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快乐

郑培凯，1948年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父母赴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70年负笈美国，师从史景迁和余英时，主修中国与欧洲思想史，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台湾大学等。1998年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并担任主任。兼任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香港民政事务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文库学术委员会顾问、香港岭南大学通识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浙江大学中国文化客座教授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艺术史，涉及艺术思维、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评论与文化思维的关系和文化美学等。有著作六十余种，有各类编著“‘戏以人传’昆曲系列丛书”“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史景迁系列丛书”等数十种。

本书是著名学者郑培凯先生的文化随笔，每篇文章均在千字左右，篇幅不大，但阅读之余，除收获阅读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愉悦，还能有一种获得教益的快乐。全书共分三编：甲编“都是仓颉惹的祸”，乙编“历史的我执与超越”，丙编“华洋杂处到如今”。郑培凯先生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无无的放矢的空谈，显得厚实睿智。书中既有对常见的文史知识错误的追根溯源与辩诬订讹，也有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钩沉和随想。全书有点像古代的学者笔记，有掌故，有订讹，有衍义，有释文。文字简洁，具有可读的生动性，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继承了儒家的敦厚，文章温和圆润，不剑拔弩张，即使持否定的态度，也多用反诘语气，以理服人，是学者散文的典范，情与理并重，辞采与学识兼具。

高尚的快乐（代序）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是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写过很多关于艺术的著作，可惜大都散佚了。幸存的残篇里有一句话，充满了智慧：“不应该追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

什么是高尚的快乐?德谟克里特没说。或许他说过，却散佚了；或许他从未具体讨论过，因为他认为那不用多说，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管他说过没有，这段话还是充满了质朴的智慧，因为其明确指出了快乐有等差，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高尚。

这就让我想起了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点出的关键，就是生命有限，而世上可以追求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必然会心力交瘁，茫然失落。把庄子所说的“知识”换成德谟克里特的“快乐”，就是：“吾生也有涯，而乐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不应该追求一切种类的知识，应该只追求高尚的知识。”这么一转换，我们就发现，德谟克里特和庄子倒是不同，因为他强调的是等差，分别了高尚与卑下，不是“齐物”观。

问题还是回到：什么是高尚的快乐?也许18世纪的康德在具体分析美的艺术时，提供了解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把艺术分成两种：为了感官享受的“快适的艺术”与提供反省快乐的“美的艺术”。前者“单纯以享受做它的目的……叫人忘怀于时间的流逝”；后者则“是一种意境……虽然没有目的。它仍然具有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宗白华译)

也就是说，高尚的快乐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绝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谓的“当前的欢娱消遣”。因此，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贪得无厌的自助餐与胡说乱闹的“还珠格格”都不是高尚的快乐。

■取名的学问

有位朋友的父亲风雅好古，给她取名为“槑”，给她妹妹取名“喆”。本来是十分风雅的，“槑”是“梅”的古字，“喆”为“哲”的古字，单从名字就可显示书香世家之风。无奈小学同学目不识丁，小学老师也粗鲁无文，不是叫她“呆”，就是用了拆字法，称呼她“呆呆”。妹妹的遭遇也好不了太多，不是叫她“吉”，就是“吉吉”，只比姐姐多了点吉利。

她们还有个小弟弟，不过名字不再古雅了，很平常的两个字，忘了是叫“恒毅”还是“其宽”了，反正不再用叠字法。我以前和她们开玩笑，说老伯应该贯彻始终的，给小儿子取个“奔”的古字“犇”，长大了一定会在华尔街大发利市，而且给小学老师制造更大的困扰。你总不好在点名的时候，叫出“王牛牛牛”或“李牛牛牛”吧？

姊妹都告诉过我，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困扰的不是老师同学，是自己。她们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取了这样的名字，使她们成了同学取笑的对象。小孩子懂什么风雅？只会淘气胡闹，拿别人的姓名取笑。

固然姓名是一生的事，却也不能忽视孩童成长时期对自己姓名的敏感。我有个小学同学恨透了他的名字“叢黻黼”，因为姓有十八画，名字是十七加十九画。考试时光是填写姓名，就要比别人多花两分钟。也不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想的，也许是缅怀古代的礼仪服饰，可苦了孩子。听说这个同学后来是赞成简体字的，换了我，说不定还要鼓吹汉字拉丁化呢。

■没有竹林的七贤

魏晋时代，有一批喜好清谈的名士，时常聚会欢饮，世称“竹林七贤”。据说，他们欢宴之处是片竹林，风景优美，正好让这批不拘俗务的雅士，在微风轻拂修篁之际，发抒内心超越的志趣。因此，竹林七贤在世人的心目中，是高雅超脱的代表，而竹林的幽静深远更衬托出这批人的意趣。

唐宋人的诗中，经常出现“竹林”这个典故，如骆宾王的“时有桃源客，来访竹林人”，苏东坡的“诗洒暮年犹足用，竹林高会许时攀”，都是吟咏竹林七贤的名士高风。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嵇康、阮籍这一批魏晋名士，马上就联想到竹林。甚至经过一片茂密的竹林，感到心旷神怡，就会联想到魏晋风范，好像那回归自然的心理也有了历史文化的传承。

然而，嵇康、阮籍等七位魏晋名士，真的在竹林聚会，培养性情吗？

史学大师陈寅恪告诉我们，没这事，都是后人附会，编出来的故事。他指出，《世说新语》中的记载，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作竹林之游，都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既不是地名，也不是有那么个修篁茂密的所在，而是从印度传来的佛典中借用的名称。典故来自迦兰陀竹林，是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说法的地方，世称“竹林精舍”。

有趣的是，南京附近的南朝大墓中，发现了一批以七贤为主题的砖画。其中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展现了七贤的潇洒风神。不过，人物布景有槐有柳，有银杏，似乎还有桑榆，就是没有竹林。

这么说来，中国人从东晋以来就以讹传讹，把从未在竹林聚会的七贤，硬拖到竹林里去餐风饮露了？

■“解构”竹林七贤

陈寅恪说，“竹林七贤”是个讹称，其实根本没有竹林这么个地方。嵇康等人称作“七贤”，反映了魏晋时期标榜之风，沿袭的是东汉月旦人物的传统，把俊杰之士称作“三君”“八俊”之类。“竹林”则是东晋以后编出来的传说，借用了梵典的故事，没有历史实据。余嘉锡也说，“竹林”之说于史无据，然而，《世说新语》与《晋书》却都记载了七贤有“竹林之游”，则是因为故事精彩有趣，虽与史实不符，仍然编进书中，难以割爱。

用当今流行的文化批判术语，则是“竹林七贤”应当“解构”，可以正名为“与竹林无关的七贤”。再用流行的后现代话语，则“解构”还带有“颠覆”“推翻”“消灭”的意思。那么，“竹林七贤”的“竹林”，已经被“解构掉了”，只剩下“七贤”之称。再要解构下去，“七贤”的“贤”字也岌岌可危。“七”字大概不怕，一方面是因为数字是中性的，不怕解构专家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解构专家一般不通数理化，连“数论”是什么都搞不清，不知如何解构起。

那就说说这解构不掉的“七”吧。“七”指七个人：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向秀、山涛、王戎。前四个是不合作主义者，不愿向政权低头，最典型的就是嵇康，给套上“不仕不孝”的帽子，杀了；后两人是与当权派一路的，参与了对嵇康的迫害；向秀是动摇分子，看到嵇康被杀，吓得向权势投降，连连表态，说隐逸不对。七个人倒有三派，而且还是你死我活的，何来“七贤”？更恰确的称呼，应当是“四、二、一贤与不贤”。

读书不求甚解，有其乐趣。一求甚解，尤其是想解构的话，则“竹林七贤”居然变成“与竹林无关的四、二、一贤与不贤”，真是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