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7840889
编辑推荐
·苏联科学院院士B.B.维诺格拉多夫、и.и.康拉德、Б. А. 雷巴科夫、M.H.季霍米罗夫联袂推荐
·《哲学问题》《文学问题》《语文科学》《历史档案》《古代历史通报》等俄罗斯权威学术期刊一致公认的经典著作
·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资料
·《哲学问题》《文学问题》《语文科学》《历史档案》《古代历史通报》等俄罗斯权威学术期刊一致公认的经典著作
·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资料
内容简介
文字是人类思维的载体。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文字也自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本书作者B.A.伊斯特林，根据书写符号与各语言要素胡对应关系，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文字划分为五大类——句意文字、表词文字、词素文字、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并对每一类文字的产生及发展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归纳总结其演化规律。本书对文字学知识的阐释深入浅出，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古代文字史料，是了解和研究文字史必不可少的经典著作。
目 录
目 录
译 序 I
引 言 I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001第二章 文字的类型、分类和术语的问题 016第三章 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特征 040第四章 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075第五章 音节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150第六章 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 221第七章 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 260第八章 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289第九章 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 353第十章 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 455结 论 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发展远景 477参考书目 505
附 录 关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524
前 言
译 序
一
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рин，1906—1967）教授是苏联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书籍学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B. A. 伊斯特林就读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艺术系，获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长期在科研机构和高校工作，对苏联印刷出版事业和世界语言文字研究贡献颇多。我们翻译的伊斯特林教授的这本书，原作初名是《文字的发展》（《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于1961年问世。本书出版之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得到文字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专家教授的好评，特别是苏联科学院多位院士和通讯院士（如В. В. 维诺格拉多夫、Н. И. 康拉德、Б. А. 雷巴科夫、М. Н. 季霍米罗夫，等等），亲自给作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书作者广泛收集有关材料，并在众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版做了大量修改，重写了其中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同时用新材料充实内容，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学术质量。然后，于1965年以《文字的产生和发展》（《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为名再次出版发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翻译的。B. A. 伊斯特林博士写道：“本书是苏联时期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译者对此深有同感。我们认为，本译本的宗旨也是与此相同的。这部著作以社会经济和文化为背景，比较全面地论述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特点等方面谈到文字的类型学和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字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阐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与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比较正确地分析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描述从远古“图画文字”到现今许多文字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对文字发展的前景做了初步探索和预测。本书“以理论阐述为主”。它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同时不少章节写得很通俗，知识性强，是我们进行“通识教育”的好教材。此外，本书还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种文化知识信息，有160多幅插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文字发展谱系示意图”［如“以（印度）婆罗米字母为基础产生的各文字发展谱系表”“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各重要文字发展谱系示意图”等］。总而言之，本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分，融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
二
作者在书的“引言”中写道：“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发现，文字史更加丰富了……”（第I页），因此，我们将本书的译名改为《文字的历史》；而且，就全书的主要内容而言，这里说的“文字”是指世界古今一些主要文字和类型，本书反映了它们的形成（或曰出现、产生、衍生）以及发展、演变的历程；它们有的源远流长，有的“谱系”分支众多。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本书原著出版时间）起，迄今（2017）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应该说，由于学术界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大量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文字史又进一步丰富了。然而，世界自古至今人类社会有过（和现有）多少种文字，恐怕无人精确统计，因此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此外，文字有多少种类型，有多少个“文字发展谱系”，它们如何分类、归类，等等，这诸多问题还有待中外学术界进一步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我们浅见，这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的语言有多少种没有精确统计；二是对“文字”下的定义各有不同，“见仁见智”。美国学者肯尼思卡兹纳在《世界的语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或约略的种数，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语言，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并且不可能在语言和方言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线。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地区的语言渐渐地和邻区的语言混合起来时，就很难确定当地说的是什么语言了……”众所周知，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它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文字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的语言历史上存在过（而后“消亡”的或被当作“死的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而更多的（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语种）语言则是或可能是“无文字的语言”。如果说“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那么，目前世界的文字（且不说历史上出现过而后消亡或被别的文字取代的各种文字符号）有多少种，确实也是一个“未定数”。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说：“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但是我们通读这部“译本”，再对应上面的引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伊斯特林本人没有说自己属于“广义派”还是“狭义派”，但他的《文字的历史》对文字的“定义”和阐述，表明他本人既是“狭义派”，又属于“广义派”（见译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虽然世界的文字种数“未定”，但文字学的研究并不追求对世界古今文字种类的数量统计，而是着力于描述和分析研究文字的类别、类型与分类，以及各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它们的“发展谱系”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一定语言的关系，与历史上形成的“宗教”的关系等；此外，文字学的研究还须考虑到在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文字改革”“正字法”等如何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上面列举的一些问题（如文字发展的阶段），中外学界也有不一致的认识和阐述。例如，我国20世纪出版的《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写道：“……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这三种类型标志着文字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试比较：“D. Bolinger等人编的《Aspects of Language》（《语言面面观》第11章第2节‘The Growth of Writing’——‘文字的发展’）……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表述为：（1）‘Word writing’（表词文字）；（2）‘Syllable writing’（音节文字）；（3）‘sound writing，the alphabet’（表音位文字，字母）。取消了不准确的、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ideographie writing（字面翻译是‘表概念文字’，我国常误译为‘表意文字’）……”再比较本译著的相关章节和使用的“分类法”以及名称术语等，我们会看到不同作者之间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着彼此相同和不同的方方面面。
三
不管世界古今的文字（包括某些已消亡的“书写符号”）经历什么“阶段”和几个“阶段”，但有一点必须提及，也是本书作者伊斯特林所强调的，世界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经历过这“三个”（或更多的别的）发展阶段，即使古老的文字也是如此。为什么这样呢？这就要分析研究世界古今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现有的和曾有过的）是如何产生（出现）的，或者说，这些文字的形成方式大致是怎样的。裘锡圭教授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以上的论述告诉我们，世界各类文字的形成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甚至还可以说两种“速度”）：一种是“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是“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即“借鉴”别的语言的文字符号）而“制定出”的（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仿造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很快地制定出”来的。前者以我们的汉字、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独立创造的”文字为代表；后者为数更多，例如当今世界众多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字母文字）几乎都源自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而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俄语字母、保加利亚语字母等）都源自古希腊字母，而古希腊字母又源自腓尼基字母，等等。本书中的各类文字体系的发展谱系示意图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展示。本书作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字母-音位文字体系是完全独立形成的。”所谓“字母-音位文字”又称为“字母-表音文字”等。除了我们知道的自古至今世界各类型文字归结为“独立创造”型和“借鉴仿造”型（这是译者自造的文字学“术语”）这两类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谈语言文字时，要分别二字和（或文字体系、文字类型等）。在这方面，我们在翻译和审校本书译文和作者使用的“引文”时有这样一段经历。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该书第二版第258-259页）一开始就写道： 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上文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摘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译文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第21页）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教授在其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中写道：“文字的创制使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以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针对苏联有些语言文字学者没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语译文《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Появление“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和关于“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加以区别的种种说法，本书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页的注①上写明：“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Некоторые авторы ошибочно относят эт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Ф. Энгельса не к появлению 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а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在本书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在内，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第七章“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值得我们一读。
四
作者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语言文字书籍的实际情况写道：“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第II页）相反，我们读到，当时用俄语出版的（包括翻译的）有关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史和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却为数甚多，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苏联学者Л. В. 切列普宁著的《俄罗斯古文字学》，600多页，几十幅插页插图等。作者还写道：“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学者著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 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II-III页）如果我们将上面的“用俄语出版的”和“用俄语翻译的”中的“俄（语）”改为“汉（语）”或者改为“中文”，并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的出版和使用情况，我们觉得，那也可能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如果说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苏联时期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中国是否有过与上述“苏联时期”的情形相类似的情况呢？周有光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1954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提供选择字母的参考。的秘书曾来取走这本书。”所谓“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就是世界古今字母文字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国正酝酿“汉字改革”，征求改革方案——采取何种“字母形式”供“汉语拼音方案”之用；“后来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又称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汉语拼音体系”，被“文字改革委员会”优先选用，因而他也被后世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我们不能断言，周有光先生的“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的《字母的故事》，是不是当时中国的“部”论述字母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专著，但无论如何，这本供当年作“决策参考”的“小书”，却起了极大的作用。翻译和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是我国学界和文化出版各界的一种担当。但总的来说，一些“涉外”学科和学术领域，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正如鲁迅先生谈到当年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时所说：“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除外国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和少数西方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外），如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历史，“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同样也贫乏，虽然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撰文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各种文字、由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以及文字学、文字史等，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关系极大。例如，谈拉丁字母，必然要与古希腊字母联系起来；谈古希腊字母，必然要同远古腓尼基字母联系起来，进而与“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文明”等联系起来。两河流域文明的初期阶段，那里的人民——先是苏美尔人，后来是阿卡德人、亚述-巴比伦人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创造了一种文字——所谓“楔形文字”（见本书第五章等有关部分）。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同古代中国人、古埃及人等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
十分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世界的（特别是“西方的”）古典文明的教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南开大学开展了“拜占庭学”的教学研究；北京大学成立了跨院系实体教学科研机构——“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使“西方古典学”发展成为一个含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的，横跨语言、文字、文献、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艺术等诸多学科的“复合学科”。这个北京大学次设立的“古典学中心”，人才济济，学科较全，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指日可待。此外，国内还有一些高校正在这个学术领域准备大显身手。我们再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古代语文课程为例。在这一方面，它的一些系科具备较好的条件，有着较为优良的传统。除了继承如原“东方学系”季羡林、金克木等前辈学者开设的“梵语”“巴利语”等以外，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北京大学引进不少海外留学人才，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大，陆续开出了不少新的课程。例如，其中与远古“两河流域文明”有关的课程：“苏美尔语语法”“阿卡德文献阅读”“赫梯学专题”“赫梯历史与文化”等；再如，外国语学院新设立的“西亚语言文化系”为该系研究生开设多门与古代东方文明有关的古代语言文字课程；其他外国语言文学系也开设了相应的与东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有关的课程，如“希伯来语言文化”“希伯来语圣经研究”“古埃及及象形文字”等，以及“波斯历史文献研究”“印度文化典籍选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史”“德国文化专题”，等等。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还有不少。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文字理论和历史的“题目特别大的缘故”，“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包罗无遗的”（第VI页）。对于本书译者来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问题涉及的学科和语种很多，名词术语也很多，译者一个人，无论从知识面还是从能力来说，都是“难当重任”的。所幸译者几十年来身处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学府、学术殿堂，它不仅人文社会学科比较齐全，人才众多，而且馆藏图书资料充盈；特别是外国语学院诸多系科和文史哲等文科各系，译者请教了不少“一字师”和“多字师”，他们从各个方面帮助译者解决了许多翻译难题，特别是正确的译名译语问题。译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开始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俄文版）这本原著，给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开设有关“古代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课程时作“教材”用，随后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先后请教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各系季羡林、杨业治、刘麟瑞、裘锡圭（中文系）、殷洪元、黄宗鉴、黄敏中、金鼎汉、陈嘉厚、王廷荣、赵登荣、王逢鑫、赵振江、叶奕良、崔荣林、朴忠禄、韩振乾、张会成等学者专家（包括一些未记住姓名的或遗漏的北大学者）；特别要提及的是当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双宝、王荣宅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译者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诚心请求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个译本中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左少兴 2017年1月31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一
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стрин，1906—1967）教授是苏联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书籍学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B. A. 伊斯特林就读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艺术系，获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长期在科研机构和高校工作，对苏联印刷出版事业和世界语言文字研究贡献颇多。我们翻译的伊斯特林教授的这本书，原作初名是《文字的发展》（《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于1961年问世。本书出版之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得到文字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专家教授的好评，特别是苏联科学院多位院士和通讯院士（如В. В. 维诺格拉多夫、Н. И. 康拉德、Б. А. 雷巴科夫、М. Н. 季霍米罗夫，等等），亲自给作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书作者广泛收集有关材料，并在众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版做了大量修改，重写了其中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同时用新材料充实内容，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学术质量。然后，于1965年以《文字的产生和发展》（《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为名再次出版发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翻译的。B. A. 伊斯特林博士写道：“本书是苏联时期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译者对此深有同感。我们认为，本译本的宗旨也是与此相同的。这部著作以社会经济和文化为背景，比较全面地论述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特点等方面谈到文字的类型学和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字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阐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与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比较正确地分析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描述从远古“图画文字”到现今许多文字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对文字发展的前景做了初步探索和预测。本书“以理论阐述为主”。它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同时不少章节写得很通俗，知识性强，是我们进行“通识教育”的好教材。此外，本书还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种文化知识信息，有160多幅插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文字发展谱系示意图”［如“以（印度）婆罗米字母为基础产生的各文字发展谱系表”“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各重要文字发展谱系示意图”等］。总而言之，本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分，融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
二
作者在书的“引言”中写道：“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发现，文字史更加丰富了……”（第I页），因此，我们将本书的译名改为《文字的历史》；而且，就全书的主要内容而言，这里说的“文字”是指世界古今一些主要文字和类型，本书反映了它们的形成（或曰出现、产生、衍生）以及发展、演变的历程；它们有的源远流长，有的“谱系”分支众多。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本书原著出版时间）起，迄今（2017）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应该说，由于学术界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大量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文字史又进一步丰富了。然而，世界自古至今人类社会有过（和现有）多少种文字，恐怕无人精确统计，因此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此外，文字有多少种类型，有多少个“文字发展谱系”，它们如何分类、归类，等等，这诸多问题还有待中外学术界进一步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我们浅见，这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的语言有多少种没有精确统计；二是对“文字”下的定义各有不同，“见仁见智”。美国学者肯尼思卡兹纳在《世界的语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或约略的种数，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语言，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并且不可能在语言和方言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线。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地区的语言渐渐地和邻区的语言混合起来时，就很难确定当地说的是什么语言了……”众所周知，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它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文字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的语言历史上存在过（而后“消亡”的或被当作“死的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而更多的（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语种）语言则是或可能是“无文字的语言”。如果说“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那么，目前世界的文字（且不说历史上出现过而后消亡或被别的文字取代的各种文字符号）有多少种，确实也是一个“未定数”。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说：“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但是我们通读这部“译本”，再对应上面的引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伊斯特林本人没有说自己属于“广义派”还是“狭义派”，但他的《文字的历史》对文字的“定义”和阐述，表明他本人既是“狭义派”，又属于“广义派”（见译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虽然世界的文字种数“未定”，但文字学的研究并不追求对世界古今文字种类的数量统计，而是着力于描述和分析研究文字的类别、类型与分类，以及各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它们的“发展谱系”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一定语言的关系，与历史上形成的“宗教”的关系等；此外，文字学的研究还须考虑到在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文字改革”“正字法”等如何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上面列举的一些问题（如文字发展的阶段），中外学界也有不一致的认识和阐述。例如，我国20世纪出版的《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写道：“……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这三种类型标志着文字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试比较：“D. Bolinger等人编的《Aspects of Language》（《语言面面观》第11章第2节‘The Growth of Writing’——‘文字的发展’）……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表述为：（1）‘Word writing’（表词文字）；（2）‘Syllable writing’（音节文字）；（3）‘sound writing，the alphabet’（表音位文字，字母）。取消了不准确的、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ideographie writing（字面翻译是‘表概念文字’，我国常误译为‘表意文字’）……”再比较本译著的相关章节和使用的“分类法”以及名称术语等，我们会看到不同作者之间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着彼此相同和不同的方方面面。
三
不管世界古今的文字（包括某些已消亡的“书写符号”）经历什么“阶段”和几个“阶段”，但有一点必须提及，也是本书作者伊斯特林所强调的，世界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经历过这“三个”（或更多的别的）发展阶段，即使古老的文字也是如此。为什么这样呢？这就要分析研究世界古今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现有的和曾有过的）是如何产生（出现）的，或者说，这些文字的形成方式大致是怎样的。裘锡圭教授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以上的论述告诉我们，世界各类文字的形成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甚至还可以说两种“速度”）：一种是“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是“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即“借鉴”别的语言的文字符号）而“制定出”的（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仿造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很快地制定出”来的。前者以我们的汉字、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独立创造的”文字为代表；后者为数更多，例如当今世界众多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字母文字）几乎都源自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而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俄语字母、保加利亚语字母等）都源自古希腊字母，而古希腊字母又源自腓尼基字母，等等。本书中的各类文字体系的发展谱系示意图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展示。本书作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字母-音位文字体系是完全独立形成的。”所谓“字母-音位文字”又称为“字母-表音文字”等。除了我们知道的自古至今世界各类型文字归结为“独立创造”型和“借鉴仿造”型（这是译者自造的文字学“术语”）这两类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谈语言文字时，要分别二字和（或文字体系、文字类型等）。在这方面，我们在翻译和审校本书译文和作者使用的“引文”时有这样一段经历。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该书第二版第258-259页）一开始就写道： 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上文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摘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译文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第21页）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教授在其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中写道：“文字的创制使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以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针对苏联有些语言文字学者没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语译文《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Появление“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和关于“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加以区别的种种说法，本书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页的注①上写明：“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Некоторые авторы ошибочно относят эт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Ф. Энгельса не к появлению буквенно-звукового письма，а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обще.”）在本书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在内，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第七章“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值得我们一读。
四
作者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语言文字书籍的实际情况写道：“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第II页）相反，我们读到，当时用俄语出版的（包括翻译的）有关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史和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却为数甚多，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苏联学者Л. В. 切列普宁著的《俄罗斯古文字学》，600多页，几十幅插页插图等。作者还写道：“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学者著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 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II-III页）如果我们将上面的“用俄语出版的”和“用俄语翻译的”中的“俄（语）”改为“汉（语）”或者改为“中文”，并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的出版和使用情况，我们觉得，那也可能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如果说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苏联时期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中国是否有过与上述“苏联时期”的情形相类似的情况呢？周有光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1954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提供选择字母的参考。的秘书曾来取走这本书。”所谓“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就是世界古今字母文字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国正酝酿“汉字改革”，征求改革方案——采取何种“字母形式”供“汉语拼音方案”之用；“后来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又称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汉语拼音体系”，被“文字改革委员会”优先选用，因而他也被后世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我们不能断言，周有光先生的“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的《字母的故事》，是不是当时中国的“部”论述字母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专著，但无论如何，这本供当年作“决策参考”的“小书”，却起了极大的作用。翻译和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是我国学界和文化出版各界的一种担当。但总的来说，一些“涉外”学科和学术领域，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正如鲁迅先生谈到当年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时所说：“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除外国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和少数西方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外），如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历史，“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同样也贫乏，虽然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撰文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各种文字、由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以及文字学、文字史等，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关系极大。例如，谈拉丁字母，必然要与古希腊字母联系起来；谈古希腊字母，必然要同远古腓尼基字母联系起来，进而与“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文明”等联系起来。两河流域文明的初期阶段，那里的人民——先是苏美尔人，后来是阿卡德人、亚述-巴比伦人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创造了一种文字——所谓“楔形文字”（见本书第五章等有关部分）。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同古代中国人、古埃及人等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
十分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世界的（特别是“西方的”）古典文明的教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南开大学开展了“拜占庭学”的教学研究；北京大学成立了跨院系实体教学科研机构——“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使“西方古典学”发展成为一个含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的，横跨语言、文字、文献、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艺术等诸多学科的“复合学科”。这个北京大学次设立的“古典学中心”，人才济济，学科较全，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指日可待。此外，国内还有一些高校正在这个学术领域准备大显身手。我们再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古代语文课程为例。在这一方面，它的一些系科具备较好的条件，有着较为优良的传统。除了继承如原“东方学系”季羡林、金克木等前辈学者开设的“梵语”“巴利语”等以外，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北京大学引进不少海外留学人才，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大，陆续开出了不少新的课程。例如，其中与远古“两河流域文明”有关的课程：“苏美尔语语法”“阿卡德文献阅读”“赫梯学专题”“赫梯历史与文化”等；再如，外国语学院新设立的“西亚语言文化系”为该系研究生开设多门与古代东方文明有关的古代语言文字课程；其他外国语言文学系也开设了相应的与东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有关的课程，如“希伯来语言文化”“希伯来语圣经研究”“古埃及及象形文字”等，以及“波斯历史文献研究”“印度文化典籍选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史”“德国文化专题”，等等。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还有不少。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文字理论和历史的“题目特别大的缘故”，“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包罗无遗的”（第VI页）。对于本书译者来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问题涉及的学科和语种很多，名词术语也很多，译者一个人，无论从知识面还是从能力来说，都是“难当重任”的。所幸译者几十年来身处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学府、学术殿堂，它不仅人文社会学科比较齐全，人才众多，而且馆藏图书资料充盈；特别是外国语学院诸多系科和文史哲等文科各系，译者请教了不少“一字师”和“多字师”，他们从各个方面帮助译者解决了许多翻译难题，特别是正确的译名译语问题。译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开始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俄文版）这本原著，给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开设有关“古代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课程时作“教材”用，随后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先后请教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各系季羡林、杨业治、刘麟瑞、裘锡圭（中文系）、殷洪元、黄宗鉴、黄敏中、金鼎汉、陈嘉厚、王廷荣、赵登荣、王逢鑫、赵振江、叶奕良、崔荣林、朴忠禄、韩振乾、张会成等学者专家（包括一些未记住姓名的或遗漏的北大学者）；特别要提及的是当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双宝、王荣宅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译者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诚心请求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个译本中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左少兴 2017年1月31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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