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3330255
第三章 留德生涯 /65 节 留德机缘 /65 第二节 从柏林到莱比锡 /68 第三节 留德期间著述 /72 第四节 辛亥惊雷 /76 第四章 涉足政坛 /84 节 创建民国的日子 /84 第二节 布局新式教育 /94 第三节 在“二次革命”前后 /101 第四节 游学法国 /105 第五章 改造北大 /114 节 群贤毕至 /114 第二节 教育改革 /124 第三节 思想自由新气象 /133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 /140 第五节 在五四运动中 /147 第六节 辞职 /158 第七节 出国 /162
第六章 主持中研院 /170 节 从参与北伐到主持大学区改革 /170 第二节 主持中央研究院 /179 第三节 保障民权 /184 第四节 晚年岁月 /190
后 记 /200
章 求学时代
节 １８６８年的笔飞弄：故乡与家世
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深夜，浙江绍兴山阴县城小巷笔飞弄。
一个男婴降生在一幢坐北朝南的民宅里。
这个男婴的父亲叫蔡宝煜，字曜山，又名光普，婴儿的母亲姓周，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性一样，后人不知她的确切名字，大家后来尊称她为周太夫人。与之相对的是，这个婴儿日后却大名鼎鼎，他就是蔡元培。
每个人都是沧海中的一粟，每个人都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大名鼎鼎的蔡元培亦不例外。因此，在尚未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之前，我们不妨先大致了解一下他出生的这个时间点——１８６８年。
在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历史上，１８６８年相比而言已经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年份了。鸦片战争早已在２８年前发生，《 中英南京条约 》在１８４２年签订，距此已有２６年；爆发于１８５１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于１８６４年，距此已经４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于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０年，也已经结束８年了；往后，中日甲午海战（１８９４年）还要２６年才发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则要等３０年才发生；而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还要等３７年才发生，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则更要等４３年，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则要等５１年……
粗粗看去，这些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似乎与一个出生于笔飞弄的男婴没多大关系，但是，蔡元培日后的成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无一不与这个大时代的坐标紧密相关。
简单地说，蔡元培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新旧转型的时代。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朝虽然迎来了“同治中兴”，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所谓的“中兴”不过是后的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的失败及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然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西学随之传入。虽然张之洞提出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很明显，西方和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正在日益加深。中国人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已然不可遏制；与此相应，教育上使用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也快走到了尽头，蔡元培赶上了科举制度的尾巴，并取得翰林的头衔，但此后，这位清朝的翰林就会发动新的教育革命，在废除科举之后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新方向。
一次大的社会转型开始了，许多新的问题会摆在国人面前。赶上这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蔡元培与时代发生了强烈的互动，他的生命经历和人生体验也因此异常丰富。他从一个普通男婴成长为一位大教育家，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与父辈迥异。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蔡元培的奋斗、成长、困惑、探索乃至辉煌与失落，不仅是他那个时代一份重要的精神样本，而且更是后人久久注目、仰望、思考以及企图超越的一个标杆。
蔡元培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他是幼年丧父的孝子，他是勤奋好学的少年，他是科举路上过关斩将的佼佼者，他是清廷翰林，他是革命党，他是学者，他是教育家，他是著名的北大校长，他是众多文人心中的忠厚长者……
在一个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代里，蔡元培以他的汗水和体温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终，蔡元培从绍兴笔飞弄的老宅走进了中国历史，他超越了个人而成为一尊精神雕塑。
这，是蔡元培的人生答卷，亦是他在历史坐标中的人格造型。
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开头的那一行文字：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深夜，浙江绍兴山阴县城小巷笔飞弄。
谈完时间坐标，我们不妨再谈谈地理人文。绍兴，山阴，笔飞弄，蔡家，这些机缘组合在一起，正应了中国人常说的那个成语——“人杰地灵”。
绍兴无疑是风光秀丽之地，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连绵苍茫的会稽山与密布的河网让历代的文人雅士赞叹不已，晋人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来描述绍兴自然风光之美，十分恰当。
风光秀美之外，绍兴还是文化繁荣、名人辈出之地。早在大禹治水之时，绍兴的苗山就被称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绍兴是越国的都城。吴越争霸是春秋末期著名的一段故事。在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越王勾践立志复仇，卧薪尝胆，以艰苦的方式磨炼身心，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终于打败吴国，完成复国大业。到了汉代，著名的隐士严光、思想家王充、孝女曹娥等也都出自绍兴；魏晋时期，绍兴更是成了文人荟萃之地。大书法家王羲之、大文学家谢灵运都曾在绍兴生活。王羲之的传世名作《 兰亭集序 》记述的就是名士在“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的雅集之会。
更有意思的是，王羲之当年在绍兴的住所离蔡元培降生的宅子仅咫尺之遥。相传，王羲之曾住在绍兴蕺山脚下的戒珠寺，他在那里养鹅写字，写字到尽兴时，笔墨飞舞，毛笔飞到一条巷子里，这条巷子后来就被命名为“笔飞弄”。可见，早在东晋时期，“笔飞弄”就饱沾文气，蔡元培后来也出生在这里，这大概就是冥冥中的一种呼应吧。
王羲之之后，唐朝的大诗人贺知章，宋朝的大诗人陆游，明朝的书画家徐渭、文学家张岱，清朝历史学家章学诚、书画家赵之谦、任伯年等也都与绍兴结缘甚深——或出生于此，或生活于此。总之，绍兴这座古城配得上“人杰地灵”这个词。
文化名城之外，绍兴还是一座重要的商业之都，其工商业繁荣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绍兴的冶金业就非常有名，当时，绍兴的铸剑技术和铸造铜镜的工艺远近闻名。晋代开始，绍兴的造纸技术领先全国，有“越纸滑如苔”之美誉。隋唐之后，绍兴的丝绸、酿酒、茶叶等均负有盛名，堪称物产丰饶之地。到了近代，绍兴亦因水陆便利而成为有名的贸易之都，绍兴黄酒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远销日本、南洋等地，有“越酒行天下”之说。
人杰地灵的绍兴是蔡元培的出生和成长之地，这片土地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至关重要的。１９３８年，蔡元培７０岁，此时，他早已功成名就。为纪念两年前去世的文学家鲁迅，蔡元培为即将出版的《 鲁迅全集 》作序。文章开头他便自豪地谈起了他们共同的故乡绍兴，他说：“‘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即王羲之，笔者注）的书，陆放翁（陆游）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１ ］这段话是因鲁迅而发，其实对他本人不也同样适用吗？
蔡元培先生对绍兴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１９０３年，已成为文化名人的蔡元培为旅居上海的绍兴人作演讲，演讲之中，他盛赞绍兴：“绍兴之农勤而耐久，一府之中，几无隙地，而浙西江南垦荒之民，绍兴人辄占其一部，南至闽粤，西抵川藏，皆有绍兴人之足迹。酿造之法，冠绝全国焉，是为实业界之势力。自汉以来，儒林、文苑有诸传，无不有绍兴人者，而王阳明氏之道学，及今尚为海外哲学之一派，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骚（即卢梭，笔者注）之目焉，是为学术界之势力。数百年来，以吏治国，而吾绍兴人能利用之曰幕友，曰胥吏，此二者在近日既为国人所唾骂为亡国之媒，然其时民权未昌，宪法未立，所谓神圣不可犯者，吏而已矣，因而利用之，是亦天演体合之通例焉，是为政事界之势力。” ［２ ］看看，蔡元培热爱故乡，不但盛赞绍兴农民之勤劳、文化学术之繁荣、工商业之兴盛，就连受人诟病的绍兴师爷，他也觉得“是亦天演体合之通例焉，是为政事界之势力”。有人统计，蔡元培自出生到１８９４年赴京做官，在绍兴生活了近２７年，此后，他又多次回乡休假，假期加在一起有３年的时间，总计蔡元培的一生在绍兴生活了整整３０年，占他整个生命的十分之四。可见，绍兴在蔡元培生命中的重要分量。
后再来看看蔡元培的家世。蔡元培的祖先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自诸暨迁至绍兴。他们初以“造林售薪为业”，后蔡家祖先遭同行嫉妒，被砍伤，此后蔡家便不再“造林售薪”，退出了木材经营行业，转而贩卖丝绸。蔡元培的祖父蔡廷桢转而做典当生意，他“以行事公正著”，经营有方，生意日益兴隆，遂在绍兴山阴县城笔飞弄买了一幢宅子，“做成小康之家”。蔡廷桢共有七个儿子，长子就是蔡宝煜，即蔡元培的父亲。
蔡元培的父亲是一家钱庄的经理，虽是商人，但他身上并无铜臭。他待人宽厚，慷慨大度。朋友有急，他必设法周济；借出钱款之后，他还常常不忍索还。他当了一辈子钱庄老板，去世时家中却毫无积蓄。此时蔡元培只有１１岁，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蔡元培的母亲带着一帮孩子生活，其艰辛可想而知。念及于此，一些亲友提议捐款救济蔡元培一家，但遭到周太夫人的婉拒——她是个贤惠能干的女子，不肯接受别人的施舍。
蔡元培父亲生前借给别人的钱，多无欠条。父亲去世后，生前借贷的人却都主动前来还债，说“不能在良心上亏负了蔡先生”。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的父母均是宽厚仁爱之人。蔡元培后来自己称，他性格上的宽厚得自父亲，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的母亲周太夫人很值得一说。她虽无多少文化，但非常坚韧，丈夫去世后，她典当首饰、衣服，省吃俭用，完全靠着刻苦勤劳将孩子抚养成人。她对子女管教甚严，经常勉励子女“自立”，“不依赖”。蔡元培的自述中专门有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 》，其中说：“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即１８８５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后来左臂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刲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所以我母亲弥留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割臂之事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３ ］
蔡元培的母亲于１８８６年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５０岁。蔡元培说：“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我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他还说：“我母亲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么说，我将怎么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了让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若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于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４ ］从蔡元培的自述中，我们不惟能得见其母的“仁慈而恳切”，亦能看出蔡元培对母亲的一片深情。
行笔至此，我突然想到，新文化运动的几位发动者，均为幼年丧父者。鲁迅自不必说，他为父亲治病，“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的经历妇孺皆知，蔡元培１１岁丧父，胡适３岁丧父，李大钊是遗腹子，压根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陈独秀也是自幼丧父，自称“没有父亲的孩子”，且天性叛逆。这几位幼年丧父者相聚一处，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看似偶然，实则于冥冥中有一定的规律。幼年丧父，让他们较早地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促使他们思想早熟，此其一；其二，幼年缺乏父爱，迫使他们养成了坚韧顽强、不依赖他人的精神气质。这一气质放大到文化层面，就使他们更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勇于凭自己的奋斗担起改造新文化、开创新局面的思想重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在此不做过多探讨、阐述，有心者留意便是。
第二节 私塾岁月
１１岁父亲去世的时候，蔡元培正在读家塾。父亲病故之后，蔡家迅速“从小康堕入困顿”，已经无力再聘家塾先生了。所以，蔡元培读了５年的家塾不得不就此中止。为了继续读书，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蔡元培寄居姨母家，随后转入李申甫先生的私塾。与此前的家塾相比，李申甫先生的私塾就是自设馆了。由家塾转到自设馆，由拜师周先生到拜师李申甫，蔡元培的读书“待遇”也因父亲去世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以前是先生到自己家来教，现在则不得不自己到先生的私塾去上学了。为了让今人弄清家塾和自设馆的区别，我们在此不妨将私塾教育的相关情况做一下介绍。
与今天的小学生接受义务教育不同，古人教育子女，都是要读私塾的。所谓私塾，顾名思义，就是普及基础教育的学堂并不是由国家办的，而是由各种民间力量来办的。早在周朝，私塾就已经出现。春秋末期，有感于“官学”（周朝的官方学校）极度衰落的现实，孔子在民间创办私学，广收门徒，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之说，取得了极佳的教育效果，孔子也由此成了中国历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孔子就是中国历有名的私塾先生。此后，私塾这种教育方式一直沿用到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
客观地说，作为一种普及教育，私塾在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近代，私塾暴露出了教学内容过窄的弊端。私塾教育仅限于儒家经典，不开设数学、物理及其他自然科学课程，这种情况显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正因如此，私塾才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私塾有好多种形式，以产权划分，有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四种形式。义塾也称义学，多由发善心的地主、富商及高官捐款兴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贫寒之家的子弟亦能接受基本的教育。宋代大文豪范仲淹就曾在家乡苏州捐资创办义学，效果极佳。清代乞丐武训靠乞讨所得创办义学，其精神更是感人。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拍了一部电影《 武训传 》，讲的就是义丐武训行乞办学之事，武训由大名鼎鼎的演员赵丹扮演。所谓族塾则是依靠家族力量创办的学堂，这样的私塾往往设在家族宗祠之内，招生对象也仅限于家族内的子弟，不招收外姓儿童。家塾，它是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到自己家中教授子女。自设馆则像现在的特长班，它是由私塾先生自己出资创建学堂，然后对外招生，学生不拘贫贱，亦不管姓氏，只要交学费就可上学。因此，自设馆也是各种私塾形式中常见的一种。私塾先生一般为老秀才，所用教材一般为“三百千千”，即《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 千家诗 》，完成这些之后，继之“四书五经”，之后再学作八股文。
私塾的教学时间也是因人而异，有“短学”与“长学”之分，“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家长送孩子读“短学”，志不在考取功名，只希望孩子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则要用七八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系统学习，以考取功名。
蔡元培所上的私塾显然是“长学”。１８７２年，在蔡元培虚岁６岁（周岁仅４岁多）时，父亲便聘请一位姓周的先生到家设塾授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其一，蔡元培先接受的是家塾教育，说明蔡家家境当时很殷实；其二，用家塾的方式来培养弟子，说明父母很重视教育，对蔡元培寄予厚望。
像那个年代的很多私塾先生一样，周先生教蔡元培采用的也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先教识字、习字，然后做对子。读书，则从《 三字经 》、《 百家姓 》读起，一直读完“四书五经”。从家塾转到自设馆之后，李申甫先生采用的也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只不过，李申甫先生比周先生更严厉，且这时读书的进度比以前加快了许多，每天都学新课。上课时，李先生先朗读，然后让学生跟着读，几遍之后，让学生自己读，直到能背诵下来为止。若上课时背不下来，晚上就要自己回家温习。第二天上新课之前，李先生就检查学生背诵的情况。若学生背诵不下来，则要被打手心。李申甫先生规定，次不能背诵，用戒尺打手心十下，若第二次仍不能背诵，就要打二十下，以此类推。
聪慧的蔡元培有时也不能避免被打手心的体罚。有一次，他背诵《 易经 》屡犯错误，结果被打手心几百下。对于私塾先生体罚学生的情况，蔡元培先生在其自述中有明确记述：“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为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之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 易经 》，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５ ］
到１８７９年，蔡元培终于背完了所有需要背诵的课本，开始学作八股文了。对于作八股文的感受，蔡元培曾写过一篇《 学作八股文 》，其中说：“我一八七九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办法，先做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做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做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６ ］蔡元培后来中了进士，并且还做了翰林，算是旧式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可是，他从心底里并不认同老式的科举考试制度。
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蔡元培批评旧式教育，说：“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 千字文 》、《 神童诗 》、《 龙文鞭影 》、《 幼学须知 》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规律，社会状况，虽然儿童所急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 ［７ ］蔡元培一向以性格温和、忠厚宽容著称，但他这段批评旧式教育的文字却充满感情，可见确有切肤之痛。
私塾教育虽然是不好，但若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位好老师，那也着实是一件幸事。这种好事还恰恰就被蔡元培赶上了。在李申甫先生的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蔡元培于１８８０年转到了王懋修先生的私塾。王懋修先生虽然只中过秀才，但却是一个学识渊博之人，在绍兴一带很有名气。因教学效果较佳，王懋修先生的门下有三十多人，其中好多人还是远道而来的，需要住宿在私塾所备之宿舍，由此可见王懋修先生在当地的名气之大。
但蔡元培并不需要住宿。王懋修的私塾馆设在绍兴探花桥，距蔡元培家仅有半里之遥。蔡元培和三弟早上一块去上私塾，晚上回家，午饭在私塾吃，每月往私塾送米若干。
王懋修先生在教学内容上与其他私塾一样，但其思想活跃，教学有耐心，因此深受学子欢迎。在蔡元培十年的私塾生涯中，王懋修先生也是对他影响的一位先生。
为了让学生能很好地学好“经书”，作好八股文，王懋修先生对学生的管理同样严格。除了经书之外，其他书籍一律不许学生看。有一回，蔡元培从同学处借到一本《 三国演义 》，刚看没几页，王先生发现后就说：“看不得，陈寿的《 三国志 》你们现在尚且看不得，何况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还是不看为妙。”还有一次，蔡元培看《 战国策 》，王先生发现也跟他说，秀才考试的作文，用语均为“经书”，若将《 战国策 》的文句用进去，必为考官所不取。
王懋修先生教蔡元培作八股文极有耐心，发现有写得不对的地方，他并不在卷子上改写了事，而是耐心地给蔡元培讲解，指出问题所在，然后让蔡元培自己回去改写。
学业之外，王懋修先生对蔡元培更重要的影响恐怕还是在思想上。据蔡元培回忆，王懋修先生虽然禁止学生看闲书，但他自己读书却很杂，书法碑帖、史书乃至《 西厢记 》这类在当时看来所谓的“淫书”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更重要的是，王懋修先生谙熟宋明理学，曾给蔡元培等人讲述宋儒朱熹和陆九渊两派的异同。同时，他对明清之际的反清志士刘宗周、吕留良、曾静等人十分推崇。
刘宗周是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老师，他为人正直，为明末大宦官魏忠贤所排挤。回到绍兴老家之后，他在蕺山脚下创办了蕺山书院，收徒讲学，被人誉为“蕺山先生”。后来，清兵攻陷浙江，想拉拢刘宗周，但刘宗周拒不做清朝的官，绝食２３天而死，气节十分感人。王懋修先生对先贤十分敬仰，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仰蕺山房”。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明朝灭亡后，他散尽家财，从事反清复明之业。事情失败之后，他誓死不做清朝的官员，先是回家收徒讲学，后来为躲避清朝的一再征召，干脆出家为僧。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吕留良因病与世长辞，终年５５岁。临终前数日，仍勉力补辑《 朱子近思录 》及《 知言集 》，作《 祈死诗 》六篇，子侄弟子劝其休息，吕留良答：“一息尚存，不敢不勉。”临终时仍勉励门人“细心努力为学”，告诫后人一定要恪守“孝友大义”。忽然又说：“我此时鼻息间气，有出无入矣。”门人呼“先生”，留良答曰：“人皆如此！”声音半涩而字字清楚。随后令众人退出，自己从容而卧，展伸其足，叉手安寝而逝。
吕留良去世后，其弟子及曾静等人推崇吕留良的学说和气节，广为传播。后来，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叛雍正，结果被告发下狱。曾静案发后，牵连出了吕留良。结果，早已去世的吕留良亦被“剖棺戮尸”，吕留良的作品也遭到了清廷的查抄、焚毁。吕留良的子孙或被杀，或被流放边疆，惨遭厄运。吕留良曾静案由此成为清雍正朝影响巨大的一次文字狱。
王懋修先生推崇刘宗周、吕留良和曾静，从这三位反清志士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王先生对少年蔡元培思想的重要影响。其一，崇尚气节，恪守民族大义；其二，重道义，肯担当。关键时刻，为人格操守计，宁可采用“不合作”的方式退隐，也不与恶人同流合污。蔡元培在王懋修先生的私塾读书的四年，正处于少年向青年的过渡阶段，王懋修先生可谓是他的思想启蒙老师，王懋修先生和蔼、博学、循循善诱的严师风范以及他所讲的反清复明志士的感人事迹，潜移默化之中深刻地影响了蔡元培日后的精神气质和道德风貌。
对于在王懋修先生私塾四年的学习生活，蔡元培曾在自述中说：“我自十四岁至十七岁，受教四年，虽注重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８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懋修先生的私塾，蔡元培还收获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有一个叫薛朗轩的同学成了蔡元培要好的朋友。蔡元培回忆：“薛君长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９ ］
还是在跟随王懋修先生学习期间，蔡元培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原来，为写好八股文，蔡元培常常于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母亲也经常陪着他。可是，有一次很晚也没有写完，蔡元培的母亲觉得此时人已经太疲倦，思路不会好，就叫蔡元培先睡觉，第二天黎明早点叫他起来再构思。结果，第二天蔡元培思路清晰，“竟一挥而就”。蔡元培说，经此之后，“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这就是被母亲养成的” ［１０ ］。
在王懋修先生处读书四年之后，蔡元培于１８８３年考中秀才。考官对他考卷的评语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警当，与众不同。诗亦有动目句”，“简洁名贵，滴滴归原”。 ［１１ ］考中秀才之后，就可进入官立学校享受公费教育了，于是，蔡元培的私塾生涯也就结束了。
从１８７２年聘请周先生到家中设塾授教，到１８８３年考中秀才，蔡元培整整接受了十年的私塾教育。这十年的时间里，蔡元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儒家经典，学会了作八股文，而且还对旧式教育的利弊有了切身的体会。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少年思想形成期遇到了名师王懋修先生，并深受影响。这一切，都为蔡元培日后成为教育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包括在学问上和思想道德上。
蔡元培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创者，可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蔡元培本人却是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的人——读私塾，做秀才，中举人，考进士，做翰林，封建时代读书人所能得到的学衔他是一个也没落下。处在新旧交织的转型时代，蔡元培一方面受过系统的旧式教育，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影响。这两方面互相碰撞、融会，才使得蔡元培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宗师性人物。不深入传统经典，就不能汲取中国古人的思想智慧，不接受欧风美雨的熏染，就不了解世界的潮流。对一名优秀的中国人来说，这两者不可或缺。纵观民国时期的诸多文化大师，胡适、鲁迅、陈寅恪、钱锺书……他们虽是新派人物，但几乎都读过私塾，都背过“四书五经”。先贤云：“与古为新”，此言甚是。不全面系统地学习传统经典，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的文化血脉和人格根基，所求之“新”，也必是浮光掠影，不得其要。若再往前推一两代，完全处于旧式教育体制之下的士子，则因眼界封闭而拘泥于雕章琢句之中，无法担负起文化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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