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山月——袁宏道传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且产生了相当影响的文学流派，其旗帜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本书以“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生平为主线，叙述了公安派文学的源流、发展、衰落及其海内外产生的影响，介绍了传主的创作思想、仕宦、交往、游历等生平，展现了晚明社会的文化思潮、学术背景及士人风尚。

                                         ——文史专家 郑欣淼

这是一部思想内涵深厚、艺术风格突出的文学传记。书中生动展现出一个思想活跃、流派纷呈的文学时代独特的风貌，努力塑造具有强烈创新求变意识的专注性格形象，从而揭示出文学新思想与时代生活的深刻关系，引人深思。

                                        ——文学专家 张陵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领袖，声誉*，成就*。《精灵山岳——袁宏道传》书稿以袁宏道的生平为主线，讲述了公安派文学的源流、发展、衰落及其海内外产生的影响，介绍了传主的创作思想、仕宦、交往、游历等生平，展现了晚明社会的文化思潮、学术背景及士人风尚。

作者文笔娴熟，所引史料扎实、翔实。是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

叶临之，男，1984年生于湖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年小说家，青年历史学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青苔姑娘》《猎人》《白婚》《1996年的信使》，历史学系列作品中的《琳琅与蜃楼：晚明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等。

001  导言

005  第一章/《金瓶梅》的发现及苏州仕途

044  第二章/“月亮时代”和袁宏道早年生活

086  第三章/解脱：人在江南

130  第四章/禅学、心学及李贽先生

168  第五章/北京日子和“公安派”结社活动

216  第六章/归隐之路（1606—1610）

255  第七章/重仕：礼、吏部任职及典试陕西

295  第八章/万历三十八年：中郎陨落

335  附录一/袁宏道年表

345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357  后记/中郎踪迹何处寻

后记、中郎踪迹何处寻

万历三十八年（1610）夏，袁宏道在湖北荆州沙市遽然而逝，《袁宏道传》应该告之结束，但如书中所载，有关袁宏道的事情其实远没有终结。中郎阳寿虽短，爱好却极为广泛，他的性灵文学开创以来，在整个汉文化圈都没有断流，这也是我如实写下袁宏道的诗文及理论在日本、朝鲜传播情况的原因。

另外，论及袁宏道家族，还有一个课题需要开拓和发掘：在此，我仍需要强调袁宏道的子嗣研究。袁宏道殁后，三袁后代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袁宏道的子嗣们从文坛转向南明政坛，除了乡人王夫之著录有《袁彭年传》，黄宗羲也曾多次记载袁宏道次子袁彭年的事迹^①()，然而，后世对袁宏道的子嗣们关注度并不高，亟须深入研究。

袁姓在明代时是一个大姓^②()，袁姓在明朝晚年更是大放异彩，从稍显和平的万历早中期，到后来内乱和边防严峻的天启、崇祯年间，相继涌现出“文三袁”和“武三袁”。“文三袁”是指本书的传主袁宏道及其大哥袁宗道、三弟袁中道，“武三袁”分别是指袁可立、袁崇焕、袁应泰。

明末是一个纷争战乱的年代，袁宏道是纯粹的文学家，但绝对不是“空头文学家”，本书详细记载了他文学之外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关注。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袁宏道早年在苏州吴县任县令时说的一句警语：“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袁宏道把“破国亡家”的考量搁置首位，他的身边并不缺少武职朋友，他也写过赞叹戍边将领的诗文，因此受到清廷封禁。文士尚且如此，武人更无须说了。需要指明的是，“武三袁”都是文进士出身，不同于武举出生的将军们，这验证了晚明文人仍有强烈的报国之心，“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外，其余二人命运非常惨烈。

我在本书中对中郎先生的描绘，也是将他放入社会综合的“网”中谈及的。本人在书中强调过，无论是纯粹的文学还是政治，任何一面都无法完全还原，只有综合地讲述这些有机部分，才能得出一个全面的袁中郎。

中郎生前文学地位显耀，后世在潮流和落魄中沉浮。清代中期，以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为代表，文学创作上主张直报“性情”，反对复古模拟风气。袁枚等人承前启后，是对以性灵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性灵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而且及时的作用；民国初期，性灵文学又对现代文学形成很大影响，周作人、胡适之、任访秋、郁达夫等人对中郎的重新发掘，兴起小品文热，一时，公安文学蔚然成风，大批学者名家都在研究袁中郎。当时，这股风气夹杂在政治与社会形态的诸多影响下，赞赏与批判不一，后来随着国家政治形势发生转变，偃旗息鼓。解放后长达三十余年，袁宏道研究成为一片空白，直到新时期后的一九八一年，钱伯城先生出版《袁宏道集笺校》彻底打开局面，钱笺大大促进了袁宏道研究，产生了一大批专门研究袁宏道的学问家。

然而，对于袁中郎应有的文学地位来说，他又明显寂寞，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没有站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这几乎是性灵文学的命运。自从钟嵘提出“性灵”思想千年来，性灵思想在文学史中始终不温不火，直到袁宏道才有真正的喷发，因为袁宏道疾逝，急剧落幕。但是，性灵文学没有消亡，像波浪一样间接地出现在中国文学和文人中间，待有足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条件支持，必然喷发，放在历史长轴上看确实如此，因此，袁宏道又是幸运的。对于袁宏道来说，他的故乡公安县文风昌盛，文脉不断，而且非常重视“三袁”文化，令人由衷高兴。

我于二○一三年元月开始《袁宏道传》的写作任务，关注和研究明朝文人始于二○○六年。写作袁宏道传的数年间，本人坚持小说创作的同时，书写了一系列与明代文人相关的史学论文，今后将持续研究明代文化、宗教、工艺美术等课题，《袁宏道传》就是这样一部人物传记和文人史方面的著作。此书有幸入选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专辑丛书，本人作为年轻学子，感觉非常荣幸，诚惶诚恐之际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站在历史责任感上书写袁宏道和万历时期的文人们，将袁宏道作为文人群像的代表放入时代中去研究和书写；鉴于袁宏道传记已有数部面世，此部书籍务必采用严谨的史学资料考证，以史叙文，以情补史。书写的过程很是漫长，也让我忐忑不已，因此本书付梓，也期待借此抛砖引玉，希望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攻瑕指失，对你们的指教和批评，本人先表示感谢。

二○一四年，袁宏道逝世近四百零四年的那年，我前往袁宏道的故乡公安县考察。那时正值八月，炎炎酷暑，我从湖南出发，从长沙过淼淼洞庭到武汉，然后路经天门、潜江，窗外尽是一派碧绿的农田，广袤的江汉平原极其静谧安详，我被田园风光完全吸引，思考当年袁宏道离家的路线，当到达江北的荆州府，在巍峨的荆州城墙下，我又想起当年他写下的荆州城墙修复记。

那年夏天，我在公安县度过了愉快的十天，查核到大量与袁宏道相关的文史资料，多次和当地热心“三袁”研究的作者展开座谈。当我们和公安县文联一行前往袁宏道的故乡长安里，到达袁宗道、袁中道的合葬陵园，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我坚定了信心：用史料之笔完整地“雕塑”袁宏道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此前经历数年的资料搜集，回家的那夜，袁中郎的形象在此了然。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美国、日本及国内部分大学相关专业学者的建议，国内一些著名寺庙亦提供了佛学上的考据资料；袁宏道的故乡，公安县委宣传部鼎力支持，公安县档案馆提供大量的文史材料；考察途中，公安县文联的侯丽老师、呙林鹏老师更是全程陪同；“三袁”研究院的李铭柱老师和本人一起对袁宏道诗文进行创作年代的核实，为写作《袁宏道传》提供了最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也让本书有了最真切和厚重的情感怀念。

借此机会，感谢该书的审稿者，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老师、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老师，两位专家百忙之际提出过严谨的修改意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原文竹老师，她在本人书稿写作中提供多次咨询与帮助。本书写作完毕，以下师长和挚友相继提供了宝贵意见：吴洪森、曹宝麟、刘颜涛、何华、翁家若、张霖、宋展云等，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永远的中郎。

2016年12月作于杭州

导言

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

黄庭坚《沁园春》^①()

当中国历史走到袁宏道所在的晚明，步入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商品经济发达，海内外贸易繁荣，科技水平显著提高，从宗教和传统思想领域衍生的思潮层出不穷，明朝的版图内，文人士大夫展开大规模的结社及文化交游活动。与此同时，文人作为民间和皇帝之间的枢纽，广泛参与到政治、社会、商业等多个领域。在文人内心中，这是一个崇尚宋朝的时代。

以往学界和读者关注晚明时期，对于晚明政治的运转导致明清鼎革的兴趣不大，转而研究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研究明代万历的专著多关注政治与社会形态方面，专门研究万历文人的著作不多，涵盖十七世纪前后文人的日常、文化、出版、思潮、时尚、宗教等综合剖析更是缺乏。从以往袁宏道的传记和研究来看，研究者都习惯搜寻袁宏道一生的故事或梗概，至于他参与的诸多领域则缺乏细致的描叙和分析。

本书是关于袁宏道个人的人物传记，也是一本文人史专著，可供相关学科的读者阅读。本书在吸收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待这本袁宏道传的问世，能够为相关学科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书旨在通过对公安派文学领袖、大名士袁宏道（1568—1610）一生的讲述，以袁宏道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关注袁宏道的日常、仕途、思想、写作，记载他的诗文、书信、尺牍，以及他对性灵文学理论的阐述，试图对袁宏道作全面的描叙和研究。

袁宏道生前以散文创作（小品文、游记）以及佛学净土宗方面的研究著称。他是晚明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阐释家，他倡导性灵文学，对公安派文学理论进行系统阐释，并对文学与时代进行辩证分析且影响深远。同时，袁宏道以推介世俗文学和发现人才著称，对《金瓶梅》的重要著录，功不可没；对徐渭的发掘，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

袁宏道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文学，主张讲自己的话，不屑拾人牙慧，其受通俗文化的影响，追求闲适之“奇”和感官的享受。这种取益于世俗的文学，无疑与明朝晚期汹涌澎湃的个性解放对应和共振，实则与当时思想界对于人性的探索成果共通^①()。公安派文学主张的性灵文学与提倡文学的创新性成为潮流，贯彻于晚明整个思想艺术领域，即使发生明清鼎革，仍然有大量文人追随，乃至在后世的民国时期亦成为一种风尚。

万历时期，袁宏道发起声势浩大的文学结社为公安派成立的标志，公安派甫一出世，迅速改变复古派文人占据文坛的面貌。公安派文学是一个冠以地名的文学流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文学现象。袁宏道发起的公安派文学崛起，重要标志是大型文学结社，结社活动和中国从古至今延续的家族教育有什么关系？文学结社与具有政治倾向的东林运动、复社有什么区别？本书将详叙袁宏道发起的历次文学结社活动的内容和经过。

袁宏道关注刻书业，与刻书业的委和，对他的性灵文学起到非常重要的传播作用。袁宏道之所以能够迅速改变文坛风习就在于新兴的刻书业。十七世纪前后，江南地区刻书业发达，除却隐居民间的山人运作，高贵的士大夫并不热衷，袁宏道却乐此不疲。另外，袁宏道的成功在于文人之间的桴鼓相应，公安派文人相互宣传和鼓吹，为改变文坛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本书书写了袁宏道与万历的文人们大量的交游记录，力图展示十七世纪文人交游与变迁的图景。

本书囊括万历时代大量的政治文化事件。张居正去世，明朝的政治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商业行为依然昌盛，社会审美水平仍在提高，新兴时尚继续兴起。此时，除去袁宏道的散文创作和“性灵”说理论，词曲、小说、工匠等领域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子，一方面，晚明有产生袁宏道等文化、科学巨子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朝廷党派斗争造成政治空转、腐败、松懈，大量优秀文人流失民间，明朝因为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政府通过强权手段征收赋税，因为不够完善的税务征收水平，引发了中小商业和手工业者大规模的反抗。

本书以袁宏道为主，牵涉到万历年间大量文人的生活和思想，试图勾勒出万历时期文人、思想家以及佛教学者的群像。对于以往研究忽略明朝晚期文人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努力，本书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世人提及性灵派，总是持有一面的观点，认定晚明文人是一群放浪形骸的游戏人生者。事实上，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文人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袁宏道的政事处理才能卓越，他人生后期在吏部任上，更显示出雷厉风行、不畏权贵、通权达变的办事风格。

本书对十七世纪前后文人的探讨，涵盖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对事件进行深层次剖析，力图厘清当时文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时代形态。十七世纪前后是中国思想与政治的分水岭，文人陷入儒学和禅学的纠纷和漩涡，却始终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自我的思潮，在艰难与痛苦中前行，其中以袁宏道的精神导师李贽先生为代表。李贽作为十七世纪前后思想界的关键人物，他思想行为叛逆，带领以袁宏道为首的文艺家创作了一批畅销书，试图改变知识分子在社会力量中的权重，后因政治干预和时局变化，文人的力量中途夭折。

全球地理大发现后，明朝卷入全球性海洋贸易。万历时期，西方文明以宗教和贸易叩开东方的大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这是几世纪以来两种文明交流最为和平的时期。商人和文人分别以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游的形式，传统思维与西方文化在两种领域同时交汇，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袁宏道的文人圈子作为晚明文化的代表，他们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不一，与传教士的合作在中国后世影响虽然微小，但中国文人和传教士的交往仍然是全球文化交流的见证。

公安派在袁宏道去世后落幕，其中有袁宏道早逝的客观原因，也有其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但袁宏道作为万历时期主要的文学家，因其文化及政治活动，以及后代对政治的参与，袁氏家族实则贯通了十七世纪前后的文艺、学术乃至政治等领域，明代以后，作为公安派核心思想的性灵文学主张在后世也并没有消亡。公安派文学作为一种仍然带有优势的汉文化，形成一种对外域国家的冲击力，发展到日本、朝鲜李氏王朝等整个汉文化圈。

需要指明的是，悲情心态贯穿于袁宏道的一生，诸如“人生之苦”“及时行乐”，均是性灵文学的情感基础，它们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如果忽略这点，将无法还原袁宏道等人心中无法排解的苦闷。我们虽然从后世文人中看到类似的一幕，但仍然没有这般复杂：晚明文人在预感社会发生大变化的前夜，如何以各种方式消解心中苦闷，如何试图挽救局面。其中每一步进程，都是不可比拟的复杂心理。这终究是文人自己选择的路途，无力感和矛盾心态体现其中，“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这部关于袁宏道的著作力图厘清文人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