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8186483
第一章 绪言
文人与宦官——新的主题式研究方法
第二章 明宦官的供需
历史起源——外族宦官——本族宦官——宦官供过于求——阉人过多的难题
第三章 宦官机构的体制化
早期的宦官机构——宦官的新避难所——皇城内的宦官机构——京城外的宦官机构
第四章 宦官与明朝军事制度
宦官领兵——宦官营——南京守备——统兵宦官和明朝政府机构——宦官与茶马交易
第五章 宦官与明朝情报搜索机构
东厂——此后的提督东厂——西厂
第六章 宦官与明朝外交
明朝贡制度——蒙古与西藏——宦官出使中亚——明
宦官与中国、朝鲜关系
第七章 宦官与明朝海上活动
宦官与明朝海上贸易——与日本、琉球的贸易——与
东南亚的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
第八章 宦官在明朝经济上的角色
管理皇庄——宦官当税监——宦官在明盐专卖事业
里的角色——宦官与明朝矿业——宦官当采办员和制造业经理
第九章 明宦官的各种其他职务
明宦官与玉玺——宦官与明朝治水工程——宦官与
明朝司法审查
第十章 结论
参考书目
附录 明朝宦官机构与其职务
十二监——四司——八局
索 引
文人与宦官
16世纪晚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欧洲大陆各地互斗时，两个注定要在明朝政坛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分别在群山环绕的湖北和北京
附近干燥的河北来到人间。一人是杨涟，另一人是魏忠贤（又名李进忠）。一如当时许多人，两人都拼命想通过曲折且狭窄的谋取功名利禄之路出人头地。杨涟选择走上以八股取士的科举之路，如愿成了士大夫，政绩卓著，在1625 年去世之前，升到左副都御史之位；另一边，魏忠贤选择宦官之路，靠着狡诈手法一路往上爬，成为权倾一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据传统论述，杨涟有功于社稷，坚守儒家理想和信念，保住了士大夫风骨。相对而言，魏忠贤是个狡猾、无耻的恶徒，他没钱求学，走捷径取得权力和地位。魏忠贤在宫中当宦官时，通过欺骗、讨好上司牟取私利。这些叙述大部分出自17和18世纪儒家学者笔下，不管是否属实，杨涟和魏忠贤两人在赢取权势和财富的过程中，都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做出了很大牺牲。为了通过极难的科考，杨涟把年轻岁月都投注在八股文和掌握文言文的各种字词和僵固句法上。为此，杨涟必须限制自己的学习范围，压抑思想自由，扼杀创造力。至于魏忠贤，不消说，他永远失去了“男人本色”，不得不以缺陷之身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每天晚上担心尿湿床铺。
杨涟于1571 年生于湖广省应山县（今湖北省广水市），年纪很小时就开始读儒家典籍。凭借毅力和勤奋，他通过县试、院试，成为其所在地区的12 位秀才之一。秀才头衔不仅使他有了地位，还使他有资格领取官府的微薄俸禄。生活仍然困苦，但村民不再瞧不起他，没人敢侵犯他家。此外，由于取得这一功名，杨涟在知县面前不再需要下跪。更重要的是，即使他此后时运不济或一事无成，至少还可以通过教村中孩童读书谋生。但他也了解自己只是初入学界的新人，还远谈不上是饱学之士。因此，他努力不懈，日夜苦读，为竞争激烈的下一关科考“乡试”做准备。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杨涟的乡试地点是武昌。
乡试由一位主考官和一位副考官主持，他们全由皇帝任命。好运再度降临在杨涟头上，他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与他一同应考过关的
数十位举人中，有数位已考过多次；有些人已头发灰白，有些人在通过乡试之前穷困潦倒。但成了举人之后，杨涟一如其他大部分中举者，享有名望，且常获得邻人、景仰者乃至趋炎附势之徒赠予的猪肉、瓷器、家用器皿等，可能还因此得到土地和房子。但他须臾不敢忘却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本分。他不能放松，因为要获取官位，他必须再通过一关非常难的考试，也就是在京城举行的会试。
杨涟究竟考了几次会试才赢得进士头衔，没有记录可查。会试由礼部主持，每三年在北京举办一次，每次从全国各地数千名合格举人中录取两三百人，授予进士头衔。为准备会试，许多考生健康受损，从出血性溃疡、失眠、消化不良、肺结核，到忧郁、神经衰弱和其他精神疾病，不胜枚举。曾有数人在考屋里上吊自杀。但杨涟活了下来，因为1607年他通过了会试，走完了这条最曲折的出仕之路。最后经过殿试，与万历帝（1573— 1620 年在位）短暂晤谈之后，时年36岁的杨涟正式获授进士头衔和官职。
杨涟仕途始于江苏常熟县令之职。据称，他倾听百姓心声，洁身自好，不愿做让自己蒙羞之事，不愿陷入贿赂丑事，在官场上逐步
获得擢升。一段时日后，他获得提拔，入朝任给事中，负责监察税收和军务。照儒家观念，忠、勇、正直是清官所应拥有的特质。杨
涟似乎毕具这些美德，因而在万历朝快结束时升任为御史。但杨涟不是那种生来要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默默绽放、在荒野浪掷芬芳的
花朵。在明廷里，杨涟与当朝大臣激烈冲突，触怒望重士林的大儒，谴责无耻宦官。然后，迎来了多事的1620 年，短短两个月不到换了三个皇帝，由于领袖更换频仍，朝廷运作大乱，杨涟卷入严重的政治倾轧。
万历帝于1620年8 月18 日驾崩，而泰昌帝（明朝第十四位皇帝）登基时已是垂死之人。服了数颗“红丸”后，泰昌帝于1620 年9月26 日去世。不久，明廷派系斗争加剧，三大案毁掉内阁所受的信任，北京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以行事急躁著称
的杨涟和已故皇帝最宠信的宦官王安，将16 岁的皇太子从其养母寝宫劫出，1620 年10 月1 日策立其为天启帝。但第十五位明朝皇帝登基后，大举重用默默无闻的宦官魏忠贤。最后，1624年夏，杨涟挺身对抗得势的魏忠贤，引发激烈对峙，使明廷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更趋尖锐。
如果杨涟的读书、从政之路是一场精神苦楚、心情疲累的体验，那么魏忠贤的得势就是身体受苦、心理狂乱之路。魏忠贤于1568年2 月27 日生于北直隶肃宁县（今属河北），父亲为人正派但贫穷。肃宁县是当时宦官的主要来源地之一。魏忠贤不断为生活打拼，但仅够糊口，长大后目不识丁，嗜赌成性。后来娶了村女，生下一个女儿，但婚姻没维持多久。被不断前来讨赌债的流氓毒打后，魏忠贤决定净身入宫做宦官，彻底改变人生。这个令理性的现代男人觉得怪异的决定，乃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定，诚如后面会看到的，魏忠贤入宫后的作为，间接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中国境内使用的阉术有数种。据法国作家理查德· 米朗特（Richard Millant）、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英国研究人员卡特·斯滕特
（Carter C. Stent）的说法，像魏忠贤这类志愿阉割者，必须先找一位专家做这个有风险的手术。在保证人陪同下，魏忠贤在一间小屋里与手术医生碰面。保证人将在场观看手术执行，且确保志愿受阉者依约付费和术后康复。操刀者动手之前，会依惯例问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反悔。如果答复是不会，且语气坚定，操刀者会立即亮出刀子，几分钟内就能完成手术。除了锥心刺骨的剧痛，许多有意成为宦官者死于流血过多、尿液堵塞或其他并发症。魏忠贤撑了下来，但数月后才从手术中复原。
后来，身心受创的魏忠贤接受宫中宦官头子的彻底检查，以确认他的“宝贝”已被彻底割除。那时他约21 岁，通过母亲娘家的关
系，进宫服务。初入宫时，他没什么经验，数百个跟他一样选择忍痛净身以到皇帝后宫当差的宦官，围绕在他身边，密切监视他。接下来的岁月里，魏忠贤发现自己也成为不男不女的怪人。由于天生的阳性减弱，他的身体出现基本的生理改变，表现在外貌和一些机能上。个子明显变矮，胡子掉光，鼻子变粗大，耳垂变厚；皮肤弹性消失、变皱，关节变僵硬，力气愈来愈小；指甲变成暗黄色，指甲下端的月牙消失，指甲表面出现脊状突起；嗓音很快有了改变，变得较尖，明显较细柔，不像以前那样粗声粗气；体重增加，主要因为所在环境不愁吃，且体能活动变少。但最重大的改变可能出现在肺和心血管系统，只是他本人不易察觉到。这些改变使身体从空气中采集氧气的能力变差，将血充足输送到身体各部的能力变弱。他不久就变胖、变柔弱了。
中国名医陈存仁（1909— 1990）于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初期在其上海诊所治过数位宦官，据他的说法，阉割后的心理变化比身
体、生理变化远不容易察觉。但根据可取得的文献和史料（包括宦官刘若愚的回忆录），魏忠贤等被阉割后的男人往往心存自卑，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缺陷”和自己走捷径得势之事极端敏感。这类人常有妄想症，他们心胸狭窄，把琐碎小事看得很认真，且变得乖戾，心怀报复，会迅即做出残酷的决定；但对朋友温和、忠心，对亲戚宽厚、大方。因此，阉割过的人必须支持有权势的宦官，必须与宫中有影响力的女人合作。最重要的是，必须时时像条忠狗般站在独裁主子身旁，皇帝残民以逞、无视百姓心愿时，宦官会捍卫他的主子。有关宦官和宫女、皇族成员有不伦关系的说法极多，后面几章会提出一些典型例子。
接下来的30 多年里，魏忠贤在御马监、宫中营造部门和数个内廷库房工作过。根据明朝宦官分类法，魏忠贤不是鱼，也不是禽；他
没有官职。据称他喜欢多种娱乐，爱吃狗肉，爱花和华服，爱拍马屁。在这段漫长的服务期，魏忠贤粗略认了些字。然后，因缘际
会，他被指派为万历帝长孙朱由校的厨子，朱由校即后来的天启帝（1621— 1627 年在位）。魏忠贤服侍年幼小皇长孙极为用心，不只与日后会登基为帝的朱由校结下深厚情谊，也与其乳母，即天启帝极为依恋的客氏，建立了密切关系。客氏很有魅力，当时十几岁的天启帝对客氏的感情，不止于孩童对其乳母那种纯真的依恋。事实上，就是在客氏的推荐下，天启帝于1622 年任命魏忠贤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司礼监是内廷里权力最大的机构，主管奏章的传达。《明史》写道，魏忠贤与客氏对这位年轻皇帝施加了不良、不当的影响，引导皇帝走上放荡之路，自己趁机巩固权力，逐渐专擅朝政。魏忠贤甚至得到皇帝批准，在宫内培训一支宦官军队，且将宫中地位最高的太监王安（魏忠贤跟随过的主子）贬职，再派人杀害。1623年结束时，时年55岁的魏忠贤还主掌东厂这个特务机关。据说魏忠贤充分利用该职权，除去他不中意的人，展开恐怖统治。
年轻的天启帝沉迷于射箭比赛、木工、戏剧等，过着不务正业、荒淫无度的生活。在这一期间，据说魏忠贤害死一名妃嫔，罢黜多位
正直官员，窃取皇宫珍宝，为自己和亲人觅得高官厚禄。就是在该背景下，御史杨涟决定冒生命危险弹劾魏忠贤，向皇上进谏。杨涟列出魏忠贤所犯的24 条罪状，另有约100 名官员也谴责魏忠贤，但天启帝仍站在他深信不疑的魏忠贤一边。结果，魏忠贤将杨涟和其他12名大官下狱，然后打死或处决。在魏忠贤不可一世的这段时间，有700多位士大夫也遭整肃。这一年是1625 年，即查理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年，他以优柔寡断而出名。在东方，登上皇位的则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天启帝的弟弟）。崇祯反复无常，其优柔寡断程度更甚于查理一世。1649 年，查理一世被处死。1644 年，李自成所带领的起义军逼近，崇祯自缢于煤山，但在这之前，他肃清了魏忠贤及其党羽。
魏忠贤的主子暨保护人天启帝于1627 年9 月30 日突然驾崩，时年23岁。经过将近3 个月的紧张等待之后，崇祯下令将魏忠贤赶出北京，拘禁于凤阳。凤阳监狱是明朝的特殊监狱，距南京不远，用来关押犯罪的宗室和曾居高位的宦官。魏忠贤带着由800 名宦官组成
的卫队、1000 匹马、40 车珠宝离开北京。在前往凤阳的途中，魏忠贤自杀，他的卫士被捕。更惨的是，1628 年年初，魏忠贤的尸体被残酷肢解，陈列于他家乡村子里，以儆效尤。魏忠贤最亲密的战友客氏则被活活打死，他的6 名同谋被立即处决，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19名官员被押入大牢，等候1628 年冬处决，魏忠贤的35 名亲戚被发配边疆，还有将近200 人受到轻重不一的惩罚。1628 年的清算魏党行动，其残酷、恶毒程度和3 年前魏忠贤迫害官员的行动不相上下，但明朝气数已快到尽头。
新的主题式研究方法
17 世纪20 年代的混乱时局和士大夫杨涟、太监魏忠贤的惨死，受到中国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他们把重点放在儒家伦理和行为是否
正当上，往往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组织的缺点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忽略。根据这一思路的解读，17 世纪20 年代的问题主要由魏忠贤、客氏之流个人的缺点造成，而非流于形式、专制独裁的帝制所致。在他们所谓的褒贬标准下，这是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是存心伤害帝制的宦官与坚守儒家伦理的士人之间的斗争。就这些历史学家来说，事件的经纬符合他们的诠释。但撇开中国传统观点，仔细检视明朝数百位重要人物的兴衰起灭，可轻易看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没有谁能牢牢握有权柄10 年以上，只有皇帝例外。这是因为维持长达276 年的明朝体制非常稳固，即使是那些少数偶然握有大权的宦官，都无法逃离体制束缚和传统的限制。总而言之，士大夫和宦官其实是明朝强大体制和专制政体的棋子。
谴责明朝宦官危害社稷的中国史家，常以恶名昭彰的宦官为例说明其主张，例如15 世纪40 年代的王振、15 世纪70 年代的汪直、16
世纪初的刘瑾、17 世纪20 年代的魏忠贤。但宦官在明朝的掌权，真如《明史》（明朝正史）编修者所宣称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吗？的确，权力斗争激烈时，有数百位与宦官为敌的士大夫遭折磨、贬谪、被迫离职乃至被杀害，例如1625 年宦官占上风时。但明朝历任皇帝所用的据估计人数100 万的宦官中，只有极少数掌权得势。而这些掌权的宦官中，有许多值得称颂的陆海将军、厉害的外交官和探险家、高明的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值得注意的金融家，还有足为典范的行政官员。
曾有一些特务头子和掌有政治大权的宦官享有荣华富贵，受到百般奉承，但身为皇帝、后妃及皇亲奴仆的一般宦官，生活受限、千篇一律、了无生趣。他们年复一年在皇宫、边疆以及明帝国各地的王府工作。但尽管宦官的辛劳和长期恭顺，使皇帝和皇亲（据估计1550年时有2 万人、明末时超过8 万人）享有奢侈、安全的生活，保持美丽体面的外表，掌握政情的情报；对于士大夫所看重的自身作为为朝廷中流砥柱的角色，他们却也是个威胁。14 世纪90 年代废掉宰相后，明朝国政分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理。六部各设尚书一人，但都受皇帝直接管辖，而皇帝常以自己信任的宦官掌理国政。
从中国史书中可看到一丝冷冷的嘲讽，即士大夫总以建造理想社会为己任，如果体制败坏，他们有责任拨乱反正，使其符合传说中圣王所立下的标准，遗憾的是残酷的政治现实常使这类崇高理想无缘实现。许多知识分子无法实现其乌托邦似的理念，觉得无力、无能，最后消失于历史舞台。其他人则利用他们的著作继续鼓吹圣王政治。这些自视甚高的士大夫一再处于和宦官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倾向于将死对头描写为贪婪、邪恶、寡廉鲜耻之徒，把天下之恶皆归于受人鄙视、可恶的宦官身上；但其实，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正是中国士大夫所欣然效命的帝国体制。这两群人在整个明朝时期碰撞、互动、冲突，在将近250 年中争夺帝国机器的控制权。与这种陈义过高的理想和派系对立有密切关系的，乃是中国士大夫的怯懦和缺乏革命传统。
因此，中国史家鲜少公开且不屈不挠地抨击专制政体和专制政体所催生出的暴政，反倒挑出宦官当替罪羔羊，不愿把这个粗俗的群体视为社会、政治综合体。
因此，那些常见诸史籍的陈词滥调——软弱、懒惰的皇帝，狡猾、乖戾的宦官——应视作从中国士大夫陈义过高且怯懦的传统中发
出的冷漠无情的回响。如今的史家该继续把宦官斥为宫中败类，把皇宫的腐败怪到他们头上，指控他们篡夺权位、实行恐怖统治；还是该把他们视为宫中所不可或缺的卑贱者，本身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如今该让宦官替自己说话，该把他们视为明史的主体之一而非客体。研究宦官时，务必要把他们放在由皇帝周遭环境、内廷所构成的，由皇帝所领导、从皇帝那儿得到权力的官僚组织这一背景里来探讨。现有的研究已证明，宦官中有许多忠贞且能干之人，他们对明朝社会贡献很大。
过去一个世纪，有些西方学者和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已分
道扬镳，试图给予宦官较持平的对待。例如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都认为宦官制度是中国帝制史里令人不安且不理性的一部分，却也是使帝国体制凝聚不散、使一夫多妻社会得以运行不辍的不可或缺的凝结剂。还有些学者受该题材吸引，利用现代方法论工具检视宦官群体的政治、社会行为。1908 年，法国的理查德·米朗特写了《古今宦官》（Les Eunuques: A Travers Les Ages）一书，详述为被迫拿男性身份来换取宫中差事的男童阉割的技法和过程。1961 年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B. Crawford）在荷兰期刊《通报》（T’oung Pao）上写了一篇文章《明朝宦官势力》（“Eunuch Power in Ming Dynasty”），简略分析了宦官在明朝的政治活动。两年后，日本畅销书作家三田村泰助完成其畅销书《宦官——侧近政治的构造》。更晚
近，德国学者乌尔里克·尤格尔（Ulrike Jugel）倾注许多心力写出博士论文，研究东汉时期（25— 220）宦官群体的社会、政治角色和发展。1968 年，乌尔里希·曼米奇（Ulrich Mammitzsch）的博士论文为争议性的宦官魏忠贤辩护。
显然，欲使该主题摆脱历来研究它时所采用的传统架构，就需要对所有中国宦官，特别是明朝宦官的角色，予以更客观、更深入的研
究。我们应尝试检视宦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以导正着重宦官夺权方面的探讨和以宦官造成历史伤害为主轴的概念性架构所造成的失衡。骇人听闻的故事和权力倾轧，应放在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背景下探讨，而个人的行为也应从专制体制的角度重新检视。接下来几章会把宦官视为帝国政府里和文官、武官治理集团一样重要的核心组成要素，予以全面的探讨，并阐明宦官不只是干预国政的家仆，还构成皇帝所能借以且真正借以将权力施行于政府各区域的第三个治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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