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22520
本书由创刊于1979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
《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出版》主要包括“鲁迅与出版”“鲁迅作品研究” “鲁迅与传统文化” “史料·辩证” “鲁海漫谈”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2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国内外**前沿的国内外鲁迅研究状况。
鲁迅与出版
鲁迅讲究的一次出版 乐融
论鲁迅“责编自觉”时期下的自编活动 黄恩恩
《译文》月刊在生活书店的出版和停刊 施晓燕
《塞耳彭自然史》与欧洲版画的博物学传统——兼谈鲁迅与周作人的插图鉴藏 顾音海
鲁迅作品研究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细读鲁迅小说对话中的省略号 乔丽华
鲁迅语言的独创性——读《藤野先生》手稿札记 谷兴云
九十年来《摩罗诗力说》研究述评——兼说《摩罗诗力说》及对鲁迅早期研究的限度与
可能（上） 刘锐
鲁迅和他的狂人：又一个堂吉诃德的归来 王明宪
鲁迅与传统文化
鲁迅与古代文化（四题） 顾农
试谈对《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误读——兼论中国小说史的发生 万一齐
史料·辩证
江南水师学堂考（下） 陈占彪
王映霞访谈录 郑心伶
口述与笔谈（六） 裘士雄
李霁野佚简九封释读 宫立
邵荃麟佚文二则 金传胜
纪念
怀念丁景唐先生 王锡荣
馆藏一斑
陈逸飞画鲁迅像 沈雪晟
杨可扬套色版画表现形式中的个人风格探究 贾川琳
鲁海漫谈
鲁迅的《祝福》和赛珍珠的《母亲》 吴长华
张若谷的一种自我宣传：辱骂鲁迅 王尔龄
鲁迅序“左联”作家著作两则 李浩
读书杂记
“现代”的溯源与反思——读汪卫东著《人·现代·传统：近三十年人文视点及其文学投影》 曹云
韩中文学交流的重要收获——评全炯俊著《超越语言的文学：韩国学者视角下
的中国文学》 葛涛
《林语堂传》出版的前前后后 王晓君
一部启发鲁迅研究“学术生长点”的著作——评陈元胜著《陈梦韶评传》 古大勇
青年读鲁迅
大学本科生所见的鲁迅
圣之清者 王璐瑶
自啮者鲁迅 张娴
从国之魂到人之子 陈博聪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与研究
微课题，给博物馆带来一股清流——博物馆文教结合新思考 吴美华
博物馆展览讲解中的“趣味性”探讨——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 邢魁
动态
纪念鲁迅定居上海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北海
资料
六朝造像目录(三) 林珊整理
编后
编后
编定这辑“鲁迅与出版”之际，《上海鲁迅研究》顾问、曾对上海鲁迅纪念馆文物征集和学术研究建设有着杰出贡献的丁景唐先生驾鹤。虽然近几年来，丁先生因身体原因几乎不再出席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纪念、学术活动，但他一直关心着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发展，有可征集的文物信息即告上海鲁迅纪念馆；更关注每辑《上海鲁迅研究》，看到其所刊的好文，即向友人推荐，发现问题也会很快反馈到编辑部。编辑部成员深受感动。本辑特刊载与丁先生交往甚密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锡荣的纪念文，一是纪念，一是追思丁先生对上海鲁迅纪念馆事业发展、对鲁迅及左联研究的贡献：“丁景唐先生，是左联和鲁迅研究的一面旗帜，是学术界的高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他的离去，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本辑“鲁迅与出版”所收四文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鲁迅与出版的关联。《鲁迅讲究的一次出版》重新梳理了鲁迅出版瞿秋白译稿《海上述林》的前后史实。《论鲁迅责编自觉时期下的自编活动》则侧重于鲁迅自编小说、散文文集活动的研究，颇有新意。《〈译文〉月刊在生活书店的出版和停刊》则详尽地梳理了《译文》月刊的相关史料，呈现了《译文》月刊前后一个更为清晰的面目。鲁迅从小就关注书籍插图，西方出版物中的插图也是鲁迅所关注的重点。《〈塞耳彭自然史〉与欧洲版画的博物学传统——兼谈鲁迅与周作人的插图鉴藏》一文，介绍了博物学史和版画插图史上的名著，也是鲁迅所关注的《塞耳彭自然史》，并对其插图和文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细读鲁迅小说对话中的省略号》一文以鲁省略号的使用来分析鲁迅小说，是为新角度的研究。《摩罗诗力说》发表110周年之际，《九十年来〈摩罗诗力说〉研究述评——兼说〈摩罗诗力说〉及对鲁迅早期研究的限度与可能（上）》一文回顾了中国学者的《摩罗诗力说》史，文章将这部研究史分为五个阶段，所论有据而发，要言不烦，是为推进《摩罗诗力说》研究的重要一文。
本辑继续刊载《江南水师学堂考》剩余部分，此文史料详尽，基于此的论述可作为考察这时期鲁迅生平的重要参考文章。《王映霞访谈录》是郑心伶先生的近作，时隔多年郑先生发此文一是“而今，我已80出头了，于史迹，于友情，我都不能私下毁灭，只好如实地整理出来。或许还有用吧”。二是“本人担心的是，事隔多年，掌握实据的人越来越少，待到现实变成历史，而被尘封起来，才慢慢地考究，那就麻烦得多，辛苦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陈逸飞为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创作了有关革命题材的油画，《陈逸飞画鲁迅像》叙述了他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创作的两幅油画，作者以史的视角关照了这两幅油画成因及艺术价值，是对他当时作品的再认识。
向社会公众弘扬鲁迅精神文化遗产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重要工作，《上海鲁迅研究》于几年前开辟“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与研究”，专门刊载上海鲁迅纪念馆职工的相关总结和研究文章，本次所刊载的《微课题，给博物馆带来一股清流——博物馆文教结合新思考》和《博物馆展览讲解中的“趣味性”探讨——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例》两文，都是上海鲁迅纪念馆近年来宣教活动成果的总结和研究。
2017年9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了“纪念鲁迅定居上海90周年学术研讨会”，获得了鲁迅研究学界的热忱支持，该会的论文集已经交付出版社，预计于2018年内出版。
编者
2018年1月
怀念丁景唐先生
王锡荣
12月12日，突然从微信群看到丁景唐先生去世的消息：让我懊恼极了！因为，10号那天，我还在想，应该抽空去看看丁先生了，前一段就听说状况不太好。但是11号就要出差了，就准备出差回来去看他，没想到出差第二天就得此恶信！
对于我来说，丁景唐先生是我在鲁迅研究上的启蒙老师。记得次见丁老是在整整40年前。1977年春天，我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李兵老师一起去上海文艺出版社拜访丁老，为注释《鲁迅日记》，讨教关于鲁迅、“左联”和五烈士，以及瞿秋白的往事。眼看到的丁先生，50多岁，高挑的身材，身穿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是个眉清目秀的美男子。他一看到素不相识的我们，隔老远就像老朋友一样大声、热情地说：“你们找我呀？”我们说：“是来向您请教一些左联和鲁迅的关系……”，“那你们找我就找对了！我专门研究这个呀！”他笑呵呵地说，带着明显的宁波口音，既是自信，又是热情。那时候他是这家出版社的社长，而且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版了《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和《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可是作为前辈和学术权威，他对我们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后生，他却毫无架子。一到探讨史实，他之前的自信神情，一变而为认真、严谨、谦和的切磋。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是一时无法回答的，他答应回去研究以后再给我们回复。
这就成为我此后40年与丁先生时相往还的契机。他先后提供了很多对于注释《鲁迅日记》很有用的资料，尤其是一些鲁迅相关人物的联络信息，使我们能够找到当时人了解历史真相。1981年底，我参加完《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回到上海，进入鲁迅纪念馆，那时候包子衍先生也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我们跟丁先生的来往就迅速密切起来。
那时候活跃的是包子衍，他家跟丁先生家靠得近，各地来了什么学术界朋友，他经常陪着去看望丁先生，也常叫上我。当时丁先生还没有离休，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参加鲁迅纪念馆的活动。记得1986年鲁迅逝世50周年的时候，萧军先生来到上海，到处寻访当年足迹。到了鲁迅墓、鲁迅故居，拜访了多位老友，还寻访了襄阳南路（原拉都路）351号自己和萧红的故居，顺便也到丁景唐先生家里小憩。我作为接待单位鲁迅纪念馆的陪同人员，始终陪伴在侧，而丁先生跟萧军先生虽然相差十几岁，但他作为老朋友也是几乎全程陪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丁老因为已经离休，更是经常出席鲁迅纪念馆的活动。1995年，我担任馆内主要负责人，我通过各方努力，力争筹建上海鲁迅研究学会。全国有很多省都已经建立了鲁迅研究学会，而作为鲁迅研究重镇的上海，却一直没能建立。我向各级组织呼吁，多方奔走，已经通过了各个环节，后把材料报上去，只等审批，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我到处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模模糊糊。后来才知道，有人对会长人选有不同意见。我们提交的会长人选就是丁景唐先生。后来有一个机构另起炉灶，在其内部搞了一个鲁迅研究会，但是，也只发了一个消息，就再也不见动静了。上海没有学会，对于学术研究甚为不便，于是，我们馆就经常把一些学术界骨干请到馆里来座谈茶叙，漫谈鲁迅研究的新进展、新信息，新观点。通过这些漫谈，我们有效地凝聚了上海鲁迅研究界，扎实地推进了上海的鲁迅研究。由于这是一种不定期、不定范围的松散形式，大家把这种漫谈叫作“鲁迅研究沙龙”。丁先生那时候已经离休，就成为鲁迅研究沙龙的常客和灵魂人物之一。由于他和一批重量级学者经常到场，作为沙龙的主持者，我心存感激，学者们也对沙龙越来越感兴趣，沙龙实际上成为替代学会的一种更加轻松、实在的学术交流方式。上海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界虽然没有学会，却仍然很活跃，在全国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就与上海鲁迅研究沙龙有关。而上海鲁迅研究沙龙的活跃，就与丁先生等前辈的鼎力支持有关。
1996年起，我馆进入了筹建新馆的时期。到1999年建成新馆，这期间丁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我们在新馆内建立“朝华文库”，我把设想告诉丁先生，他大力支持，并出招介绍适合入藏的人选。
我们的“朝华文库”分为一库和二库，一库在公开展示区域，主要收藏和展示与鲁迅先生有直接接触人士的文化遗存；二库则是在非公开展示区域，主要收藏鲁迅研究专家、收藏家的藏书等。我们的二库，得到丁先生的支持，也收藏了丁先生的藏书和实物。
上海的宣传文化的老领导，对鲁迅纪念馆一直关爱有加。如夏征农、陈沂、方行和丁先生，都是对鲁迅纪念馆的事特别上心的，几乎可说有求必应。而丁先生是其中在我馆建立了专库的人，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归宿。
其实，丁先生对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感情之深，超出我们的了解。上海鲁迅纪念馆筹建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定位，只是一座纪念性质的展览馆，而不是纪念性博物馆，因此把鲁迅在上海的大部分藏品都运到了北京，上海方面除了日常用品和现代版画，所留的藏品只有几千件。现在为什么会有多达八九万件珍贵藏品呢？就是因为几十年来馆内上下发奋征集。而丁景唐先生是我馆文物征集方面的大功臣。由于当时他是出版局领导成员，当过副局长，上海旧书店归出版系统管，而丁先生又酷爱逛旧书店，他会经常跑到旧书店的库房里去淘书。虽然他本人也藏书，但是，只要一碰到跟鲁迅有关的好东西，就会首先让鲁迅纪念馆来收购。当时丁先生给旧书店下了一条死规定：凡是跟鲁迅有关的，首先问鲁迅纪念馆要不要！于是，很多鲁迅著作老版本，甚至鲁迅手稿，都被发现并转移到鲁迅纪念馆入藏。因此，今天鲁迅纪念馆的收藏才会如此丰富。就我所知，包括《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本，以及《中国矿产志》《中国矿产全图》，都是从上海旧书店转来的。再如鲁迅著作版本，我馆是全国全的。《呐喊》到1937年为止共有24版，而我馆就藏有其中22个版本，也是借由我馆收藏的第24版，才确认它达到了24版。这些都离不开上海旧书店对我馆的支持，更离不开丁先生的高屋建瓴地把握引导。
我馆还有一批至今未公诸世人的鲁迅手迹，这就是鲁迅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200余张版税收款收条。那也是丁先生在出版社的档案里发现后，通过行政途径转交给纪念馆的。虽然不是记载什么重要的思想内容，但是对于研究鲁迅的经济状况、他与北新书局以及李小峰的关系，研究鲁迅的行为方式，以及研究鲁迅手稿，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这么多的数量，可说令人震惊，迄今这批文献还没有被充分展开研究。还有一次，丁先生到收藏家瞿光熙先生家里聊天，看到他家里挂着一幅鲁迅条幅，丁先生非常惊奇，就动问来历，瞿光熙告诉他，这是鲁迅写给作家徐的，他本人已经赴香港，现为留沪的家属所收藏，他借来暂挂的。后来丁先生就把这情况告诉了鲁迅纪念馆，纪念馆就向徐家属征集了条件这幅，为纪念馆增加了一幅宝贵的鲁迅手迹。
进入21世纪，丁先生随着年事渐高，来我馆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我们的联系并没有减少。我们定出了一个规矩：在上海的鲁迅相关人士、文物捐赠人年长者，我们每年至少春节、中秋两次必去上门看望。而去看丁先生的次数更多些。一些慕名而来的学者，往往通过鲁迅纪念馆而前往拜访丁先生，上门求教。直到2016年，日本的中国版画研究者三山陵女士，还到上海专程拜访丁先生，就是由我陪同前往华东医院的。
丁先生与夫人王汉玉感情弥笃，数十年相濡以沫。他有一枚印章，其文为“景唐汉玉”，我次看到时，心想：也可以看成“景玉汉唐”啊！早些年，丁夫人去世，丁先生痛不欲生，每天在房间里触景生情，悲痛难耐。我跟他儿女说，老人不宜再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了。但是他们告诉我，老人不愿意离开，他就是愿意住在夫妻两人生活了几十年的房间里，而且是3楼，上下很不方便，而他就基本不下楼了。但后来终于不支，住进了医院。之后，就变成医院的“常客”，越来越经常在医院过冬、避暑了。
大约五六年前，丁先生终于开始在医院长住了。有一次我和同事去看他，发现他脸色很好，情绪饱满。他很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适应医院的饮食了！以前不愿住院，就是不适应医院的饮食，突然好像有一天找到了适应医院环境和饮食的钥匙，一下子习惯了，感觉住得很舒适。胃口也好起来了，睡眠也好了。听他这么说，我们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觉得是件好事。看到他精神饱满，还能每天到楼下散步，真为他高兴。
人虽然住在医院里，但是他仍笔耕不辍。早在2004年，丁先生出过一本厚厚的书：《犹恋风流纸墨香》，还亲手题款赠我。到2015年，丁先生虽然住在医院里，却以96岁高龄，又出了《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令人敬佩。
但这还不是丁先生后的文字。2016年，我次请丁先生为我的书作序。
我跟丁先生结识整整40年，丁先生对青年热情有加，对我更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虽然以前也出了一些书，但总是阴差阳错，迟至这时候才次请丁先生作序。这就是我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这书是我为我馆和上海市党史研究室合作的项目“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研究”课题写的，是我多年对“左联”研究的一个成果，而这正是丁先生多年研究下功夫也是成就的领域，请他写这序，是人选。所以我才趁去年春节去给他拜早年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请他为我写序，因为我心里清楚：这是丁先生次为我写序，也可能是后一次。那天丁先生精神很好，头脑清晰、反应灵敏，甚至能够起床，在房间里走动。而几个月前我去看他时，他是坐在轮椅车里，由阿姨推着在电梯口等我的。这次他竟能坐在椅子上看稿，让我多少有点惊讶，当然也为他高兴。
我向他汇报了课题研究的情况，以及我对“左联”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他很高兴，说，“左联”的很多问题他也一直很关心，感到被弄乱了，需要梳理、搞清楚，但是自己是力不从心了，大家继续开展研究很好。现在有了一些新进展、新突破，他感到很欣慰。他的序，末尾署“丁景唐 2016年旧历初一”，写于丙申大年初一。
今天，我重新翻开了丁先生的序，重读之际，就好像当面聆教，觉他娓娓道来，有如友人间品茗聊天，如坐春风，如沐春阳，感觉温煦和暖，没有半点说教。我忽然悟道，他对于别人的总体努力，总是不吝啬揄扬之语，而对于史实的考订却较真、严苛。但他又出言谨慎，绝不轻易否定，也不轻易断定，表达的分寸感极强。
由此我又想到，丁先生一生为人就是这样，诚恳平和，谦虚低调、严谨自律，宠辱不惊。他的自律到了令人讶异的地步。他资历那么老。当领导那么久，他的子女却没有一个沾过他的光。他的职位上上下下，他从无二话。“文革”中受冲击，他曾经鼓励奖掖的后辈对他有不公道的对待，他也不辩解不反驳，让事实来证明一切。今天，事实早已证明了丁先生的高风亮节，证明了他的胸怀宽广，他的目光高远，他的学问深邃。
丁景唐先生，是“左联”和鲁迅研究的一面旗帜，是学术界的高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他的离去，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201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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