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579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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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了解火星观测史的书，澄清了许多在火星探测史上出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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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原始文献和二手资料融会贯通，加上完美的写作和精巧的构思，展现了火星观测史上表现各异的主流西方科学家及其在天文工作上的发现。
过去科学界和公众对待火星的方式对后来火星探测和研究影响颇深，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能够更好地计划未来。
1877年由一位意大利天文学家完成的*副出现运河的火星地图一直推动着对于这个遥远的红色星球智能生命形式的认识。尽管火星运河早已被斥为在科学史上著名的错误，但作者认为对于火星结构的认识正好反映和挑战了当时西方的主流文化，及科学、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地缘政治优势。受美国西南部新的观测站和南部安第斯山脉的远程高空作业等天文工作的启发，作者发现通过地球的物理环境和干旱地貌，可以建立可信的火星观测。火星科学及其产生轰动的关键性发展引发了一些地理学思考和地理学方法问题。书中作者提到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火星产生轰动的历史记录，为地理知识的本质和地理学科自身提供了额外的观察角度，因此，从地理角度对这些观念进行更为细致的审视，可为新时代思考地理学的空间环境提供一个新的方法。
致谢
章
认识火星：轰动、科学与地理学
第二章
科学数据的呈现：制图铭文和视觉权威
第三章
科学场所的表述：山地天文台上的视觉冲击与实地体验
第四章
科学家的表述：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和地理观
第五章
对这颗红色星球的评价: 火星地貌的阐释
第六章
火星的一个文化地理学取向：想象地理学与高级火星人
“完美的写作，精巧的构思，这本书展示了火星的本质和其上可能存在的生命。本书一方面代表了主流科学在火星方面的观点，另一方面还夹杂了科学家们的理论推测……如果哪一位科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在乎文化的力量，即，它为什么影响，以及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影响科学知识及公众对它们的反应，那么本书就是他们的之书。”
（《美国科学家》大卫·德科金）
“让人大开眼界……《火星地理》生动地描述了人类观察火星的过程及其与当代文化的相互影响。”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安德鲁·H.鲁尔）
“莱恩做得很好，她对原始文献和二手资料已经融会贯通了。没错，在关于火星地理这方面，她*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个人强烈建议研究天文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历史学家读一读这本书并且认真考虑书中的观点。”
(马克·鲁森伯格)
“现在我们虽不再期盼可以见到火星人，但《火星地理》给我们的启示依然是及时的：科学或许是人类对真理的探寻，但人类思考和谈论科学的方式却是其自身对世界的期望、恐惧和梦想的产物。”
美国《邦诺》书店杂志亚当·科士
“莱恩的引人注意之作《火星地理》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上都富有戏剧性地延伸了地理的范畴：首先从经验出发，她从地理学的角度对这颗红色星球做了全面分析，其次又从理论层面揭示了人们认识地球和火星地貌两种方式之间深厚的联系。通过展示20世纪初地理学对地球外一直到外太空的拓展研究，扩大了地理学的界限，也让我们看到‘近’和‘远’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总之，这是一本极具创新性的智能地图册。”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大卫·N.林斯通）
“《火星地理》富有想象，调查充分，例证丰富。它探讨了在19和20世纪初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背景下，大众和科学界对火星的认识和理解。与坚持‘地球空洞说’的西姆斯一样，许多人希望火星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个既符合生存需要又适合社会交往的宜人环境。玛丽亚·莱恩向人们综合地展示了火星科学的文化，他们的思想深受制图实践、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学以及科学可信度竞争的影响。新的历史地理学也不会比它好到哪里去。这是一本值得从头读到尾的学术著作。”
（来自巴克内尔大学的凯伦·M.莫林）
“《火星地理》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它讲述的是科学事实，并非科幻小说。玛丽亚·莱恩用清晰而引人入胜的语言讲述了这颗红色星球的地形是如何被科学家所勘察、展示并争论的。这是一个关于天文台、远距离组织外勤以及火星地理学家在社会和科学界寻求其合法地位的故事。同时，这次富有洞察力的探究，也对研究地理科学和科学地理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爱丁堡大学查尔斯·W. J.威瑟）
“莱恩对于天文学和地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火星上是否有生命的争论中的焦点的巧妙探索使这本书十分吸引人。读者会看到她关于修改制图惯例和建造高海拔建筑的有力的论证以及为论述多元论的合法性而讲述的英勇的探险故事。同时，书中关于火星地貌和火星生命形态在环保及其他背景下的新颖解释也值得一提。总之，这本书对于科学史家，地理历史学家，维多利亚学者以及研究十九世纪美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十分值得一看。”
（约克大学伯纳德·莱特曼）
认识火星地理
近来关于火星科学的讨论称19世纪后期对待火星的方式—无论是在科学或是大众文化领域—继续影响着我们现今研究和认识火星的方式。红色星球被广泛认为是干旱的、有灌溉的、有人居住的。本书试图弄清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期，该知识的产生过程。 比如，在这一时期里，科学家们关于火星具体的地貌特征是怎样描述的？他们是怎样动员起读者、观众和科学盟友们以获得支持的？反过来说，不论是支持的需要还是潜在支持者的反应，他们是如何影响关于火星物理地理和文化地理的论断的？这些同火星自身有何关系，如果该关系存在的话？
后，本书并不是真正关于火星甚至是火星地理的。 本书讲述了在特定的时期有特定的个人、机构和公众所产生的地理知识过程。智慧、文化和地理政治环境导致了在二十世纪初人们广泛相信有会挖掘运河的火星人存在，在探索这个环境的过程中，我更关心那些具体的环境自身而不是火星具体的地貌。本书认为，在由欧洲帝国主义和美国扩张政策主导的地理政治环境下描述出来的一个有人居住的火星，催生了一种知识社会气候，即认为火星是一个干旱的、枯萎的、被灌溉的世界，居住着深不可测的高等生物。这也是似乎已经被大批西方科学家、作家和观众所接受的关于火星观测的解释。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探索地理学研究而得到，该方法不仅考虑火星科学本身的空间维度，也包含了关于火星的具体论说与出现的潮流趋势在地里学科中交叉运用方式。为达到这一目的，本书特别关注于英美科学家及观众们在全面探索关于火星是否有人居住理论的辩论中是如何卷入英美主导的地里政治学环境的。一些重要的欧洲科学家也包括在内（主要有意大利天文学家乔凡尼·夏帕瑞丽和法国天文学家、作家卡米耶·弗拉马利翁），但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下通过引证、发表、通信及新闻报道影响英美观众。
本书聚焦了在科学历史上早已是臭名昭著且得到充分研究过的逸事，自然跳过了其他学者已经强调过的几个重要的影响。比如，对学科天文学中社会机构动态、心理感知因素、神学体系及进化论之间不断进行的争辩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主要的探讨，这是就它们同前景化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也许令人可叹的是，这个焦点优先考虑了地理学，而不是其他非天文科学（尤其是地质学和生态学），虽然这些科学在自然科学还没有完全形成各自独特身份的时期也影响着火星科学的实践和感知。近期研究探讨了火星科学中生物和生态比喻的发展；然而它们的成功表明，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如果想要得到相似的且富有成效的结果，还有待于对火星进行更仔细的研究。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本书关于该学科的焦点揭示了火星科学的作用及意义，它们深受地理学实践和概念的影响。
火星与科学地理学
将火星产生的轰动作为知识产生的一个小插曲来研究，我从理论上借鉴了科学史上一些关键性学术研究得到的启示（具体参见Colinski的《自然知识的产生》），这些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当做“真理”建立起来的科学主张，它们并没有任何“不证自明的或是必然的”东西存在。早期的建构主义的科学批评认为，科学知识应当被理解为“主要是人类的产物，由当地的文化和物质资源构成，而不仅仅是关于自然既定顺序的揭露。”该研究运用了社会学方法，表明与其他客观“现实”相比，科学知识主张与社会环境联系更加紧密，因此这些研究也更加集中关注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然而，与此同时，本书也容易让读者难以理解在特定地点的个人是如何参与到真实的现象之中的，并且结论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一缺点，科学史中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就科学知识的文化维度而言，早已超越了建构主义者的论断，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文化的科学模型。历史上传统的解释将科学和文化看做是独立的单位；重读和修订解释，表明科学是作为复杂的文化协商结果而变化发生的。近来的研究列举了很多关于某个文化知识或权力“翻译”和“杂合”（颠覆性的挪用）另一个文化的实例，这样一来，通过聚焦其中各种各样的参与者的复杂社会、政治和宗教定位而避免了普遍性和相对性。这些参与者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主张翻译或修订文化科学知识的人。
从该学术发展的某一个方面看，的研究大量关注“科学地理学”，并将其作为很为一个相关性维度，该维度在理解科学真理是如何形成的过程中一直被忽略。科学研究的经典作品关注科学知识的偶然性和情境性本质，要求从地理学方面考虑而不是直接加以描述。科学研究的早期成果表明实验科学的出现和制度化依赖于收集“目击证据”，这些“目击证据”能够保证实验观察和实验现象的合法性。当地独有的实验区把那些特有的目击证据聚集起来。现在这些实验区被认为是反映和复制了特权的社会地理学。这样，一门社会地理学在空间表述上容许在科学主张的真理性方面培养“信任”，即使对那些并未亲眼所见的实验现象报道，也是一样。
尽管早期在科学实践过程中承认了空间的影响性，本书中提出的“地理学转向”还处在全面展开阶段。俄斐（Ophir）和沙滨（Shapin）在其《知识之地》一文中善意提出，科学知识的“无可救药的局部性”可被看作了解该知识的方法论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批评。利文斯顿（Livingstone）也极力主张在科学研究采用明晰的地理学方法并鼓励为达到此目的设立雄厚支持的奖学金。他认为“科学观念例如科学发现、对权威的挑战、自然知识等产生地理学，同时也由地理学产生，”他在其《地理学、传统和科学革命》等文章中一直呼吁关注：
经验知识产生过程中空间环境的作用、科学信息不均匀分布的意义、科学观点及其相关的仪器设备迁移的传输通道、实验空间的管理、科学知识从专家领域到公共场所传递过程中展现的权力关系、科学亚文化的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形学以及科学文化的再生产受到影响地区的制度化和监管
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科学家们开展研究的地点、科学主张传播的路径、网络及大众和参与到科学知识中的特定地点不仅影响着科学家工作的内容，也影响了他们获得可信度的能力。科学工作开展的空间环境不再被看做“消极背景，而是生产、验证、传播链中的重要环节。这一观点有利于推动我们超越一直以来就”科学“的”真实“性本质展开的颇有问题的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论，即认为科学、科学家、科学研究以及很多空间变化环境下的科学知识主张，其本质是多元和变化的。
利文斯顿再三要求关注科学地理学，主要聚焦于三个主题：场所、区域和传播。现今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们的工作场所对知识主张的构建及准备传播方式有着根本的影响。关于这一主题，近来重要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产生于许多场所，不仅包括可控的实验室，也包括例如运动场、博物馆、医院、酒吧、咖啡馆、市场、船只以及身体内。尽管人们普遍感觉科学是一项没有固定位置的活动，不随位置而变化，但影响每个场所的微观地理学对知识产生的精确性非常重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区域地理学不仅影响着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也影响着他们作品被接受的方式。比如，当地科学学会的角色对于科学作品的合法化有着重要的特殊影响。此外，现今地理学在不同的场所、区域及观众间的传播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及其可信性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科学实践通常因一些空间距离与目击者或观众分离，信任的建立（由此带来的合法性）通常需要传播知识主张。这种传播在空间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方面不仅影响着这些主张的可接受性，同时也影响其自身的特性。
重访世纪之交火星知识产生的过程，该知识所产生的地理学视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火星地理学是如何和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基础。天文学家们及天文台为了寻找更好的观测位置不断地变换位置。敌对的观测者基于他们的天文台试图怀疑他人。报纸报道了许多深入热带山区进行火星观测的爆炸性新闻，尽管这些新闻和关于火星的知识毫无关系。不同地区的观众对于火星有人居住理论也明显反映出了不同程度的热情，但尽管那些有关空间的论述在之前关于火星运河主张中已有提到，大都没有明确地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说明。因此，本书希望通过视角的简单转换，将地点和空间关系纳入中心分析范畴，优先于任何有关个性、哲理、神学、修辞学或客观性的强调。这样，有助于本书达到预期的效果。
火星和地理科学
随着接下来几个章节的展开，人们对火星地理学的关注导致了对地理科学自身的双重关注。有关运河的知识首先以地图方式传播 — 典型的地理学表达格式— 强烈地影响了科学家及观众对于火星有人居住理论的接受。同样地，天文学家们关于火星地表特征的描述也被的地理学理论所固定，大众在同样的期刊上（有时甚至是在相同的页码上）读到有关地面地理探险的新闻。此外，许多著名火星天文学家们同地理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也参与了包括地理学家在内的社交圈活动。比如，出版了火星幅运河地图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夏帕瑞丽，在米兰的气象学和地形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发表的个人论文显示他与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地理学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样地，美国航海天文历编制局主任西门·纽科姆(Simon Newcomb)，作为光学错觉理论的支持者却深陷于关于火星的辩论中。他与美国地理学家们通信，甚至成为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制定菲律宾群岛探险计划的顾问。罗威尔为火星相关知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中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将注意力转向天文学和火星之前，他作为一名旅行作家和东亚临时外交家，享受了长达10多年的职业生涯。
观察一下地理科学方法是如何应用于地理学的火星科学,这方面却很少有例子可循。虽然现今在科学研究文献中和地理相关的主题已经司空见惯，但历史地理学家们才刚刚开始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学科。且这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追求一段“批判”的历史,这个历史一直在苦苦探索作为“定位的社会实践”如何产生地理知识。 转向“语境”的地理学历史, 比起传统的伟人叙事，更注意学科的帝国连接。近，对批判历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学理论探索“地理学知识在不同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各种方式。” 很多关于这些学者的调查中明显的焦点就是地理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从“领土获取、经济剥削、军国主义以及阶层和种族统治的实践等方面看“，hudson在其《新地理学》中认为：欧洲国家地理政治学方面的利益直接导致了国家在地理学术部门加大投资,到十九世纪末已形成激进的帝国活动制度。作为回报,帝国主义的权力对新成立的学科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因为在制度化期间普遍公认的地理学研究—环境决定论—是根植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用于证明白人帝国主义者对热带国度的殖民制度是否合法。尽管历史地理学家和地理学的历史学家们都试图更完全地探索这些关系,他们除了受到有形的物质地理学限制外，往往还受到关注话语和文本的约束。在这方面，环境历史学家更成功,他们将地理话语和机构与殖民风景的转换具体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 由历史地理学本身产生的更为公开的物质和空间研究方法现在也开始面临着如何从更为批判的角度书写地理学历史的挑战。
通过梳理火星科学地理学—通过其实践者的行为、知识产生的地点、主张的普及以及不同地方各种热情的或持怀疑的观众—这样一些讨论导致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学科地理学和其帝国的影响对于火星人居假说的产生、 传播和持续是根本性的。当然,也有其他重要的知识和制度背景影响着火星相关知识的产生,但火星科学及其产生轰动的关键性发展常常会引发一些地理学思考和地理学方法问题。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火星产生轰动的历史记录，为地理知识的本质和地理学科自身提供了额外的洞察。在西方世界主要文化、知识、政治和经济转型期间,当欧洲帝国主义处于、美国的扩张主义开始急剧发展时，将火星作为一个复杂和改造世界来进行建造，反映并挑战了帝国主义重要的一些观念。因此，从地理角度对这些观念进行更为细致的审视，可为帝国时代思考地理学的空间环境提供一个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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