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5148321
《〈群书治要〉导读》并不仅仅是政治家治国理政和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宝典，它也是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机构等众多管理者的管理全书，更是普罗大众实用的古代文化经典学习用书。
《群书治要》为唐代名臣魏徵等人编撰。唐太宗李世民喜此书而手不释卷。该书为后来“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文化的涵养、历史的借鉴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为了使《群书治要》一书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为更多人所认识，现在我们隆重推出《〈群书治要〉导读》一书。本书由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北京大学博士后导师邹建平教授担任主编，同时由多名专家组成编委会，开展相关编撰工作。一是对收入《群书治要》中的六十余种典籍做了提要，其中多有内容、版本以及魏徵选取标准和用意的说明；二是对一些生僻字加以注音；三是对部分重点语句加以解读，基本上在今译之后，阐明其告诫借鉴意义，且多联系*总书记讲话精神，古为今用。
该书不仅是党政干部的施政宝典，也是各类管理者的管理全书，更能给普通大众在修身、齐家、交友、处世及工作、学习等方面带来有益的启示。
《〈群书治要〉导读》序
唐太宗创贞观盛世，魏徵等人奉旨编撰的《群书治要》一书功不可没。这部书辑录了唐以前经、史及诸子典籍中的精华。紧要处，魏徵以微言大义予以夹注，目的在于使唐太宗读此书后能“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而“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贞观政要》)。
《群书治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治国安邦的路线、策略和措施，说明了“为君之难”和“为臣不易”（《魏徵序》）之所在。
“为君之难”有十道：
一是用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得人者有两方面：其一是得人心，其二是得人才。汉高祖入关，废秦苛法而得到百姓拥护，致建大汉政权；得人才是得有德行、有才能的贤人。孔子有“举贤才”之议，墨子有“尚贤”之论。举凡欲国运长安者，莫不如此。“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贤者的标准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刚而实、强而义、彰厥有常”（《尚书·皋陶谟》），“能用人，故人无不为己用也。”（《政论·政务》）周得姜尚而周兴，齐得管仲而齐霸，汉有“三杰”而胜强楚。然则何以知其人贤或不肖？《周书》有规定，把被考察者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与各类人接触，做不同的事，以观测考察其做法及效果。如尧嫁二女、遣七子、分庶务于舜，全方位考察他的言行与能力（事见《史记·五帝本纪》）。而贤者并非无因自至。“泽及人民，则贤归之；泽及昆虫，则圣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三略·下略》）
二是爱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唐太宗君臣深刻认识到人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多次提到水为人民舟为君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政者须朝乾夕惕，兢兢业业，使“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韩诗外传》卷五），轻徭薄赋，扶危济困，以至“水旱不能扰，凶年不能累”（《盐铁论·水旱》）。这样做，不仅可使人民知礼义，遵法度，还可移风易俗，为国效力（见《管子》《六韬》《晏子》《孟子》等典籍）。
三是治事。国家之政，纷繁复杂，千头万绪，需分类管理，分司治事。《周礼》分司政为“六官”，至隋变为“六部”，吏、礼、户、兵、刑、工，由宰相总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管理。其他还有内史（类似皇帝助理）和九卿（各代不同，并不统一。汉中叶后为分管中央事务的二级政府机构，随需而设）；地方政权自秦实行郡县制后，历朝名称、区划虽有调整，但所有事情的处理都有明设的层级、程序、规范、任务、职权、标准，有效地运转国家这部庞大的机器。
四是立法。“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子·定分》）“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国家立法目的并不是为“淫邪之人，不可无刑”，而在于制止犯罪，教化人民，维护道德传统、贯彻国家政令和维护社会安定。为此，执法要平，无所偏颇。“患之巨者，狡猾之狱焉。” （《万机论·刑论》）所以，要“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六韬·文韬》）才能做到“刑罚中，民不怨。”（《盐铁论·周秦》）
五是纳谏。“纳谏则国治，杜谏则政乱。”（《贞观政要》）唐太宗认为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即使帝王也不例外。他提倡集思广益，“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被视为亡国之道，因而多次向群臣发出警示：“观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之得失。忠正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 以上均见《贞观政要》)为此，他认真践行，虚心求谏、纳谏，形成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
六是正身。“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列子·说符》）要正身就须做到“六守”：“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为政之务，务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应于彼。”（《政要论·政务》）唐太宗一生，执政二十三年，大体上能践行这为君“六守”的原则。
七是远佞。“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出师表》）唐太宗对奸佞的危害深恶痛绝，他反对臣子“阿旨顺情，唯唯苟过”，认为“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如果臣下“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立至”(《贞观政要》)。事实亦是如比，曹丕在他的《典论·奸谗》中，指出奸佞之徒的危害：“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子，以为后之鉴诫。”
八是公正。“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吕氏春秋·贵公》）公，体现在赏、罚分明上。“政之大纲有二，赏、罚之谓也。”（《申论·赏罚》）赏，可激励人心，知有可为；罚，可使人有所规避，有不可为。赏罚还要做到“赏不逾时，裕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裕民速得睹为不善之害也”（《司马法·天子之仪》）。这就是楚汉相争时，弱汉所以能胜强楚的一个重要原因（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九是教化。“圣人之教，非仁则义。”（《列子·天瑞》）我国传承数千年“礼”的文明，此二者为核心，衍生出五伦八德。“教明于上，化行于下。”（《列子·说符》）加之乐启迪内心，清、和、远、静，“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如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与礼表里共偕，互相促进，提升人的品格操守，构成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与一以贯之的重视教育分不开。“古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吴子·图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牧民》）这些理念已深植在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发扬光大。
十是强国。治国者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系辞下》）。为此，需做五件事：其一是举国团结。“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子·知忠》）抗日战争，国共合作，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终于取得胜利，即是明证。其二是得民心。“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世要论·兵要》）是以抗日一倡，举世华人云合响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不怕牺牲，以数千万人的生命，换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三是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也。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国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荀子·富国》）任何战争，都需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和充裕的物资供应。官渡之战，曹操不烧袁绍乌巢之粮，鹿死谁手，恐怕很难说；第一次海湾战争，联军如不打瘫伊拉克的后勤补给线，伊拉克百万共和国卫队就不可能放下武器投降。其四是常备不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晋一统天下后，欲裁州、郡所统之兵，武将从政。杜预上书剖析要害，极力反对，使西晋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杜预死后，人亡政息，五个少数民族入侵、十六国纷争，西晋灭亡，放弃武备是主因之一（事见《晋书·杜预传》）。所以，我们要建设一支足以捍卫国家领土安全、世界一流、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其五是睦邻。“故国虽大，好战必亡”（《·仁本》）。春秋末期，晋大夫中智伯势力最强，不断侵夺赵、魏、韩三家领地，最终自取灭亡（事见《左传》《史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国长期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邻为友”“以邻为伴”“睦邻友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为我们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
为臣不易之要有六：
一是公。“治国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袁子正书·贵公》）公有三类：一为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所说的“委质策名，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忘躯殉国”，一心为国，万死不辞。如王嫱舍身漠北，换来边境百年和平；苏武牧羊穷荒，不堕汉使威仪。二为“不任所爱之谓公”（《申鉴·杂言》）。如祁黄羊举解狐，而解狐又荐邢伯柳（事见《吕氏春秋》），赵括母亲辞儿军队统帅之职等等（事见《史记》）。三为“忠良虑治益国之臣，必竭诚纳谋恳恻而不隐者，欲以究尽治乱之数，舒展安危之策耳” （《时务论·断忠臣国》）以荐贤。鲍叔牙荐管仲，萧何荐韩信等等（事见《史记》）。
二是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辅佐庸碌无能的刘禅而无二心，殉身职事（事见《三国志·蜀志》），成为千古表率。“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典论·奸谗》）周公旦辅佐武王、护佑成王之举，晁错削藩、实边之议，忠心不二，堪为楷模。
三是廉。“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傅子·曲制》）晏子食无重味，杨震“四知”之说，黄霸倡行教化，羊续悬鱼拒妻之举，等等。这些清官廉吏，垂范当世，启迪来者，为史书赞美，得后世仰慕。至于奸贪之徒，脏污之辈，则生遭显戮，死留骂名。东汉梁冀贵为国戚，手握权柄，但羊狠狼贪，终致灭族（事见《后汉书》）；明武宗时奸阉刘谨，号称“立皇帝”，贪贿无已，被剐了三天共三千多刀才气绝身死（事见《明史》）；清朝大贪官和珅，身为内阁首席大学士，军机领班大臣，欲壑难填，最后被抄家赐死，年仅四十九岁（见《清史稿》）。这些遗臭万年的贪官污吏，印证了唐太宗的一句话：“君贪必丧其国，臣贪必亡其身”（《贞观政要》）。
四是仁。“故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后民乃从令。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体论·政体》）孙叔敖任楚令尹时一个建议，使楚国市场繁荣兴旺；子产相郑，教化大行，死时国人皆哭；公仪休任鲁国相时，烧掉自家织机和拔掉园里蔬菜，让利于民，被司马迁录入《史记·循吏列传》，成为千古美谈。后代官修正史，皆为循吏立传，树为实施仁政，有利国家，造福人民的官员楷模。与之相反的是，各史所载《酷吏传》《佞臣传》《贰臣传》则是反面教材，存为炯戒。
五是直。直臣特点有四：其一为贤。端品正行，为人表率，史载如商之伊尹、傅说、比干，周之吕尚（姜太公）、姬旦（周公）、管仲、子产、晏婴、孙叔敖、段干木，等等。其二为穷通如一。“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晏子春秋》）这就是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始终如一不改初心的精神。其三是敢于进谏。魏徵一生进谏二百多次；西晋刘毅当面指责晋武帝不如东汉两个最下作的桓帝、灵帝，弹劾太子及其从官违礼越制（见《晋书》）。其四是胸襟开阔。管仲不荐鲍叔牙，而鲍叔牙认为管仲是公忠体国；萧何与曹参矛盾很深，但萧何临终前向刘邦推荐曹参继其相位（均见《史记》）；三国时吴将徐盛杀了另一将领蒋钦的部下，两人结怨，但蒋钦统率徐盛等与魏军在濡须作战时，多次向孙权说徐盛好话。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公忠体国的大臣。
六是谋。“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典语·臣职》）太公《六韬》，谈兵论政；《孟子》《韩子》，议儒说法。商鞅攻取西河之地，韩信布垓下之阵，陈平解平城之围，郭嘉进十胜之说，诸葛亮作隆中一对，吕蒙白衣渡江，陆逊火烧连营，司马懿平孟达之叛等等，无一不是殚精竭虑，忠心谋国。
研读《群书治要》一书，可知天地玄微，道义蕴奥，往圣绝学，中华文明的源头，绵延不绝的根本；治国者依此理政，可开太平盛世；学习者依此修身，定启本性良心。是以唐太宗得此书后，万机之余手不释卷，并刊印分送太子、诸王。日本人得此书，奉为治国圣典，行动圭臬。
我们编《〈群书治要〉导读》一书，一是对收入各书做了提要，多有内容、版本以及魏徵选取标准和用意的说明；二是生僻字注音；三是重点语句的解读，基本上在今译之后，阐明其告诫借鉴意义，且多联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古为今用，有指导启迪作用。本书提纲挈领，勾玄提要，广大读者若能从中不断汲取营养，定然涓滴可成江海而至于至善。
至于为君之难，为臣不易，只是全书要点之一。所论“十道”“六要”，挂一漏万，观点难免偏颇，欢迎方家指正。
编委会
二0一九年五月
《群书治要》不仅是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政治宝典，也是各种机构管理者的管理全书。
——朱相远（全国人大原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群书治要》囊括了先秦至南北朝重要典籍的精华，助推了初唐的贞观之治，还为后世保存了一些散佚的古代文献，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治国理念、伦理道德乃至文化的发展轨迹，其功至伟。
——沈锡麟（古典文献专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原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原副总经理）
《群书治要》，一部汇聚古代经史和诸子百家精华的文化宝藏。若能涉猎其中，当能满载而归。
——鲍鹏山（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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