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200027
阿城是“体制外”一位个性独特又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其文学创作的量并不大，身份多重，影视绘画都曾涉足。本书作者也非“体制内”的那种专业评论家或学院派研究者，文字风格较接近阿城，以阿城的生平简历、知识结构、师友交往、作品简介为序，轻松写来，对阿城代表作“三王”作了专门论述，并旁述了阿城在影视剧本和绘画领域的成就。全书篇幅不大，较之其他几部“作家论”，读来更有趣味。
本书以阿城的具体作品为例，分析其知识结构、文学和美术成绩及居美的经验等，将其连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终归结为一种“气质”。作者对阿城的基本判断是，他是中国当代*流的作家，其格局、视野、规模，当代作家鲜有能及者。
前 言 ／1
第一章 经历
第一节 “电影锣鼓”风波 ／2
第二节 插队 ／11
第三节 回城 ／16
第四节 赴美 ／20
第五节 归国 ／24
第二章 阿城的知识结构
第一节 旧书店培养出来的知识结构 ／26
第二节 阿城所谈之书 ／31
第三节 阿城读书法 ／39
第三章 阿城师友结构
第一节 所师 ／42
第二节 朋友眼中的阿城 ／53
第三节 阿城眼中的朋友 ／57
第四章 小说
第一节 《遍地风流》 ／67
第二节 以笔记体写知青事 ／72
第三节 杂与一 ／78
第四节 古典故事先锋讲法 ／92
第五节 创伤“考古”：论《色相》《噩梦》《炊烟》 ／94
第六节 阿城的“访碑” ／97
第七节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100
第五章 “三王”
第一节 笔记小说底子，“新文学”形式 ／103
第二节 肖疙瘩之死 ／111
第三节 王与师之争 ／115
第六章 文章
第一节 阿城的“春秋” ／120
第二节 祛魅与反思 ／127
第三节 “礼下庶人”之恶果 ／143
第七章 电影
第一节 阿城对电影的理解 ／159
第二节 决绝的态度 ／164
第三节 具情色、鬼怪、武侠元素的商业电影 ／167
第四节 发乎情止乎礼义 ／169
第五节 向高人致敬 ／172
第六节 舍国是而重家庭 ／175
第八章 美术
第一节 参与“星星美展” ／178
第二节 阿城的美术评论 ／184
第三节 被赋予过多含义的身体：关于刘小东 ／190
第四节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 ／196
阿城年谱 ／203
后 记 ／206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阿城最具传奇色彩。他往往被称为：奇人、杂家、有妖气者、大仙、大神、隐士、高士、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等。他的书，未必畅销，但常销。关于他这个人，到处被讲述。关于他的段子，四处流传。①?何以故？盖因阿城作品虽不多，但给人印象深刻；他涉猎广，见识高，凡有讲论，头头是道；人有趣，他的人生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
阿城是作家，有“三王”为代表作，又有《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通识与常识》等。他也介入影视，为顾问，做编剧、美术指导等。他画画，曾参与“星星美展”。
阿城还精于厨艺和木工。“我当时下乡了，还想着怎么离开这儿。我就去学烹调，我是有执照的厨子。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少一根弦。做了厨子之后，没有人要我。因为我出身不好，出身不好的人不能做厨子，怕下毒。学成了之后才想到这个。……我以前跟木匠学手艺。一般师傅开始都要给徒弟个下马威，不然他不老实。为什么说要给师娘端尿盆子，你能端得了师娘的尿盆子，行，你做人可以忍。师傅说，你把这凳子给拆了。我想肯定就是拿斧子往外打呗。结果打不动，才发现里面是榫。这个榫很复杂，你越摇这个椅子越结实。中国的老椅子不怕摇。越摇越结实。”①?自述如此，可见传说他厨艺不凡、能修明清家具等，当是事实。何其多能也？非天纵之圣，当与长期居于社会边缘有关，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②。又因为阿城“不试，故艺”。
阿城自我调侃：“因为想起在大陆我常是公共厕所，朋友急了，就跑来解决，因此甚么样的屁股都帮忙擦过。”③?他帮人修改烂尾电影，因其固然，竟能化腐朽为神奇。他帮李爽整理自传，成《爽》。“公共厕所”乃“及时雨”之象，既见其热心，又见其神通广大。能擦各种屁股，必也致广大而尽精微。非广大，不能擦各种屁股；非精微，不能解决好各类疑难杂症。
2016年，《阿城文集》七卷本出版。稍加浏览，叹其博观。深究其文，佩服其见识。文集是一个人能量的总汇，是其能量分布的记录，是其成长足迹。观文集，可知阿城大略。
笔者对于如何定位阿城一度颇踌躇。思之思之，遂以“东西南北之人”定位阿城，亦以此名书。“东西南北之人”为孔子自道行迹与境界④?，用来论阿城似亦恰当。
这些年阿城从流东西，任意南北。少年居北京，青年辗转山西、内蒙古、云南，成年归京，不久去美，中年归京，诚合郑玄对“东西南北之人”的解释——“居无常处”。
阿城追求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他说：“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是个‘专业’作家，职业作家是靠写小说吃饭的，而专业作家写什么凭的是兴趣。什么东西哪一个专业吸引我了，我就会去追随它，多长时间我也不管，这就是因为自学形成的性格，你对这个感兴趣了你就追这个，你对那个感兴趣就追那个。”①?追兴趣而动，不拘一处，这种境界亦合“东西南北之人”象。他以文学名世，但提及文学大都语气轻蔑，做文学失足青年状：“我以前在云南的山里去寨子里玩耍，几个人随身带着烈酒。所谓烈酒。就是用化肥硝胺酸沤甘蔗渣蒸馏出来的一种烈酒。我就是被这种烈酒喝坏了，智商本来就不高，结果又下降一大截，再加上偏头痛，记忆力衰退，基本上就不能想严肃的事儿，只能弄写写小说之类的轻脑力活动了。”②?鲁迅尝论曹丕曹植：“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③?阿城应也是小说作得好，遂说小说小道，不足为。《闲话闲说》虽还与文学有关，但纵横捭阖，出入儒释道，格局恢弘；《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格局完全超乎文学之外。阿城有实力，故可作如是言。阿城与周勤如谈音乐，与孙晓云讨论书法，同姜文聊电影，和刘小东谈美术，与查建英讨论文学，辩才无碍，各领域出入无间，高见迭出，令人神往。观其聊天记录，知其涉猎广泛，思想上亦不滞留。
阿城不与体制合作，他不愿处乎“家庭—单位”单向街状态。他跳出体制外，不在体系中，为自由职业者，乃“游民”，故生活状态亦合“东西南北之人”象。
对于“this guy”①?，对于“东西南北之人”，怎么条分缕析地描述他？虽然如此，阿城依然有迹可循，故东西南北之人以东西南北之方式描述。
文学与人生密切相关，人生影响文学，文学亦影响人生。阿城经历与鲁迅有相似处，少年居困，二十余载处人生低谷，居社会边缘，甚至为基本需求疲于奔命。然而，阿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呼马为马，呼牛为牛，呼吸暗积，待时势一变，既出离困境，亦见知于世人。大名鼎鼎之际，转身去国，以工养读，游览阅读，格局日新。今则居京，深居简出。故是书先述阿城生平，列其行事，次其时序，使知其生平大略。好在阿城谈论其经历颇翔实，关于他的访谈亦甚多。故此章以阿城说阿城，以为主体。为免孤证之讥，故亦取他人见闻与记录，以为补充。本书所谈阿城经历及所附年谱只言大概，有些细节或未必十分准确，但虽不中亦不远。尝听艾恺与梁漱溟聊天录音，艾恺屡问什么事在哪年等，梁漱溟答曰，这不重要，不用执着。笔者亦曾与阿城会面，问及相关年份，阿城或说未必记得清，或说此“车轱辘话”。故言阿城平生，此书未敢称精当。考察阿城平生，关键之处不在于弄清具体史实，在乎通过行迹了解阿城如何锻成，所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借鉴其居困与处贵两方面经验，以小观大见出时代变迁，亦看时代变迁中人应该如何自处。
知识结构分别境界，知识结构决定差异。阿城之所以与众不同，其作品之所以独特，其知识结构最为关键。故第二章研究阿城知识结构。先论阿城知识结构如何养成，次则因其言察阿城知识结构，然后论其读书之法。
师是所法者，为模范；友是同声相应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察师友结构，可知其人大概。故第三章论阿城师友结构。先论阿城所师法者。次论朋友眼中的阿城。再论阿城眼中的朋友。朋友互看，纤毫毕现，莫显乎此。
文艺是能量的一种显现形式，故最后论阿城文艺成就。阿城通家，能文，能电影，能画。“五项全能”者，排列次序比较困难。青藤自谓，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白石自谓，诗一，印二，字三，画四。青藤次序合乎实际，白石恐全盘颠倒方为恰当，因其诗格调诚然不高，曾为王闿运讥为“薛蟠体”。如何排列阿城所长者？他当有自己的排列方式，或画一，电影二，文三。笔者则按其目前成就大小排列：小说一，是为本书第四章；因“三王”地位尤为突出，故单列，是为第五章；文二，是为第六章；电影三，是为第七章；画四，是为第八章。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讨论的阿城作品并不全面。据说，阿城还有很多稿子藏之抽屉、存于电脑，《文集》七卷不过部分而已。本书所论《文集》七卷亦非面面俱到，只择要而论。所以这部《阿城论》算是抛砖引玉，期待后来者基于更全面的材料做更翔实研究。
后 记
很早之前读过“三王”，听过很多关于阿城的传说。2014年，《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出版，很快买来读过。也曾想过系统阅读他的作品，但因为读书兴趣逐渐转移，遂鲜关注时人作品。
谢有顺老师主编一套作家研究丛书，来信问我爱人可否选择一位作家来写。他与我商量之后，决定选择阿城。然而他忙于工作，几乎没有时间阅读、搜集资料、写作。阿城文学方面的写作只是开了个头，之后写作这部书的任务就逐渐落到了我的头上。
阿城的知识结构、文学和美术成绩及居美的经验等，皆与我有相通处。我对阿城的基本判断是，他是中国当代第一流的作家。阿城的格局、视野、规模，当代作家鲜有能及者。《棋王》等可谓早期阿城的代表作；《闲话闲说》《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应是阿城转型之后的代表作，最见其规模、见识。其人岂能以作家论定，他多才艺，除了文学之外，画亦斐然成章，对电影也有独特理解。
研究阿城，迈不过钟惦棐。钟先生可以说是左派文艺干部中没太有“党八股腔”者。尤其钟先生下放之后，对《资治通鉴》下了极大功夫，当于历史变迁、兴衰、荣辱有了更深体验。故复出之后，依然有光芒。阿城之所以为阿城，与钟惦棐密切相关。钟先生的荣辱，深深影响了阿城的知识结构、经历，甚至立场。
写阿城，以钟惦棐为前提，能够看到两代知识分子的境界和境况。在写作过程中，笔者也在反观自省。今之时与钟惦棐之时与阿城之时，同时耶？异时耶？处今之世，笔者当“何居乎”？当何去何从？
此书将成之际，给阿城老师打了个电话。冬日某个下午，我与爱人往访。初次见面，不觉谈了四个半小时。始之，因不熟识，阿城稍有戒备，渐谈，完全放松，凡有所问，知无不言。谈毕，我和爱人都有内心的喜悦。
2017年，我经历了几次剧变。在变化中，我一边应对，一边调整，一边写作。好在今日终于完成此书。
感谢谢有顺老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系统总结并写出对阿城的看法。感谢李宏伟兄，谢谢他的包容，催促再三，却之再三，依然和颜悦色。感谢我爱人刘涛，他为此书的写作与框架提供了不少中肯的意见。
杨肖
2017年12月31日
第一章 经历
1984年，阿城为《作家》杂志写过一个小传。2016年，《阿城文集》七卷本依然用之，可见阿城对此传记是满意的。“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小传虽简略，大概讲清楚阿城1984年前行迹。①?阿城不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强调“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固是戏谑，但或能见其立场。强调出生日期为“清明节”，虽似不动声色的玩笑话，但可见其怨。小传对于父亲遭遇只字未提，或因碍于时势，有所避讳？或不欲别人知其父亲为谁？或不愿回首往事？“如是者十多年”，看似轻描淡写，其中多少辛酸泪。阿城插队居困，好比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其人生的关键时期。“也是手艺人”云云，不唱“灵魂工程师”高调，颇有“反对崇高”之风，可见出阿城对小说的态度，不高视之，也不卑下之。
下文结合阿城自述、他人追述等材料，述阿城经历。研究古人，恨材料少，不足以见其全；研究时人，恨其材料多，材料称为障蔽，反不易见出事实真相。下文于各种材料，力图准确选择，合理剪裁，期望能见阿城生平大略。
第一节 “电影锣鼓”风波
1949年，阿城出生。他自述：“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①?阿城屡言“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又说“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不完全是戏言。观阿城大略，知其知识结构、格调、品位、师友结构等确属“旧社会的人”。他与“新社会”未必协调，故言出生日郑重写下两个时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某某年云云，涉及奉正朔问题，不可不重视之。前者为耶稣纪年，今则通用为标记客观时间而已①；后者则是国号。理解“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之间张力，对于理解阿城，思过半矣。
关于名字，阿城说道：“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我取名叫个‘阿城’，虽说俗气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几年后去乡下插队，当地一个拆字的人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②?王忠明转述钟惦棐的话：“‘人要经得起出名。’阿城之‘名’，原本就很平常，无非是进城那年生的，故取名‘阿城’。”③?阿城之名，有钟惦棐的寄寓、憧憬和感慨，展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情感。钟惦棐说：“对于中国无产者终于有了一个国家，是处在怎样的兴奋状态之中。”④?为儿子取名阿城，即此状态之见。⑤?可是，谁能料到后面的变局。这个参与新中国缔造的文艺工作者，忽一朝成为右派。阿城这个城市出生者，反而流落农村十余年。阿城坚持用此名，既有“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之意，或亦有尊父思父之意。
讨论阿城，不能绕过其父亲钟惦棐，故下文稍详叙之。钟惦棐被“打倒”，阿城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都受到很大影响，此其人生第一大变。此后，阿城的立场、格调、生活和写作状态均与此有关。
1983年，钟惦棐作自传：“钟惦棐，四川江津人，1919年生。初中一年后失学。1937年赴延安，入抗大，次年转鲁艺。1939年去敌后，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教。1943年到冀中游击区。1948年调华北局宣传部。次年调文化部筹建艺术局。1951年调中央宣传部。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自1950年开始写影评至1956年，有关评论收入1983年出版的《陆沉集》。1979年后至1982年间的评论另编《电影文学断想》，在印刷中。”①?由此大概了解钟惦棐生平。“四川江津人”，言籍贯也。“初中一年后失学”，知家境一般，昔尝艰苦，但亦说明家庭成分好，此新政之资也。“1937年赴延安”，根正苗红，嫡系部队。“抗大”“鲁艺”云云，知在延安接受了高等教育，知其知识结构。“去敌后”，“到冀中游击区”，知曾接受了全面锻炼。“文化部”“中宣部”云云，知乃文艺领导干部，曾在重要岗位。小传有二十二年空白期，此其人生低谷，钟惦棐只字未提，似毫无怨言，君子人也，君子人也。《电影策·序》称：“书以策名，一点要说明，一点要辩正。说明是说明我至今还是个电影社会学者，总是以社会学的角度看待电影艺术的发生、发展和作用的。并认为美学和电影美学的核心问题，也仍然离不开这点——包括不接触任何社会问题的电影。辩正是辩正我在电影社会中，又更多留心的是‘策’，但我从来也不是个决策者。……‘策’前‘策’后。甚至‘策’里‘策’外，我都是作为一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宣传干部，从不以为自己是什么电影行家。”②?受难二十二年，复出之后依然自我定位为“宣传干部”，将作品命名为“策”，初心不改，立场坚定。1981年，钟惦棐谈及《电影的锣鼓》：“从这里我们还得进一步提到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工农兵题材问题。这在艺术上，首先是标志着我们的艺术之异于历史的、现状的其它艺术的本质所在。《电影的锣鼓》在表述这个重要问题上是有缺陷的，因而引起过不小的误解。我将引以为戒。”①?受冤而平反，《电影的锣鼓》本可以是新时期政治待遇、学术待遇、生活待遇的“资本”，钟惦棐先生却能反省此文“缺陷”。小传可见前辈风采及人格魅力。
“20世纪50年代前期，钟惦棐的人生道路可谓花团锦簇。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后，6月份就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调查。调查团的主要成员是江青、袁水拍和钟惦棐。他们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纪》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人民日报》连载。能够直接参与毛泽东文化战略部署中重要文章的起草，足见钟惦棐当年的分量。”②?毛泽东批评《武训传》，并组建“调查团”，钟惦棐同“第一夫人”一起参与，可见毛泽东对其非常器重。某种程度上，钟惦棐可谓毛泽东的“电影秘书”。钟惦棐回忆道：“1951年批《武训传》，中央组织了个调查组，去武训家乡调查，周扬叫我参加——以后被说成是周扬派我‘打进去搞破坏’！最后形成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满意，请全体调查人员吃饭。毛泽东亲自把我安排在上席，还划着火柴给我点烟，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可后来却……”③?
从钟惦棐发表《电影的锣鼓》起，事情忽然起了剧变。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闭幕式上提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1956年6月13日，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怀仁堂的讲话》，拉开了“双百运动”的大幕。①?在此背景下，“《文汇报》针对当时电影业出现国产电影普遍上座率不高等问题，于1956年11月14日开始，至1956年12月22日截止，发起一系列以‘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为题头的文章，共计40篇，随后，从1956年12月25日起至1957年3月24日止，又以‘电影问题讨论’为题头，发表讨论文章约15篇”②。
罗学蓬写道：“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的钟惦棐，鉴于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①?
《文汇报》经过系列讨论后，需要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于是又找到钟惦棐。钟惦棐回忆道：“解放后，眼看我们的文艺只能写工农兵，题材、主题越来越单一、简单，路子越来越窄！朱老总都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想看舞台上还打仗！’我当时忧心如焚，反对还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觉得《讲话》不适用了！但又不能这么说，那就换个说法‘要发展’吧，可也没人说这个话。我只好站出来说了，于是写了《电影的锣鼓》。”②?
《电影的锣鼓》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发出，该文称：“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电影既是最重要的，既然它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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