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性阅读与批评

　　好的批评家首先是一个理想的读者。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应基于与作家的拟想的、潜在的对话基础之上。本书秉着这种对文学批评活动的理解，重新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创作现象、审美取向、作家作品语境化，进行一种具“同情之了解”的对话性阅读与批评。内容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审美选择、京海派文学与都市文化、现代出版机制与作家的文学生产，并对施蛰存、刘呐鸥、莫言、余华、马原、格非、王小波等作家的小说做出了独到阐释。

代　序 我的批评观
辑 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
19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论1930年代讽喻文学
现代出版机制下沈从文早期的文学生产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文学的自然形态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鲁迅“京派”与“海派”话语的生成机制
叶灵凤与鲁迅的纠葛及其他
张若谷与鲁迅的纠葛及其他
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与现代都市人的情爱方式
施蛰存的三篇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异域风情与时间性空间的两种展现方式
阅读与欣赏（十四则）

　　代　序 我的批评观
　　我不是批评家，但我有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好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与作家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一种潜对话，批评者和批评对象大半并不处在同一相对狭窄的物理时空中。这意味着在文学批评的场域，这一批评活动的固有特性赋予了批评者以太多的特权和自由。一切号称批评家的人，如果缺乏深刻的自觉和反省，进而失去了文字的节制和约束，就会构成对这种特权和自由的滥用。他会不自觉地扮演起上帝和奴隶主的角色，所有的作家都成了他批评鞭子之下的贱民和奴隶，失去了反抗和表达异议的自由。这对那些已经逝去的作家特别不公平，对同时代仍活着的作家也谈不上有多公平。一个作家通常是一个人在独立地创作，作品发表出来却面对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每一个批评家和读者都可能具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对文学、人生、现实、历史的理解。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品不可能满足所有批评家和读者的审美期待。如果某个批评家在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品那里发现了自己的失望，便自以为获得了上帝般的权力，其批评文字就有可能成为批评权力的滥用，离文学民主的理想目标过于遥远。
　　因而好的文学批评家首先应当是一个理想的读者。在快节奏的当代，对这个有点特殊的读者的要求是仍能静下心来咀嚼和体味作品。这个读者比平均数意义上的读者更能理解作家的苦衷和言外之意，对作品的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也有更多的洞察。他和作家的关系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亲切的平等。有欣赏，有批评，这才是文学批评的本色。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寄生虫，这才是理想的批评家。
　　这其实算不上什么新的惊人的见解，甚至可以说只是一般的常识。但在文学批评的专门领域里，重申常识有时甚至比呼吁专业知识来得更为重要。以批评为业的人，一般不会忽视专业知识的习得和积累，但对常识却容易形成习焉不察的淡忘和漠视。都说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具同情之理解，但仍有批评家面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就是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重返历史现场，将研究对象重新语境化；都说文学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但仍有批评家就是只讲道理、不摆事实；都说文学批评要贴近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本身，但仍有批评家就是只握有自己惯用的一把尺子。在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后见之明，但这后见之明，本质上不过是由时间的距离和后来的优势所带来的“前见”之明——后来的批评家以自己各种各样的成见去要求和剪裁前代作家和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太会用一个要求篮球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游泳健将，但在文学批评领域里，严家炎先生在《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教训》中所反对的“跨元批评”或“异元批评”却时有发生。日常生活中，人人懂得“以尺量米，论斤称布”之可笑；在文学批评中，却不乏用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去要求现代主义的文学，或用现代主义文学的尺度大谈浪漫主义文学的缺陷，甚至这同一个批评家，换一个地方还有可能将这标准和尺度倒过来再用一次。这样的批评家有时会觉得自己很辩证，并从自己的批评活动中获得战无不胜的欣喜，但本质上却犯了“以尺量米，论斤称布”的毛病。当然，这种批评的结果，既不能使作家获得心悦口服的认同，也容易使读者产生怀疑和困惑。
　　文学批评所面临的一个险境，是常常容易将自己混同于文学论战。因为文学批评和文学论战仿佛是近邻，相互的距离并不遥远。但事实上，文学批评和文学论战本质上仍相当不同。1948年，冯至根据德文杂志上Marx Bense的短文《批评与论战》发表文章，严格地将批评与论战区分开来：“Kritik（批评），这字希腊的字源含有区分判别的意义，Polemic（论战）则源于希腊文的Polemos（战争）。所以文字学和史学上的校勘，考据，在西洋都叫作Kritik，至于Polemic则是学术上思想上不同的争辩。前者客观地判别是非真伪，后者多半主观地否定他所攻击的对象。这两件事在文艺界更常常发生，一个估量作品的价值，发现他的优点或弱点，一个是拥护或反对某一种思想。”〔1〕 我充分尊重那些在文学论战中气吞山河、辩才无碍的批评家，但从来也不想参与任何这样的论战或混战。
　　这样的选择使我留下来的文字多了一点平和，少了一点尖锐，但我并不因此感到惶恐。每当我不安分的灵魂和文字要摆脱我的控制想表现出自己的自负和自大时，我都要追问这种自大和自负的勇气与底气从何而来，同时耳边不由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声音：“收敛些吧，高傲的人，首先打掉自己的傲气。收敛些吧，游手好闲的家伙，首先到老百姓的土地上去干点活。”这样的声音，落实到日常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中，其实也不过是提醒我自己去多看一点具体的作家作品；在面对众多的理论和批评方法时，让我越来越相信文学理论会过时，但文学事实不会过时。因而，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高度认同米勒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实在太容易驳斥或否定，但要反驳一种解读，则只能通过艰苦地重读所讨论的作品并提出一种可替代的解读才能做到。”〔2〕 这也正是我相信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首先应当是一个理想的读者的重要理由。
　　但做一个理想的读者仍只是我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我并没有达到，或者永远也不能达到。我只是在力争达到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