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465727
土耳其历史学家深刻解读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经典力作
一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融史
引言/001
■ 伊斯兰与西方：词的魔力/012
欧罗巴的故事/013
欧洲是什么？ /015
拯救欧洲/017
欧洲与存在的问题/019
欧洲的基督教属性/023
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025
伊斯兰文明/029
伊斯兰富有弹性的文化政策/031
普世的历史观/032
现代的断裂/036
无知与傲慢的论调/037
■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拜占庭：神学、政治和文化的挑战/041
神学挑战/042
政治挑战/048
文化威胁感/049
文明的传递性问题/054
伊斯兰与拜占庭关系/055
书信往来时期/058
哈伦·拉希德与查理大帝/063
■十字军东征：漫长战争带来的启示/066
十字军东征开始了/070
征服耶路撒冷/073
萨拉丁·阿尤布与“狮心王”理查/076
罗兰之歌/080
未能实现的梦想：十字军与蒙古同盟/084
剑与笔/088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089
十字军与伊斯兰的形象/091
《古兰经》有了拉丁文版/094
骑士时期/096
穆斯林眼中的十字军/100
■经院哲学、伊斯兰教和一个时代的落幕/106
从阿拉伯文到拉丁文/109
12世纪的一次文艺复兴/112
共同概念的世界/115
伊斯兰教在西西里/119
中世纪的欧洲与先知穆罕默德/126
■安达卢斯：从“共存”到“收复失地运动”的安达卢斯伊斯兰文明/129
伊斯兰和欧洲概念的出现/131
科尔多瓦/135
安达卢斯伊斯兰音乐与欧洲/138
“共存”时期/141
三个类别：摩里斯科人、穆德哈尔人和莫札拉布人 /146
收复失地运动：悲剧的开端/148
安达卢斯与奥斯曼帝国关系/151
《奥兰裁定书》/155
一场无休止的悲剧/159
当今社会对安达卢斯的认知/162
■欧洲与土耳其人/166
马基雅维利与奥斯曼模式/168
罗马的继承者/169
哈吉·拜伊拉姆·瓦里与曼努埃尔二世/172
教皇给“征服者”写信了/174
作为特洛伊人后代的土耳其人/175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对伊斯坦布尔的好奇/179
一幅肖像的故事/182
“征服者”与德古拉/185
可怕的土耳其人和辉煌的奥斯曼帝国/187
两次失败：从勒班陀海战到第二次维也纳之围/189
从伊斯坦布尔到威尼斯/191
欧洲对郁金香的狂热 /196
土耳其人的新形象/197
杰姆苏丹：欧洲牢笼中的奥斯曼王子/201
奥斯曼人支持了新教吗？ /205
一位匈牙利王子的奥斯曼历险/211
迈向现代化的土耳其形象/213
■面向现代化：改革、文艺复兴与新世界/218
作为理性宗教的伊斯兰/226
气候和地理环境/230
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位西班牙囚徒：塞万提斯 /235
勒班陀海战与辛迪·马哈穆德在欧洲的囚禁岁月/238
哈桑·瓦赞：“非洲的列奥”的冒险/242
咖啡来到了欧洲/246
奥斯曼军乐与西方音乐/248
语言和文化的世界/250
伊斯坦布尔的两位欧洲音乐家/251
■迎接一个新的世界：欧洲殖民主义、旅行家们和东方主义/257
拿破仑·波拿巴的埃及历险/261
反对殖民主义的产物：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和伊斯兰联盟/270
哈里发制问题/274
传教活动/278
东方主义/279
欧洲哲学与东方主义/285
康德与伊斯兰/288
黑格尔主义历史观、尼采与伊斯兰/289
伊斯兰教在美国/291
杰弗逊的《古兰经》/294
从哈吉·阿里到“嗨·乔利” /296
游走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旅行家们的天地/300
蒙塔古夫人的挑战/304
两位法国的“亲土耳其派”：拉马丁和皮埃尔·洛蒂/308
在麦加和麦地那的一个英国人/311
阿拉伯的劳伦斯/314
佩拉宫现代和危险的世界/316
■新的世界与失落的文明：伊斯兰世界与现代欧洲/319
哥白尼革命与伊斯兰世界/321
伊斯兰与科学的问题：纳默克·凯马尔对勒南的论战/323
穆斯林旅行家眼中的欧洲/328
奥斯曼使臣在巴黎/330
作为一种理想的欧洲/332
奥斯曼苏丹在欧洲/337
现代土耳其思想、文明和西方的问题/342
文化观和文明观：从努莱丁·托普丘到杰米尔·梅里奇/345
培亚米·萨法对历史的构建/351
欧洲穆斯林思想家们的呼唤：盖农和阿萨德/354
穆罕默德·马默杜克·皮克索尔：见证一个时代/360
当三名穆斯林女孩改宗之后/369
■ 新的时代：在接近中疏远的两个世界/373
从“犹太人问题”到“穆斯林问题”/382
女性、民主和自由的问题/384
伊斯兰和西方社会中的性观念/387
伊斯兰教的“可见性”问题/390
西方主义的陷阱/392
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伊斯兰与西方关系 /397
煽动仇恨的言论与种族主义的新面目/403
伊斯兰恐惧症：概念与内涵/406
■ 代结语?自我、他者及其他/411
■ 附录一安达卢斯穆斯林致苏丹巴耶塞特的诗体信/422
■ 附录二阿布·贝卡·萨利赫·伦迪所作的安达卢斯《哀歌》/429
■ 附录三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与刘易斯·华莱士：一段不期而遇的友情故事/434
■ 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大事记/442
伊斯兰与西方：词的魔力
我们探讨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时候用词必须谨慎。因为代表某个事实的词，有时会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事实的障碍。“伊斯兰”和“西方”这两个词，表述的是从历史到宗教、从文化到艺术、从哲学到科学和政治等诸多元素。今天提到伊斯兰的时候，西方人的脑海里会出现特定的形象：克尔白、做礼拜的人群、头巾、巴勒斯坦问题、恐怖活动、战争，等等。当我们说起西方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一系列景象：发达而拥挤的城市、技术、帝国主义、好莱坞、音乐视频（MV）、教堂、家庭的解体、恐怖袭击，等等。这些事物，每一个都指向一个事实。但是，难道像人、社会和历史这样复杂、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和彼此相关的元素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吗？随意地利用词的抽象性和概括性，难道不会有远离事实的危险吗？
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对自己使用的词有准确的理解。让我们从“伊斯兰”这个词开始吧。“伊斯兰”是伊斯兰教对自己的称谓，是《古兰经》里的一个词。其词义是“通过把自己交给真主而拥有和平与安宁”。从宗教意义上来说，它表述的是《古兰经》所规定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从历史和文化意义上来说，它表达的是这些信仰原则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不同形态。同世界上其他所有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并不仅仅向其信徒们提供一个“信仰列表”，同时也规定这些信仰和道德原则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们所说的伊斯兰文明和文化，是这些原则经由穆斯林融入时间和空间之后所具有的鲜活形态。正如文明是一种世界观在时间和空间里获得生命力之后有血有肉的形态，伊斯兰文明也是伊斯兰教的世界观具备了物质的、文化的、组织化的和美学的属性后的形态。当我们说伊斯兰的时候，指的既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今天，伊斯兰这个词所代表的都是伊斯兰教的这两个方面。
当我们谈论“西方”一词，会遇到一系列不同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个词是与近代同龄的。尽管从14世纪以来，作为“太阳落下的地方”意义上的Occident（西方）一词一直为欧洲各种语言所使用，但我们看到，这个词从18世纪开始才具备了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含义。另外，Occident一词所代表的地理上的西方，指的是“亚洲的西边”。因为在中世纪，欧洲将自己视为位于“亚洲的西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亚洲位于中央，西方（欧洲）对应的是亚洲的西端。
欧罗巴的故事
我们称之为西方的地理概念，直到美洲大陆被发现为止，指代的都是欧洲。今天我们谈起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时候，主要也是指发源于西欧的文化、艺术、科学和政治积淀。但是，即便是其神话学的起源，也都告诉我们欧洲一词与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神话中一个著名的故事里说，宙斯爱上了出身腓尼基贵族、名叫欧罗巴的女孩。为了接近欧罗巴，宙斯化身为一头欧罗巴钟爱的白色公牛。看见白牛，欧罗巴走过去和牛玩耍了起来，接着骑到了牛背上。看到机会来了，宙斯振翅而飞，拐走了欧罗巴。据传说，宙斯把欧罗巴带到克里特岛，向她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在另一个传说中，当意识到自己被拐，欧罗巴要求宙斯放了自己，并威胁说不然的话她就从天空中跳下去。宙斯对欧罗巴的嘶喊置之不理。于是，欧罗巴就从化身为白牛的宙斯背上跳了下去。她掉落的地方，就是今天人们称之为欧洲的那片土地。在这一悲剧之后，这片土地就被人称为“欧罗巴”。从加洛林王朝统治的8世纪开始，欧罗巴一词被所有欧洲语言所使用。“欧罗巴被拐骗”，在西方神话和文学中一直作为一段鲜活的记忆保存至今，并作为一种思想成为描述欧洲与其他文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诸多象征符号的灵感来源。
尽管如此，对于“欧罗巴”一词的词源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欧罗巴（Europa）由希腊语中的euros（宽广）和pa（天空），opis（面孔）或是optikos（目光）构成，意为“视野宽广”“思维开放”。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欧罗巴一词源于阿卡德语erebu一词，意为“下沉、下降”。不管我们采信哪种说法，神话传说、词源分析，还有之后我们将要研究的历史文献都证明，欧洲的出现与亚洲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的事物，欧洲的出现与欧洲概念的形成是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史学家们认为，欧洲是在成为具有明确属性和命运的事物后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这种属性，很多时候建立在某个“他者”的基础之上。1947年个提出“欧洲观念”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费德里克·恰波德认为，“欧洲这个概念由非欧洲的事物构成，其特性是通过与这些非欧洲事物的对立而形成的”。在欧洲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这些对立面，导致很多事物成为欧洲的“他者”。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那些“野蛮人”（因为不会说希腊语而只能发出“啵啵啵”这类原始、粗野声音的外来人）、波斯人、亚洲人、非洲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犹太人、奥斯曼人，近代以来的移民、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其他人群，都被塑造成欧洲的他者，成为政治、宗教、文化、新闻和电影里类型化的对象。
毫无疑问，把整个欧洲史描述为一项他者化的计划是过于夸张了，因为那等于赋予了欧洲超历史和超自然的角色。欧洲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其他文化和亚洲、伊斯兰世界和非洲的影响。但随着欧洲观念的定型，欧洲属性得以明确，并逐渐走向压制在欧洲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的道路。例如，在文艺复兴和改良运动的出现以及启蒙运动的定性过程中，伊斯兰的哲学和科学传统曾经产生重要影响。同样，19世纪和20世纪来自亚洲文化以及佛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传统的翻译作品在现代欧洲思想的形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把目光转向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19世纪在美国精神的形成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亨利·戴维·梭罗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曾经深受东方文化和伊斯兰思想与诗歌的影响。正如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将细致探讨的那样，美国的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这样的政治家也曾经对伊斯兰的法律和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在构建作为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石、发表于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的哲学框架时，选择了参照《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教经典。今天珍藏在美国议会图书馆中、以“杰弗逊的《古兰经》”而闻名的那本《古兰经》，就是这一密不可分的历史值得关注的例证。但是，这段历史尚未写就。其原因，并不是缺乏史料，而是我们至今仍然以欧洲中心论的视角看待欧洲和美国的历史。
欧洲自17世纪开始赋予其对外关系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性质，也决定了欧洲对外关系的本质，确定了书写历史的方式。但也许比这个更加重要和根深蒂固的因素是，欧洲将自身之外的世界想象成为“注定要被开化的他者”。为了美化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而提出的“开化使命”，被描绘成“白人的欧洲对于世界所肩负的道德和文明责任”。一种注定必须被开化的文化，当然不可能与欧洲文化建立平等的关系。
欧洲是什么？
围绕欧洲属性的讨论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高潮。原因是什么？因为工业化、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构架解体造成的信任危机和以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属性和将来。当看到欧洲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有争议和模糊，卡尔·雅斯贝斯说：“如果要罗列让欧洲成为欧洲的所有元素，我们的能力肯定不够。”但是，他还是在那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中将主要的因素进行了归纳：
如果我们要使用欧洲这个名字，那么欧洲就是《圣经》和古老的文明。欧洲是荷马，是埃斯库罗斯，是索福克勒斯，是欧里庇德斯；是菲迪亚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是维吉尔，是贺拉斯；是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是塞万提斯、拉辛和莫里哀；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伦布朗和贝拉斯克斯；是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圣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尼古拉斯·卡萨努斯、斯宾诺莎、帕斯卡、康德和黑格尔；是西塞罗；是伊拉斯谟和伏尔泰。欧洲在穹顶、宫殿和遗迹上；是耶路撒冷、罗马、巴黎、牛津、日内瓦和魏玛。欧洲是雅典的民主和罗马的共和；是瑞士人、荷兰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如果需要历数让我们的心感到温暖的一切，那将是永无尽头的……这，是超越一切标尺之上的一种魂、道德和信仰宝库。
这份名单里还可以列入许多名字、思潮、作品、城市和符号。但正如雅斯贝斯所指出的那样，让欧洲成为欧洲、让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感到温暖和亲切的一切，都是构建起广泛意义上的“欧洲”概念的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可能存在单一、静态和同质的欧洲。在分析“欧洲”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它那充满活力、多维度的结构。但是，一个事物的多层次性和变化性，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任何判断。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持有不同观点的欧洲思想家们在分析欧洲这一概念时，都没有忘记这两个方面。在此，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现代欧洲哲学中的现象学思潮创始人埃德蒙特·胡塞尔指出：
不管相互有多么敌视，欧洲的所有民族之间都存在着超越民族差别、深入灵魂的亲属纽带。在这里，有着类似兄弟关系的、给予我们所有人家园意识的某种东西。
胡塞尔所谈论的，是超越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差异，将欧洲所有民族聚集在欧洲身份周围的一切理想、目标、思想、责任感和道德立场。这种身份的本质，是人依靠自己的智慧走向美好的生活。按照智慧的普遍原则行事的人群，同时也曾奠定了“普世科学”的基石。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这种科学发源于古代希腊，由此欧洲的精神家园走上了历史舞台。
拯救欧洲
希腊人把这种代表对存在和宇宙的新态度、新视角命名为“哲学”。但胡塞尔说，从本意而言，这个概念是“普世科学”，而非其他。普世科学，指的是把存在视为一个整体而赋予其意义的思想、哲学和科学行为的全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科学概念。与现代实证科学理念相反，“普世科学”把存在之间以及存在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人在本体论意义上所拥有的“无穷任务”的诗篇之中。物理、天文、哲学、心理学和其他所有科学，都只是人为了理解自身和存在并赋予其意义而进行的努力的一个个表征。在胡塞尔看来，现代欧洲科学所面临的危机源于这种完整视角的丧失。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在古希腊以外的地方也存在过科学与哲学。比如印度和中华文明就曾经产生出令人瞩目的科学和哲学巨著。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甚至公开表达了对先前出现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感激之情。但胡塞尔却认为，作为一种普世科学，哲学的概念早出现于古希腊。其根本原因是希腊人次系统地将theoria，也就是“理论”的视角定义为科学和哲学的首要目标。theoria，或者是基于理论的宇宙观，代表的是超越各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考量，是从思想、精神、文化和艺术角度探究存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种努力。这不是一种抽象的、不对应生活的努力。正相反，这是为从理论到实践、精神到肉体、理智到情感、个人到社会的一切人类活动指明方向的基本原则和包罗万象的框架。没有这个框架，人类不可能正确使用自己的智慧和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美好生活”。但现代欧洲科学界丧失了“理论”和整体的视角，抱着还原主义的态度走上了以自然科学代替“普世科学”的道路。这种还原主义的、割裂的，并且越来越走向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存在观，是“欧洲人性”根本的危机。
胡塞尔反对将存在的真谛还原为物质特性和功用的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同时也认为作为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不断上升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是莫须有的和错误的解释模式。根本的谬误，出现在对普世科学的本质中存在的“理智”概念的理解上。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脱离正道的唯理论”。理智的首要职责是提问和拓展批判性思维。但在启蒙运动带来的反叛和感性的动荡中，理智丧失了其根本的功能，成为了一种教条。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智”这一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也为一系列巨大灾难打开了大门。胡塞尔说，自然科学在近几百年里所取得的物质上的成就当然不容否认，但问题在于，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这些科学学科的科学属性或者是带来的益处，而应该是它们对于人的生命所具有的意义。现代人面对有关存在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和普遍的问题时，正在做出致命的错误选择。因为他们等待着自然科学去回答这些存在性的问题，把它们（其中那些不符合自然科学模式的部分）相对化，或是将它们彻底抛开，试图将自己定义为合理、完整和幸福的存在。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个，只会使我们背离理智、丧失意义，将我们拖向灾难。在这一点上，胡塞尔向欧洲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历史只是如同一个链条上无穷多的环那样虚拟地前进，只是痛苦的失望，这样的世界还能让我们生存吗？”
欧洲应该做的，必须是重新发现理智在古希腊时期的本义，并将它再次确立为“欧洲人性”的指南。胡塞尔认为，“普世哲学， 与所有专门学科一起，仅仅对应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表象……但是这个部分，如同运转中的大脑。欧洲是否能够延续健康的思维和精神生活， 取决于它（理智）是否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胡塞尔建议以他命名为现象学的“学科”，也就是普世化的一种哲学方法代替失去了方向的唯理论。把一系列抽象化的哲学方法作为工具的现象学，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让存在自己说话”的机会。按照这一学说，存在自身的表述和昭示，能够使我们抵御简化本体论和主观认识论。因此，将物体的附带功能“放入括号”（胡塞尔将其称为“悬搁”），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这种“放入括号”的方法，才有可能在科学分类、技术设计和效益与成本核算之前和之外去理解存在。欧洲和作为其成员的欧洲人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重新以整体的视角，也就是“普世科学”的理念去理解存在。
胡塞尔的哲学项目的目的，是在有意义和稳定的哲学基础之上重构西方文明的本质属性及其组成元素。扎根于古希腊的理性和宇宙观的欧洲观念，中世纪时期因为基督教神学，笛卡尔之后的时期又因为唯物主义的影响而迷失了方向，背离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欧洲科学的危机”，本质上是关于存在和知识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和哲学所强加的还原性唯物主义和迷失的唯理论，把存在的意义简化为事物的物理特性，对西方文明的创新精神和哲学视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欧洲现在应该做的是，回到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思想及其理智的视角。这应该成为欧洲历史的“目的论”，也就是确定以一种目的为目标的行进方向的基本原则。忽视这种终目标及其过程的欧洲科学，是不可能回归自己的根，也不可能重新建立普世性的理智-科学-哲学体系的。
欧洲具有实现这种回归的精神和物质能量吗？胡塞尔在经过长期思索之后直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回答说：“欧洲面临的危险是疲惫和厌倦。”战争、社会冲突、文化分裂、政治和科学失误、怀疑论、虚无主义和类似的问题给欧洲各民族带来了沮丧和疲惫。欧洲要么固执于从启蒙运动接过来的错误的理智学说而继续滚下悬崖，要么重新定义自己与存在的关系，翻开欧洲思想史上新的一页。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欧洲是否拥有这种能量和远见的讨论，今天仍在继续。在胡塞尔看来，无论如何，这一历史性决定的步，是欧洲向其精神家园古希腊的回归。
欧洲与存在的问题
对欧洲的这种悲观，到了海德格尔这里又进了一步。胡塞尔说，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因为其根植于希腊。而海德格尔则提出应该从本体论的角度探究欧洲观念的本源。海德格尔认为，让人成为人，并赋予其属性的是人与“存在”所建立的关系。他把“遗忘了存在这一问题”视为西方形而上学大的灾难，认为这个问题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到今天一直被抛在了一边，而被代之以那些虚假、转移注意力的问题。灵魂、理智、思想、主体、本质、物质和类似的一切概念终都是“存在”的衍生品。西方思想史上一切忽视“存在”的哲学探索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唯理论、经验论、灵魂论、唯物论、黑格尔主义等一切思潮，由于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而失去了让欧洲重新记起和回归自己根本属性可能。
“存在”问题，是欧洲（和所有试图成为民族和文明的群体）的起点。一切的“始点”在于此。一个新的世界，只有回归这一始点才能成为可能。但是，“回归始点”并不意味着是倒退，也不是重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这里的始点，是本体论的始点，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让历史存在和出现的，就是这个始点。欧洲回归这个始点，也就是“存在”，不是倒退，而是包含着升华。
海德格尔说，“存在”问题是决定欧洲命运的根本问题。哲学家、逻辑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也许可以让“存在”一词变得空泛，可以给予“存在”抽象和泛化的定义，可以将“存在”与神、灵魂、理智或者是本质等同起来，还原为一样“东西”。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存在”出现和被正确理解的障碍。西方思想要清算其知性的历史，就必须从找出这一历史性错误开始。
海德格尔认为，因为忘记了“存在”，“一团黑暗降临在世界”。他的导师胡塞尔谈论的是“欧洲人性的危机”，而海德格尔则描绘了一幅更加全面和令人恐惧的画面。世界所陷入的黑暗，连欧洲人存在的可能性都扼杀了。找出“世界的黑暗”的基本表现并不难：“……众神对世界的抛弃、地球的毁灭、人被变成千篇一律的人堆、平庸的人统治一切、自由和富有创造力的一切成为怀疑和仇恨的对象……”世界的黑暗，根本上来说是“灵魂”的黑暗。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世界”就是“灵魂的世界”。“世界的黑暗”，指的是灵魂被浪费、消亡、破裂和被彻底地误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是一个被困在一体两面的美国和俄罗斯张开的铁钳之中的大陆。从“存在的问题”角度来看，美国的主义和俄罗斯的主义通向的是同一个地方。两者都在让世界变得黑暗，让灵魂破碎、被禁锢于原始。两者的本质都是靠数量本身获得某种属性。勒内·盖农所说的“数量的主权”，是表面上相互敌对的两个主义的共同点。灵魂被工具化、被还原为比其本身更少的事物，让“数量的主权”成为必然。世界成为一个黑暗、没有灵魂、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地方，只不过是这种文明观诸多毁灭性表现中的一个。到了这里，海德格尔使用了更加尖锐的描述，称“发生的所有这一切，是（指毁灭性的恶）恶魔的一次全面进攻”。
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于正在朝着这团黑暗奔跑着的欧洲而言，的出路是回归“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回归始点”和“回归本来”的过程中，德国人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因为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人感受到的冲击重。同时在欧洲，德国拥有多的邻国，因而作为一个民族是身处险境的。尽管如此，德意志人也是欧洲受形而上学影响深的一个民族。能够阻止欧洲遭受整体性毁灭、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在德意志人的领导下回归决定欧洲的过去与未来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存在”的问题。否则，即使像胡塞尔所建议的那样能够回归古希腊，德意志人和欧洲人，终是世界各民族，都将无法免遭大劫难。
胡塞尔直接地、海德格尔间接地强调的古希腊，也大量地出现在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的欧洲思想中。面对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瓦莱里在一系列演讲和作品中不断提到欧洲的问题，认为西方文明有三大基石，即希腊的思想、罗马的文化和基督教的神学及道德观。希腊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作为法律、秩序和规则的集合体，罗马成功地将欧洲不同的民族、种族和政治体制汇集到了同一个屋檐下；而基督教则重新构建了欧洲人的灵魂和良知，赋予了欧洲人超越民族和文化的普世属性。只有被这三大源泉滋养的一个构架，才配得上完整意义上的“欧洲人”定义。赋予个体、社会、文化、民族或是整个大陆以欧洲人根本属性和精神的，是这些基本特征。
按照瓦莱里对欧洲的分析，古希腊构建了欧洲人的精神世界，罗马构建了社会生活和法律观念，而基督教则构建了灵魂和道德世界。三者合一，构成了“欧洲人”概念。在瓦莱里看来，“凯撒、卡里古拉、图拉真、维吉尔、摩西、圣保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欧几里得这些名字同时具有意义和权威的地方……这就是欧洲。曾经先后被罗马化和基督教化、头脑被希腊人教化过的所有种族和土地，就是意义上的欧洲人。”
瓦莱里提出这些观点，不仅是做出一种判断，也是为了给因面对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而开始丧失自信和信仰的欧洲鼓劲。在瓦莱里看来，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共同的“欧洲文化”观念，科学与道德受到严重伤害，理想主义消失了，现实主义失去了可信度，信仰传统也迷失了方向。欧洲在1914年到达了“现代化的边缘”。“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只出现在欧洲；欧洲仍然走在世界的前列；欧洲的历史使命……”瓦莱里的这些欧洲中心论思想并没有消除欧洲知识界在20世纪初陷入的历史和身份危机，而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机。
但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重要的是有关欧洲的身份和西方文明的争议在危机时期变得愈发热烈。胡塞尔、海德格尔、瓦莱里和其他欧洲哲学家、诗人、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围绕欧洲的身份所进行的争论，都聚焦于“是什么让欧洲人成为一个整体”这一问题。是什么让在种族、语言、历史、文化、教派、社会、政治方面差异如此之大的诸多民族团结在“欧洲人”这一身份周围的？有关欧洲的争论背后所潜伏着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场争论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自由、个人选择和法律至上这样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让欧洲成为了一个整体。稍后我们在探讨构筑起西方文明的基本因素时将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但是对于“一统”的强调，难道不会同时带来不同、差别和游离于边缘者受到压制的危险吗？
以这种观点看待欧洲文化的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在《文学人与欧洲的未来》一文中说，欧洲民族在民族统一的名义下陷入微观民族主义，以实用主义的名义走向无根和无限的普遍主义。这两者将置欧洲文化的未来于危险之中。文学人，也就是构建和阐释欧洲文化精神的作家、诗人和文学家，必须警惕这两种倾向。但艾略特同时认为，作为欧洲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现代工业化毫不留情的压迫”，才是真正的问题。工业化的结果是欧洲的精神世界日益机械化，以工程学的办法解决关于生命和存在的问题。帝国主义否定一切疆界的扩张和把一切商品化，侵蚀着欧洲文化、乃至世界所有的文化，使其丧失功能和内涵。当欧洲在为统一担忧的时候，消灭欧洲文化的这股毁灭性力量其实源自欧洲和西方文明内部。这应该是现代欧洲历史上的一大讽刺。现代欧洲人一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和富裕，但另一方面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巨大的空洞之中。他们是处于“欧洲是什么”这一争论的焦点的分裂了的主体。在艾略特之前，尼采就已经用令人惊叹的语言指出了这个主体所处的精神状态：
我们比以往更加自由地放眼四方；我们面前已无任何边界。我们拥有感知自己周围不断延伸的巨大空间的优势……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欧洲的基督教属性
这些从非宗教（世俗）的角度看待欧洲历史的思想家们的著作，无疑在欧洲观念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很显然，他们是刻意地选择了忽视宗教因素，也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提及西方文明的宗教维度。西方表面上是基督教的家园，但从源头来看，却有着异教徒的过去。古希腊具有的是信仰多神神话的宗教观。罗马的基督教化历经了几百年。诞生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直到8世纪和9世纪才覆盖整个欧洲。基督教成为“欧洲的宗教”，是在中世纪。即便如此，这也是充满悖论的一种情况。因为与其他亚伯拉罕系宗教一样，基督教也发源于中东和美索不达米亚。从其历史来看，基督教专属于西方，通常都带来了东方基督教退居次位的结果。但事实是，就伊斯兰与西方关系而言，东方基督教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一千多年来穆斯林一直与东方基督徒相伴而居。穆斯林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东方基督徒认识基督教的，而东方基督徒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其西方和欧洲教友的经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两种经历之间的不同。一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对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看法与对生活在巴黎或是德克萨斯的基督徒的看法之间，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维度上存在重要的区别。同样的情况在东方基督徒针对穆斯林的看法上也可以发现。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要触及的那样，在研究伊斯兰与西方关系时，我们应该关注这些不同的历史经历。
在谈论伊斯兰和西方这两个相互对照的元素时，我们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这两个文明的起源和经历的历史阶段。没有一个文明是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每个文明都有其固定的部分，都有其不变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文化和文明的形态不同于在安纳托利亚和印度的形态。不同地域出现的文化和美学形态、生产和消费方式、建筑风格和语言传统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这不是混乱，而是伊斯兰文明内涵丰富的表现。
同样，当谈到西方文明，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文明在历史和地域维度所展现出的重要差异。西方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属性不同于地理大发现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后时代的属性。如果我们去研究细节，可以发现属于同一文明的一个法国人与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葡萄牙人之间存在诸多重要的不同。就像一个土耳其穆斯林与一个马来穆斯林之间存在的天性和人性差异一样。因此，在谈论这两个文明时，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它们内部和彼此之间那些隐性和显性的不同。
正如下一章我们将要研究的那样，近代以前，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史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关系的历史。伊斯兰世界将基督徒视为同犹太人一样的“有经人”的信教群体，曾经奉行应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我们看到，早在初的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学者们就详细了解了基督教不同的支脉和派别及其观念。同样，穆斯林统治者、思想家、艺术家和旅行家们也知道欧洲基督徒与东方基督徒之间在宗教、文化和美学方面存在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十字军东征期间来自西欧、中欧、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的基督徒士兵、统治者、旅行家和商贾们与东方基督徒之间的不同，在穆斯林群体眼中变得更加明显。生活在萨拉丁时期的乌萨马·本·蒙奇德所著《忠告书》中对来自欧洲的“法兰克人”进行了值得关注的描述，为我们了解当时伊斯兰世界对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之间差别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从欧洲人对其东方教友的态度中看到。当来自欧洲的十字军骑士们踏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土地并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发现东方的基督教社团在文化上更加接近穆斯林。这一发现令他们既感到惊讶，也深感不安。
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
在简要的概述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研究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历史根源了。西方文明的根可以归结为两大源泉：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希腊的文化和思想，对应着西方文明的前基督教时期，但同时也构成了西方文明中哲学、科学和宇宙学等学科的基础。发源和发展于今天的希腊和爱琴海诸岛的古希腊文化，信仰的是多神教。尽管在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那里我们可以找到非常清晰的一神信仰的表述，但希腊的主流宗教是多神的。由分散的小型城邦国家所构成的希腊政治和社会构架，把一切非希腊人视为“野蛮人”，主张“天然的奴隶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亚洲人生来是为了做奴隶。由贵族作为统治者的希腊政体，是一种“精英们的共和制”。而作为“天然的奴隶”而生的那些人，因为只需要使用他们的身体、而不是头脑，所以与豢养的动物没有差别。
希腊人在科学和哲学领域曾经取得重要的成就。希腊的思想家们在理性思考、实验方法、科学分类、形式逻辑、道德和政治思想、自然哲学、宇宙学和神话等方面为传统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份思想遗产，既对伊斯兰世界、也对中世纪的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成就，今天被统称为“希腊奇迹”。在那些持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作家们看来，“希腊奇迹”不仅是西方文明、也是整个人类历史重要的事件。
但也有相反的学说认为，所谓希腊奇迹不过是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史学界的一个杜撰。按照这种学说，“希腊奇迹”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地中海盆地和古埃及文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希腊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与伊朗和埃及文明相比非常小。我们可以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希腊思想家们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这点。相当多的希腊历史学家都带着恐惧和钦佩提到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期间统治整个安纳托利亚的波斯帝国的强大与辉煌。即便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3年打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大流士，也没有彻底抹杀波斯人在希腊人眼中所具有的优势。
当回顾希腊人与古埃及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更加令人瞠目的画面。被视为希腊位哲学家的泰勒斯曾经跟随埃及的宗教人士学习数学和哲学。希腊思想的缔造者之一、出生于靠近安纳托利亚的爱琴海岛屿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曾经在泰勒斯的建议下前往埃及“学习数学和形而上学”。学成归来，他创建了后来对西方和伊斯兰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流派。巴门尼德的祖辈们为了躲避波斯人的压迫，与福卡人一起移居科西嘉岛并建立了爱利亚城。在这个爱利亚学派发源的城市里，巴门尼德在埃及的科学与形而上学和希腊文化的共同陪伴下长大。柏拉图将埃及的智者们视为真正拥有知识的人。柏拉图那部为后世所有乌托邦主义者奉为灵感之源的《亚特兰蒂斯传说》就是源于埃及。甚至还有人认为柏拉图曾经亲赴埃及。古埃及是希腊的灵感之源。雅典则是希腊哲学和文化的中心。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重要源头是基督教。与其他亚伯拉罕系宗教一样，基督教的根本目的也是重新树立一神信仰，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发生了分化。耶稣和早的基督徒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犹太法律。但由于耶稣的属性和使命等神学问题，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遭到犹太教士们的追剿。后来，日渐失势的罗马当局延续了对基督教的迫害。在那个时代，企图重新恢复古罗马昔日辉煌的人将基督教视为邪教。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人把帝国的沉沦归咎于基督徒。基督教诞生之初的三个世纪，是充满了迫害和追剿的时代。
作为“被压迫者的宗教”走上历史舞台的基督教，构建了欧洲各民族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信念与实践。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正式承认基督教和不久之后西罗马皇帝格拉提安下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历史事件之后，基督教不再是少数人的宗教，天主教会逐渐壮大，成为中世纪掌控历代国王的一个机构。教会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深刻影响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因素。一些当代基督教思想家们认为，成为“帝国的宗教”之后，基督教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地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构建了自己的神学体系并远离了其本来的属性。因此在库克斯看来，所谓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接近于罗马和希腊文化，而不是基督教教义。让信徒们“转过你的脸的另一半”的耶稣追随者们面对权力和统治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并不亚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明始终处于与代表着多神的希腊文明的雅典和代表着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冲突之中。我们可以将西方文明的主流哲学和精神取向视为往返于这两极的钟摆。初确定西方文明色彩的是雅典。到了中世纪，罗马和耶路撒冷取代了雅典。而近代以后，雅典再次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西方文明为了在宗教与科学、理智与神启、信仰与逻辑之间，简而言之，为了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建立良好和平衡的关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途径。接近这种合成的时期是中世纪。但当基督教神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与天主教会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欲望相结合的时候，便形成了远不能回应西方文明精神和哲学需要的一种宗教文化。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所经历的大转折，就是与这一历史遗产进行清算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欧洲观念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对于我们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性。因为以基督教为基础来定位欧洲，其正确性仅限于一定程度。我们无法忽略欧洲历史所包含的世俗历史而去讨论欧洲和西方文明内在的活力和矛盾。把欧洲人的基督教传统排除在外去单独评判欧洲的世俗化，也是一种错误的和不全面的态度。导致世俗主义世界观产生的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宗教历史的一个结果，既带来了不同的合成物，也造成了深刻的分裂。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始终是欧洲的文化和思想世界基本的断裂点。早期基督教教师特土良抛出的“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有共同点吗”这个问题看似空泛，实际说的却是“只要有了暗示，就不需要第二个依据”的意思。中世纪时期的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纳和他们的继承人，主要试图通过在不同的范畴中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希腊思想家们的研究来诠释基督教的信仰。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与希腊文化相遇所发生的宗教与哲学的合成，对于西方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激进的世俗化历史，也使其基督教属性遭到了质疑。欧洲学者认为，如今的欧洲从宗教意义上很难能被称得上是基督教的。观察家们将欧洲教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弱化和世俗化生活方式成为常态作为主要的参照，认为欧洲从宗教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如果圣托马斯·阿奎纳、但丁和圣文德这样的基督教思想家生活在当代，一定会感到自己在宗教和道德方面更接近于伊斯兰世界，而不是欧洲。现代欧洲世俗的、非宗教的政治文化代码，很可能让中世纪欧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们深感疑惑。
但这并不能抹杀基督教作为欧洲属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现实。基督教，不管是在宗教和神学意义上，还是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都是构成欧洲根本属性的一个元素，一个尤其是每当谈及欧洲之外的文化和宗教时立刻就会被想起和提及的元素。比如，“9·11”恐怖袭击之后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欧洲未来所面临的威胁、无所顾忌地重复那些伊斯兰恐惧症格言的意大利作家奥莉娅娜·法拉奇，将自己定义为“无神论的基督徒”。按照法拉奇的说法，面对伊斯兰教，保卫欧洲的文化和知识装甲是基督教。同样，自称是“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说，他担心基督教在欧洲的衰弱，因为这将导致出现一个在宗教层面对激进伊斯兰完全失去抵御能力的世界。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断层。这些内部的断层，是在与西方之外的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密切交往中发生的。西方的近代史，同时也是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关系的历史。欧洲殖民主义是作为西方世俗的宇宙观反映在政治、经济和地理方面的结果而出现的。在这一时期，西方不仅对伊斯兰世界，也对北美和南美、中国、印度次大陆、非洲和远东的亚洲国家进行了殖民。近代西方的“他者”观和物理主义宇宙观，为其将“白人的负担”定义为“开化的使命”提供了可能。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也是以这种形式发展的。今天，这种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从通俗文化到经济全球化的各个领域仍在延续。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及的那样，伊斯兰与西方关系中的一个冲突点，就是这种殖民主义遗产的延续。
伊斯兰文明
当探究伊斯兰文明的起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在那个时代并不拥有伟大的文化或文明。这个区域位于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罗马）这两大政治势力和古老文化之间，但却又同时远离这两者。这种地理位置为伊斯兰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优势。由于诞生在一个分散和弱小的文化地域，伊斯兰教获得了自由地构建自己文化和文明代码的机会。大约一百年之后，当初的穆斯林们将伊斯兰教的地理边界扩展开来，与其他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遇的时候，他们已经拥有了完整的世界观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构成伊斯兰文明的初始因素，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来源。作为一种新“天启”的《古兰经》和作为其在生活中的形态的先知《圣训》，不仅是早期伊斯兰社会，也是伊斯兰古典文明的基础。短时间里发展起来的伊斯兰建筑与艺术、教义学和哲学、神秘主义思想、宗教科学、法律概念、与非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群体的关系、治国理政方式和基本经济规则，都由这两大源泉所滋养。
在开始详细阐释之前，我们有必要着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述。伊斯兰教教义的基础是一神和先知信仰。主张信奉一神原则的一神信仰，说的是万物始于同源并终将归于同源。真主的存在和独一，同时也构建了俗世的智慧和秩序：拥有知识和力量的真主，为了看到自己在俗世的完美形象并考验奴仆们而创造了世界，为了让他们理解自己的目的而设定了明确的原则和规矩。以信仰、公正和道德为基础的这些原则，构成了宇宙和政治秩序的框架。这些原则用来保护俗世的秩序，让人按照创世的目的、作为拥有智慧和美德的“存在”生活。一旦这些原则遭到破坏，地球上就将出现叛逆与邪恶，秩序就将转为混乱，毁灭就将来临。人在本质上是“健忘的”一个存在，因为忘记了与真主立下的圣约而遭受诸多灾难。仁慈的真主为了重新唤起人对这一约定/圣约的记忆，委派先知去规劝人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那些记起自己的本来、履行自己义务的人，也就确保了自己的结局。
伊斯兰教承认亚当和他之后的所有先知，将他们视为一神和先知历史的组成部分。不同时期被遣往不同民族的所有先知，传递的都是同一旨意。穆罕默德是先知链的后一环，是真主的“封印使者”。“真主至高无上，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这一一神的表述，是伊斯兰教根本的要义。没有了先知和《圣训》，就不可能体会和实践伊斯兰的教义。如同其他先知一样，穆罕默德也是作为带着普世旨意的仁慈的告诫传递者、方向指引者、好的榜样和光芒四射的明灯被遣往人世间的。
一神信仰和公正原则，涵盖了伊斯兰教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教义学到伊斯兰法，从音乐到建筑，从国家治理到城市管理，在伊斯兰文化和文明覆盖的所有领域，我们都能看到这一根本信仰和原则的具体体现。让广阔的伊斯兰疆域内相互迥异的语言、人种和文化归集于“伊斯兰文明”之中的就是这一现实：伊斯兰教信仰构成了伊斯兰文明既统一、又多元的基础。统一并不意味着单调，多元也不意味着无政府和混乱。“多元就是统一”这一原则，指的是超越多元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不同形态所蕴含的意义，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普遍真理。
伊斯兰形而上学所带来的视角，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世间万物都作为注定要终结的存在由真主所创造，构成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上下级的归属关系。作为主宰的真主创造了作为“可以的存在”的万物。如同一切注定要终结的存在，世间的生活也将终结并回归本源。万物存在的理由和真实的意义并非来自其本身，而是来自于包围着一切的真理。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存在的世界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在自我指涉的框架内具有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物体的真谛存在于它的表象之外。当然，万物的真谛是固定的，具有独立的意义。世界并不是一个梦幻。但作为具有思维能力的存在，我们应该寻找的真理存在于表面形态之外。与感官不同，思维重要的功能是认识超越表象的真理与理解存在之间的一统关系。其结果之一就是：真理大于一切存在的总和。表面与内在、意义与形式、本质与表现、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为我们了解存在的世界的秩序与目的提供了重要线索。放在个体和社会的维度，这一原则为全面和有深度的文化和文明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赋予了伊斯兰社会“开放的视野”精神。
《古兰经》和《圣训》确定了伊斯兰文明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生活方式和法律秩序，而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相关的其他方面则交给了穆斯林社团的解释和主动性，也就是伊斯兰法官的释法。与基督教相反，伊斯兰教没有继承任何先前的法律传统，而是构建起了泛义上被称为“沙利亚”的全面的法律和道德体系。毫无疑问，伊斯兰教的法律与前伊斯兰时期的那些宗教法律规定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伊斯兰教吸收了此前犹太教法律的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在伊斯兰范畴内被重新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样，迅速发展和扩张的伊斯兰社会拥有了发展自己法律和文化特性的可能。
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张到阿拉伯半岛之外区域的伊斯兰教被非阿拉伯族群所接受。波斯人、土耳其人、非洲人、印度人、阿富汗人、中亚人、中国人和马来人等诸多族群迅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宗教和文化领域形成了一次伊斯兰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在转变为穆斯林的同时，也开始构建起伊斯兰古典文化丰富的多元性。成为一种文明和世界性文化的伊斯兰，在各个区域和文化中以不同的色彩和形式找到了生存的空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东非到印度尼西亚，从波斯尼亚到阿富汗，从突尼斯到伊拉克，从安纳托利亚到安达卢斯，出现了各不相同的伊斯兰文化形态。这也是每一个成为全球性文明的宗教所经历的自然过程。
面对文化上的这种多样化，伊斯兰教基本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得到了保护，由此防止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伊斯兰因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而消亡。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没有经历过普遍的宗教原则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核心原因是伊斯兰教关于宗教、人和文化的理念。伊斯兰的两大本源《古兰经》和《圣训》在基本教义方面规定了明确、独有的原则，但在文化传统方面仅仅确定了一些宏观的原则。穆斯林及其群体需要自行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和谐。
伊斯兰富有弹性的文化政策
正如古典思想家和穆斯林宗教学家们所强调的，所有的文化传统，只要不与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相冲突，都是“被允许的”，也就是在宗教层面是中性的。是吸收和执行这些传统，还是将其抛弃，其选择权掌握在相关的群体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古典文化在宗教所确立的原则之下拥有富有弹性和活力的架构。伊斯兰教能够在迥异的地理、民族、语言和文化环境下传播、扎根，正是源于这种富有弹性的文化政策。
穆斯林学者对前伊斯兰时期的思想和科学传统所表现出的兴趣，也属于这个范畴。穆斯林学者们正是从真理的普遍性和延续性原则出发，把古代希腊的思想与印度和中国的科学引入伊斯兰世界，加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科学和哲学传统。在他们眼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成长于多神论的希腊社会，或者是印度数学家们信奉多神教的宇宙观，并不妨碍他们对科学和思想做出的贡献。
所有这些，使伊斯兰古典文明发展出一种针对“宗教和文化的他者”的宽容态度。多元主义和宽容态度，法律层面上表现在“有经人”和“齐米”（非穆斯林国民）这类概念，文化层面上则随着不同传统逐步融入伊斯兰社会而获得了深度。这样，伊斯兰文明以其特有的世界观与社会和法律结构，一方面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和文化，同时也成功地将与之交往的所有文化融化在了自己的文明盆地中。
伊斯兰教的传播历程在这一结果的产生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先知穆罕默德离世后不久，伊斯兰开始向阿拉伯半岛以外传播，与各大宗教和文化传统建立起了联系。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马兹达克教徒、基督教的各种派别（聂斯脱利派、基督一性派、正教的默基特教会、北非信仰正教的拉丁人）、犹太人，巴勒斯坦的撒玛利亚人、曼达安人、哈兰人、摩尼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非洲的部落宗教、土耳其人曾经信仰过的萨满教及其所有的分支，组成了伊斯兰教在初的两个世纪里遭遇到的主要宗教和文化群体。在世界宗教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宗教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与如此众多的群体接触。
普世的历史观
我们看到，在这一快速传播时期，伊斯兰教的法学家们灵活地使用了“有经人”这一概念，并适用在了自己新遇到的所有宗教里。这方面值得一提的一个事例，是当时哈乃斐派和马立克派宗教学家把印度教徒也视为“有经人”。在著名的教义学家和宗教史学家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观点。同早前往印度开展人类学研究并写下了《印度考察记》这一著名作品的比鲁尼一样，伊本·哈兹姆也认为，印度人（婆罗门教徒）虽然表面上拥有多神的信仰体系，但本质上仍然相信一神论。他说：“婆罗门教徒与我们一样相信神是的，但他们拒绝先知。”而比鲁尼虽然说印度人“在宗教方面与我们完全不同，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们信仰的一切”，但还是继续深入地研究了印度思想和文化的所有细节。在他看来，“公正，如同忠诚一样，本质上是他们所渴望的”。将印度人的信仰和习俗如实转述，是公正和忠诚的需要。因此，比鲁尼说，“尽管这些信仰和习俗对于穆斯林来说完全无法接受，但我们只是说这些是印度人的信仰，而把捍卫这些信仰的任务交给了他们自己。”
我们可以说，在这种看待其他宗教和文化的视角的形成过程中，“科学哪怕远在中国，亦将往而求之”和“学识是信徒丢失的一部分，无论在哪里找到都应取之”这样的圣训和宗教劝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科学”指的是广义上的知识（包括思想、科学、文学和艺术），“中国”代指的是远方。同样，学识一词因其词源学上带来的丰富联想，表示的是关于真理的知识和正确判断。《古兰经》的许多章节中都强调了真理的普世性。可以说，《古兰经》中“每个民族都有一个使者”（第10章“优努斯”第47节）和“没有一个民族则已，只要有一个民族，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经逝去了”（第35章“创造者”第24节）这样的表述，对穆斯林如何看待伊斯兰之前和之后的其他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必须说明，此类事例在伊斯兰思想史上比比皆是。比如，1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艾卜·素莱曼·西吉斯塔尼在讲述不同社会的美德时，赋予了四大古老民族不同的能力。他说：“智慧降临在希腊人的头脑中，阿拉伯人的舌头上，波斯人的心里和中国人的手上。”按照这一观点，希腊人在哲学和冒险精神方面，阿拉伯人在语言和表达方面，波斯人在诗歌和艺术方面，中国人则是在技术与手工艺术方面超越其他民族，为人类的共同文化做出了贡献。《民族的等级》一书的作者赛义德·安达卢西将不同民族按照对科学的贡献分为两等：
尽管存在信仰的不同，但所有民族分为两等。一等民族发展了科学，让科学的艺术前进，并将科学知识的各个方面发扬光大。二等民族对科学没有足够的贡献，因而无法拥有位列在科学上富有创造的民族的荣耀。
另一位著名作家贾希兹（卒于869年）在其《吝人传》中引述了一位名叫塔希尔·艾希尔的人关于希腊人的这样一个说法：“拜占庭的希腊人是世界上吝啬和贪婪的民族。其证据之一，就是在他们的语言（希腊语）中没有‘大方’一词。”贾希兹随即又补充了另外一个评价，说的是伊朗人非常虚伪，其证据是波斯语中没有“忠告”一词。因为“人们只会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取名。如果某一个词没有，就表明对它没有需要”。从贾希兹这种微妙的辩术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是在强调每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以类似的视角在思想史上进行过漫长探索的米斯凯韦（卒于1030年）在其名为《古老智慧》一书中将自己从各种文化中收集到的警句视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米斯凯韦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汇集“所有宗教和民族的智者的智慧之言”并传递给后世。
相信真理存在于历史上所有不同民族和语言，使穆斯林哲学家们能够用批判、但不带有偏见的态度看待希腊、印度、中国和其他民族的思想传统。我们可以在有着“位穆斯林哲学家”之称的肯迪（约卒于866年）身上明显地看到这种以真理为中心对历史和文化进行解读的视角：
因为知晓真理的需要，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不去抹杀那些让我们在真实和严肃的问题上受益匪浅的事物，而且连那些让我们受益的简单和微小的事物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像我们和生于我们之前、不使用我们语言的那些杰出的哲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完全掌握真理。如果仅凭一己之力，我们要么掌握不了任何真理，要么仅仅只能掌握真理很小的一部分。但每个人掌握的一点点真理的知识，一旦汇集起来，就能够具有重要的价值。
因此，我们不仅应该感谢那些为我们带来大部分真理的人，也应该对送来些许真理的人充满感激……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工作有多认真和努力，思想有多细致，都不可能在有生之年获得超出其生命周期无数倍的这种积累……真的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的美好更加珍贵，不管它来自于何方，哪怕是来自于与我们相距遥远，或是与我们为敌的民族。
照明主义哲学创始人苏哈拉瓦迪（卒于1191年）将此称为“智慧历史”不变的一个原则：
别以为这个（我们所说的）时代没有智慧。你错了！这世上从来就不缺少智慧和用显而易见的证据阐释智慧的智者。这个人就是真主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他将与天地共存。
苏哈拉瓦迪著名的学生沙赫拉祖里对这句话的注解是：
神圣的恩典，因为创造了这个宇宙的存在，所以也命令让其向善。宇宙只有依靠带来宗教与法律的先知们以及拥有深厚哲学和理性知识的智者们才可能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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