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税赋年英国税收政治

必须认识到，税收不再仅仅意味着增加财政收入，它还应当尽可能减少对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干扰。税收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意采用税收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目标亦将十分重要，因此对税收的处理总会牵扯到其他因素；从财政方面考虑，税收问题有时甚至根本无法解决。对税收的财政考量和经济社会考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如果明白税收问题的复杂性，那么如何协调二者的冲突就更加重要。

一战爆发初始，英国税赋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约10%；1979年则上升至约二分之一，使撒切尔夫人得以上台。马丁•唐顿在本书中续写了他在《信任利维坦》（Trusting Leviathan）中的故事，提供了独特的剖析：一战之后英国人接受了税赋的剧烈提升，其中的政治原因是什么？英国人对税赋的不满为何不及欧陆地区的人们那般强烈？在本书的时间范围（1914－1979年）末期英国人又为什么反对税赋激增？唐顿认为税收正是促进公平和效率的中流砥柱。他在书中详细地阐述了税收在提供国家收入、塑造社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功能。《公平税赋》一书将税赋摆在了英国历史的舞台中央，这一地位适得其所。

马丁·唐顿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院长（2004年9月—2014年9月）、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教员、经济史教授。著有《信任利维坦——1799-1914年英国税收政治》（T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799–1914 ，2001年）、《进步与贫穷——1700-1850年英国经济社会史》（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1850，1995年）等多部英国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著作，编写了《剑桥英国城镇史》卷三（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ume iii，2000年）。

图索引

表索引

前言

缩略词

章  税收国家：简介

第二章  “英国应税能力的有限性”：1914—1918年战争财政

第三章“可怕的战后痼疾”：1918—1925年债务和税赋

第四章“对不同螺丝钉的纹路做出调整”：1920—1929年所得税改革

第五章“现代政治的巨大冲突”：1929—1939年再分配、大萧条与绥靖政策

第六章“战争迫在眉睫”：1939—1945年税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七章 “税收的致命打击”：1945—1951年工党与国家重建

第八章 “英国经济体系中一个有害的障碍”：1951—1964年保守党与税收

第九章 “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政策”：1951—1970年工党与税收

第十章 反思税收政策：1964—1979年从机会国家到企业社会

第十一章 “难以变革的壁垒”：地方税务政策

第十二章 结语

附录：1908—1983年英国财政大臣和首相名录

参考文献

中译本序 

税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家的财政职能才能因此实现。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决定税赋的重要因素，税收政策通常是各个政府的主要政策，制定税收政策的财政部门在各国政府中通常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英国也不例外。唐顿先生的《公平税赋》讲述了1914—1979年间英国税收政策的变化。考虑到中英两国发展水平的差异，了解英国这段时期的财税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现阶段的改革推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译者翻译本书的目的所在。

政策的制定总会受到政治体制的影响，本书中英国税收政策的变迁亦与英国政治体制息息相关。作为威斯敏斯特体系的发源国，英国以其独特的议会体系著称于世，并使这一体系遍地开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属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的议会均为威斯敏斯特体系。威斯敏斯特体系的特点是单一选区的代表由多数票决定，带给后世的主要遗产便是事实上的两党制和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对立。在威斯敏斯特体系的议会中，执政党和反对党分属议长左右两边的议席，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见的对立。现在的英国议会，左右两组议席之间各保留了一条红线，两红线间隔2.5米，据说中世纪时若两侧议员均拔出剑，这一距离正好使双方无法刺到对方。这说明，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古老的民主国家，对于高居庙堂之上的议员来说，其政见的对立同样也会引发争执和强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党派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间的角逐。唐顿先生在本书中讲述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1914—1979年间英国各方利益间的角逐。透过书中对不同派别、不同阶层、不同政见的描写，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英国议会首相质询及财政大臣宣布预算时议会中的有趣景象：发言者言之凿凿，立场坚定，很少退缩；执政党议员频频以“aye”应和本党派发言者；反对党议员则多以“no”喝倒彩，甚至不乏高声喧哗、扰乱秩序者；议长声嘶力竭地喊着“秩序”（“Order！”），呵斥起哄的议员们肃静下来……

英国议会辩论的精彩之处在于两派议员的唇枪舌剑、言之凿凿、不让分寸；类似地，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观点的交锋。即便无法亲身聆听历史上英国政治家们针对税收发表的观点，我们也仍然能通过作者的描写，对历史上各方代表的利益窥见一斑，并在脑海中描绘不同政见者唇齿交锋的景象。

阅读本书，可以抓住以下两条线索：

1.时任财政大臣的观点是英国税收在宏观上的短期变化的反映。

财政大臣（chancellor）是英国政府的二把手，对税收的制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将时代特点和该时期财政大臣的观点和主要政绩结合起来，就可以从宏观上初步把握一段时期内英国税收的特点。比如，内维尔·张伯伦的第二次财政大臣任期（1931—1937）正是西方世界大萧条、法西斯势力在部分国家抬头之时。面对纳粹德国挑衅般的武装行动，他认为“利润增加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政策创造的条件，而且国防项目会直接带来国家开支，给公司以盈利的机会”，因此选择征收国防税。

2.食利者（rentiers）和工薪阶层（salary-and
wage-earners）间的利益平衡是英国税收在基层的长期形势的反映。

当今社会，靠财产获利和靠出卖劳动力赚钱意义大相径庭，二者分别代表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这两个定义在本书中一般以食利者和工薪阶层的形式出现。食利者的收入是财产性收入，即“非劳动所得”(unearned income)，如房租收入和股息红利收入等。财产性收入通常是社会不公的反映，因此针对财产性收入的税收——产权税、资本税和资本利得税等通常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但是食利者势力强大，对政治颇具影响，对于这些会薅其羊毛的税收通常会表示极大反对，因此关于产权税和资本税的讨论在本书中出现频率，个中道理与总理在2013年“两会”记者会上的“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回答完全一致。工薪阶层的收入则是“劳动所得”，面临的税种通常是个人所得税，个税累进对于工薪阶层更加公平。对于这两个群体，有区别的税收政策正是税收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并维持有效激励的工具。例如，在二战后的1948年，面临着严峻的通胀压力，英国时任财政大臣斯坦福·克里普斯考虑到私营企业仍将存在，于是采取了调控物价而非资本税的措施，从而既让工薪阶层享受到税收优惠，又避免了挫败企业的信心，没有减少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反哺不富裕的人群。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陷入“滞涨”。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业，英国更加萎靡，经济更加糟糕，被称作“欧洲病夫”。此时执政的工党政府仍然忌惮私人利润和高额收入，并未足够重视保守党先前提议的、提升英国积极性和包容性的税收政策，进而导致了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政府的上台。本书以这段历史结尾，但是历史的车轮仍然前进，人们仍然在不断探索，如何找到合适的税收政策，从而既限度维护公平，又保持经济活力。撒切尔政府的减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将英国带出了“滞涨”，摘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布莱尔政府的增税政策则在经济繁荣时期使英国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社会福利。治国理政，自古以来绝非易事，许多问题都此起彼伏。本书中不同时期的税收政策大都逻辑清晰、有理有据，但终仍未避免让1979年前的英国陷入混乱之中。希望读者朋友能从本书译本中得到些许启发，理解国家的激励机制和对食利者利益的打击。

本书的翻译前后共经历了一年多，从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是由侯旭鲲先生倡议并组织范泽思、李欣等人进行翻译的。每章的译者如下：李欣章，邱业峰第二章，范泽思第三、六—九、十一、十二章，郜斯嘉第四章，郭鹏飞第五、十章，并由范泽思进行全书的校对和统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