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9425
路遥文学世界的重心显然不止于批判揭露社会问题、批判制度之祸，他从生活于制度中的人们写起，写他们为物质生存和精神需要自发的生活，又从这种自然展开的生活形式中提炼出一个理想形态。这里面当然有他对自己身处时代的乐观信念，有他这一代人无法超越的认识局限。但也正因如此，路遥的现实主义不是对观察到的经验现实的直接复制，他既追踪了“改革”的历史走向，又仿佛在预见到改革的现实问题之前，试图凭借他笔下人物的“理想”人生，提供“改革”的另一种历史镜像。
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早日实现中国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为此，作家出版社特邀请当代*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结合的阵容，撰写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路遥论》是*辑之一种，由评论家杨晓帆撰写。
绪 论
一、“交叉地带”的发现 ／1
二、柳青的遗产 ／7
三、有问题的经典作家 ／11
第一章 “理想性”的历史缘起：1960—1970年代的经验与叙述
第一节 与文革文学“有染”：并不容易的扎根故事 ／20
第二节 “交叉地带”的发现：回乡知青的古典爱情 ／33
第三节 走进“新时期”：什么“伤痕”，怎样“和解” ／48
小 结 柳青的遗产：个人、阶级与社会差别 ／68
第二章 高加林的“感觉世界”：路遥式个人主义的由来
第一节 “回不去”的高加林：在“十七年”文学的
延长线上 ／76
第二节 高加林的“感觉世界”：幸福生活如何可能？ ／95
小 结 路遥式个人主义：在梁生宝和于连之间 ／130
第三章 改革时代的“创业史”：交叉地带的文学实践
第一节 从《人生》后退：路遥的文学自觉 ／140
第二节 普通人的道路：孙家兄弟的生活哲学 ／161
第三节 改革时代的“创业史”：转型期乡村田野调查 ／183
小 结 路遥式城乡叙事：一种共同文化的发展 ／193
第四章 城乡之辩、中西之辩与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危机
第一节 路遥与贾平凹的1986年：在“农村改革”
与“乡土寻根”之间 ／204
第二节 路遥与柳青“重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与“漫长的19世纪” ／213
小 结 路遥式现实主义：分裂时代的整体观 ／222
结 语 ／229
附录 路遥生平与创作年表 ／236
参考文献 ／269
后 记 ／281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绪 论
一、“交叉地带”的发现
作为一名农裔城籍作家，路遥文学实践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表现新时期变化了的城乡关系，以及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现实与农民命运，尤其是新一代农村青年的人生抉择。这些小说中的生活故事，大多带有他个人成长道路的影子，常常像是由不同角色扮演的路遥自己，反复穿梭于跟现实相切的文学世界中，仿佛要为那些从现实生活中溢出的情绪，寻找一个妥帖的形式。路遥1949年出身陕西贫民家庭，在农村长大读小学，又到县城读初中，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日子都在农村和县城度过，中学毕业恰逢“文革”爆发，在经历了短暂而极度辉煌的“红卫兵”生涯后返乡劳动，教过村民办小学，去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工，直到1973年才考入延安大学，毕业后以《陕西文艺》编辑的身份进入省城文艺团体，于1982年成为拥有城市户口的专业作家——这段漫长而艰辛的“进城”之路，决定了路遥以怎样的身份与个人经验，跻身于新时期文学与社会思潮，也决定了他如何通过同一个母题的不断书写来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路遥用“交叉地带”一词来概括他全部创作的题材范围，如何理解“交叉地带”，是研究路遥时必须回答的问题。1982年8月21日，路遥在回复评论家阎纲的信中提道：
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①
这段话常常被路遥研究者引用来论述路遥关于城乡关系的思考，并且特别强调最后一句，从所谓“现代”与“古朴”生活方式，“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中，提炼出一个“现代/传统”的二元认识论。批评家们或感慨路遥逆改革潮流、反现代性的恋土情结，或关注他积极反映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识，路遥对“交叉地带”的文学表达，也因此被放入到“现代性焦虑”这个更为宏大的理论叙述中。这种阐释框架使研究者跳出了地理空间或制度实践层面的认识局限，更注重发掘城乡问题背后的文化内涵，但细读路遥的前半段话，一些重要信息又被忽略了：路遥明确将新时期城乡结构的历史成因追溯至1960年代，尽管他并未点出具体的政治事件，但这段历史无疑包含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这段充满苦难、贫困、饥饿与青春理想的记忆在路遥心里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如果说路遥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用他自己从农村到城市的文学之路为历史作注，这段历史经验究竟怎样影响了他对新时期城乡交叉带的认识与文学表达？
事实上，在与阎纲通信之前，路遥对“交叉地带”的表述还有另一个不同版本。1982年7月11日，路遥为《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人生》完成了一篇创作自述。从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特殊体会谈起，路遥用“立体交叉桥”的比喻来形容当代生活，表现为“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冲突，等等”①。这句话前后的内容，几乎与路遥后来致阎纲信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可以被视作路遥论“交叉地带”的初版本。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此处的“资产阶级意识”，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改成了“现代思想意识”。无论是路遥的有意修改，还是编辑“笔误”，都能从中捕捉到一点历史转型期的复杂信息。尽管新时期强调以四化建设为工作重心，告别阶级斗争，但姓“资”姓“社”的政治警觉性或习惯表述仍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评论界最初会质疑高加林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不能算作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后来才在对“现代思想意识”的新解中，越来越肯定路遥小说中“觉醒的自我”。
从这一点看，当批评家们仅仅抓住“现代/传统”“文明/落后”的关键词来理解路遥的“交叉地带”时，恰恰没有注意到，这种意识是在新时期从“革命”到“改革”的历史转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正如柄谷行人所说，“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② “城乡交叉带”就是这样一处风景，风景之发现意味着八十年代“现代化”范式①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如若往前稍稍回溯，就会发现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种“看见”风景的可能性。当路遥和批评家有些不合时宜地使用了“资产阶级意识”一词时，在这种对城乡关系的表述背后，是建国后关于如何克服“三大差别”的一整套理论实践：城市并不必然因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农村发达，就能以“现代”之名绝对优于农村；就像“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形象那样，城市现代生活既是丰富的，又是危险的，可能腐化革命青年的正确人生观，而经济落后的农村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反倒可能提供另一种有别于城市的“现代”想象。虽然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农民贫困饥饿的残酷事实面前，这种看待城乡的认识装置越来越分崩离析，但它毕竟像历史遗迹那样，构成了理解现实展开方向的重要参照。
然而，路遥的创作，正是以这种建国后尝试在思想层面克服城乡差别的危机与失败为起点的。“扎根农村”的革命动员，只是暂时用集体主义理想将知识青年们稳在农村，并不能在与城市悬殊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真正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本意消除差别的制度实践过程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例如意在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反而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更突显了城乡差别的事实，对于回乡知青路遥来说，从北京来的城市青年不但不曾有过面朝黄土的真切苦难，还以优越的城市出身成为他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者——路遥的“文革”经验、成长记忆中陕北农村的现实苦难，都决定了他对城乡关系的表达，必然在新时期文学的形塑下，逐渐背离“十七年”文学。当路遥在《人生》中写下高加林义无反顾的进城故事时，认识“交叉地带”的历史坐标已经被重新定位，“个人”而非“集体”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关注的焦点。《人生》中饱含了太多要从历史重负中突围的辛酸与不平，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觉醒、想要摆脱农民在国家制度安排中被歧视身份的强烈追求，深深打动了一代人，而新时期初正在展开的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无疑为它提供了历史合理性。
但路遥又没有将新时期城乡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归因于改革前的历史积弊。他的创作常常主题先行，却很难被笼统归之于“伤痕小说”或“改革文学”。路遥对“交叉地带”的理解是非常具体的。1981年10月30日，《文艺报》在西安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他特别强调新一代农民生活于其中那种带有改革时代特点的精神苦闷，他们“大部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他们比自己的父辈带有更多的城市意识，有比较高的追求，和不识字的农民有许多新矛盾”。① 这一点感触其实来自他的个人生活体验。1980年2月22日，正苦于帮弟弟“农转非”多方斡旋甚至“走后门”的路遥，在给好友谷溪的信中感叹到，“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明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② ——在路遥看来，农村青年面临的最大人生困境就是知识启蒙后的精神追求。虽然1980年代农村改革为农民松绑，让农民在个体经济与就业途径上有更多自由，基本摆脱了原先贫瘠困苦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别，但户籍制度的存在，仍然决定着大部分农村青年只能以过客或异乡人的身份游荡在城市生活的边缘。① “富”起来并不能真正解决“活得有尊严”的问题，物质上的富裕反而会加剧农村青年在精神追求方面的相对剥夺感——路遥的全部小说都是在写这一部分农村青年的命运，这里面既有弟弟王天乐辗转进城的艰难，也有他自己成为城市中一名职业作家后既自负，又五味杂陈的生活故事。
于是，路遥一面保持着与“改革”的同时代性，感受到新时期赋予个人奋斗的积极动力，一面又仿佛在对新的现实困境的思考中，回望起历史的风景。虽然路遥所谓“交叉地带”针对的是八十年代改革图景下的城乡差别，但这同样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主义文学试图克服的问题——如果经济政治层面的制度实践不能根本解决社会差别与平等诉求之间的矛盾，那么文学叙述能不能提供一种关于人生意义的感知方式，让普通人尤其是底层农村青年，即使在匮乏的世俗生活中也能获得身心安顿、体会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尊严感与幸福感呢？并不能说路遥就因此回到了“十七年”文学或革命话语对城乡关系的理想认识，但只有看到这种历史联系，才能更贴近路遥所身处的转型社会去理解他独特的文学实践——为何《人生》彰明了路遥小说最重要的母题，却并未成为他思考新时期城乡问题的唯一方向？为何路遥要强行阻断高加林的进城道路，甚至有些教条和保守地反复强调青年如何树立正确人生观的问题？为何他要用《平凡的世界》，去申明在八十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坚持？为何他对“交叉地带”的描写并不止于自然主义的客观再现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制度批评，而是尝试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诉求，去呈现一种以不同方式“看见”交叉地带后的人生抉择？
关于“交叉地带”变化着的理论认识与感觉经验，决定了路遥对文学表达形式的选择；反过来，置身于文学思潮与社会变迁中的创作实践，又会影响到路遥对作为社会现象或历史结果的“交叉地带”的理解和把握。对于路遥个人来说，“交叉地带”不仅是人生路上艰难跨越的城乡接合部，还是社会差别在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对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来说，“交叉地带”不仅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容，还要在写法和观念上完成清理“工农兵文学”遗产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交叉地带”不仅仅是新时期城乡制度变革的结果，更是描述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经验层叠的历史寓言。
二、柳青的遗产
之所以要特别关注路遥如何回应五十至七十年代针对同一主题提供的思想与文学资源，并不是为了生硬地把路遥从八十年代语境中剥离出来；也不是为了以路遥为个案，证明“没有‘十七年’，何来新时期？”；而是为了把路遥的文学实践，把他关于城乡关系的问题意识，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因此，选择“柳青的遗产”作为建立历史参照系的切入点，并不限于从写作技巧、思想主题等方面对两个作家进行平行比较，而是尝试通过观察柳青在其历史处境中的选择与文学实践，去呈现路遥在处理自身与时代紧张关系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类似困境，及其在把握文学传统过程中重新生成的现实感。而这种联系得以建立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首先，柳青被路遥视为他的文学教父，柳青对路遥的影响是切实的、而非研究预设的。路遥1976年毕业分配至《陕西文艺》（1977年7月恢复《延河》名称）编辑部小说散文组，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自1978年2月开始在《延河》上连载，路遥是责任编辑。1978年6月柳青去世以后，《延河》陆续编发了大量关于柳青的纪念评论文章，其中就包括路遥的《病危中的柳青》（1980年第6期）和《柳青的遗产》（1983年第6期）。在1982年与阎纲关于《人生》的通信中，路遥明确指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前辈作家是柳青与秦兆阳。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更与新潮文学叫板，大谈柳青及其现实主义传统。除了散文随笔，路遥还在小说中直接提到或引用柳青，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与《人生》题记等。在新时期“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路遥为何要不合时宜地高度评价这样一位受“十七年”文学宰制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研究路遥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二，尽管路遥面对的改革时代已不同于柳青经历的当代史，但路遥尝试在小说中触碰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柳青问题的延续：即中国农民的命运，人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何去何从，如何将几亿农民安置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
《创业史》原计划有四部，第一部描写的是1953年春秋之间陕西农村下堡乡蛤蟆滩农民在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故事，结尾写到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确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第二部计划写试办农业社，后因“文革”爆发搁笔。柳青自述说《创业史》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面对土改后新的阶级分化，他必须在凸显自发势力与集体事业的矛盾中，叙述农民如何转变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观念，接受公有制，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使农民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以及作为劳动者主体的个人尊严。
如果说柳青试图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论证，那么路遥恰恰处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时刻。《平凡的世界》以1975—1985年的十年故事，横跨人民公社和“文革”后农村改革两个历史阶段，仅从时间跨度上说也是对柳青遗作的续写。一方面必须承认，路遥写作的起点，正是《创业史》的“失败”，集体经济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工农差别扩大化，粮食统购统销与户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城乡隔离，路遥小说中“城乡交叉带”“农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等主题的发生，都必须被溯源到柳青以降的当代史中来理解。而与柳青相对，路遥叙述的恰恰是“农村为什么要发生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变革，以及这场改革对社会各阶层的重组”。因此，路遥笔下的许多人物情节几乎是对柳青小说的颠倒与改写。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路遥小说中描绘的改革图景并没有建立在对历史的断裂态度中。他不只是简单歌颂改革时代的新人新事，而是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处理着柳青时代的历史遗留物。例如路遥作品中对“劳动”的道德赞誉、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问、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等，都部分携带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而正因为路遥自觉不自觉地从“柳青的遗产”中汲取这些能与改革时代对话的资源，他的小说才不是对外部现实的机械反映。
柳青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路遥处于后毛泽东时代告别革命、逐渐与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的过渡时期，他们的创作都包含了大量社会转型期的历史信息。假如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视为一个元文本，尽管路遥不再像柳青那样使用这类权威文本给定的阶级范畴，但路遥从根本上仍在做着与柳青相似的工作——在小说中绘制一张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网络图，把个体安置到某个网结上，在时代变革的大震荡中让个体明晰自身生活方式与历史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如果说在柳青那里，革命话语虽提供了阶级斗争这一强有力的模塑工具，但并未给个人留出政治生活以外的多余空间；那么路遥所面对的，就是阶级斗争之后的主体存在问题。
最后，要在八十年代语境中讨论路遥现实主义写作的特征及有效性，可以参照柳青及其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方面，新时期初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确立，本身就起源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危机的克服，即包含了一个如何把柳青“八十年代化”的问题。路遥对柳青传统的认识，无疑也受到新时期初“回收十七年”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纯文学”观念与“重写文学史”的影响，我们开始习惯于从内容方面思考现实主义，从形式方面思考现代主义，正是这一点逐渐造成路遥评价的困难，而柳青恰恰提供了一种反过来思考的可能，即把路遥“十七年化”，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表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现实主义理论非常接近于詹明信从奥尔巴赫《模仿论》中概括的表述：现实主义并非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某种被动的、摄影似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种行动，是“通过新的句法结构的创造对现实不断进行变革的结果”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通过现实主义写作文本化了的“历史”，就不再仅仅是一堆已经过时的社会学史料，而是参与了历史建构，是对一个正在生成的世界的回应。
陈忠实曾回忆自己1982年春天被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突然意识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三十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三十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到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① 之所以感受到“撞击”和“反动”，不仅仅是因为戏剧化的时代转型，更因为在文学趣味和情感认识上曾高度认同柳青。当陈忠实不得不去回答“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那么《创业史》存在的意义如何？”时，这个致命的话题其实提供了一个契机：重新思考当年为何以及被“柳青传统”中的什么部分所吸引；而“创业史”已经失败的历史后果，又使他只能采取内容与创作手法相分离的方式去诠释“柳青的遗产”。陈忠实对柳青笔下中国乡村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肯定、贾平凹对柳青“现代性学养”② 的强调等，都将柳青的意义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历史图景中分离出来。路遥看似也完成了相同的步骤。但是如果就此局限于八十年代“重评柳青”的视野，就不能更进一步去观察，路遥在处理新时期农村改革、农民出路等问题时，究竟如何继承了柳青把握矛盾的方式，及其时代遗留的精神资源。因此，以柳青的遗产为参照阅读路遥的同时，也是以路遥为参照去重新认识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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