常年对华报道缺乏客观性的结果。
然而，就是他们眼中这个“又大、又怪、又坏”的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一步步走向成功，不管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加稳固，在世界事务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的优质产品为外部世界所承认，中国游客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公正态度和响亮声音更加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西方媒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化、程式化地报道中国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是出于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有的则是出于对自身的反思。
最近几年在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建设治理的成功正带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快速发生变化。一个明显的印象是，各方普遍感受到国际格局和秩序的变革压力，而影响这个趋势的中国话题越来越受瞩目。经常听到人们花很多时间讨论中国近年来的内外政策，外界想知道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影响世界走向何方。
我经常与一些国家的议员和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谈到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发展的路还很长也仍然艰苦，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中国也要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我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共同安全等观念，强调中国将始终致力于基于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安全合作，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牢固的、可以适应新形势的伙伴关系。很多人愿意认真倾听，也非常重视。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呈现多元态势。
一方面，大多数人意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看到中国带来的机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道路值得它们思考，中国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为他们克服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机会。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日益固化和保守的世界中，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东方吹来的清新之风，为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带来新的希望。
另一方面，不乏有人担心中国像历史上曾经的列强那样走上争霸的道路，现存的世界强国和传统势力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担心中国挑战甚至取代传统大国的世界权力。而这方面看法的形成和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于中国的各种负面信息的影响。
近年我国对外叙事的意识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正在取得效果。中国有了更多的自主平台和新媒体工具，硬件不断完善，有条件将国家发展和人民的面貌更加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不仅讲“中国不是什么”，“中国不做什么”，而且开始更多地讲述“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
但是舆论场有很强的惯性，外界多年积累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国际上对中国仍存在诸多模糊和错误的认识，有些是基于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有些是出于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恐惧，有些则是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和表达方式差异造成的理解上的偏颇。还有少数反华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常年靠攻击、抹黑中国谋生，大肆收集、编造和散布负面信息。
近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长期以来希望通过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秩序而促使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希望落空，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排斥感上升。有些人极力鼓吹把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向传统大国竞争重新聚焦，展现出试图构建围堵和阻碍中国崛起的思维和部署。
这些变化使中国与世界沟通的话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向世界清晰、系统地说明自己，成为对外传播的一项紧迫任务。传播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摸索实践，包括认真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跟上发展变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升掌握和使用国际话语权的能力。我们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在国际传播的操作上如何更加细致和精准，如何将外界的质疑转化为传播的机遇，如何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在世界上更好地传播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髓。
中国更多、更好地参与和影响世界事务的一个重要必备条件是，实现自身知识、信息和政策与国际社会的沟通，让世界更充分和准确地了解自己。我们需要努力改变旧的偏见，同时避免新的偏见生成和积累。国与国之间偏见的形成和人与人之间的情况类似，如果一个人的背上总是被人贴上标签，自己不做努力去摘除，就会越贴越多，容易成为“公认的事实”。
新闻和舆论上的周全安排，是现代国家推行政策和赢得国际信誉不可或缺的。在重大决策出台前，最好能对可能出现的国际舆论反应做科学和平衡的预评估，以便于有所准备。换言之，作为大国，政策方面的言论和行为不仅要考虑如何赢得国内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考虑如何说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存在许多新的挑战。例如，当中国发生重大事件、出台重大举措或者发表重要的政策宣示的时候，往往世界各国的媒体都会重视和快速报道。这时，如果没有了解情况的中国官员或者专家学者第一时间直接在国际媒体上做阐释，而是由外国的新闻人士或者学者去解读和介绍，往往很难正确和准确地反映中国的情况和政策意图。再比如，我们的一些新的提法或者是主张，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由于语境和词汇内在的政治或者文化上的差异，也容易带来理解上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国际传播时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新问题。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本质上是防御型的。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目标和方式是坦坦荡荡的，不搞“当面锣背后鼓”。因此，我们在国际上阐释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趋向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应该积极主动地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应世界人民对中国了解的需求，及时向外界提供中国信息和中国故事。尤其当外界存在对中国的误解和错误认识时，我们需要反思，是否是自己的传播存在缺位的问题？是否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声？是否能及时出现在所有关心和关注中国的国际受众面前？
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对象是国际上的普通公众，他们是国际社会的基础，往往没有预先设定的立场，对中国的认识基于自己亲眼看到、读到的信息和与中国人交往的亲身体会。但很多时候，如果他们看不到来自中国的一手信息，就容易受到歪曲信息的影响。
我们需要提升国际传播意识，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通过在国际媒体上接受采访和撰文、参与国际论坛，阐释中国政策，需要中国媒体更多地向国际传播信息，需要更多的中国资料和书籍被翻译成高质量的外文，进入世界的知识传播渠道。为此，需要从政策上、程序上和财力上加快改革和调整，鼓励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让更多的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传播中来。
不同类型的人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国际传播面对的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和国际传播的构成也比较多元。例如美国，从政府到国会、智库、院校乃至媒体，都有各自的影响方式和利害考虑，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也是美国舆论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播工作，逐步培育多渠道传递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仅需要在官方层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而且应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构建传播的能力和渠道。
这些年，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主体人群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直接同中国人接触、交往。他们不是从冷战深处走出来的，过往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乃至更年轻的一代有条件摆脱冷战思维的羁绊。这对中外更好的沟通和了解是契机。
心里装着“人”
沟通和传播是有明确对象的。不论是演讲、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出席国际论坛，对象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面对的都是人，是有思想和各种文化习惯的人。我的体会是，无论是做国内传播还是开展国际传播，心中始终要装着“人”。
“心中有人”包括三个渐进的层次：了解、重视和尊重。
首先要了解你的对象，特别是“第一现场”的听众，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对话的具体人。比如采访你的记者、记者会上的媒体人、演讲或者论坛上面对的嘉宾和听众。这些“第一现场”的人与你的互动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因此，对他们的了解越具体、越精准越好。
如果是采访，记者或主持人关心什么问题？相关的新闻机构有什么政治倾向，秉持什么立场？最近有没有在相关问题上发声，讲了什么？采访者通常会对被访者先期做大量研究；作为被访者，也需要对采访者提前“做功课”。
如果是国际论坛，主持人或者嘉宾也会有自己侧重的问题或者角度。最好能尽量多了解他们的背景，论坛的重点是什么？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同台的嘉宾是谁？他们关心哪些问题？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什么？
如果是演讲，需要考虑面对的主要是中国听众还是外国听众，主要是学生、学者、业界人士，还是政策制定者，最好能够搞清楚听众是什么样的构成，可能对哪些方面的政策和情况更加关注或者有疑问。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准备的讲稿有更好的针对性，也有利于对在问答环节可能提出来的问题有周全的准备。
每次参加论坛前，这些准备都是我和团队的“必修课”。有时我会让团队每个人“认领”一位嘉宾，负责搜集他/她的立场和观点，然后在模拟时“扮演”他/她，与我进行“攻防演练”。对发布会而言，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就更加重要了。就像我在这本书中介绍过的，大量准备工作都是围绕着了解媒体和公众的关切展开的。
正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和回应。现场很难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组织语言，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对临场应变非常重要。讲中国故事，目的是让对方了解自已。重要的不仅是自已想讲什么，也需要了解对方想知道什么。“讲”和“听”这两个管道接通了，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
第二是重视。这既包括要重视同意你的观点的人，也包括要重视那些反对或者不认同你的观点的人。有时在出席国际论坛或者接受采访时，能明显感觉到交流对象不认可中国的政策或者政治制度。遇到对中国误解和偏见比较深的人，还有可能遭遇挑衅性的尖锐问题。有的人甚至会挖“坑”，也就是预设一个类似“圈套”的语境，诱导、刺激你说出一些他们需要的话，来证明他们预设的观点或者判断。
在新闻传播的环境中，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智力的博弈，双方都是要赢取镜头背后公众的认可。尤其面对西方媒体时，对方不会轻易让我们利用他们的平台传播自己的主张，总要试图抬高门槛、提升难度。而我们既然要登上他们的平台，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尖锐问题的能力。
提尖锐问题的人，可能是出于偏见，也可能是希望通过引起争论增加新闻性。其实，提尖锐问题对提问者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把自己暴露在了“竞技场”上。而对于回应者来说，尖锐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就像打网球，对方打过来的球越重，越有机会借力打力。因此，对尖锐问题最好是不回避、不闪躲，而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正面回应。需要判断对方的质疑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还是错误的逻辑，如果“事实”存在问题，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如果逻辑存在问题，如何找到其破绽，再釜底抽薪地化解掉？认真回答问题而不是环顾左右而言他，通过回答问题赢得理解，才能实现传播的目的。
三是尊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信念。今年（201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总理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在处理内外事务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时刻彰显出那种源自内心的尊重，使得与他打交道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对他充满敬意。
2016年12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NYU）以《国际行为中“人”的因素》为题进行演讲时，表达过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多年的实践让我观察到，在现代文明环境下，无论是多么富有激情的理念和有什么样的道义目的，对国际行为的最终判断，还是要看它对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人民”是我在全国人大工作中体会最深的概念，也是我在新闻发布会中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在党的领导下，不管是媒体、政府各部门还是全国人大，我们的目的都是服务于人民——听到他们的声音，回应他们的关切。对人的尊重、对人民的尊重，这方面的体验和体会带给我很多，包括沉甸甸的责任感、谦卑和敬畏的心态，以及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国际环境里，大部分沟通的对象也都是普通的人，既然要沟通，就是打算赢取对方理解，因此同样需要怀着尊重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
总之，向国内外进行有效传播，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沟通和传播中的理念和价值观，它决定了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而“术”则是技巧和方法，这也很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强调“术”的重要性，“讲好”本身包含着对“术”的要求：讲什么？怎么讲？如何才能“讲好”？故事是讲给人听的，要让人听得进去，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进而说服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定的方法、技巧，做足功课。
根据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今天的传播可能格外需要重视沟通的“术”——技巧。例如专业培训，是实现自如面对媒体的有效途径，也是一个自我完善的必要过程。我自己是一个仍在不断学习和摸索的初行者，下了些“笨功夫”和“苦功夫”。我在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方法和细节，更何况技巧是非常个人化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已的方法和习惯。
我曾犹豫是否有必要把一些技术化和琐碎的内容写进书里，但是最终还是放进来了。因为，我希望尽可能还原自己的真实经历，让这本书更加接近实用性的“操作手册”，使一些经验、方法甚至教训让后来人有所借鉴。诚然，“道”和“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有术无道，止于术也”，我们不可能脱离“道”空谈“术”，方法和技巧需要有理念的支撑。许多方法和技巧是琐碎的，甚至是折磨人的，需要信念的支撑。之所以有人肯吃这份“苦”，愿意去努力克服困难做这件事，相信他们都是因为有信念和责任感，希望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讲好，这何尝不也是一种“道”呢？
中国在世界上全新国际话语权的确立，除了靠更好地说，最终还是要看我们做得怎么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国家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了解和信任，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好的基础。
写在后面的话
这本书的前七章快完成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十九大报告时语重心长地告诚全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这些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宗旨。
我还记得，1967年得到自己第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时，我用红色的绒线把毛泽东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绣到书包上。对于我和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为人民服务”是一生的信念。
作为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我面对的“你”，归根结底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也有面对世界公众的成分。了解“你”的关切，做好全国人大与中国老百姓沟通的桥梁，做好中国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这是我走进天安门广场侧畔的这座大楼时所想到的。
在我30多年外交工作生涯中，主要是向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说明中国如何改革发展，如何开放学习，解释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道路，秉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政策。而在全国人大五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多地接触到国内事务，了解到社会各界的声音和诉求。
在信息时代，尤其对于大国来说，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边界相对模糊起来了。国际上的问题会即时地反射到国内，国际政治中的许多故事也恰是源自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意味着，我们做对内传播要顾及国际影响，开展对外传播也要考虑国内老百姓的想法。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关系到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外宣方面的职责和使命。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和理论阐述。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为开展有公信力的传播，为培育这方面的能力，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与读者分享这方面的一些体会，特别是希望给未来年轻一代人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及时发声、讲“实在话”
新闻传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规律。现代社会信息媒介多，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况，当今世界舆论场上，对涉及中国的信息需求是相当突出的。当发生某件事情时，能第一时间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往往给人印象最深，也很快就能在受众当中形成心理定势。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需要能够主动和及时地提供第一手信息，走在舆论的前头。如果第一时间传播的信息是错误的、虚假的、片面的，就有可能出现“三人成虎”的效果，而后则需要投入数倍的资源去澄清、矫正，还不见得有效，甚至会引起舆论反弹。
为了避免被动，需要争取走在舆论前头，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引导。信息发布得越早、越快、越多、越准确和全面，就越能抢占舆论制高点，越能赢得信任。而且最好能同步考虑国内和国外受众的需求。遇事采取压制或者封锁信息的办法，似乎觉得不让人知道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容易处理了，显然不是好的办法，真相总会浮出水面。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公信力，即便说的是对的、真的，大家也不愿轻易相信了。因此，关键是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释放充分的信息。遇到敏感或者热点问题，及时释放足够和明确的信号，虚假信息就不容易挤进来。
现代社会对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的需求和期待日益上升。尤其在中国，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公民的知识和文化水平提高，对社会信息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真实、准确的信息及时传达给社会公众。发言人要对人民的知情权负责，以谦卑之心与记者、公众耐心沟通，努力回应人们的关切，及时解困释疑。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之快，现实情况之复杂，事实真相之难求，远超从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了解的信息足够准确和全面。发言人切不可不做准备仓促上阵，也不能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自己在发言之前，总要多打几个问号，多问自己几遍：对问题搞明白了吗？对事实掌握得清楚吗？发言人需要养成反复研究和确认的习惯，对自己要讲的话斟酌再三。面对公众的时候，必须重事实、讲逻辑，避免过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当然，对于什么是“真话”，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判断的成分。而且“真话”往往需要时间去了解，也将受到时间的检验。因此，传播者最好讲有把握的真话，没把握的宁愿不讲，或者等情况明朗了再讲。有时出于国家安全或者政策考虑，真话也许不能全讲或者马上讲，但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是，在授权范围内尽量讲实在话。我观察在一些国际场合，有的大国发言者表达的内容并不那么充分，但他们出色的口才和自信以及参与讨论的诚恳态度往往能赢得一定的认可。
我的体会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讲事实、讲数据、讲困难、讲作为，是最有说服力的。毕竟，真实的故事最能打动人、说服人。诚然，在这个充斥了大国之间打打杀杀历史的世界上，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难免引发外界的猜测、质疑甚至误解。如何超越长期以来我们与其他国家存在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如何以让外界听得懂、能理解的方式阐释自己的意图和作用，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出现在所有有需求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如何认识好并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如何找到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来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常会遇到针对各种社会热点和国际热点问题的提问。有的我了解情况、有了准备，可以从容回答，有的是突发的状况，需要临场依靠积累的政策知识回应。发言人也是普通人，不是万能和全知的，总会有不懂或不知的情况，此时，诚恳的态度很重要。哪怕简单表一个态，“我不掌握情况，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
此外还有一个“容错”的问题。遇到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知道的情况可能不比公众多多少。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要尽可能地了解情况、考虑周全。但对发言人的一些失误和无心之过，社会各界是否也可以多一些宽容和耐心呢？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早年从事外交工作时，中国与外界的交往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当国际上出现涉及中国的热点问题并且引发广泛关注时，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比较薄弱和单一。我还记得1985年在英国留学时，经常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国报纸，难得偶尔能找到一篇涉及中国的小块文章，但其中很多内容并不客观。现在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著述已经多得看不过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战略和安全界以及经济领域的学者发表了大量关注中国的书籍和文章，考察和分析这个新兴大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然而，一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大的改变，那就是，在国际出版物当中仍然不多见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和观点。
总体看，在国际知识和信息库里面，源自中国大陆的现代知识一直是比较匮乏的，更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我在英国做大使期间经常参观知名大学，注意到图书馆的藏书中虽然有关中国的书籍不算少，但多是历史类和民国时期的出版物。2017年访问美国时，在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看到书架上摆放着多份地区杂志，细看却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物。由此可见，外界关于中国的一手“资讯赤字”是普遍存在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使得政界人士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看法。
一位西方记者曾私下告诉我，他们写的对华报道稿件有三类最容易受到总编的青睐。一是说中国“太大”，有种种“超规模”现象；二是说中国“太怪”，与他们很不一样；三是说中国“太坏”，某些方面与西方所谓的主流价值相悖。而这些看法的形成，亦是外界常年对华报道缺乏客观性的结果。
然而，就是他们眼中这个“又大、又怪、又坏”的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一步步走向成功，不管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加稳固，在世界事务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的优质产品为外部世界所承认，中国游客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公正态度和响亮声音更加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西方媒体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化、程式化地报道中国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是出于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有的则是出于对自身的反思。
最近几年在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建设治理的成功正带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快速发生变化。一个明显的印象是，各方普遍感受到国际格局和秩序的变革压力，而影响这个趋势的中国话题越来越受瞩目。经常听到人们花很多时间讨论中国近年来的内外政策，外界想知道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影响世界走向何方。
我经常与一些国家的议员和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谈到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发展的路还很长也仍然艰苦，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中国也要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我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共同安全等观念，强调中国将始终致力于基于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安全合作，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牢固的、可以适应新形势的伙伴关系。很多人愿意认真倾听，也非常重视。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呈现多元态势。
一方面，大多数人意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看到中国带来的机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道路值得它们思考，中国提供的帮助和支持为他们克服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机会。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和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日益固化和保守的世界中，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东方吹来的清新之风，为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带来新的希望。
另一方面，不乏有人担心中国像历史上曾经的列强那样走上争霸的道路，现存的世界强国和传统势力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担心中国挑战甚至取代传统大国的世界权力。而这方面看法的形成和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于中国的各种负面信息的影响。
近年我国对外叙事的意识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正在取得效果。中国有了更多的自主平台和新媒体工具，硬件不断完善，有条件将国家发展和人民的面貌更加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不仅讲“中国不是什么”，“中国不做什么”，而且开始更多地讲述“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
但是舆论场有很强的惯性，外界多年积累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国际上对中国仍存在诸多模糊和错误的认识，有些是基于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有些是出于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恐惧，有些则是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和表达方式差异造成的理解上的偏颇。还有少数反华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常年靠攻击、抹黑中国谋生，大肆收集、编造和散布负面信息。
近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长期以来希望通过鼓励中国融入世界秩序而促使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希望落空，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排斥感上升。有些人极力鼓吹把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向传统大国竞争重新聚焦，展现出试图构建围堵和阻碍中国崛起的思维和部署。
这些变化使中国与世界沟通的话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向世界清晰、系统地说明自己，成为对外传播的一项紧迫任务。传播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摸索实践，包括认真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跟上发展变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升掌握和使用国际话语权的能力。我们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在国际传播的操作上如何更加细致和精准，如何将外界的质疑转化为传播的机遇，如何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在世界上更好地传播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髓。
中国更多、更好地参与和影响世界事务的一个重要必备条件是，实现自身知识、信息和政策与国际社会的沟通，让世界更充分和准确地了解自己。我们需要努力改变旧的偏见，同时避免新的偏见生成和积累。国与国之间偏见的形成和人与人之间的情况类似，如果一个人的背上总是被人贴上标签，自己不做努力去摘除，就会越贴越多，容易成为“公认的事实”。
新闻和舆论上的周全安排，是现代国家推行政策和赢得国际信誉不可或缺的。在重大决策出台前，最好能对可能出现的国际舆论反应做科学和平衡的预评估，以便于有所准备。换言之，作为大国，政策方面的言论和行为不仅要考虑如何赢得国内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考虑如何说服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存在许多新的挑战。例如，当中国发生重大事件、出台重大举措或者发表重要的政策宣示的时候，往往世界各国的媒体都会重视和快速报道。这时，如果没有了解情况的中国官员或者专家学者第一时间直接在国际媒体上做阐释，而是由外国的新闻人士或者学者去解读和介绍，往往很难正确和准确地反映中国的情况和政策意图。再比如，我们的一些新的提法或者是主张，在翻译成外文的时候，由于语境和词汇内在的政治或者文化上的差异，也容易带来理解上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国际传播时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新问题。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本质上是防御型的。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目标和方式是坦坦荡荡的，不搞“当面锣背后鼓”。因此，我们在国际上阐释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趋向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应该积极主动地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适应世界人民对中国了解的需求，及时向外界提供中国信息和中国故事。尤其当外界存在对中国的误解和错误认识时，我们需要反思，是否是自己的传播存在缺位的问题？是否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声？是否能及时出现在所有关心和关注中国的国际受众面前？
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对象是国际上的普通公众，他们是国际社会的基础，往往没有预先设定的立场，对中国的认识基于自己亲眼看到、读到的信息和与中国人交往的亲身体会。但很多时候，如果他们看不到来自中国的一手信息，就容易受到歪曲信息的影响。
我们需要提升国际传播意识，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通过在国际媒体上接受采访和撰文、参与国际论坛，阐释中国政策，需要中国媒体更多地向国际传播信息，需要更多的中国资料和书籍被翻译成高质量的外文，进入世界的知识传播渠道。为此，需要从政策上、程序上和财力上加快改革和调整，鼓励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让更多的人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传播中来。
不同类型的人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国际传播面对的许多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和国际传播的构成也比较多元。例如美国，从政府到国会、智库、院校乃至媒体，都有各自的影响方式和利害考虑，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软实力也是美国舆论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播工作，逐步培育多渠道传递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仅需要在官方层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而且应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构建传播的能力和渠道。
这些年，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主体人群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直接同中国人接触、交往。他们不是从冷战深处走出来的，过往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乃至更年轻的一代有条件摆脱冷战思维的羁绊。这对中外更好的沟通和了解是契机。
心里装着“人”
沟通和传播是有明确对象的。不论是演讲、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出席国际论坛，对象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面对的都是人，是有思想和各种文化习惯的人。我的体会是，无论是做国内传播还是开展国际传播，心中始终要装着“人”。
“心中有人”包括三个渐进的层次：了解、重视和尊重。
首先要了解你的对象，特别是“第一现场”的听众，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对话的具体人。比如采访你的记者、记者会上的媒体人、演讲或者论坛上面对的嘉宾和听众。这些“第一现场”的人与你的互动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因此，对他们的了解越具体、越精准越好。
如果是采访，记者或主持人关心什么问题？相关的新闻机构有什么政治倾向，秉持什么立场？最近有没有在相关问题上发声，讲了什么？采访者通常会对被访者先期做大量研究；作为被访者，也需要对采访者提前“做功课”。
如果是国际论坛，主持人或者嘉宾也会有自己侧重的问题或者角度。最好能尽量多了解他们的背景，论坛的重点是什么？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同台的嘉宾是谁？他们关心哪些问题？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什么？
如果是演讲，需要考虑面对的主要是中国听众还是外国听众，主要是学生、学者、业界人士，还是政策制定者，最好能够搞清楚听众是什么样的构成，可能对哪些方面的政策和情况更加关注或者有疑问。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准备的讲稿有更好的针对性，也有利于对在问答环节可能提出来的问题有周全的准备。
每次参加论坛前，这些准备都是我和团队的“必修课”。有时我会让团队每个人“认领”一位嘉宾，负责搜集他/她的立场和观点，然后在模拟时“扮演”他/她，与我进行“攻防演练”。对发布会而言，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就更加重要了。就像我在这本书中介绍过的，大量准备工作都是围绕着了解媒体和公众的关切展开的。
正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和回应。现场很难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组织语言，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对临场应变非常重要。讲中国故事，目的是让对方了解自已。重要的不仅是自已想讲什么，也需要了解对方想知道什么。“讲”和“听”这两个管道接通了，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
第二是重视。这既包括要重视同意你的观点的人，也包括要重视那些反对或者不认同你的观点的人。有时在出席国际论坛或者接受采访时，能明显感觉到交流对象不认可中国的政策或者政治制度。遇到对中国误解和偏见比较深的人，还有可能遭遇挑衅性的尖锐问题。有的人甚至会挖“坑”，也就是预设一个类似“圈套”的语境，诱导、刺激你说出一些他们需要的话，来证明他们预设的观点或者判断。
在新闻传播的环境中，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智力的博弈，双方都是要赢取镜头背后公众的认可。尤其面对西方媒体时，对方不会轻易让我们利用他们的平台传播自己的主张，总要试图抬高门槛、提升难度。而我们既然要登上他们的平台，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尖锐问题的能力。
提尖锐问题的人，可能是出于偏见，也可能是希望通过引起争论增加新闻性。其实，提尖锐问题对提问者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把自己暴露在了“竞技场”上。而对于回应者来说，尖锐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就像打网球，对方打过来的球越重，越有机会借力打力。因此，对尖锐问题最好是不回避、不闪躲，而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正面回应。需要判断对方的质疑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还是错误的逻辑，如果“事实”存在问题，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如果逻辑存在问题，如何找到其破绽，再釜底抽薪地化解掉？认真回答问题而不是环顾左右而言他，通过回答问题赢得理解，才能实现传播的目的。
三是尊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持的信念。今年（201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总理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在处理内外事务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时刻彰显出那种源自内心的尊重，使得与他打交道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对他充满敬意。
2016年12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NYU）以《国际行为中“人”的因素》为题进行演讲时，表达过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多年的实践让我观察到，在现代文明环境下，无论是多么富有激情的理念和有什么样的道义目的，对国际行为的最终判断，还是要看它对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人民”是我在全国人大工作中体会最深的概念，也是我在新闻发布会中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在党的领导下，不管是媒体、政府各部门还是全国人大，我们的目的都是服务于人民——听到他们的声音，回应他们的关切。对人的尊重、对人民的尊重，这方面的体验和体会带给我很多，包括沉甸甸的责任感、谦卑和敬畏的心态，以及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国际环境里，大部分沟通的对象也都是普通的人，既然要沟通，就是打算赢取对方理解，因此同样需要怀着尊重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
总之，向国内外进行有效传播，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沟通和传播中的理念和价值观，它决定了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而“术”则是技巧和方法，这也很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强调“术”的重要性，“讲好”本身包含着对“术”的要求：讲什么？怎么讲？如何才能“讲好”？故事是讲给人听的，要让人听得进去，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进而说服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定的方法、技巧，做足功课。
根据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今天的传播可能格外需要重视沟通的“术”——技巧。例如专业培训，是实现自如面对媒体的有效途径，也是一个自我完善的必要过程。我自己是一个仍在不断学习和摸索的初行者，下了些“笨功夫”和“苦功夫”。我在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方法和细节，更何况技巧是非常个人化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已的方法和习惯。
我曾犹豫是否有必要把一些技术化和琐碎的内容写进书里，但是最终还是放进来了。因为，我希望尽可能还原自己的真实经历，让这本书更加接近实用性的“操作手册”，使一些经验、方法甚至教训让后来人有所借鉴。诚然，“道”和“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有术无道，止于术也”，我们不可能脱离“道”空谈“术”，方法和技巧需要有理念的支撑。许多方法和技巧是琐碎的，甚至是折磨人的，需要信念的支撑。之所以有人肯吃这份“苦”，愿意去努力克服困难做这件事，相信他们都是因为有信念和责任感，希望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讲好，这何尝不也是一种“道”呢？
中国在世界上全新国际话语权的确立，除了靠更好地说，最终还是要看我们做得怎么样。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国家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了解和信任，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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