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研究

本书以海上搜救和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内涵、类型、功能、特征以及动因界定为切入点，在对全球海上搜救系统和中国海上搜救体系全面介绍的基础上，深入系统阐述了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科学评估了近年来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以及阻碍因素，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海上搜救合作的有益做法，提出今后中国进一步全面加强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对策建议，可作为海洋与海事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

史春林，男，汉族，1966年生，法学博士。现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大连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太平洋学报》（CSSCI）编委。到目前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辽宁省社科规划重点基金以及其他省市科研课题30余项，出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海权问题研究》《中国远洋航线安全保障问题研究》《国际海上咽喉要道及其安全保障研究》等著作和教材10余部，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中国软科学》等重要报纸和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并有3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CSSCI检索，研究成果有60余项获得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和大连市人民政府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奖励，荣获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带头人、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以及其他省、市和学校等荣誉称号10余项。现主要从事中国海权与海上安全、中国海洋政治、中外海洋合作以及中国航海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史凯册，女，汉族，1994年生，现为英国巴斯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到目前已在《中国海事》《中国水运》《水运管理》《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中国水运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辽宁省海事局征文优秀奖、辽宁省创业大赛银奖等多项奖励以及国家专利，参与国家、教育部、省、市社科基金等多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荣获各种荣誉称号10余项。现主要从事航运管理以及运营、物流和供应链等方面的研究。

绪论海上搜救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被称为海上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作为《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的缔约国，郑重对外承诺：保证航行于中国管辖海域船舶和人员安全，因此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海上搜救工作。同时由于海上搜救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巨性，为了全面提高中国管辖海域搜救的效率和成功率以及确保中国船舶及人员在海外的安全，近年来中国政府海上搜救主管部门及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在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今后应根据中国海上搜救实际并借鉴国际上有益经验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一、研究价值当海上重特大险情的影响超越一国的国界或无法自救时，开展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寻求或提供国际救助）就成为主权国家的不二选择。如在2014年马航事件中，由于MH370班机失联时间、地点和原因的不确定性以及马来西亚披露信息的不确定性，使得海上搜救的不确定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从而使参与搜寻的国家数量一度达到26个，这充分证明开展国际合作是应对海上重特大险情的主要方式。因此近年来面对世界上一些重特大海上险情，中国政府都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搜救合作，如2014年3月8日马航班机失联后，习近平主席立即批示有关部门全力开展海上搜救，中国投入了各种力量与其他国家一道在南海、马六甲海峡、南印度洋参与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国际大搜救；2014年4月16日韩国“岁月”（SEWOL）号客轮沉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习近平主席两次致电韩国总统表示中方愿随时向韩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2014年12月28日亚航班机QZ8501失事坠海后，中国政府派出了飞机和舰船参与了海上搜救；2018年1月6日巴拿马籍油船“桑吉”（SANCHI）轮与香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CF CRYSTAL）轮在长江口以东洋面发生碰撞，导致“桑吉”轮失火爆炸沉没，造成伊朗与孟加拉国船员3人遇难、29人失踪，事故发生后中国搜救主管机构主导了联合搜救工作，外国力量的选择、搜救方案的制定、责任区域的划分、停泊港口的协调、应急通讯方式的确定等都需要中国海上搜救主管机关来协商解决。因此中方与伊朗以及孟加拉国就搜救工作保持着畅通、有效的沟通，特别是为伊方参与搜救做出专门安排，同时还协调日韩等国力量共同参与了此次搜救行动。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同时也说明本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一方面从研究的学术与理论意义来看：第一，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只是在个别著作中零星提到一些，比较零散，专题论文也不是很多，大多是新闻报道与评论，缺乏一定的理论研究深度与高度，或者偏重从专业技术和工程项目管理角度出发、坚持工具理性优先来探索海上搜救效果与效益最大化问题。因此本书通过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具体、系统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第二，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是中国与有关国家携手共同应对重特大海上险情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对大量案例与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有助于树立互信合作的搜救理念，完善搜救联动协调机制，丰富应急搜救理论体系，为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提供制度性和原则性规范，这不仅有利于完善国家海上危机管理理论，而且有助于充实中国外交战略内容，丰富外交形式，拓宽外交视野，合理进行外交整体布局，为推动中国救灾外交与公共外交提供理论指导。第三，海上搜救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同时借鉴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做法，可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完善中国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战略和策略，有利于验证与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体系的发展，为中国参与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提供理论支持。第四，海上搜救国际合作不是排他性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是互利共生义举，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等新安全观。因此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可为海上区域安全合作总体框架的确定和未来海上搜救新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明确宗旨、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实践与应用价值来看：第一，通过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有助于保障海运安全，防止海洋污染，促进区域内各国经贸安全发展。第二，通过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取长补短和相互借鉴，有助于增强自身搜救能力，提高海上搜救成功率，最大限度减少海上重特大险情所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有效保护中国越来越广泛的海外利益，这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勇于承担国际义务的诚意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有助于占领道德制高点和增加话语权，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与国际地位。第三，海上搜救对被搜救对象实行无差别化原则，政治敏感度低，而且又有充分的国际公约作为法理基础，可跨界或在有争议海域进行联合搜救，因此通过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交往活动，为地区设计海上安全公共产品，有助于加强区域互信与认同，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改善或深化国际关系，推动彼此国民间好感度的上升，可为未来通过协调和沟通解决海洋权益争端和海上安全问题提供先导工具与良好的示范作用，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二、研究现状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一方面从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期刊文章主要研究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总体研究，如耿相魁的《以国际交流提升我国海上搜救水平》（《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年第10期）、夏子潮的《我国参与的海上防险救生国际合作现状和发展》（《科技展望》2015年第33期）等。第二，关于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区域合作研究，如张明亮的《南海海难合作救助：经验与启示》（《新东方》2011年第1期）、曲波的《南海区域搜救合作机制的构建》（《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年第3期）、朱坚真的《中国参与南海海上搜救合作机制问题探讨》（《中国渔业经济》2015年第5期）等。第三，关于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多边合作研究，如李敏的《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搜救协作》（《中国水运》2009年第6期）、郑怀宇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海上搜救国际合作》（《中国海事》2017年第3期）等。第四，关于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双边合作研究，如戴小杰的《应建立中越海上合作搜救机制》（《中国水运》2003年第5期）等。而报纸文章大多是新闻评论报道，如王明峰的《中国积极参与海上国际搜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月4日）、贾远琨的《中国救捞成国际救援主力军》（《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8月24日）、李红茹的《中美进一步加强海事搜救合作》（《中国交通报》2006年2月27日）、郑怀宇的《中韩加强海上搜救合作》（《中国交通报》2010年10月22日）等。特别是2014年3月马航班机失联后，更是引发了有关报刊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关注，如游志斌的《马航事件中的国际应急救援合作剖析》（《行政管理改革》2014年第7期）、范烨民的《从马航MH370事件看国际联合救援的问题与对策》（《新西部》2014年第9期）、程明远的《强化国际救援协作机制，提高海上联合搜救效率——以马航失联飞机搜救为例》（《世界海运》2014年第11期）、谢虞南的《多国联合参与国际救援的优势、困境与出路——以马来西亚航空事件为例》（《决策咨询》2014年第4期）、卢芳华的《马航370失联与国际联合大搜救》（《思想政治课教学》2014年第4期）等。另一方面从出版的相关著作来看，目前有关海上搜救著作有10余本，其中吴眴的《救捞政策与法规》（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阎铁毅的《救捞应急管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有关著作涉及到一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但比较零星分散。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术界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挪威等发达国家海上搜救体系及其基本经验的研究，如Udo Helge Fox在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Benefit or Burden for Society: Germa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Service（WMU Journal of Maritime Affairs, Vol6, No1, 2007）一文中对德国海上搜救服务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第二，关于国际海上搜救公约及各国搜救法规修改与发展情况的研究，如BriceG在Maritime Law Salvage（London: Sweet and Mxawell, 1999）一书中对海上救助的有关法律进行了介绍与研究。第三，关于世界部分地区如北极、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开展海上搜救区域合作概况的研究，如Yoshinobu Takei在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n the Arctic: an assessment（Aegean Review of the Law of the Sea and Maritime,Vol2,2013）一文提到了北极沿海国家进行海上搜救合作的现状和具体事项；Seline Trevisanut在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Factor of Cooperation or Conflict（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5, 2010）一文对地中海的海上搜救合作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四，关于重特大海上险情搜救合作问题的研究，如Carl Thayer在Flight MH370 Shows Limits of ASEANs Maritime Cooperation（The Diplomat, March 18, 2014）、Ankit Panda在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Search and Rescue: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Diplomat, March 11, 2014）等文章针对2014年马航班机MH370失联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而关于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总体来看尚缺少专门探讨。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开阔了研究视野与思路。因此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具体、系统研究。一方面从研究重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总结和概括近年来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主要经验，为今后中国积极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提供前提和基础。其二，找出目前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阻碍因素。其三，针对中国在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对症下药，提出具体解决对策。另一方面从研究难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特别是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法理基础、海上搜救特点、跨界及在有争议海域联合搜救等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其二，对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做法和经验及对中国启示与借鉴进行总结和概括。其三，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进行总体设计，包括海上搜救信息沟通机制、海上搜救资源共享机制、海上搜救应急联合反应机制等进行构建，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这样可进一步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可弥补学术界在某些方面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从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三、研究方法本书在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对比分析、案例分析、专题分析、跨学科综合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宏观探索与微观探索、普遍性与特殊性、归纳与演绎相结合，体现了点线面层递、纵横交错、史论结合、时空变换等多视域、广角度的研究思路。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目前有关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研究大都属于宏观、整体研究，而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进行微观、个案研究还很少，而这方面研究则更具有实际针对性。第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目前有关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大都属于定性研究，主观评价较多，结论过于模糊。而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则更具有科学准确性，因此本书运用了大量图表与数据来论证说明。第三，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把近年来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所做的努力做纵向阐述；另一方面进行横向科学分析，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出今后进一步加强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对策建议。第四，专门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对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进行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海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法律、管理、地理、气象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既要进行专门研究如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总结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规律，又要运用有关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成果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以便更好地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问题。第五，文献法与调查法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对中外有关著作、报刊、网络等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建立资料数据库，全面了解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现状。另一方面还要对中国有关海上搜救管理与执行机构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中国参与海上搜救国际合作的实际，以便提出的对策建议更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