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外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本书是对明代外戚群体所做的系统性研究，不仅对明代外戚的人员构成、各项待遇及主要活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还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了考察，旨在探究明代始终没有出现外戚专权现象的原因，以及外戚群体作为明代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及其变化趋势，以期对明代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作者认为明代外戚群体享有一定的特权，却又始终从属并受控于皇权。明代无外戚专权的直接原因是，在严密的制度保障下，外戚群体受到了来自皇帝、后妃、宦官以及文官群体等四个方面的防范和约束。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思想文化、政治结构领域内的变化，以及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则是明代“无外戚之祸”的历史根源。同时，明代外戚的地位也并非始终“孱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明代外戚地位的变迁是与整个明代的政治、社会变迁同步的，实为后者的重要内容。

叶群英，1977年生，江西德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史、明清社会经济史等。　

“外戚”一词初泛指所有外姓亲属。在中国古代，以父系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建立以后，与本人同宗者被目为“同姓”或称作“内姓”，而其他所有与自己非同宗者，则一概称作“异姓”或“外姓”。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国之令典”，其中一条就是君主用人要“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可见当时内姓、外姓的说法已经非常普遍。故而对外姓的亲属如母之父母、妻之父母及女之子女的称谓，也统统冠之以“外”：母之父母称外祖和外婆，妻之父母称外父或外舅、外姑，女之子女称外孙、外孙女，外祖父母家和舅家则称外家或外氏。女子出嫁后也往往称自己的娘家为“外家”。这些外姓的亲属则统统可以称为“外戚”。司马迁撰《史记》，创《外戚世家》,记载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主要后妃及其家族封侯者。班固《汉书》则将西汉诸位皇帝母族及妻族重要人物的历史事迹撰成《外戚列传》。此后历代纪传体“正史”大多沿袭此例，“外戚”一词遂逐渐被用于特指帝王的外姓亲属，通常指帝王的母族和妻（妾）族。

清朝官修《明史》，援前人成例立有《外戚传》，其序言称，除成祖后家即徐达家族事迹详见于《中山王传》外，其余外戚则“采其行事可纪者”收入传中。考察是传，其本传传主27人，提及姓名的外戚共计100余人。实际上，明代外戚人数远远不止此数，其“行事可纪者”也并非仅仅《明史·外戚传》所列者。明朝从1368年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极称帝正式建立，到1644年思宗朱由检因北京城破弃国自缢而宣告灭亡，历时276年，前后共有16位皇帝南面称制。
关于明朝的统治时间和在位皇帝的人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王天有、毛佩琦等学者即认为鉴于明代南、北两京制度的特殊性，明朝灭亡应以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福王朱由崧被执、弘光政权失败为标志，故明朝应为277年17帝。本书的研究仍遵循传统的276年16帝之说。朱明王朝的皇帝绝大多数后宫充实、妃嫔众多，其中仅明世宗朱厚熜一人见于记载的有封号的妻妾就有70多位。这些后妃都有自己的父兄亲族，因此在如此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后妃群体背后，必然是一个人数更多、规模更大的外戚群体。笔者根据《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朝鲜《李朝实录》）、《明史》、《国榷》、《罪惟录》、《明书》和《胜朝彤史拾遗记》等明清时期中外官私史籍、现存明代档案以及出土墓志材料，对姓名可考、事迹可寻的明代外戚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其人数已经超过500人，而这500余位外戚背后的家族人口，则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可以肯定，那些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外戚还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