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624498
自叙
上篇中国辞赋理论总述
绪言
章赋体与辞赋理论
节“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述
第二节“赋者，古诗之流”辨析
第三节“祭祝”与“辞赋”
第四节从文体论视域看赋体批评
第二章辞赋理论文献叙考
节古代的辞赋理论文献
第二节现代的辞赋理论文献
第三节辞赋理论著述的历史轨迹
第三章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
节史传及子书、杂录
第二节文集、赋集与评点
第三节赋序、题跋及注释
第四节赋格与赋话
第五节赋专论与论赋赋
第六节现代赋论的专著与论文
第四章辞赋理论的生态与构建
节赋家、赋作与批评
第二节制度视域下的赋学生态
第三节辞赋理论的粘附与独立
第四节辞赋理论的现代意义
中篇中国辞赋理论流变
绪言
第五章前赋论时代的“赋”与批评
——先秦至汉初
节赋与祝辞
第二节赋与诗义
第三节赋与礼制
第四节赋与纵横说辞
第六章以“楚辞”“汉赋”为中心的批评（上）
——汉代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西汉赋用观的成立与变迁
第三节东汉赋用观的承变与潜移
第四节辞赋观与楚辞评论
第五节从《诗赋略后序》到《两都赋序》
第六节诗人、辞人赋与新声、丽文说
第七节赋迹、赋心与赋神
第七章以“楚辞”“汉赋”为中心的批评（下）
——魏晋南北朝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时代风尚与赋学变迁
第三节从赋用到赋体
第四节陆机“赋体物”论的内涵与学理
第五节兰陵萧氏论赋与《文选》的赋论
第六节刘勰以《诠赋》为中心的明体说
第八章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上）
——隋唐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帝国图式与赋用思想
第三节科举考赋与古律论述
第四节经义观与技术论
——以《赋赋》与《赋谱》为例
第五节律赋经典的历史批评
第九章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中）
——宋金元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宋代的考赋与赋论
第三节围绕闱场试文的赋学批评
第四节《声律关键》与“八韵赋”叙论
第五节古赋批评与《楚辞》论述
第六节围绕科制变革的元赋崇古
第七节《古赋辩体》与“祖骚宗汉”
第十章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下）
——明清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赋体史论与本色批评
第三节明人“唐无赋”说与赋论复古
第四节明代“选学”中的赋评
第五节清人古赋理论的承续与变迁
第六节以“馆阁赋”为标准的律赋论
第七节赋话、赋格的示范与经典化批评
第十一章作为“遗产”与“学科”的现代批评（上）
——20世纪前期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刘师培、章炳麟等人的赋学观
第三节文学史观下的赋体“文学性”
第四节以“汉赋”为中心的批评
第五节赋体艺术的品评与鉴赏
第十二章作为“遗产”与“学科”的现代批评（下）
——20世纪后期赋论
节概述
第二节赋学批评的领域与成就
第三节港台赋论的传承与发展
第四节海外汉学中的赋论
第五节20世纪赋学的历史转型与走向
下篇中国辞赋理论范畴
绪言
第十三章辞赋本原论
节辞赋诗源说考述
第二节从“诗教”看汉赋与乐府
第三节从“诗赋”到“骚赋”
第四节相如“赋圣”说的形成及意义
第五节赋源“一元”之本与“多元”歧义
第十四章辞赋经义论
节经赋：从本原、引述到批评
第二节赋家：经义的游离与归复
第三节考赋：以文试士与取人以言
第四节赋体：依经立义的批评传统
第十五章辞赋体类论
节辞赋“体类”说的形成
第二节辞赋“体类”批评的视角与构建
第三节赋体批评的演进与省思
第十六章辞赋章句论
节赋体创作修辞探源
第二节以结构为中心的修辞论述
第三节赋体的评点批评
第四节对“辞人之赋”的思考
第十七章辞赋技法论
节赋韵批评
第二节赋法批评
第三节赋势批评
第十八章辞赋风格论
节以“体物”为表征的文本论述
第二节以“品貌”为特色的创作批评
第三节以“形神”为中心的艺术鉴赏
附录一：引用文献
附录二：本项目已发表的阶段性成果
后记
中国辞赋的理论与批评，究其本质，是对“辞赋”这一文本尤其是对大量文本组合而成的这一特殊“文体”的研究与思考，而对中国辞赋理论史的研究，又不仅限于对前人赋论文献的简单罗列与史迹梳理，宜先考量赋学批评与辞赋创作的关联而引起的诸多理论问题。
辞赋的创作与研究自战国到汉代肇始，迄今历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在20世纪初、中叶新文化运动、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与影响下，辞赋被视为“贵游文学”“形式文风”受到摒弃而沉沦。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赋学又伴随中国政治的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呈现波澜壮阔的新景观，近三十年的赋体的创作、研究形成一种强势回归。由此引申于文化意识的观照，来解读赋学对文化建设的献益，具有极为广远的意义。有人曾问我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钟情于写赋，我戏答：是中国人的脸面。
这首先要了解有关辞赋体的三点知识：
一，赋是什么？班固说“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书·叙传》），刘勰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魏收说“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其中的“博物”“包容”与“才学”，为任何文体所不及。我们阅读古赋作品，其描写游猎、藉田、朝会、祭祀诸典礼，彰显的无不是“天子礼仪”，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形象”。
二，赋做什么？历史上赋家是代冠以作者姓名的文士，辞赋成为文学具有独立性的初存在。它之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诚如班固《两都赋序》说的赋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与“抒下情而通讽喻”，换言之，赋这种描绘性的文体，能够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和将民众的需求抒写出来以达上听。比如汉大赋多为当朝宫廷文士即“语言侍从”所献，与其礼乐制度的构建切切相关，这正代表了当时的“中国文化”精神。
三，赋观什么？孔子论《诗》三百有“兴、观、群、怨”之说，于赋亦然；然其中之“观”对赋家创作而言尤为重要。赋之“观”，突出在两方面，即观才学与观风采。自汉人开启的“献赋”传统，赋作为国家的正统文学，始终成为考察文化人“才学”的标准，这发展到唐宋以后科举“考赋”，形成“诗赋取士”制度，赋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需求，又成为与国家文制结合紧密的文体。同时，由于兼综才学，辞赋俨然为外交使臣国际间交流的文学窗口。例如明朝湛若水出使安南，董越出使朝鲜，分别有《交南》《朝鲜》赋作，至于高丽使臣来中国求购《二京赋》，当时文士桑悦因无人创制而感羞愧，于是奋笔铺藻，制赋而售，以光耀邻邦。也因此，刘师培《论文杂记》承续《汉志》有关春秋行人“赋诗”与汉人制赋的关联，直谓“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换言之，辞赋的宏阔与典丽，成为古代外交使臣的修养与风雅，是面对外宾的光华，也是“中国文明”的显现。
合此三点，正契合我国古代的“礼乐”“科举”与“宾仪”制度，古人“治赋”（研究赋），或重其“体国经野”的气象，或重其“音律合度”的技法。而对这样一种极具中国特色（汉语之外没有与之对应的文体）的赋体，我们在考量其历史价值与相关的理论批评时，势必联想到这一研究本身的当下文化意义。这又使我想起在某次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我受主办方委托作总结陈词提到的当今治赋应该关注的三重关系，兹引录如次：
一是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学术有着自身的严肃的规律，来不得半点的轻浮与虚骄，我们从事赋学研究的学者也是这样，要以严谨甚至“严酷”的态度对待研究，这样才不至于在当今学术浮躁的气习中迷失“自我”，伤害学术。在这次会上，有位台湾学者批评一些大陆研究者不关注研究资讯，不重文献，其研究成果其实已是“陈词滥调”，并且询问是不是我们流行的研究方法。我的回答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层出不穷，成为群体现象，那造成的“误解”将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的研究从来就有两种视野：一是由源及流，这样才能清楚学术的源头及其发展之脉络；二是由流溯源，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当代学术研究资讯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自我作古”。当然，在今天文化“快餐化”“大众化”思潮下，我们的赋学研究也不能自我封闭于“象牙塔”中，要处理好研究与普及的关系。其实普及也是多层面的，比如就研究而言，我们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全汉赋校注》《全唐赋》《宋代辞赋全编》《历代辞赋总汇》《历代赋汇校点》以及诸多的辞赋选本，均有普及赋学研究的意义。而开设相关讲坛，编写普及读物，特别是通过电视影像宣示与传播赋学知识，使辞赋获得更多的受众，也具有推动赋学研究的作用，值得肯定与倡导。但绝不能一味追求受众体的扩大而“媚俗”，从而伤害学术自身，我想这是每个赋学研究者必须承负起的责任。
二是古典与现代的关系。辞赋是古老而典雅的文体，我们治赋，也是古老而典雅的学问，这种研究的经典性与学术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从文献、文本到理论批评，自古及今，已形成一种学术研究的传统。今天我们动辄谈“现代性”，所谓“现代”意识的批评，是“双面刃”。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现代性”而扼断了中国自古及今的学术生命之流。朱熹在《鹅湖寺和陆子寿》诗中曾感叹这种学术生命之流时说：“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而我们往往过度将人阶段化，什么某年后，动辄“代沟”，我们听孔子的话，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其间并没有“代沟”呀！学术犹如一条长河，绵延不息，奔腾向前，赋学研究也是如此，每一时代的学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学者，都是长河中小小的浪花，如何使我们这朵浪花显得绚丽多彩，如何使我们这一时代的河流显得绚丽多彩，全靠我们的修行、精进，特别是对赋学研究的虔诚与奉献。另一方面，“现代性”又给我们以启示，立足于当代学术的前沿，用今天的眼光与方法审视与研究历史的学问，才能使古老的“辞赋”不被视为“笨拙的恐龙”，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巨龙”。当然，由古典到现代，我们的研究视域应更多地关注一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关注其中的学术聚焦点。例如民国（1912—1949）时期的辞赋创作与研究，就可以视为由传统赋学研究转向现代赋学研究的历史转折点。其实，只要我们稍稍翻读一下大量的民国期刊，就会看到那一时段丰富多彩的辞赋创作与研究，也就不会误认自“五四”以后赋学归于沉寂而湮灭无闻。赋学的衰落，缘于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对历史上“宫廷文学”的批判。但与此同时，港、台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衰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赋学研究逐渐复兴，尤其新世纪十余年辞赋研究的论著不断涌现，均彰显了辞赋这一古老学问的现代意义。
三是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文学的创作就没有文学的理论，一切理论批评都是建立在创作的基础上的；同样，从历史上大量的创作中绎出来的理论，又可以指导当代的创作实践。近数十年来的赋学研究成绩，是学界有目共睹的，而近十年辞赋创作的兴盛，更为赋坛增添了新气象。赋学研究与赋体创作如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已是不可回避的新课题。一些学者参与辞赋的创作，也不仅是学者参与创作实践的简单问题，而是应膺负指导创作而使之健康发展的历史使命。赋体犹如人体，人有黄种、白种、黑种，又有男性、女性，同样有高、矮、胖、瘦之别，但必是“人”，而非其他，不能成为“四不象”。赋体发展亦然，有骚体、散体、律体等等，且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变化，郭绍虞发表于1927年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已对此有所探讨，并提出“语体赋”创作的构想，但无论如何，必定是“赋”，而非碑、志、铭、赞。因此，辞赋创作要有创造，也要有规范。试想，赋体是有韵之文，如果当今写赋仍然依据《广韵》或古代科举考试用的《礼部韵》等，是否“食古不化”？所以大家齐心协力编撰“新赋韵”，编写一些指导赋创作的知识性读物，或将有益于当今辞赋创作水平的提升，也使研究与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三重关系实与我撰写辞赋理论“通史”的思想潜符默契，缘于“通”，所以兼顾“历史考据”与“现代精神”。当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两千多年的赋论历史中隐蕴着宏大的面向与复杂的层次，个中自然包括赋学批评中的诸多疑虑，其核心者即赋论的特色何在？例如《西京杂记》有“相如曰”一段论“赋迹”“赋心”之说，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论“语赋”以为“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其中言“赋迹”，而没有人论“文迹”“诗迹”，这是否内含赋体本色？至于“相如曰”之赋心是“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到清人纳兰性德《赋论》则说“其可传者，侈丽闳衍之词；而不可传者，其赋之心也。若能原本经术，以上溯其所为不传之赋心，则可传者出矣”，以“经术”解“赋心”，由“不传”到“可传”，其间理论之变，又隐含着历史的变迁，有待商榷。
由于赋论史上诸如此类的问题困心衡虑，使我试图厘清乱杂的文献与纷繁的思绪，曾做出一些前期的研究，其中包括编纂《中华大典》中《文学理论分典》之“骚赋论部”以及相关的论文撰述，而其中进益多的是为博士生讲授“中国赋学研究”课程时“教学相长”的互动、收获与愉悦。在教学中，我先设赋学十讲（前十讲），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后因讲稿出版，又复为十讲（后十讲），即“赋韵”“赋法”“赋词”“赋艺”“赋家”“赋序”“赋注”“赋类”“考赋”“习赋”；意犹未尽，又设“十讲”（新十讲）以与学友讨论，则是选录赋学批评中的一些理论焦点，包括赋体“讽谏说”“六义说”“心·迹说”“丽则说”“曲终奏雅说”“古诗之流说”“不歌而诵说”“体物浏亮说”“祖骚宗汉说”“赋兼才学说”等。这诸多讲题中内含的诸多赋论问题，例如“赋体”“赋用”等本原批评、“赋话”“赋序”等形态批评，成为撰写本书上篇《中国辞赋理论总述》的要义，并由此延展于赋体理论、赋论文献、赋论形式及生态的研究；而其中的“赋源”“赋韵”“赋法”“赋词”“赋艺”以及“讽谏说”“六义说”等范畴批评，成为本书下篇《中国辞赋理论范畴》赖以独立的重要内涵，并由此延展于辞赋之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与风格的理论研究。至于如“汉赋”与“律赋”的批评、“当代赋学”的研究，尤其是如“古诗之流说”“祖骚宗汉说”等问题，又构成中篇《中国辞赋理论流变》的理论杠杆，其以“楚辞”“汉赋”为中心的批评、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与作为“遗产”与“学科”的现代批评，正是辞赋理论之流变的三大时段，形成与上、下篇研究的应合与共生。这些正是我对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之认知的新构想与新探寻。
晚清学者刘熙载《艺概·赋概》论赋“体约用博”时引谭友夏言诗“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语，复谓“赋家用此法尤多，至灵能起朴，更可隅反”，这启示我们观照赋论，也可于“一句”（如“体物浏亮”等）之“灵”起“一篇”（赋论史）之“朴”。而刘氏在书中又说：“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是也。”这是一种批评的联想，却又启迪我们对从祝辞之“赋物”到“赋辞”、从春秋行人“赋诗言志”到汉廷侍从“作赋以献”、从赋为“古诗之流”（诗赋传统）到“祖骚宗汉”（骚赋传统）的系列思考。这，也许正是在诸多批评现象中把握其理论规律的意义所在。
回到前述赋“是什么”“做什么”与“观什么”，前人审视赋而论赋，我们复审视前人论赋而构建其“历史”，借用朱熹回答弟子询“天”之语“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治“史”亦然，说“我”由中主宰不可，倘无“我”亦不可，这“我”显然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的。缘此，我又想提出伴随传统文化之复兴（包括赋学）而撰此理论通史的三点思考：
思考之一：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重构“中国形象”，包括强大、富足与文明。而我们研究自古迄今的“中国赋”传统，尤其是以汉人创作为代表的“闳衍博丽”的大赋，彰显的是一种宏大的气象，这其中又有三大内涵：分别是“一”，即统一。例如历代京都赋的抒写，无不赞美“王道”“汉京”之德教一统，其中如清人创作多篇《台湾赋》，归心王化，就是例证；“治”，即王道政治，赋家讴歌的“文德既昭，武节是宣”（张衡《东京赋》），实为典型；“和”，即礼制社会，所谓“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班固《西都赋》），统一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得到艺术的体现。
思考之二：当今中国的文明，在于责任的担当，如何改变目前尚存在的“中国制造”与“中国游客”一些不良印记，关键在“文雅”人生的毓养，这又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培育切切相关。由于近代中国耽贫积弱，强调“事功”与唤起“民众”成为一时突出的文化责任，落实到文学及研究，也多倡导“乡土”与“俚俗”，日积月累，渐渐淡褪了传统文学的“雅”的精神。而赋体恰是雅文学的典型，所以由先秦“赋诗言志”延展而来的“献赋酬酢”，表现的是士人的文雅与外交官的风范。乃至当前的城市、区域、楼堂、景点，也还多以“赋”张大其美，而不仅依赖“广告语”，这也算是对社会风雅的崇尚。
思考之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源于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与采取什么方法，古法今事，固然不同，但其中也有值得借鉴者。治赋学者，对古代的“献赋”与“考赋”必然关注，然为什么以考赋为考功，其价值如何，弊端甚多，质疑亦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古人选材，技能培训主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完成，而“科举”取人，要在文化知识基础，重视才学的考查，所以古人说“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孙何《论诗赋取士》）、“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遍读《五经》”（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考赋时久，正缘于此。因为赋兼才学，饱学方能为赋，通过研究赋体的这层功用以及典型示范，其对当下惟“分”是举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不无鉴戒。
我曾借用前述“赋是什么”时所引古人三句话构成治“赋”的三境界：先则刘勰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胸襟开阔，气象博大，此重境界；次则魏收语“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因才辨学，驾驭群文，此第二重境界；后则班固语“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广征博采，厚积薄发，此第三重境界。心向往之，未曰能焉，然“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正气歌》），倒很贴切我撰写斯史的心境。
绪言
中国的辞赋创作肇端于战国，兴盛于两汉，绵延百代，通贯古今，成一大文学传统；而中国的辞赋理论则源起于汉世，传承千年，时见胜意，又成一重要的文学批评传统。
赋家作为早的一代有姓名的文士，如屈原、宋玉的楚赋创作，枚乘、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自然引起理论家的关注，然而恰恰这一关注初成于汉代崇儒明道，化“经”成圣之时，《诗》三百篇被经典化，也决定了赋被“经学化”，赋作为“古诗之流”深深烙下《诗》“经”的印记，诗、赋文学的捆绑形成“赋”对“诗”初的理论依附。所以在历史上早期具有较深刻理论内涵的赋学批评，就是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与“赋者，古诗之流也”，在宣示“赋是什么”的同时解消了赋的原始独立性。这使我联想到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他写的《中国文论》中说汉代的《毛诗序》试图告诉我们“诗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诗是什么”
［美］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其在“用”不在“本”。于是“赋做什么”成为早期赋论的核心问题。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成了赋用论的典范解答。也正是这种由“赋用”代“赋源”的思路，忽略了“赋”之所以为赋的历史进程与艺术构建，因此在汉代经学化的赋论主潮中，我们又不能忽略也有一些大而无当但却直逼赋本的批评穿插其中。例如《古文苑》所载宋玉《小言赋》假托楚王评《大言赋》语：“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丽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
章樵注《古文苑》卷二《小言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此于一赋的学理性要求，可与托名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所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对读，虽茫然无所折衷，但其间透露出的赋体多元性、涵盖性以及“赋兼才学”的特征，不仅对赋的解读有所启示，也为赋学批评的独立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在质疑赋是什么，了解赋做什么的同时，如何读赋？如何解赋？也是辞赋理论史上值得探讨的根本性问题。清人张曾在《江上读骚图歌》中倡扬“一读再读三四读，缠绵往复断还续”
引自陈本礼《屈辞精义》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挹露轩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2册，第454页。
，以“读”加深对“骚”的理解；而明人王世贞所谓“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卷一，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1页。
，这种阅读效果虽然与“不歌而诵”之“诵”在本原意义上有所差异，但作为“咏”“歌”“诵”的艺术性链接，其中则不乏历史的渊承而具理论意义。同样，刘熙载《赋概》解赋以区分于“诗”艺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其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
刘熙载《艺概》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这其中也隐含了赋论由依附于诗到独立自赏的历史进程。
缘于辞赋家在中国文坛上是继无名氏《诗》三百篇创作后崛起的代文士，并占据了楚汉文坛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自觉，首先当以辞赋创作为鹄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辞赋理论文献的梳理，既要认知赋论史的发生与发展，还要考辨其“赋源”“赋体”“赋用”“赋法”“赋韵”“赋词”等于赋论的构建意义，特别是“赋家”作为文人群体的存在其对文化制度如“献赋”与“考赋”的归附，以及与赋论演变的有机联系。而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诸如史传、经义、子书、杂录、选本、书信、序跋、赋格、赋话以及注释、评点等，亦须先期辨明。
当然，了解与阐释这些问题，首先应当回到辞赋理论史的原点，即对汉人赋论核心思想的证伪与考辨。
章赋体与辞赋理论
章赋体与辞赋理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础是文体批评，作为文体批评之一的赋体批评，因辞赋创作的特有体制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早在先秦时代，《尚书·毕命》就有了“政贵有恒，辞尚体要”的说法，而这个“体要”之“体”，正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滥觞。依据这一说法，后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早文本呈现的《尚书》的写作，也进行了“体”的规范。伪孔安国《尚书序》认为《尚书》之文：“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按：据学界考证，孔安国《尚书序》是东晋时人伪造。关于《尚书》“六体”的说法，又见刘知幾《史通·六家》。
唐人孔颖达奉敕撰《尚书正义》，在此“六体”的基础上，加上了“贡”“歌”“征”“范”四体，合为“十体”。而从《尚书》作者所说的“辞尚体要”与《尚书》文本的“典、谟、训、诰”等“体”
有关《尚书》的“典、谟、训、诰”，有人认为是该书的篇章名，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不同的文本方式。参见宋人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七《禹贡序》。
，可以看到我国早期的文学、文本，是与文体共生同体的。辞赋作为“体”的意识，亦当与辞赋文本之起源共生，但作为自觉的批评，则显然在汉、晋之间。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所言“赋体物而浏亮”，已是对诗赋体与赋体的规范。郭绍虞发表于1927年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就试图通过刘勰《文心雕龙》分设《明诗》《诠赋》，进而阐发赋与诗“性质”与“作用”的不同。就性质言，郭文引《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以区分其体；就作用言，其又引《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歌其声谓之歌”与“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区分其用
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原载《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7年），后收入氏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
。尽管郭文以“不歌而诵”观赋之用，但其中隐含的以“诵”为“赋”的认知，极易造成从赋体意义考察赋学的误差，这也是讨论辞赋理论之发端宜先廓清的问题。
节“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述
作为辞赋理论史的构建，对赋的本原批评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为纠结的就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对此，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法是将“不歌而诵”视为“赋”的徽标，这又区分为两端，一则观赋之“用”，如前引郭绍虞文，然其中必含“体”义；一则明赋之“体”，以为赋源，如马积高《赋史》所说“赋篇之‘赋’，应是由‘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赋’转变而来”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另一种说法是“诵”指“诵诗”，与“歌诗”对应，是“诗”的一种诵读形式，与其衔接义就是“登高能赋”，骆玉明、曹虹均有专论
参见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曹虹《“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关于赋体定义的一点釐清》第三节《〈汉志〉“不歌而诵谓之赋”本义考》，收载氏著《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19页。
。后说虽接近本真，然古人千百年来反复于赋域讨论中重复“不歌而诵”这一命题，甚至还有大量的以此为题的赋创作以讴歌其义，这代表的一种赋论倾向，其间渊源及义理，尚有考述的必要。
先看《汉书·艺文志》的原始论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1756页。
这段文字可分四节，先引《诗》毛氏《传》，并作简略阐释；次则追溯古代聘问旧制，以明揖让之礼称《诗》喻志，亦即“赋诗言志”之义；再述聘问礼废，而兴“贤人失志之赋”，已将“赋诗”与“作赋”暗中连接；末论楚、汉赋家骋辞作赋，批评其丢失《诗》的讽喻功能。
对这段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篇便作引述，其云：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134页。
刘氏所述，颇有引申，试析如次：其一，突出赋的“铺陈”特征，并将《诗大序》之“六义”说引入赋域；其二，将《国语·周语》所述属于“天子听政”范畴的“师箴、瞍赋、矇诵”引入，强化其政教功用；其三，明确所引“《传》曰”乃《毛诗·鄘风·定之方中传》“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并与后述“刘向明”区分，以致有学者认为《汉志》中“《传》曰”二字当在“不歌而诵谓之赋”语后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引自《程千帆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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