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定居上海已有90年多年了。本书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鲁迅在上海与其他文化人的交往。

许广平说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一生中*光辉的岁月。鲁迅在上海创作了十余部杂文集，翻译了十余部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推动了左翼文学的创作；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掀起了中国左翼美术的发展大潮。本

书主要围绕着上海时期的鲁迅而展开，作者着重历史事实的考察，以小见大，以彰显鲁迅及其战友们的历史功绩。

李浩，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鲁迅相关文化研究、博物馆学研究等。就职于国家一级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任《上海鲁迅研究》责任编委、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十届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著有《周文画传》《许广平画传》； 负责编辑有《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 《鲁迅文萃》4 卷、《许寿裳遗稿》4 卷等；主持上海鲁迅纪念馆网站及专业图书数据库建设等。

目录

20世纪初上海读书界之一端——读《应修人日记》

上海时期的鲁迅所作序跋述略——为青年作家而作

“文艺自由论辩”及其他

鲁迅与翻译——论争、合作及其他

花边新闻——《社会日报》的折射

关于丁玲被捕——从《摄影画报》角度

《李桦色刷木刻十帧》及其他

“赞美人的意志”——黄新波的木刻及其油画琐谈

刘岘与鲁迅及《怒吼吧中国之图》

“把大众的灵魂叙述出来”——司徒乔的创作与生平略说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鲁迅文章手稿所见

时代的同行者——许广平

附录

许寿裳的传记观以及鲁迅传

内山完造：上海时期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中介

参考书目举要

后记

后记 

本书起意于2000年前后，想专门考察一下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中鲁迅与其他文化人士的交往。经历10余年后，到今天，得集成10余篇旧文，不过已经不符合当年的设想了，于是改为现书名。本书所收文章，有结合相应的工作所得，也有因平时的一些想法而成。各文作成时间不一，跨度有10余年，文风也不尽相同。

这10余年间，因网络运用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网络渗透到日常生活之后，既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便利人们在网络上发言，由此，关于鲁迅的不同看法也就不再限于之前的一两本杂志了。对于鲁迅的不同观点，历来有之，并非因网络故，只是网络放大了某些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伟大和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正确、勇敢、坚决、忠实、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笔者认为这一论述至今依然是正确的，这个具有政治和历史高度的评价，鲜明地指出了鲁迅有别于“五四”以来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士的特点，这个论断也是当今阐释鲁迅精神思想文化遗产的纲要。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人试图否认鲁迅革命家的特质，说鲁迅被意识形态化之类，这是无视历史客观的。简要言之，鲁迅从事文艺活动之因，是源于他的立人思想，他试图以文艺活动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鲁迅的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文艺活动中，并逐渐地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成为中国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便是鲁迅意识形态化之路，通俗地说也是鲁迅社会影响扩大并深入社会各阶层之路。关于革命家的鲁迅，大致回顾鲁迅的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鲁迅从初的弃医从文行动，就是一个革命行动，以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在当时就是一个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革命。100年前，鲁迅以《狂人日记》加入影响至今的“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鲁迅在这个运动中以他的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蔡元培称鲁迅为“新文学开山”并非是过誉之词。1936年10月9日，鲁迅去世前10天，他在纪念老师章太炎《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直接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一论断，彰显了作为革命家的鲁迅的思考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曾经影印出版了5编《民国丛书》，收编民国时代出版的各类图书1000余种。2000年以来，在这些图书中，有多少种书及作者被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被广泛研读，有多少种书被作为普通读物并被作为闲聊话题的内容，又有多少种书及作者被人特意作文以贬损的。即便有，其数量也不会超越鲁迅的。今天，无论以怎样的角度、观念述说鲁迅，笔者以为几乎所有的叙述者都基于这样的现实：鲁迅是位历史人物，但是他的精神思想文化遗产在今天仍极具影响力和现实意义。不可否认，鲁迅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个伟大的存在。

……

午后的天窗之外，初夏雨歇，清风凉爽，婉转鸟啼，间有高声话语、乐器吱呀声杂之，室内电话铃声或有起伏，这就是在办公室撰写本文时所能感受到的。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以来，认识了许多鲁迅研究学者，敬佩他们对于学术的孜孜以求的认真和敬业精神；同样认识了许多鲁迅爱好者，敬佩他们对于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坦诚和热爱。为这样的人们服务，与这样的人一起探讨鲁迅，是人生的快乐，这种快乐激励着笔者不断学习、思考，以更深入、更广博地去探求鲁迅精神思想文化遗产，乃至“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关种种。

感谢在本书写作及出版过程中提供协助与支持的各位友人！

2018年5月22日

20世纪初上海读书界之一端 

——读《应修人日记》 

20世纪初，上海工商业的发展逐渐造就出一批有闲暇时间、有闲钱的城市职业者，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文化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力量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些城市文化的消费者中的一些人也会转化为城市文化消费组织者或文化生产者。应修人就是其中之一。

应修人1900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原名应麟德，字修士（1919年改为修人）。14岁就到上海钱庄当学徒，从此开始了他的上海市民的生活。1926年底，应修人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而离开上海，1930年他又回到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33年在与国民党特务的搏斗中牺牲。据应修人1917年的日记记载，他记日记是始于1916年的端午节，以目前所见的4年日记和所知的应修人生平推测，至少在1926年底他离开上海前应不会中断记日记的习惯，若此，我们所见的1917年、1919年、1922年和1923年4册日记《应修人日记》一年一册。目前，应修人1917年日记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他3册日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只是他10年日记中的小部分。

从1914年应修人到上海至1926年底他次离开，这10余年的时间，是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繁盛的城市的重要发展阶段，当时旧的封建体制已被打破，新的共和体制，受阻于国内的军阀割据势力、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压抑，而未完全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一新体制在上海的租界面前更显得苍白无力。但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借助于次世界大战却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文化在经济的推动下也迅速地发展，林立的书刊出版机构促进了市民的文化消费。当时市民的国民意识相对薄弱，因而所呈现的城市文化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对上海市民的国民意识的增强和上海城市文化向真正中国城市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良好基础。身处其中的应修人在思想上也同样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一位崇尚实业救国的进步青年，转变为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者，新文学的参与者，直至后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左翼文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一、 一个银行职员的“归农”计划

从现存的4年日记来看，年轻的应修人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勇于实践自己理想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当他17岁时，也就是刚从钱庄学徒转变为正式职员时，他就希望自己对国家、对社会有所作为。他的人生选择的个目标就是投身于农业，即以农业为实业来达到他农业救国的理想。他之所以选择农业，一方面是当时的应修人与农村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母亲、妻子都住在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农田。同时，他在城市中所工作的部门又恰恰是城市商业经济的重要环节——钱庄，城市商业运转的核心，其中所有丑陋的一面都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钱庄里给予他的感受与还具有很强烈传统亲情关系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超过了任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表象的对比。另一方面，应修人通过阅读书刊，了解到美、英、德、日等强国不仅工业发达，而且它们的农业也很发达，他由此认为西方国家的强盛首先是农业的兴盛，同样，中国要强盛必须先要农业发达，农业的发达可以使广大的农民富裕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应修人的这一认识虽不完全正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割据、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但也触及了解决中国经济落后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考察，应修人之从农业入手，应比之当时主流的从工业、商业等方面入手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更接近于中国经济振兴的根本。1917年5月1日，应修人在《自题小影》中这样写道：“空说男儿意气雄，春过二十无微功。生涯今日何堪问，万恶沪滨侍富翁。治国无才当治乡，民生困迫正凄惶。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应修人所“归”的“农”并非传统意义的上“农”，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涵盖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综合体。他很重视前人经验的获取：“余索观各书店书目，恨农业类甚少，彼又有英文书目，则关于此类尚多。余因思学英文，冀读英文之农业书也。”不仅如此，应修人还与同事一起组织“新青种植团”“借豫源银行的屋顶做实验地”；该团“宗旨在练习劳动，涵养性灵，以识自然界的真趣，得植物上的技能”。

应修人虽仅受过有限的私塾和小学教育，但上海这一当时中国土地上富现代气息、与世界联系紧密的大城市，以及丰富的图书市场和普及教育场所，给予应修人思考问题的基础、视野和空间。如上所述，应修人之重返农村，其目标并不是回去做一个传统的农民，而是将中国传统的农业变为真正的现代实业，他心目中的农业是结合了“作物、园艺、畜牧、森林诸事”。多种经营的、使用生产技术的、以工商业方式进行操作的现代综合农业。为此，他利用当时上海庞大的图书期刊市场，获得了大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以及技术的信息。在1917年和1919年两年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应修人购买并研读了《耕种学》《新农业》《农业浅说》《植物学》《肥料学》《农产制造学》以及函授教材等农业书刊，进而通过报刊的介绍多次参加了有关养蚕、植棉、养蜜等农业新技术的报告会，并通过阅读刊物与农业专家尤惜阴先生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具体而有益的指导。在进行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准备的同时，应修人还回乡进行实地考察，与亲友深入而具体地探讨了他的“归农”计划，并筹划建立相应的股份公司，作为他今后实施“归农”计划的基地，设想组建宣讲团向农民传播文化和农业知识等。虽然应修人的“归农”计划后因家庭的经济变故而未能实现，但若将他的一些具体构想与今天中国农村的经营方式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活在20世纪初的、从未亲身体验过外国先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应修人就能作出如此的构想，除了他的个人因素外，当时上海为他提供的大城市所特有的文化信息环境却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