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428324
你一定很少看书了，因为累；杂志也懒得看了，因为忙。
但你依然在看和读：早起的枕畔，浴室里面，午饭后的瞌睡间歇，临睡前的挣扎，你不时点开的手机屏幕上……
我们不能给你阅读的理由，但我们知道，有些内容可以让你的朋友圈更优雅。
我们不能拼接你碎片化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有些阅读可以让你放慢脚步，哪怕只是假装。
文商六人谭
李连杰：一个博爱的“功夫皇帝” 张海
洪金宝：真性情的功夫电影“大哥大” 张海
伍继延：“归来者”的旗帜 李军奇
雷平阳：故乡的“仆役” 李军奇
《读库》张立宪：以互联网思维做出版 原业伟
管士光：编辑是我一生的选择 原业伟
众生·梦
黄怒波和他的那些村落 沈威风
探秘真爱梦想基金会：极客公益炼成记 小刀崔
子雯：人呐，就是一个传导体 小刀崔
小奥游戏李娅：游戏是娱乐，也是媒介 小刀崔
陈龙：中国正处于金融的黄金时代 小刀崔
钛妹赵何娟：媒体注定是细水长流的 小刀崔
路妍：我想把这壶绿茶沏到刚刚好 小刀崔
风沙净处 沈威风
陈九霖说企业与理想
陈久霖到陈九霖：从一代枭雄到和蔼中年的背后 陆新之
我曾是石油行业的龙头公司的“打工皇帝” 陈九霖
谈责任与担当太沉重 陈九霖
“股神”是对巴菲特的曲解 陈九霖
我眼中的褚时健 陈九霖
盼“宝万之争”勿重演中国航油事件的历史悲剧 陈九霖
盈利为先，因时而变 陈九霖
李连杰：一个博爱的“功夫皇帝”
文/张海
行走江湖：用真功夫推广中国武术
1982年，李连杰因出演《少林寺》中的觉远小和尚成为武打明星，从此他对功夫电影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为此，他不仅从武术队退役，还移居香港开始新的演艺事业。此后20多年，在华语动作片的几次高峰和低潮中，李连杰始终用实力证明自己，用拳脚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尽管初有不少人认为李连杰并不适合出演香港功夫片，但事实证明，天时地利人和，加上几十年的汗水甚至血泪，足以让他“黄袍加身”，成为实至名归的“功夫皇帝”。而在行走江湖的这几十年里，李连杰竭尽全力所做的，不仅是“通过功夫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更是“借电影肯定中国武术”。
少年冠军的习武之路
在我8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将我送进了什刹海体校的暑假学习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体育学院。原本，母亲和其他同龄小孩的家长一样，只是不希望我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浪费掉一个多月的假期。可没想到，我竟然糊里糊涂地被分到了武术班。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要习武，更没料到我今后的人生再也离不开武术了。
一个多月的暑期武术班结束后，我又开始上学了，可突然有一天，我竟然被通知每天下午放学后继续去什刹海体校训练。当时，和我一起接到通知的学生有20多个，我是他们中小的。刚开始，我还觉得这种生活很有趣。可慢慢地，新鲜感就过去了，训练也变得越来越辛苦。我清楚地记得，3个月后，有一部分学生就退出了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初参加训练的20多个人就只剩4个人了，我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训练，但看到仅剩的几名同伴，竟不由地萌生出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不能半途而废。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又苦又累的一年。
直到一年之后，也就是九岁那年的夏天，当我准备参加平生次比赛的时候，我才知道辛苦了那么长时间，终于要做一件大事了。
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次全国武术比赛，但它既不是由政府举办的，也没有奖金，的奖品是获名的参赛者会被公认为“优胜者”。这样的规则，如果放到今天，可能会被大家传为“笑柄”。可奇怪的是，当时的我竟被这种奖品吸引，鬼使神差地去山东济南参赛。那又是我生平次离家，次离开北京。
要去济南的那天早晨，母亲哭了，她放心不下我。可那时我已如箭在弦上，如果不去，我知道自己一定会不甘心，会后悔的。所以，我还是下决心踏出了那一步，后成为比赛优胜者。
回到北京后，我以为又要继续以前白天上学、傍晚练武的生活。可没想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说从现在开始每天只用上半天学，其余时间都要用来练武。这一回，训练强度比之前又大了许多，因为我们的任务非比寻常，至少当时还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时，我国要举办泛亚非拉美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一次意义相当重大的外交赛事。所以，我们要把中华民族秀的传统文化展现给国外友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在开幕式上表演节目。那么，除了京戏、舞蹈等以外，中华武术也是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
在登台表演之前，我的家人比我还紧张，他们担心我会在表演时出错。可实际上，到了真正要登台的那个时刻，我们想出错都错不了，因为练得实在太熟了。我们武术团一共要表演5个节目，我参加了其中的3个节目。表演前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真是累得够呛，每天下午几乎不停歇地训练，前前后后光彩排就有12次，每次都有高层领导来评估。
但这样的付出是有回报的，那天的表演很成功，我们甚至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就是被周恩来总理接见。可以想象，总理亲自接见并称赞你的表演，那会让人多么自豪。对于当时只有9岁的我来说，这真是终生难忘的大事！
被总理接见之后，我在什刹海周围算是有些名气了，亲朋好友、学校老师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材。可偏偏到了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云里雾里，仍然不知道练武有什么用。
理想是当个公园看门人
我还记得，上小学时，家长、老师总爱问我们“长大了想当什么”“有什么理想、志向”之类的问题。刚开始，大人问我的志向，我就说当军人、警察，或是当农民什么的，但其实这都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是被灌输进去的。后来，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等老师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要当看守公园的。”老师听完很不高兴，觉得我是尖子生，却没有进取心。
那个时候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海公园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我们武术队有一个特权，即队员可以经常去公园里跑步。那时一进到公园里，感受到那种宁静，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开心。看着浇花的人与世无争地跟花“交流”，看着黄昏时的晚霞，我觉得那真是太美了，我太喜欢了，所以就萌生出“看公园”的想法。
不过，想归想，这样的“理想”终究有点不靠谱，更何况家里的生活负担一直很重，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十分不易。于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也开始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知道没有钱，一家人的生活始终是好过不了的。所以，到15岁的时候，我就想着要争光，要赚点钱补贴家用。但那时我在武术队只能拿到每月5元钱的补助，按照规定，等到了16岁我才能有固定的工资。
但事在人为，后来我的工资跳得很快，因为拿一块金牌就可以涨一级工资。13岁时我拿了好几块武术比赛金牌，就直接跳过了16元、19元、26元的几个档次，一下子拿到43元工资。再到16岁，我又一口气在第四届全运会上拿下5块金牌，工资一下跳到88元。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88元相当于一个教授、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水平，也就是人们说的八级工资，已经到顶了。
可是，人生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说不上哪一天，我们又会到达另一个，或者有更大的突破。而我的突破，就是我在几年后从武术队退役，改行当演员。
光头“觉远”留名电影史册
在接触武术的头一个10年中，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频繁的武术比赛、表演中度过的。到了1979年，我开始考虑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电影《少林寺》给了我这个机会。
其实，我能够走入影视圈，拍功夫电影，这还要从11岁时的一次访问表演说起。1974年，我们武术队被派去美国进行访问表演，经过香港时也在那里表演了一场。据说当时香港银都公司一眼就看中我，想让我留下来拍戏，但代表团以我年龄太小婉言谢绝了，银都则说他们可以等。
这件事，当时大家谁都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人家的一句客气话。可没想到，到1980年，香港导演张鑫炎准备开拍《少林寺》时，竟还能想起6年前表演过武术的我，并打算让我出演片中主角。
从小失去父亲的我，性格既调皮又叛逆，且对世事充满好奇，对拍电影之事自然也很感兴趣。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少林寺》的片场，并出演片中主角觉远和尚。这部影片的导演原本是陈文，他打算全部起用河南京剧团的演员进行拍摄。但制片方对拍出的效果十分不满，张鑫炎导演才被请来救场。张鑫炎进组后，决定推翻以前拍的所有素材，并重新挑选演员。他认为，在此之前，与少林寺有关的影视作品已有130多部，《少林寺》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推陈出新。于是他决定，剧中所有参与武戏的演员都从武术运动员中挑选。他要拍一部前所未有的、一反香港功夫电影只注重花架式表演和卖弄镜头技巧旧模式的经典作品，而我就是在这时被他相中的。
很多人觉得我身材矮小，长相又显得太过正气，形象比较单调，并不符合香港功夫电影一贯的审美要求。但张导认为，《少林寺》里的“觉远”是个少年僧人，不需要多么高大的身材，而我生来一张娃娃脸，正好适合这个角色。就这样，我次拍电影，就饰演了男一号。
我还记得在片中扮演“秃鹰”的计春华曾说：“《少林寺》里的每个演员都是一张白纸。”我对此非常赞同。影片开拍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表演，怎样做才会有镜头感，对什么事都一无所知。导演握个拳头说：“往这儿看！”我们就往他那儿看。而拍打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动作指导，导演告诉每个人需要打多长时间、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到谁的镜头谁就自己设计动作。
那时，作为演员的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影片后竟能成为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当年，《少林寺》的电影票仅一毛钱一张，终却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我们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里，《少林寺》都是内地武打类型片的典范。
这部片子是我的电影处女作，它几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让我从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武术运动员渐渐转变为功夫电影演员。后来，我发现《少林寺》改变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听说很多年轻人都因为这部影片而爱上武术，并且选择去少林寺习武。更重要的是，影片还改变了当时政府对武术的态度。早在1979年的时候，政府就准备从各大体育赛事中取消武术这个比赛项目，但由于《少林寺》的成功让更多人开始重视武术，政府便决定继续保留这个项目，并将其推向后来的亚运会、奥运会。
所以，多年后再回想《少林寺》这部电影，让我感觉自豪的，并不是自己当时多受欢迎与追捧，而是我们用中国武术开创了真功夫电影的先河，让国内外所有看到这部影片的人都相信，真功夫仍在中国。这是对我自己的肯定，更是对中国武术的肯定。
拍完《少林寺》后，我收到了人生中的张600万元支票。虽然我很清楚这些钱是要交给单位的，但是我仍记得当时的感受是，要赶快拿回来，把钱存进银行里，然后对家里人说上山下乡的兄弟姐妹全都回来吧，我养了。此前，在拍《少林寺》的两年中，我每天只能拿到一两块钱的劳务费，家庭的生活压力一直都很大。也正是这种来自“钱”的强大刺激，让我终选择了进入演艺圈。
让每一个电影角色都接近完美
拍完《少林寺》之后，我对电影就很热衷了。但由于身处武术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这9年的时间里，我只拍了4部电影。而比我出道晚的很多人，都已经拍了二三十部影片。所以，那时我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心里总想着青春有限，却没有机会去拍自己喜欢的电影，这是一个挺大的冲击。
后来，我仔细思考后，觉得在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自己推广中国武术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大半，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做一次主了。于是，1988年7月2日，我辞去武术队所有职务，去了香港。那一天对我来说很重要，可以说标志着我次获得自己想要的自由。
离开武术队之后，我先去了美国。那时，我其实并不适应美国的环境。虽然小时候来来回回去过那里很多次，去表演武术，但是真正离开武术队这个团体，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种莫名的压力和恐惧。
比其他留学生或在海外生活的新移民幸运的是，我去美国的时候，已经有电影公司在等着我。在那里，我拍的部片子，是罗文导演的《龙在天涯》。可是，这部电影充斥着港式功夫片的味道，在当时还不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胃口，所以后并不是很成功。
于是，我又转回香港。在那里，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导演徐克为我量身打造了《黄飞鸿》系列电影，这让我很快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第二个高峰。也因为这一转折，后来我才有机会组建自己的公司，拍《方世玉》《中南海保镖》《精武英雄》等更多的功夫电影。
说起《黄飞鸿》系列，我印象更深的是和导演徐克的合作经历。次见徐克，还是在1985年，那时我拍完了《南北少林》和《中华英雄》，但与之前的《少林寺》和《少林小子》相比，已很难再有突破，影片票房也不如预期。于是，张鑫炎导演便引荐我去见徐克，他说这位留美归来的年轻导演很有想法。
与徐克会面之后，我们相谈甚欢，他也很想与我合作拍电影。但那时我还是国家武术队的人，不能独立接拍港片，所以此事暂时搁置了。待20世纪80年代末我彻底离开武术队，在香港与徐克导演再次碰面时，我们的合作便正式开始了。
起初，徐克导演先和我拍了电影《龙行天下》，讲述的是黄飞鸿再传弟子的故事。正如张鑫炎导演说的，徐克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在他之前，香港已有许多黄飞鸿题材的电影，但那些电影所表现的黄飞鸿形象都很刻板：头戴瓜皮帽的古板中年人，练南派武功，不苟言笑。这样的银幕人物没有鲜明的个性，不会产生很强的感染力。
于是，徐克导演就根据我的长相与特长，设计出一个更年轻、更加英姿勃发的黄飞鸿形象。这个黄飞鸿不仅会一套潇洒、舒展的北派功夫，还有毫不逊色于徒弟们的搞笑功夫。
徐克导演曾说，那个年代的香港功夫电影里，没有一个真正安稳、可靠的英雄，每一个英雄都有缺点，都不完美。所以，他希望自己打造的黄飞鸿是一个完美的银幕形象。而之所以选中我出演黄飞鸿，他说是因为我跟其他人的气场不同，他感觉我这个人有内涵、有正义感，而且在中国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这些因素加起来，让他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英雄偶像的角色。
我知道，徐克导演对我的期待很高，也知道拍电影是一次性的艺术，不能修改，完成后观众喜欢与否，我们都不能再改变。所以，跟他合作之后，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尽可能让自己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接近完美。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大多数香港电影花20多天就能拍完，但跟徐克导演拍《黄飞鸿之壮志凌云》时，我们用了整整8个月时间，其间换了好多个武术指导和摄影师。有一次，我的搭档关之琳就坐在片场悠然地说：“我坐在这儿都15天了，还没拍过一个镜头呢。”
可见，徐克导演对影片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若非如此，《黄飞鸿》系列也不可能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都大获好评。作为主演的我，也不会在香港的大街上被人叫三年“黄师傅”。
在《黄飞鸿》系列后，我正好赶上了香港功夫电影的黄金时代，随后接连拍了《方世玉》《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等许多影片。受徐克导演的影响，在拍每一部片子时，我都提醒自己，要呈献给观众完美的形象。
拿《中南海保镖》来说，与我之前所拍的电影相比，这部片子里的枪战较多。虽然开枪并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在这样的影片中，枪战戏能大大增强整个电影的节奏感与时尚感，所以我必须从其他方面来弥补自己拍枪战戏的不足。后来，我们在一些重头动作戏中着重渲染气氛，比如片中我与倪星在充满煤气的厨房里对决的那段戏，倪星展现的是张扬狠辣加三分邪气的动作风格，而我则要表现得迅捷沉稳。这样，两人就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将紧张与危险的情绪表达得更透彻，开枪等动作上的不足则会被掩盖。
后来，在去美国好莱坞发展的时候，我更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拍每一个镜头，做每一个武打动作。那时，我在不少影片中出演反面角色，很多影迷，以及朋友、家人都担心我会毁了之前塑造得很成功的英雄形象。但我一直认为，我只是一个演员，是一个普通人，我演一些英雄人物，但我不是英雄，我演坏人，我也不是坏人。电影是种艺术，怎么样能够塑造出近乎完美的角色，那才是主要的。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在国外拍电影，我代表的不仅是自己，更是所有中国人；我去好莱坞，也不光是为了肯定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还为了肯定中国武术，向全世界推广真功夫。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走过不少坎坷路，但李连杰迈过的那些坎儿，似乎更让人震撼。接触武术的个10年，他在训练中摔断了腿，过后的20多年里，他冒着残废的危险继续拍电影，其间又面临种种困扰与挑战。2004年这一年中，他更是3次濒临死亡的边缘。
可是，每一次面临困境，他都会坦然、乐观地应对一切，他选择用好的心态去看待每件事。正如他自己所说：“事已至此，就不必难过，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三级残疾证和内心的挣扎
从8岁习武到现在，好像每过10年，我都会遇到一个坎儿。如今，我已经顺利迈过多道坎儿，但回想起来，一件件往事都是那么刻骨铭心。
我所面临的次困境，应该算是拍完《少林寺》后摔断腿的时候。不过，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少林寺》让我对功夫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意外摔断腿，又让我很难继续在武术队接受训练。于是，这也成了我从武术队退役的一个理由。
可话说回来，那次我所受的伤并不轻，一条腿的三根筋断了，还有一根骨头也摔断了。在医院里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出来后问医生，医生说能够保证我正常行走，但此后我不能再做剧烈运动。那时候我只有19岁，还很年轻，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想到自己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又不知道如何面对将来，我心里难过极了，还偷偷躲起来大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我开始考虑自己将来能做什么，如果不能练武，不知道还能不能拍电影。当时《少林寺》已拍完，我发现自己很喜欢电影，希望将来能够进入电影界。可转念一想，我的腿断了，电影公司不要我怎么办呢？
不久之后，《少林寺》在香港上映，制片公司安排我去那里宣传。但他们完全封锁了我受伤的消息，在宣传过程中我只是假装表演一些武术动作，其实自己根本动不了。但当时的场面很轰动，大家望着我时，好像眼神里充满了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功夫神童的崇拜。那种情况下，我更加痛苦、害怕了，我知道所有这一切可能马上就要消失了，我可能再也无法拍电影。可我不甘心，我不想就这样彻底放弃。
后来，我问医生，如果我硬是要做一些剧烈运动会怎么样？他说腿还是会断的。我说再断了呢？他说那就再接！我说再断了呢？他说，到后筋不够长了，就没办法再接，这条腿就会瘫痪，不能再用了。
那时，我还真的领了国家的因公三级残疾证。既然是因公残疾，那我就问将来能得到什么好处。政府部门的人告诉我说，退休后我会拿到一些补助，能够保证不被饿死。后来我又仔细想了想，难道真的要拿着这本残疾证，碌碌无为地过完余生吗？不，我不想当个废人。在有生之年，我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冒着瘫痪的危险。就这样，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继续拍电影，虽然作品不多，但是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离瘫痪还很远。
可是，不久之后，我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有人出300万元找我拍电影，这原本是件好事，意味着演艺圈里已经有我的一席之地了，而且300万元在20世纪80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我们每月的工资才几十元。但对当时的我而言，这突如其来的机会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喜悦，反而让我很痛苦、很挣扎。因为体制问题，拍电影的事自己还不能做主。
从小失去父亲的我，虽然没有受到母亲的太多管束，但是也不可能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家庭生活压力很大，我们很需要钱，但我心里总觉得，离开了单位好像就会对不起国家。所以，这种内心挣扎时所受的煎熬，一点都不比摔断腿后的肉体打击少。
在香港警察的保护下拍戏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香港电影以警匪片居多，但《黄飞鸿》系列及《东方不败》等影片，一下子掀起了古装电影的浪潮。而随后几年，正好是香港比较动荡的时期，黑社会势力比较庞大，他们常常会介入电影圈中。那时，我才感觉“商场如战场”这句话一点儿都没错。
我当时的处境，用江湖上的话说，就是“一只会下蛋的鸡”，人人都想拿这只“鸡”赚钱。可“鸡”仅有一只，这个时候，一些帮派就开始抢人，我的人身安全自然受到威胁。
记得在拍《中南海保镖》时，我在电影里演保镖去保护别人。可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证我的安全，香港政府派了9个便衣警察在我身边，开车的司机、我的助手、帮我们做饭的人，全都是警察。
在警察的保护下，我的工作和生活还算顺利。可不久之后，我身边发生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我的一位经纪人被枪杀。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震撼，但那时候的我已经不是初入电影圈的愣头小子了。我已变得很坚强，这种坚强来源于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的一个人。
自到了香港之后，我就在那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试图寻找任何可以生存的空间或缝隙。可我不幸地赶上了香港社会比较混乱的年代，梦想乃至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终结。就在我感到茫然无措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大家要的是蛋，而不是鸡，所以不会杀了那只鸡。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趁还有能力“生蛋”之时，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虽然周围乱成一片，但是我已经知道底线了，就豁出去自己闯一回。所以之后不久，我就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也就有了《方世玉》《中南海保镖》等影片。
混好莱坞要有“仙人掌”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亚洲演艺圈已经做得不错了。这时，我想我应该有更大的突破，因为我在亚洲很出名，不代表在美国、在全世界都出名，何况我推广中国功夫的范围也不能局限于亚洲。
于是，我决定去好莱坞发展，在那里开拓一片属于华人影星的市场。这个时候，真正受困扰的其实不是我自己，而是身边爱护我、关心我的人。他们可能觉得我在亚洲已经很成功了，突然抛下这一切去美国，几乎要从零做起，这样不值得。也有人说去了美国，我可能会不受重视，甚至被歧视，后我可能会很痛苦。
事实上，不管是在好莱坞拍戏的过程中，还是回国之后，我都不后悔当初的选择。的确，初到好莱坞，我也遇到过不少坎儿，但当我一步步走到后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而我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好莱坞拍部片子前，电影公司说给我100万元演一个反派。这样的酬劳水平的确不高，但至少是个机会。于是，犹豫一阵后我问对方，能不能让我先试试。这么一说，人家就把酬劳降到了75万元，因为对他们来说，“试试”就意味着此事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要多花时间。但机不可失，我知道如果再讲下去，他们还会继续将75万元降为50万元。按照合同，他们喊出一个价位时，只要对方喊出接受，他们就不可以再改变价格了。
就这样，我在好莱坞接拍了部以反派形象出现的电影。后来我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商业市场是很残酷的，好莱坞也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游戏规则，我既然走进了那里，就得按那里的规矩行事。
我一生都没试过镜，拍部电影时就演主角。可到了好莱坞，我就成了一个新人，拍片之前必须试镜。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很清楚，不管自己以前有多红，现在到了新的环境里，可能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我想起北方人常说的一句话：“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正确地面对自己，挑战自己。后来，我倒过来一想，就更加明白了。如果有一个印度大腕在印度红遍天下，我们中国人没听说过，那我们够不够胆请他来中国主演一个华语影片呢？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得让他试试镜呢？换位思考之后，就觉得自己去试镜的事是很正常的。我一直都相信，外面没有敌人，不管社会多么复杂，真正的敌人和对手都是自己。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把握好每一个机会，勇敢地挑战自己。
不过，对我来说，比试镜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讲出恰当的英文台词。记得我和梅尔·吉普森对过一场戏，当时我就像个小学生，跟背书一样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开拍后人家又改了词儿。面对这种状况，我很紧张，还闹了不少笑话。
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讲出的英文很清楚，可导演、搭档们还是会觉得声音不对或者语气不对。到后来，我每天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学语言，让每一句台词的声音、语气都符合电影场景、人物个性等，而不仅仅是像背课本一样记住它。
除此之外，我在美国拍戏的那段日子，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好莱坞需要的是铁人般的体魄，没有健壮的身体和“仙人掌”精神，我们是很难混下去的。
记得拍《宇宙追缉令》的时候，辛苦的戏份就是“跑步”。有一晚，剧组在洛杉矶的城市中心封锁了20条街，直升机在头顶飞，我就在街上奔跑。但那场戏并不是一次就能通过的，我跑了一趟又一趟，跑到快要休克的时候，已经接近夜里12点。为了不影响居民休息，夜里12点之后直升机是被禁飞的，但导演想抓紧后几分钟时间拍出更完美的镜头，于是提出“再来一遍”。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自己能像机器人一样有源源不断的能量，那该
多好。
不过，这么多的挑战，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出色。回想在好莱坞闯荡的过程，有挣扎，有烦恼，也有喜悦。在那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也拍出了不少好的影片，一些以母语出演而配上英文字幕的电影，仍然可以同时在两千家以上的影院上映，我觉得很知足，很开心。
2004年，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2004年的时候，我人生中的又一道坎儿出现了，那就是接受生死的考验。而且这一年里，我连续3次从死亡的边缘挣脱出来，不知道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
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是我和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的时候。当时我们遭遇了印度洋海啸。海浪冲上来的时候，我们都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发现不对劲，抱起孩子转身往岸上走时，海水已淹到膝盖上，再走两步后就淹到腰上了。水一齐腰，我们就走不动了，再坚持走两步后水已到胸口，而保姆已经在喝水了。就那么一刹那，如果海水再高一点，一切可能都结束了。其实，在那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惊吓，因为根本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真正开始害怕是在次浪潮退下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说两个小时后海啸还会再来。而等待第二次海浪的过程，非常考验人，也非常恐怖，就像在等待死亡。
在马尔代夫那样一个小岛上，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岛上陆地已经全部被水淹没，水的地方都已经淹过人的膝盖。我们酒店的房间里，冰箱都浸在水中。
后来，我想起以前拍灾难电影时的情景，就把那时的经验全用上了。我们把酒店里的人全组织到一起，然后个问题就是查有淡水吗，够用几天。酒店工作人员查点后，发现所有的淡水够我们这些人用5天，粮食也差不多够用5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集中在一起分水、分食物。
有经验的人说这种海啸过去以后，两个小时后还会再回来，那我们就要分救生衣了。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地球是一家人”的概念，因为不是某一个人在做这些事，酒店里的200多人中有黑人、有白人，还有我们黄种人，大家不分国籍、宗教等，都很自觉地先把东西分给小孩、妇女。
当时，我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才1岁，讲什么她们都不太懂，只好给她们点吃的，尽量减少她们的紧张感。终于，通过所有人的互相帮助与鼓励，我们坚持下来并等来了卡塔尔王室派来的救援直升机。灾难过后，我很清楚对孩子的心理关怀有多重要，因为恐惧的阴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让孩子们慢慢适应水，让她们渐渐了解，水并不是那么可怕。
在逃过那一劫之后，有人问我当时面对死亡的感受，还说假如生命就此结束，我会不会遗憾。其实，当时的我很坦然，我觉得如果这一刻要结束生命的话，就这样结束吧，这是我没办法反抗的。
可我没有料到的是，海啸之后，我很快又“中彩”了。那是拍电影《霍元甲》的时候，我不小心从4米高的货台上摔了下去，稀里糊涂地落了地。落地以后，我倒觉得没什么事，还自己爬起来，但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后来去了医院，医生说要是摔得再偏一点，我的腿就断掉了。所以，那次的腿伤本身并不十分严重，真正威胁到我的其实是内伤，是身体里的瘀血。
腿伤痊愈后，我经常去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拍戏。但一次在西藏，我到海拔4?600米高的地方住了3天，后来突然就歪倒在地，呼吸变得很急促，越来越喘不过气，原因是之前受伤时的瘀血未消散。当时，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但氧气不够用了，我必须尽快往低海拔处走，而要走到近的有氧气的地方，还要3个
小时。
在走的过程中，我想了很多，包括“钱和价值”的问题。我想，如果前方不远处有一袋氧气，卖10元人民币，那我愿意给他1000万元。1000万元换一条生命，到底金钱与生命的价值是怎样的呢？
所有这些问题中，并不包括给儿女的钱没存好、这个房子怎么办、那个东西或电影的分红交给谁等。这一切，我一早就放开了，放开后烦恼就少了，也不再害怕什么了。我想事已至此，那也不必太难过，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寻找生命的答案
到了40岁，李连杰说他好像已走过了其他人一生要走的路。的确，这些年来，他经历过人生的种种幸与不幸。在此之后，他潜心修佛，与智者交流，目的就是寻找让心永远平静、快乐的方法，因为再多的物质都换不回永恒的快乐。而在修心的过程中，他也渐渐悟到武术的境界，并将其在自己一部武术电影《霍元甲》中表现出来。
过度的民族主义不是好东西
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让我产生了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也让自己背上一种包袱。在武术队的那些年，每次参加各种武术比赛，当市领导讲话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代表着全市人民的心；每一次出国表演，我们都默默告诉自己，我代表着中华民族青少年的精神面貌。
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11岁那年我拿到全国武术大赛的个冠军，然后就去美国交流演出。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尼克松，演出结束后他问我：“你功夫这么好，长大后做我的保镖吧？”我想都没想就对他说：“不，我要保护所有中国人，而不是你一
个人。”
此话一出，场面有些尴尬。旁边的基辛格便圆场说：“你以后可以做外交家了。”事实上，在出国表演之前，我们已经被训练了大半年的时间，学了很多外交辞令，被问到政治问题，我们要表达立场。但有时牵涉到国家情报、机密时，我们就要用“天气好吗”“运动好吗”等转移话题。
因此，当时说“我要保卫全体中国人民”，确实是那个年代我被训练出来的直接反应，有点民族主义的味道。但我记得尼克松总统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果这两个大的国家能彼此沟通，彼此理解，就会对整个世界的和平起到很大作用。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这句话，我仍然觉得很有道理。
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但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坏东西。虽然从小就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荣誉感，但我所受的教育中也有“四海皆兄弟，中国人的朋友遍天下”的内容。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非洲人也是我们的朋友。这话说过，周总理也说过。所以，后来每次出去，我都以这样的心态面对世界，试着抛下“你”“我”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希望五湖四海的人真正成为兄弟。
其实，到了现在，人们都很熟悉我所说的那些名词，它和“全球一体化”“地球村”的概念都是一致的。如今，很多东西我们根本分不清它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又或是其他国家的，像一个品牌的货物，可能美国买了原料，然后在中国生产，再销往全世界。
再说10多年前流行的“打进好莱坞”这个词，我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好莱坞的门根本不开，我们怎么打进去呢？如果中国根本不开门进行贸易活动，国外品牌又怎么打到我们这里来呢？
在我看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都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在这个互动关系网中，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所以，从武术表演到后来拍电影、做慈善，我始终都记着老祖宗们说的“天下为一家”，尽力用宽广的胸怀应对每一件事。后来我拍电影《霍元甲》，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
我们的功夫片，很多年来都以“打洋人”为首要内容。但《霍元甲》不是这样，它要讲的是，一个人真正的敌人是自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后的愤怒、不甘。
很多情况下，当我们看到一个在中国受人尊敬、喜爱的演员在外国电影里被人暴打，我们一定会说这部影片在“辱华”。但反过来想想，如果有外国演员在我们拍的影片中被打，那其他国家的人会不会说这是“辱洋”呢？我想基本不会。所以，《霍元甲》的整体思路就是告诉大家，要了解自己，并勇敢地战胜自己，而不是让大家看几个不同肤色的种族打来打去。
人生在世，不能将所有的责任、使命都抛之于脑后，无论我们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能做对不起民族的事，这应该是我们的底线。只要守住这个底线，我想，我们尽力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人生匆匆数十载，错过之后再也无法回头。
入禅境，看清自己
1997年的时候，我开始觉得物质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长久的快乐。那时我虽然在好莱坞拍电影，但是心里渐渐有了退休的想法，不想继续拍电影了。
从小学就开始学武术的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平时很喜欢相对地看世界，比如会思考男女、父母、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等。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有各自独特的想法，一旦有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就会产生冲突，他们相处就不会和谐。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相对”里。拿人的欲望来说，从买大彩电到买车子、买房子，我们的目标一步步实现，欲望也在不断扩大。可是，当我们有了名、有了利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前进的时候，又会在某个阶段突然变得恍惚，这是因为我们接触的人群不一样，我们会与他人做对比。
我身边有一些亿万富翁，我看到他们也一样有很多困惑，也会不开心。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有钱人，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可到头来，有那么多钱的人，仍然会为儿女操心，为婚姻担忧，为自己的企业王国担忧。于是，我明白了物质带给我们的快乐是相对的和短暂的。但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一种可以让内心变得永恒平静的方法呢？
从那时开始，我就致力于寻找让心永远平静、快乐的方法——其实就是追求生命的真正价值。我去了全国很多地方，找到一些我认为是智者的人，开始与他们交谈。当时我大约找了四五十位智者，还跟着他们修行。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欲望，完全在付出。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的每一个笑容，都会让我深受感染。
在追寻心灵的答案、生命的价值时，我还有过一些平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其中一个是从日本到青海去“学死亡”，另一个是去美国“禁语”。
怎么样“学死亡”呢？其实就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2003年的时候，我去日本宣传电影，当时真的是受到了国际巨星般的待遇，住着五星级大酒店的总统套房，周围还有一大群保镖，那种派头真是不得了。可是，从日本回来，一下飞机我就扎进了青海，在那里“修炼”起来。
我在青海待了3个星期，每天都用一个方法锻炼，进行简单的修行。在生活方面，我每天都睡在地铺上，3个星期没洗过一次澡，也喝不到一杯烧开的水，环境真的很恶劣。有时突然想起巨星派头与睡地铺中年人之间的反差，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笑，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大排场，其实完全是虚幻的。渐渐地，当我能够忍受并安稳地睡在地板上时，我才真正了解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后来，我去美国参加一个“十天禁语”的修禅活动，这是很难得的一次人生经历。在那10天里，我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打坐。一炷香是45分钟，我们要打坐两炷香的时间，之后吃早餐，早餐后继续打坐，打坐完又吃饭，然后一直坐到晚上10点，睡觉也睡在地
板上。
那次去修禅的大约有100人，其中70人是外国人，他们有学物理的、学心理学的，有工程师、会计师……去之前，我以为全是中国人，没想到中国人只有30人。大家还不能说话，都只能打坐。
禁语天，大家都很兴奋，因为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二天也比较开心，但之后就开始腰酸背痛，开始后悔，心想我在家里那么舒适，来这里干什么。不过，四五天过去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那个禅境中，心想反正已经来了，那就坚持做下去吧。以往我们被凡尘俗世困扰，用了太多时间去与自己之外的人和事斗争、较量；那么在禁语修禅的时候，我们就该好好去看清自己，寻找自己生命的真意了。
十天禁语，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思考人生，我的感受就是：这一生走过的地方中，终于有一处没人给我拍照，没人找我要签名，这种感觉太自由了！
禁语之后，我找到的个答案就是，人的痛苦、不快大都来自于比较。很多人都喜欢比较，可我不喜欢，我经常会跟朋友说，过去的事我都忘了，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我记得后来有网友问过我，说所有合作过的女明星中，觉得谁棒，我告诉他的答案亦是如此。
《霍元甲》阐释武术境界
当我们越来越了解“禅”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快乐只是冰山一角，而怎样把其他人的痛苦都解决掉，怎样为别人带来快乐，这才是真正难办的事。这个时候，人就会有一种悲悯心，希望能帮他人减少痛苦。
所以，在拍《霍元甲》的时候，我说过这是我后一部功夫电影。因为我想在年过40的时候有一个转折，放下包袱，向一个新的目标进发，这个目标就是从精神世界上推广使人快乐的东西。
年过40的我，已不需要再向别人证明什么。名与利，我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所以，此后我想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去回馈社会，与更多的人分享精神上的快乐。而到拍《霍元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小背负的推广中国武术的责任，也该画个句号了。除此之外，我想把自己对武术的定义、为什么练武及武术的境界是什么等，都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描述出来。描述之后，我个人对武术的情结，也就放下了。
在《霍元甲》那部电影的后，霍元甲已经去世后，有个少数民族的姑娘却又看到他的幻影在打一套拳。很多人说那套拳编排得很好，看起来非常漂亮，又很洒脱。可实际上，那并不是专门编排的结果，而是对自己的心的释放。
拍那场戏的时候，导演没有设计动作，武术指导和周围的朋友们就说，不管了，开机一次过就行了。开拍后，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打，只是带着“此地仅自己一人”的心态在那里舞动肢体，安静地感受着自己的内心。
可以说，那是一个从有招到无招的过程。那个时候的霍元甲，已经掌握了精神力量，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恐惧感，每个接近他的人都会感到安全，这就是武术的境界。在此之前，我认为练武还有两层境界：层境界是学习武术的形式，并不断重复它们，把自己的四肢化为武器并磨炼得越来越锋利，这时武者的精力都集中在技艺上；第二层境界就是身体上的技艺已十分纯熟，精神力量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若能使对方感到恐惧或说服他，那就不用与他进行格斗了。
爱，是强大的力量
步入婚姻殿堂的利智，甘愿在事业高峰期退出影坛，做李连杰背后的女人，为他打造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在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他们也面临众多考验。与死神搏斗过的李连杰和利智，越来越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从那以后，他们更加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然而，他们的爱并不是自私、狭隘的，他们都有着一颗博爱的、悲悯的心。所以，他们要将爱与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为此，他们共同创建了“壹基金”，用更科学的手段去做慈善。在回馈社会的过程中，他们正渐渐成为时代的楷模，而不仅仅是影视圈里的前辈。
“十年之约”的爱情故事
“你如果什么都失败了，我养你一辈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从自己配偶或恋爱对象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但在我人生不如意之时，我的太太就这样说过。对我而言，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强大的力量。
我的太太利智是上海人，初与她相识是我刚去美国拍《龙在天涯》的时候。当时，利智也参演了那部片子，与她初次见面的那一次，我呆住了，因为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她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我。就这样，我们一见钟情。于是，我不顾一切地与前妻离了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她，两个女儿则由我来抚养。
我知道，外界对我和利智的感情，曾产生过一些争议。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当时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反而初与前妻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太年轻又太早出名，所以自己比较冲动，一点都不理性。也因为这样，在认识利智之后，我对待感情的态度更加谨慎了，我们之间还定了“十年之约”。
有人说追女朋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我不这样认为。对于一个追求者来说，为自己所爱之人做任何事，都会很浪漫，会觉得很幸福。我记得拍完《龙在天涯》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回到了香港，但利智还经常去外地工作。有一次，我就在她回家要经过的一条路上等，我以为她下飞机后一定会走那条路。结果，足足等了7个小时之后，我才知道利智已经从另外一条路回家了。那个时候我对香港还不熟悉，根本不知道她还可以从另外的路回家，但7个小时都没等到她，我并没有感到失望，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她的爱。
人在恋爱的时候都容易失去理智，虽然我也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不想重复次婚姻的失败经历。于是，与利智交往一段时间后，我们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定下了“十年之约”——如果10年后彼此还是这样相爱，感情依然这样稳定，那我们就结婚。因为那时我们会在很理性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双方都不容易后悔。利智也很赞同我的想法。就这样，我们恋爱了10年，到1999年9月19日那天，终于携手走进了属于我们的婚姻殿堂。
如今，我们已有20多年的稳定感情。但回首这些年，我们的生活环境恰恰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是她还在演艺圈的那些年，各种各样的绯闻也时常围绕着我们。可是，对于这些，我们彼此都很坦然。无论外界怎样评价，利智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她只希望有我一个人可以懂她，而我也一心一意地为她付出。那个时候，我真正感觉到有一个人值得我为她付出一切乃至生命，那种感觉才是真爱。
在恋爱的那10年中，我们没有遇到太大的考验和起伏，但只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真的不喜欢女朋友在演艺圈”，利智就在自己事业的高峰期，在一年拍4部大片的时候离开了演艺圈。
后来，我有意自己组建电影公司，但当时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如果失败，我可能会变得身无分文。但利智告诉我，既然有想法，那就不要犹豫，大胆去做，她说：“大不了我养你一辈子。”听到这话，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但同时也在想，自己做公司的确有危险性，万一失败了该怎么办。
可终，我还是迈出了那一步，因为有一股坚强的力量支撑着我，那是来自于利智的鼓励与支持。而且每到关键时刻，她都会在背后帮我撑一撑。所以，一个好女人对男人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她会让你变得更踏实、坚强。
爱是没有定义的
很坦率地说，遇见利智以前，有很多女孩子在追我，可利智是个让我愿意付出一切的女人。我是个喜欢思考、不爱出声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可跟利智认识两天后，她就可以说出我心中所有的忧虑、要奋斗的决心等。那个时候，我很震撼，也很骄傲。很快，我就明白了，当我愿意为一个女人付出一切的时候，这就是爱情，没有理论，没有什么定义。
在我和太太结婚之前，准备拍《卧虎藏龙》的李安导演找到了我，他想让我参与这部电影。可电影开拍的那年，我要结婚，太太要生孩子——此前我已经答应她，如果她生孩子我就一年不工作，在家里好好陪她。所以，为了我们之间的承诺，我没有答应拍《卧虎藏龙》。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但对于我而言，能够得到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而已至中年的我，也越来越觉得任何事都没有家庭重要，尤其在太太生下女儿后。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打拼，总是将事业放在位，对两个大女儿的照顾很少。与前妻离婚后，我将两个女儿送去母亲那里，而我做的只是给她们寄钱，找好的学校。但慢慢地，我对她们的歉意越来越深。后来，当我成为4个女儿的父亲后，我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的努力去履行自己的责任，让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父爱。
2007年，在刘德华香港红馆的演唱会上，女儿Jane穿着自己喜欢的蓝色舞裙与刘德华一起跳拉丁舞，这是她当时的圣诞梦想。
我从小比较叛逆，不爱听大人的话。后来自己当了父亲，我就很在意孩子们的想法，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让孩子们觉得我很啰嗦，或者强加给她们一些价值观。每个人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孩子们愿意做什么就让她们去做。只不过，我要帮她们分析清楚，为了做这件事她们必须付出些什么。
现在，我的国籍是新加坡，之所以移民到那里，主要是为了孩子们。之前，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一直很想给她们找一个能让我放心又可以让她们学中英文的地方，让她们安全成长。走了很多地方，我后选择了新加坡。她们在那里我很放心，我可以连门都不用锁，就出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回到家中，我经常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和女儿们交流，让她们更加信赖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珍惜每时每刻，跟家人一起分享所有的爱与快乐。
“壹基金”，用爱关怀受伤心灵
2004年，我和太太还有两个女儿经历了海啸。回家之后，我就告诉太太，剩下的生命是我们赚回来的，我们应该做些回馈社会的事，太太非常支持我。于是，我们一起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壹基金”，并开始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壹基金”的理念，就是说每个人每个月拿出一元钱，就能为那些处于灾难、疾病中的人们带来许多帮助。我一直在说“天下为一家”，如果这件事做得好，我们就不用等到每一次灾难降临时再呼吁救援。
我去过不少灾区，知道灾难发生的头三天是非常重要的，那时的灾区民众有深深的恐惧感，外界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身处灾区？有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那个时候，很多难题可能都要靠国家应急中心去解决，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像云南地震，当知道发生此事时，我们就立马与云南红十字会取得联系，第二天已经将粮食送到灾民手上，速度很快。我想，将来基金会发展得更大时，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情。
其实，我和太太早就将“壹基金”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了。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来筹划运作，而我们选定的项目，就是关注心灵受到伤害或有心理疾病的人。两年的时间里，我们花费800万元咨询费，请全球咨询公司帮我们做精密的市场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有25万人自杀。而当时，全国还有3?000万心理疾病患者。另外，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很多人都有一种焦虑的心态。
于是，我们将“壹基金”的宗旨定位为对心灵的关怀。心灵的创伤、心理的疾病其实很难康复，它不像外伤或其他疾病，住院后能够立马见效，它需要全民的长期关注。所以，“壹基金”跟其他基金会不一样，它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就是说当你捐一元钱的时候，你其实想到了关心他人，你将爱传递给了他人，这就是善；而对你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被帮助的人也会感恩。
现在，“壹基金”已经拥有许多义工，北京有1?000多名大学生及9所大学都参与进来。但在初筹划之时，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壹基金”，平时不太爱出声的我几乎成了“话痨”。
那时，我见谁都会跟他谈“壹基金”，在电影片场，连临时演员我都“拜托拜托”。剧组每天都有通告，上面写着哪位明星明天几点该干什么、去哪里等，后来我就在上面加上“希望大家支持‘壹基金’”之类的话。有一天，我还把徐静蕾专门叫到车上去。她以为要谈剧本，没想到我一张口就说“壹基金”，想请她一起来做这个项目，她也很支持。慢慢地，在我动用拍电影20多年来的人脉后，“壹基金计划”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后来，我又去了美国，向美职篮与克林顿基金会学习。
美职篮的每一支篮球队、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所有大大小小的慈善基金加起来有300多个，这让我肃然起敬。在“克林顿全球行动计划”的年度国际研讨大会上，我也受益匪浅。全球有1?500人一起在那次会议上探讨了包括环保、消除贫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让我学到了很多发展慈善事业的经验。之后我带孩子去美国迪士尼乐园游玩，临走时，一个员工交给我一封信，里面有85美元，他说这是85个员工每人捐助的一美元，我深受感动。
不过，自宣布成立“壹基金”之后，我也知道外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大家会质疑这个机构的效率、透明度等。对此，我认为很正常，任何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赞赏，有不同的声音，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关于“壹基金”的运作，我用了两年时间去学习。那两年里，我到过加拿大、美国、印度及中东，去学习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及基金组织运作方式。国外很多地方的基金组织都已发展得十分成熟，但我国香港和我们内地的慈善业似乎刚刚起步，到2004年才有基金组织的管理条例，而且大多数基金组织都是只出不入的，这样的基金组织很难长期立足。
所以，当我动员大家把一元钱捐给“壹基金”时，人们会怀疑自己所捐款项的去处，这该怎么办呢？我们让“壹基金”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平台，就是作为红十字会中的一个项目，我们筹到的款项也到红十字会的账户。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基金会就算属于国家了。但我们筹到的钱，红十字会不能直接使用，必须向基金会申请如何使用，之后基金会在审批时会考虑是否符合这个计划的理念，如是否属于灾后心理重建项目等，再做决定。
总之，运作一个基金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要了解整个法律架构，要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保证其透明运作。
很多时候，大家不是不肯捐钱，而是对捐赠方式、机构等存有疑问。大家不知道自己每次捐的钱去了哪里，到底有没有落实到灾区或受帮助者手上，有没有人反馈这个消息等。所以，在这个慈善事业不够成熟的环境里，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让《海洋天堂》唤起更多人的善念
2010年，已将电影当成业余爱好的我，出演了《海洋天堂》里一位自闭症孩子的父亲。很多人问我，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在弃武从文，在转型？我说，有什么好转的，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了。而这件事，与我正在做的慈善事业有莫大的关联。
《海洋天堂》里，我扮演的是一位患上绝症的单身父亲。他在自己弥留的两个月里，为患有自闭症而无法生活自理的儿子，尽一切可能安排好生活。而我出演这部电影，不仅是为了展现一个慈爱、传统、内敛且无私的中国父亲形象，更是为了引起更多人对自闭症孩子的关注。
20多年前，像《海洋天堂》这样的片子，我基本上不会拍。一是那个年代并不流行这样的题材，人们更喜欢看武打片；二是当时我们自己都很穷，又怎么管得了别人呢？但是，当我们做了父母，看到孩子一点点成长，也体会到其他父母的不容易后，我认为需要通过电影这种方式唤起大家的“善”，让更多的人去帮助自闭症孩子。
许多年前，我崇拜的人是李时珍。他只是一个医生，完全没有一官半职，却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不同的草药。万一遇到毒性很大的草药，他就没命了，这份勇气绝不是人人都具有的。后来，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试图解决人的疾病问题。所以，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值得我一生去尊重。
而现在的我，虽然还没有像李时珍那样将一切都无私奉献出去的勇气，但是我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终于体会到世上强大的力量是爱。我会在我的余生不断凝聚这种力量，将其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