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0910
编辑推荐
★ 世界环境史的开拓者、美国历史学家、经典名作《生态帝国主义》作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重要代表作品，开启生态环境史新领域，重新解读人类历史，自此“哥伦布大交换”成为经典术语；启发贾雷德•戴蒙德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查尔斯•曼恩名作《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和《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的活水源头，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世界历史认知；
★率先以生态史视角解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世界性改变：植物与动物的物种交换、病毒细菌的交叉感染，以及新旧大陆对彼此文化上造成的多元冲击等等，详细阐释这一历史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并*终令“哥伦布大交换”这一经典术语成为几代读者的共识；大量而丰富的历史案例，独特又富有感情的生态新视角，铸就生态环境史与历史学的双料经典；
★美国环境史大家约翰•麦克尼尔、美国人类学家奥托•冯•梅灵等多位学者纷纷推荐！
★率先以生态史视角解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世界性改变：植物与动物的物种交换、病毒细菌的交叉感染，以及新旧大陆对彼此文化上造成的多元冲击等等，详细阐释这一历史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并*终令“哥伦布大交换”这一经典术语成为几代读者的共识；大量而丰富的历史案例，独特又富有感情的生态新视角，铸就生态环境史与历史学的双料经典；
★美国环境史大家约翰•麦克尼尔、美国人类学家奥托•冯•梅灵等多位学者纷纷推荐！
内容简介
1492年10 月12日清晨，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乘“圣玛利亚”号首次航行到美洲大陆，东西两个半球就此遭遇。
这是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首次相遇，也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首次相遇。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带来的世界性改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人类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领域发生重大改变，在生态环境史上，它更象征了一个重大时刻的开启：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植物（马铃薯、玉米）、动物（马、牛）、病菌（梅毒、天花、麻疹）都发生着交流与互换，极大地改变了此后的世界进程。哥伦布远航引发的生态变迁是奠定当代世界格局的重要一环，正如作者克罗斯比所说：“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从此彻底并永远地改变了。”
1972年，这部引领史学思潮的经典之作在历经重重波折之后终获出版，“哥伦布大交换”从此成为经典术语，开启了生态环境史这一全新研究领域，深远影响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方向。40多年来，它为一代又一代读者耳熟能详，成为我们了解500年来人类历史的佳作。
目 录
30 周年新版前言 以生态观点重新解读历史
30 周年新版作者序 自大陆冰河融化以来人类的全本演义
初版前言 人类和其环境长远互动的史实
初版作者序 把人当作一个生物性实体的历史考察
章 发现新世界
第二章 细菌战役
第三章 旧世界植物、动物移居新世界
第四章 哥伦布将梅毒带回欧洲？
第五章 新世界作为旧世界的农场
第六章 生物多样性遭破坏
注释
参考书目
30 周年新版参考书目
前 言
30周年新版前言：以生态观点重新解读历史
美洲博物学家、评论家，以及现代环境主义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在他 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呼吁，应该以生态观点重新写作历史。一整代史学家都未理会他的呼声。然后在 20世纪 60年代的社会骚动与混乱之中，本书作者克罗斯比来了，通过他自己的另一条路，也得到了与利奥波德相同的结论。可是接下来他更进一步，真的动笔写了这样一本著作，严肃看待生态在人类事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本书。
利奥波德一定会很欣慰，克罗斯比的那些专业同行则不见得。《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1972年才终有格林伍德出版公司接手。学术刊物上的书评反应，从严厉苛评到客气礼貌均有，许多甚至对它不屑一顾，懒得评论。克罗斯比任教大学的同事则持怀疑态度，不能确定这种写法真能算是历史。这本书却不肯就此消失。它的文字清晰简洁，它的主题似乎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不断在全美许多大学的书单上出现，而且还被译成西班牙文与意大利文。
我与这本书初相逢，是1982年一个下雨的午后。在我暂用的某间研究室里，我随手从齐肩高的架上取下它，然后一口气读完，连晚餐都忘了吃。任何许久之前所读的书，我都很少能精确忆起当时的情境因由，只有《哥伦布大交换》是例外，连那时心中激起的兴奋和刺激，都一起深深印在脑海里。从那一刻开始，历史对我而言，就再也不一样了。或许，当时的我特别容易接纳此书，因为我已在英联邦的宪法史堆内埋头苦干了好多个月了。
许多人都在克罗斯比这本书中发现了新视野，用以审视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它也成为建立环境史领域根基的文本之一，这门学科于 20世纪 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主流史学家也渐渐注意到此书，及至20世纪 90年代，“哥伦布大交换”的观念，已开始进入好几本美洲与世界史教科书内。
“哥伦布大交换”一词本身，也如同它的同名书表现极佳。历史学家并不是常常能有这种机会，可以铸出一个简单的新词，成为涵盖某些复杂现象的标准用语。可是今日美国几乎所有专业史学家，以及海内外许多学者，都听过“哥伦布大交换”一词。许多人甚至能做出相当正确的概述，解释克罗斯比此词的用意 —即使未曾读过此书。克罗斯比提出的这些概念， 30年前饱受史学界漠视、出版界忽略，甚至某些评论界敌意对待，如今却成为近代史标准论述的重要一环。
克罗斯比的理论，当然也是建立在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他并未亲入档案库藏搜索，未在故纸堆中挖出有关麻疹、绵羊、牧草的文献。地理学家对农作物的传播分布有兴趣，人类学者及少数历史学者则想弄清楚 1492年后发生在美洲的多起疫病与人口大灾难的现象。读者可以在克罗斯比书中的脚注寻见这类著作。可是在克罗斯比之前，却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主题写得如此风趣生动。
因此对史学界来说，克罗斯比构架出了一个新的主题。他在 1986年的著作《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中继续追探生态议题，将焦点转向世界其余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地；并主张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独霸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就是因为背后有这种有系统而不对称的生物交换冲击相助。其他学者也进一步丰富他的理论，指出哥伦布大交换中的某些西非元素，比如 1690年后巩固了卡罗来纳低地大种植场型经济的稻米，即可能来自非洲。
克罗斯比在本书中对非洲着墨不多，并非没有理由。回到20世纪60年代，有关非洲的史观史论正在成形，因此他需要的那类信息，当时并不似后来那么容易取得。他虽然探讨了美洲作物对现代非洲的重要性，可是在旧世界对美洲提供的生命贡献上，非洲的作物、疾病、人民，其实同样举足轻重 —在某些地区甚至占有支配地位。别忘了，1880年之前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的人，绝大多数是非洲人。 1820年之前，每 5名横渡大西洋的移居者中，就有 4名来自非洲。虽然他们是系着锁链而来，他们家乡的某些动植物也跟着他们来了：包括非洲的稻米、秋葵、山药、黑眼豇豆、小米、高粱、芝麻，以及那些引发黄热病与疟疾的病原。咖啡也来自非洲，虽然不是搭奴隶船而来。此外，非洲人也带着他们极有效的稻作技术，以及他们不怎么有效的黄热与疟疾疗法来到美洲。
克罗斯比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价值不在于其完整全面，而在于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模式，用以了解生态与社会事件。的确，只要稍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就可以发现克罗斯比揭示的那类交换几乎无处不在，却遮蔽在时间迷雾之中，永远无法像克罗斯比为哥伦布大交换提供的细节那般，详细为人所了解。早在哥伦布之前，印度洋上的水手就知道顺着季风航行，在东非与印度之间往来。他们载农作物、虫害、杂草、疾病，在两地之间往返，也带着高粱、珍珠粟、龙爪稷来到印度。顺着季风而去的其他类似交换，也在东南亚群岛与中国之间发生。某种早熟型的稻品种—占城稻，令中国粮产自13世纪起变得丰足甚多，也为宋明两朝的国力与繁荣做了保证。亦如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中指出，另一场时间上离现在较近，但是规模同样浩大，却相当单方面的生物交换，也在另一处新旧世界之间发生：一边是太平洋诸岛与澳大利亚，另一边是欧亚大陆。也就是 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詹姆斯 •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太平洋上的多次航行，以往各自存在的生态系统从此结合，结果如戏剧般惊人—可与哥伦布大交换齐驱。
虽然这些两极相逢事例，并没有马铃薯或玉米等级的礼物送给世界（其中成功的生物出口，大概要数桉树属植物），可是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大溪地等地的居民与生态系统来说，这个或可称之为“库克大交换”的事件，震撼冲击到了极点。
与哥伦布大交换平行发生的事例，也在陆上出现。约公元前 100年，商旅车队首度确立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交换。种子、胚芽，搭着颠簸之旅而去。樱桃，或许连同天花、麻疹，来到了罗马世界；中国则换得了葡萄、苜蓿、驴子、骆驼，或许也包括天花、麻疹。当骆铃叮当，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往于马格里布与西非之间，类似的事情也必然同样发生。公元500年之前，也有过一位非洲的哥伦布，他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他为定期的交通来往正式揭幕。于是马来到西非，造成的革命性政治效果，与马在北美印第安大平原上带来的冲击效应该合拍，虽然在西非养马的难度情况稍有不同。尽管如此，马的军事用途，尤其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马之族，也帮忙重组了西非的政治版图，遂有加纳、马里、桑海等大帝国于焉兴起。
跨撒哈拉沙漠行走的商队，也在西非与地中海世界之间交换病原。15世纪 90年代梅毒暴发，或许系自美洲输入，但也代表西非雅司病（ yaws）某种突变。反向而去，欧亚大陆某些人类群体型与动物群体型疾病，或也藏在骆驼客身体组织内进入西非。老鼠、跳蚤，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穿越了撒哈拉，于 14世纪疫病大流行时期，将淋巴腺肿鼠疫带到了沙漠南方半干旱区域萨赫勒。
种种生物大交换事件，如果确如上述所形容般曾经发生，它们对欧亚大陆与非洲历史的塑造影响，必如哥伦布大交换一样确定。虽然冲击规模或许较小，而且至少在目前如此，记录的资料文献也不及克罗斯比汇聚突显的完备，但是或许有一天，它们也终将找到它们的克罗斯比，为它们写下专著，不但令利奥波德在天之灵欣慰，也会在一个潮湿的午后，改变某个人的历史视界。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J.R.麦克尼尔（J. R. McNeill）
美洲博物学家、评论家，以及现代环境主义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在他 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呼吁，应该以生态观点重新写作历史。一整代史学家都未理会他的呼声。然后在 20世纪 60年代的社会骚动与混乱之中，本书作者克罗斯比来了，通过他自己的另一条路，也得到了与利奥波德相同的结论。可是接下来他更进一步，真的动笔写了这样一本著作，严肃看待生态在人类事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本书。
利奥波德一定会很欣慰，克罗斯比的那些专业同行则不见得。《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直到1972年才终有格林伍德出版公司接手。学术刊物上的书评反应，从严厉苛评到客气礼貌均有，许多甚至对它不屑一顾，懒得评论。克罗斯比任教大学的同事则持怀疑态度，不能确定这种写法真能算是历史。这本书却不肯就此消失。它的文字清晰简洁，它的主题似乎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不断在全美许多大学的书单上出现，而且还被译成西班牙文与意大利文。
我与这本书初相逢，是1982年一个下雨的午后。在我暂用的某间研究室里，我随手从齐肩高的架上取下它，然后一口气读完，连晚餐都忘了吃。任何许久之前所读的书，我都很少能精确忆起当时的情境因由，只有《哥伦布大交换》是例外，连那时心中激起的兴奋和刺激，都一起深深印在脑海里。从那一刻开始，历史对我而言，就再也不一样了。或许，当时的我特别容易接纳此书，因为我已在英联邦的宪法史堆内埋头苦干了好多个月了。
许多人都在克罗斯比这本书中发现了新视野，用以审视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它也成为建立环境史领域根基的文本之一，这门学科于 20世纪 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主流史学家也渐渐注意到此书，及至20世纪 90年代，“哥伦布大交换”的观念，已开始进入好几本美洲与世界史教科书内。
“哥伦布大交换”一词本身，也如同它的同名书表现极佳。历史学家并不是常常能有这种机会，可以铸出一个简单的新词，成为涵盖某些复杂现象的标准用语。可是今日美国几乎所有专业史学家，以及海内外许多学者，都听过“哥伦布大交换”一词。许多人甚至能做出相当正确的概述，解释克罗斯比此词的用意 —即使未曾读过此书。克罗斯比提出的这些概念， 30年前饱受史学界漠视、出版界忽略，甚至某些评论界敌意对待，如今却成为近代史标准论述的重要一环。
克罗斯比的理论，当然也是建立在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他并未亲入档案库藏搜索，未在故纸堆中挖出有关麻疹、绵羊、牧草的文献。地理学家对农作物的传播分布有兴趣，人类学者及少数历史学者则想弄清楚 1492年后发生在美洲的多起疫病与人口大灾难的现象。读者可以在克罗斯比书中的脚注寻见这类著作。可是在克罗斯比之前，却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这些主题写得如此风趣生动。
因此对史学界来说，克罗斯比构架出了一个新的主题。他在 1986年的著作《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中继续追探生态议题，将焦点转向世界其余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地；并主张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独霸世界上大部分区域，就是因为背后有这种有系统而不对称的生物交换冲击相助。其他学者也进一步丰富他的理论，指出哥伦布大交换中的某些西非元素，比如 1690年后巩固了卡罗来纳低地大种植场型经济的稻米，即可能来自非洲。
克罗斯比在本书中对非洲着墨不多，并非没有理由。回到20世纪60年代，有关非洲的史观史论正在成形，因此他需要的那类信息，当时并不似后来那么容易取得。他虽然探讨了美洲作物对现代非洲的重要性，可是在旧世界对美洲提供的生命贡献上，非洲的作物、疾病、人民，其实同样举足轻重 —在某些地区甚至占有支配地位。别忘了，1880年之前跨越大西洋来到美洲的人，绝大多数是非洲人。 1820年之前，每 5名横渡大西洋的移居者中，就有 4名来自非洲。虽然他们是系着锁链而来，他们家乡的某些动植物也跟着他们来了：包括非洲的稻米、秋葵、山药、黑眼豇豆、小米、高粱、芝麻，以及那些引发黄热病与疟疾的病原。咖啡也来自非洲，虽然不是搭奴隶船而来。此外，非洲人也带着他们极有效的稻作技术，以及他们不怎么有效的黄热与疟疾疗法来到美洲。
克罗斯比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价值不在于其完整全面，而在于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模式，用以了解生态与社会事件。的确，只要稍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就可以发现克罗斯比揭示的那类交换几乎无处不在，却遮蔽在时间迷雾之中，永远无法像克罗斯比为哥伦布大交换提供的细节那般，详细为人所了解。早在哥伦布之前，印度洋上的水手就知道顺着季风航行，在东非与印度之间往来。他们载农作物、虫害、杂草、疾病，在两地之间往返，也带着高粱、珍珠粟、龙爪稷来到印度。顺着季风而去的其他类似交换，也在东南亚群岛与中国之间发生。某种早熟型的稻品种—占城稻，令中国粮产自13世纪起变得丰足甚多，也为宋明两朝的国力与繁荣做了保证。亦如克罗斯比在《生态扩张主义》中指出，另一场时间上离现在较近，但是规模同样浩大，却相当单方面的生物交换，也在另一处新旧世界之间发生：一边是太平洋诸岛与澳大利亚，另一边是欧亚大陆。也就是 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詹姆斯 •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太平洋上的多次航行，以往各自存在的生态系统从此结合，结果如戏剧般惊人—可与哥伦布大交换齐驱。
虽然这些两极相逢事例，并没有马铃薯或玉米等级的礼物送给世界（其中成功的生物出口，大概要数桉树属植物），可是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大溪地等地的居民与生态系统来说，这个或可称之为“库克大交换”的事件，震撼冲击到了极点。
与哥伦布大交换平行发生的事例，也在陆上出现。约公元前 100年，商旅车队首度确立中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交换。种子、胚芽，搭着颠簸之旅而去。樱桃，或许连同天花、麻疹，来到了罗马世界；中国则换得了葡萄、苜蓿、驴子、骆驼，或许也包括天花、麻疹。当骆铃叮当，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往于马格里布与西非之间，类似的事情也必然同样发生。公元500年之前，也有过一位非洲的哥伦布，他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他为定期的交通来往正式揭幕。于是马来到西非，造成的革命性政治效果，与马在北美印第安大平原上带来的冲击效应该合拍，虽然在西非养马的难度情况稍有不同。尽管如此，马的军事用途，尤其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马之族，也帮忙重组了西非的政治版图，遂有加纳、马里、桑海等大帝国于焉兴起。
跨撒哈拉沙漠行走的商队，也在西非与地中海世界之间交换病原。15世纪 90年代梅毒暴发，或许系自美洲输入，但也代表西非雅司病（ yaws）某种突变。反向而去，欧亚大陆某些人类群体型与动物群体型疾病，或也藏在骆驼客身体组织内进入西非。老鼠、跳蚤，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穿越了撒哈拉，于 14世纪疫病大流行时期，将淋巴腺肿鼠疫带到了沙漠南方半干旱区域萨赫勒。
种种生物大交换事件，如果确如上述所形容般曾经发生，它们对欧亚大陆与非洲历史的塑造影响，必如哥伦布大交换一样确定。虽然冲击规模或许较小，而且至少在目前如此，记录的资料文献也不及克罗斯比汇聚突显的完备，但是或许有一天，它们也终将找到它们的克罗斯比，为它们写下专著，不但令利奥波德在天之灵欣慰，也会在一个潮湿的午后，改变某个人的历史视界。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J.R.麦克尼尔（J. R. McNeill）
初版前言：人类和其环境长远互动的史实
克罗斯比教授，是优秀特异的社会历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殊的学术才能投入一门新的领域，重新检视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人类行事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远互动的记录。这门学问，我想可以称之为“人类医药学”史观史论。身为此学的倡导与阐述者，克罗斯比以洗练精粹的文笔，向我们介绍由生命与生命健康环境更替改变组成的多面向链。他的旧事新说，为人类锲而不舍、就是要去探索自己与自己栖息地的那股欲望毅力—虽然不总是明智之举，有时甚至做得太过—提供了一篇强有力的证言。
在此书中，读者将启程展开一场令人全神贯注的知识之旅，途中引人入胜，航过 1492年以来所引发的文化、生物社会重大后果，包括事实与其诠释。读者将取得一个平衡观点，审视种种范围遍及全世界的新旧大陆交换，以及社会、政治的后遗症：形形色色的疾病、梅毒，各式主要传染病，例如流行性感冒、天花、麻疹、肺炎。读者也将针对种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联动，获知重要的历史答案，包括疾病与人类在洲际的移动、世界粮食供应的累积性转型，以及有关世界人口增长的某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新旧世界之间农作物品种、家禽牲畜的散布全球与相互交换，克罗斯比教授的刻画精确仔细，值得称道（前者如玉米、马铃薯、甘薯、豆类、树薯，后者如稻米、小麦、大麦、燕麦、水果；牛、猪、绵羊、山羊、鸡、马）。我们也被他以下的主张说服：国家、区域、地方性农业经济中出现的渐次重组改造，其实与当地食物供应上发生的历史性衰减有所关联，也与世界粮食基本来源的质量、供应、产量息息相关。
在农作物品种、微生物机体的环球交换之下，人类和生态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作者于此议题所做的细密推敲和考量，应能引起严肃关注当前人类状况的学者共鸣。他不疾不徐，描述了哥伦布大交换的历史，后更以一篇发人深省的文字，重新检视 1492年之后，时间上距今近、长远观点上意义也可能属重大的人为“后效 ”：亦即 1800年后波澜壮阔的洲际移民潮现象。
世界性的人口移动，大规模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却只对动物的迁移知之甚详，对它们这种行为的原因、意义、后果，比对人类的类似行为知道得多上许多。这岂不讽刺可笑？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如同现在一样，茫然于其中的前因后果，那么这些迁徙移动，在人与人之间未来路途上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也必将懵懂愚昧。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实在欠缺。当前暂时的矫正之法，就只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共同来寻思克罗斯比教授提出观察：“地球上有两个欧洲，一如也有两个非洲：各分居大西洋的两岸。 ”
美国人类学家奥托•冯•梅灵（Otto von Mering） 1971年 10月
媒体评论
克罗斯比提出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价值不在于其完整全面，而在于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模式，用以了解生态与社会事件。许多人都在克罗斯比这本书中发现了新视野，用以审视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它也成为建立环境史领域根基的文本之一，这门学科于 20世纪 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主流史学家也渐渐注意到此书，及至 20世纪 90年代，“哥伦布大交换”的观念，已开始进入好几本美洲与世界史教科书内。——知名环境史专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
克罗斯比教授，是优秀特异的社会历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殊的学术才能投入一门新的领域，重新检视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人类行事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远互动的记录。这门学问，我想可以称之为“人类医药学”史观史论。身为此学的倡导与阐述者，克罗斯比以洗练精粹的文笔，向我们介绍由生命与生命健康环境更替改变组成的多面向链。——美国人类学家奥托•冯•梅灵（Otto von Mering）
克罗斯比教授把生态历史放在地图之上。他的这一先锋文本唤醒、启发和挑战了一代读者。毫无疑问，随着全球交流步伐的加快，《哥伦布大交换》一书将变得更加重要。——《十六世纪日报》（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哥伦布大交换》对美国本土研究、医学史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做出了开创性的特殊贡献。——《图书馆图书观察》（ Library Bookwatch）
克罗斯比教授，是优秀特异的社会历史学家。他将自己特殊的学术才能投入一门新的领域，重新检视哥伦布发现新世界后，人类行事与其周遭环境之间长远互动的记录。这门学问，我想可以称之为“人类医药学”史观史论。身为此学的倡导与阐述者，克罗斯比以洗练精粹的文笔，向我们介绍由生命与生命健康环境更替改变组成的多面向链。——美国人类学家奥托•冯•梅灵（Otto von Mering）
克罗斯比教授把生态历史放在地图之上。他的这一先锋文本唤醒、启发和挑战了一代读者。毫无疑问，随着全球交流步伐的加快，《哥伦布大交换》一书将变得更加重要。——《十六世纪日报》（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哥伦布大交换》对美国本土研究、医学史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参考文献和阅读书目，做出了开创性的特殊贡献。——《图书馆图书观察》（ Library Bookwatch）
在线试读
第四章 哥伦布将梅毒带回欧洲？
旧世界投之以桃，新世界不遑多让，也回报以极多的李。但凡发生于1500年前后数十年间的每一桩重大事件、人物、流行、愚事、圣战、不幸，文艺复兴大哲伊拉斯谟笔下几乎都曾提及。而当他在世之日，临到欧洲头上的所有不幸事件之中，伊拉斯谟认为，恐怖者莫过于那个法国佬病，或称梅毒。他觉得没有比这个病更会传染、更折磨受害者、更难治愈……或者说，更时髦的了！“简直是一种不像话的疹子！”他的《对话录》（Colloquies）中的一个角色叹道：“真要摊牌比一比，绝不会输给麻风、象皮病、金钱癣、痛风或须疮。”伊拉斯谟那一代的男女，是批见识到梅毒的欧洲人；至少，他们是如此表示。英格兰人称之为“疹子”的这个恶疾，于15世纪后几年间如雷电倏然击来。可是它却不似其他也是如此突兀而至的疾病，后者往往迅速填满墓园，然后便随之远扬，另择他日再行归来出击，或永远不再露面。反之，梅毒从此驻足不走，与人类世世永远共同存在。历史学者对梅毒有一股特别的着迷，因为在肆虐人类的所有重要疾病之中，它独具“历史性 ”。多数疾病之始，早在人类早记忆之前。只有梅毒，拥有一个所谓的历史起始时刻。自 15世纪后 10年以来，不乏有人坚称：自己几乎可以确切指出梅毒现身于世界舞台的那个时间点，甚至知道来源地所在。“1493年左右，”伊拉斯谟通信对象之一的当代人文主义者胡滕写道，“这个污秽、悲惨的恶疾，开始在众人中散播了。”另一位同时代人、西班牙医生迪亚斯也表示同意，认为 1493年是梅毒元年，并表示 “此病原生之地，来自那座现称埃斯帕诺拉的岛屿”。哥伦布把它带了回来，连同玉米和其他美洲新奇事物的样本。 从16世纪第三个10年起，有关梅毒源始的诸家理论之中，流行的说法就是这个“哥伦布带回说”，可是再流行也挡不住驳斥意见。事实上梅毒源始一事，无疑是所有医药史学中争议的一个。单单是搜编出一张完整的相关书单，就要耗上好几个月的工夫。直到近数十年之前，关于梅毒出身之谜，一般只有两种普遍为人接受的看法：一是“哥伦布带回说 ”，一是完全与之相反的对立理论，认为早在 1493年前，梅毒即已存在于旧世界。如今又出现单源论说，挑战胡滕、迪亚斯及其他哥伦布带回派等人士的看法，主张这个梅毒性病只是一种并发症状，属于一个具有多面向、遍布全世界的密螺旋体病。但是在我们检视这个学说之前，不妨先来探讨一下前人的旧说法：到底在 1492年时，大西洋两岸都已有梅毒，还是只存在于美洲大陆？哥伦布登陆美洲之前的旧世界文献，找不到任何对梅毒证据确凿的描述。类似的痘疹描述固然有所发现，却也可能是在描述麻疹、疥疮或其他疾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崇奉祖先，只要有机会便引经据典，却没有任何中国作者引述过一如古书所言梅毒云云。盖伦、阿维琴纳，还有古代、中古的其他医学作者，虽然对细菌或抗生学一无所知，却都极富临床经验，描述起疾病的表象症状，功力不下于任何现代医生。如果某个疾病未曾在他们笔下有所描述，我们或许可以假定：不是此病当年性质有异，就是他们从未见过此病。用这个假定去搜寻像梅毒这一类疾病的记录，尤称允当，因为在任何不幸暴露于其魔掌之下的社会里，它都会蔓延极广。旧世界的内科大夫、外科医生，甚至包括非医学中人，但凡于16世纪写过有关梅毒性病一事者，都几无例外，指称它是一种新恶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都错了。从迪亚斯到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汪机的《石山医案》——西班牙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众口一声，都表示之前从未见过梅毒疹。[4]若说他们在同一个题目上同时错了，实在不太可能。即使找不到任何记载，直指梅毒是旧世界居民面对的新疾病，语言现象中却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个看法。它有各式各样的名称，而且这些不同名目，却几乎都意味着它乃是外邦传来的恶疾。这些语言事实，都有力地证明梅毒之“新”。意大利人称它法国佬病，结果这也成为梅毒通行的外号；法兰西人称它是那不勒斯症；英格兰人则称它是法国佬病、波尔多病或西班牙佬病；波兰人称它是日耳曼症；俄国人称它是波兰佬病，等等。中东人叫它欧洲脓疱，印度人叫它法兰克人病（指西欧）。中国人叫它广州溃疡（广州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港埠）。日本人叫它唐疮（唐指中国），或者更切题些，葡萄牙佬病。早期众人赐予梅毒的大名，洋洋洒洒，可以写满好几页纸。直到 19世纪，意大利名医弗拉卡斯特罗于16世纪20年代新造的词“syphilis”1，才终于变成全球通用的标准定名。
梅毒突如其来降临人间，也可以从它早年初为欧洲人辨识之后所展现的恶性程度上看出。新疾病的典型发展路线，通常是初来乍到，来势极凶、散布极速；接下来的阶段，杀伤力渐减。一地人口中弱、容易病倒的成员，连同病原中凶猛的菌株，一起遭死神剪除。因为在病原还来不及传到其他宿主身上之前，就已经先把现居宿主弄死了。15世纪末期与16世纪初期的记录中满是哀伤，悲叹着梅毒传播之速、病状之怖，常常在初感染后短时间内即告发作：全身起红疹块与溃疮，常蔓延入口腔与喉部；高烧、骨头痛；而且经常在病发初期便夺去性命。不过时至今日，梅毒患者已经很少初发即死，终若的确死于梅毒，往往都已力抗多年。梅毒初现人间的头几年，胡滕曾有过一番描述，显示它当年的本貌与今日的“温和”举止大相径庭——许多又尖又突的疮，状如橡实，流出恶脓，臭气之重，令闻者以为自己亦受感染。脓疮疼痛之巨，已犹如身置火中；而其色暗绿，恶心模样比脓疮的疼痛更令患者难受。
此病发作的惨状，他告诉我们：“驻留时间不超过7年。病后的虚弱虽然一直驻留不去，却没有这般恶秽了。”这个法国佬病于 1500年左右突如其来光临旧世界，关于此事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具体的古人骸骨。哥伦布年代之前的旧大陆尸骨，从未有一具展现出无可置疑的梅毒侵害痕迹。有名的古生物病理学者史密斯告诉我们：“在检查了时间涵盖过去6000年、地理遍及全埃及地，数目高达3万具左右的古埃及人与努比亚人骸骨之后，可以很肯定地指出，不曾发现在近世埃及之前，有过任何骨头或牙齿曾遭梅毒损害的直接痕迹，甚至连可能迹象亦无。”如果说，哥伦布年代之前的埃及确有过梅毒，同样地，如果1493年之前，从事远距离商贸的任何旧世界高文明地区内，也确曾有过梅毒，那么史密斯检查的骸骨之中，至少必有一具显示出梅毒侵蚀过的痕迹。这个推论几乎百分百地确定。反对“哥伦布带回说”的人士，却完全不理会以上论证，他们的假设是15世纪90年代前梅毒即已存在旧世界，只是形式“温和”。然后在15世纪90年代，致病的有机体突变成致命的梅毒螺旋体，梅毒开始影响身体深层结构，变成夺命杀手。这个假设无法证实为非，而且很巧妙地与所有事实若合符节；然而，却也无法证实为真。很抱歉，微生物机体就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能“证明”突变理论效力之途，就是利用排除法。我们必须逐一证明所有其他假设都不能成立。因此，下面就来直接检视“哥伦布带回说”这项理论的效力。梅毒到底从何而来？若来自美洲，那么几乎可以很肯定必在1493年或稍后传来。首先，让我们考量具体的实质证据。在此，新旧世界之间有什么对比相异之处吗？随着考古学者与古生物病理学者在美洲大地挖出越来越多具显然留有梅毒侵害痕迹的哥伦布前人类骸骨，答案亦变得越来越确凿。根据一位研究者表示，有些尸骸前额骨的畸形，毫无疑问是梅毒所致，也肯定是瓦色曼化反应的一种阳性反应。支持哥伦布带回理论的文献证据之多，也令人印象深刻：16世纪可信赖的某些医生、史学家都主张，哥伦布一定要负起将梅毒带到欧洲的祸首责任。可是他们这句话虽然说得非常肯定，我们却也要同时考量另一事实，也就是他们从无一人主张梅毒原生自美洲大地。这种说法直到哥伦布航行一代之后方才出现。若说新世界的发现与这轰动新疾病之间确有何相关，这个关系必定在15世纪90年代与16世纪初期被人一再强调。实则不然，两者之间的关联从未见任何提及，直到由一种西印度群岛的木本植物汁液制成的愈疮药出现，广泛成为治疗这个法国佬病的确切良药之后，情况方才改变。根据当时的逻辑：一病与其药，必都源自同地，神的安排总是如此。“这病从哪里来，我们的主神必使这药方从同一处来。”反过来说，既然美洲之药愈疮木可以治好梅毒，那么梅毒必然也是美洲之疾了。还能有比这个更合理的逻辑吗？因此许多历史学者判断，“哥伦布带回说”这个理论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愈疮木来自西印度群岛，而不是出于梅毒真正来自那里。 更令“哥伦布带回说”一派难安的事实是，梅毒在欧洲首次暴发流行之前，哥伦布航行的记录文件内从不曾提及梅毒或任何近似梅毒的事项。当然，哥伦布本人为避免有所不利，很可能在报告中对此事隐瞒不报，可是若其他目击者也同样噤声就很奇怪了。 1492年、1493年间出航美洲的船舰返回之后，一直到1494年或1495年左右，欧洲首度记录在案的梅毒病例暴发，这段年月中都不见西班牙、葡萄牙两地出现过任何有关梅毒病例的报告。即使确有这类报告存在，也都写就于“据称发生的病例”多年之后。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因为当代文件内未曾提及梅毒，就确定它未曾流行。因为整个相关文件实在太过稀少。比方次出航之际“平塔”号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可谓毫无所悉；因为它在西印度群岛逗留极久，回航时也有一半时间远在哥伦布视线所及与他所能知晓之外。而哥伦布却是整个航程的记录者。那些于1493年与1494年被带回欧洲的印第安人，我们对他们的状况也一无所知—他们身上很可能潜有梅毒。更有甚者，对许多参与哥伦布航海雄图的人来说，为保自身利益，也有可能压下与新世界有关的负面消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早期文件中为何不见梅毒身影：这段时间的许多文献记录，已永远消失；此外，无疑也有文件至今仍深埋在欧洲的档案堆里，400年来无人一阅。接下来，让我们检视有关“哥伦布带回说”假定的文字证据。欧洲人首次提及新世界梅毒的记录，是哥伦布之子费迪南德为其父所写的传记。此书价值极巨，可惜我们只有一部意大利文译本。西班牙原文已失，因此无法确定意大利译文是否正确。虽然如此，费迪南德告诉我们：1498年他父亲再度来到埃斯帕诺拉，发现“当初留下的人半数已然死去，残存者中有160多人身染法国佬病”。可惜这个记录不能证明什么，只显示这一批殖民者在那方面非常“活跃”，因为及至1498年，梅毒也已在欧洲蔓延极广了。传记中也收有“随船教士拉蒙对印第安古史的叙述。他懂得印第安语言，因此奉大司令之命编纂 ”。根据费迪南德的说法，这篇报告写于15世纪90年代。对于埃斯帕诺拉岛民阿拉瓦克人的天地宇宙概念，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也都来自这份报告。根据我们这位好弟兄所记载，阿拉瓦克民间传说中的那位伟大英雄“临幸”某名女子，“可是没多久，他就必须四处找浴池刷洗自己，因为身上长满了被我们称为法国佬病的溃疮 ”。我们人类的民间传说，往往根深蒂固，改版极缓；因此阿拉瓦克人似乎不大可能在欧洲人抵达之后不久，便急忙修改他们的部落传奇，好为他们的阿基里德英雄、他们的贝奥武甫，送上一号新的疾病。早期西班牙帝国重要的两大史学家 —拉斯•卡萨斯与奥维多，都曾说是哥伦布把梅毒从美洲带回欧洲。他们的记事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当初到底是哪批船队首先把梅毒带回欧洲，整体观之也语焉不详。但是细节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实不明：因为这类传入在时间上很难确切定位。而两位史学家都确有资格就梅毒来源做出陈述：他们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可以接触到曾与哥伦布一起出航的人员的机会。1493年时拉斯•卡萨斯本人也在塞维利亚，哥伦布就是在这一年来到此地，带着他的航行发现报告，以及他带回来的印第安俘虏。拉斯•卡萨斯的父亲、叔叔，也都于1493年随同哥伦布出航，他也一定认识许多参加过那些早期航行的人员。拉斯•卡萨斯则于1502年来到新世界，从那时起，几乎终生都在为印第安人付出，并与他们一起同工。
旧世界投之以桃，新世界不遑多让，也回报以极多的李。但凡发生于1500年前后数十年间的每一桩重大事件、人物、流行、愚事、圣战、不幸，文艺复兴大哲伊拉斯谟笔下几乎都曾提及。而当他在世之日，临到欧洲头上的所有不幸事件之中，伊拉斯谟认为，恐怖者莫过于那个法国佬病，或称梅毒。他觉得没有比这个病更会传染、更折磨受害者、更难治愈……或者说，更时髦的了！“简直是一种不像话的疹子！”他的《对话录》（Colloquies）中的一个角色叹道：“真要摊牌比一比，绝不会输给麻风、象皮病、金钱癣、痛风或须疮。”伊拉斯谟那一代的男女，是批见识到梅毒的欧洲人；至少，他们是如此表示。英格兰人称之为“疹子”的这个恶疾，于15世纪后几年间如雷电倏然击来。可是它却不似其他也是如此突兀而至的疾病，后者往往迅速填满墓园，然后便随之远扬，另择他日再行归来出击，或永远不再露面。反之，梅毒从此驻足不走，与人类世世永远共同存在。历史学者对梅毒有一股特别的着迷，因为在肆虐人类的所有重要疾病之中，它独具“历史性 ”。多数疾病之始，早在人类早记忆之前。只有梅毒，拥有一个所谓的历史起始时刻。自 15世纪后 10年以来，不乏有人坚称：自己几乎可以确切指出梅毒现身于世界舞台的那个时间点，甚至知道来源地所在。“1493年左右，”伊拉斯谟通信对象之一的当代人文主义者胡滕写道，“这个污秽、悲惨的恶疾，开始在众人中散播了。”另一位同时代人、西班牙医生迪亚斯也表示同意，认为 1493年是梅毒元年，并表示 “此病原生之地，来自那座现称埃斯帕诺拉的岛屿”。哥伦布把它带了回来，连同玉米和其他美洲新奇事物的样本。 从16世纪第三个10年起，有关梅毒源始的诸家理论之中，流行的说法就是这个“哥伦布带回说”，可是再流行也挡不住驳斥意见。事实上梅毒源始一事，无疑是所有医药史学中争议的一个。单单是搜编出一张完整的相关书单，就要耗上好几个月的工夫。直到近数十年之前，关于梅毒出身之谜，一般只有两种普遍为人接受的看法：一是“哥伦布带回说 ”，一是完全与之相反的对立理论，认为早在 1493年前，梅毒即已存在于旧世界。如今又出现单源论说，挑战胡滕、迪亚斯及其他哥伦布带回派等人士的看法，主张这个梅毒性病只是一种并发症状，属于一个具有多面向、遍布全世界的密螺旋体病。但是在我们检视这个学说之前，不妨先来探讨一下前人的旧说法：到底在 1492年时，大西洋两岸都已有梅毒，还是只存在于美洲大陆？哥伦布登陆美洲之前的旧世界文献，找不到任何对梅毒证据确凿的描述。类似的痘疹描述固然有所发现，却也可能是在描述麻疹、疥疮或其他疾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崇奉祖先，只要有机会便引经据典，却没有任何中国作者引述过一如古书所言梅毒云云。盖伦、阿维琴纳，还有古代、中古的其他医学作者，虽然对细菌或抗生学一无所知，却都极富临床经验，描述起疾病的表象症状，功力不下于任何现代医生。如果某个疾病未曾在他们笔下有所描述，我们或许可以假定：不是此病当年性质有异，就是他们从未见过此病。用这个假定去搜寻像梅毒这一类疾病的记录，尤称允当，因为在任何不幸暴露于其魔掌之下的社会里，它都会蔓延极广。旧世界的内科大夫、外科医生，甚至包括非医学中人，但凡于16世纪写过有关梅毒性病一事者，都几无例外，指称它是一种新恶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都错了。从迪亚斯到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汪机的《石山医案》——西班牙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众口一声，都表示之前从未见过梅毒疹。[4]若说他们在同一个题目上同时错了，实在不太可能。即使找不到任何记载，直指梅毒是旧世界居民面对的新疾病，语言现象中却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个看法。它有各式各样的名称，而且这些不同名目，却几乎都意味着它乃是外邦传来的恶疾。这些语言事实，都有力地证明梅毒之“新”。意大利人称它法国佬病，结果这也成为梅毒通行的外号；法兰西人称它是那不勒斯症；英格兰人则称它是法国佬病、波尔多病或西班牙佬病；波兰人称它是日耳曼症；俄国人称它是波兰佬病，等等。中东人叫它欧洲脓疱，印度人叫它法兰克人病（指西欧）。中国人叫它广州溃疡（广州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港埠）。日本人叫它唐疮（唐指中国），或者更切题些，葡萄牙佬病。早期众人赐予梅毒的大名，洋洋洒洒，可以写满好几页纸。直到 19世纪，意大利名医弗拉卡斯特罗于16世纪20年代新造的词“syphilis”1，才终于变成全球通用的标准定名。
梅毒突如其来降临人间，也可以从它早年初为欧洲人辨识之后所展现的恶性程度上看出。新疾病的典型发展路线，通常是初来乍到，来势极凶、散布极速；接下来的阶段，杀伤力渐减。一地人口中弱、容易病倒的成员，连同病原中凶猛的菌株，一起遭死神剪除。因为在病原还来不及传到其他宿主身上之前，就已经先把现居宿主弄死了。15世纪末期与16世纪初期的记录中满是哀伤，悲叹着梅毒传播之速、病状之怖，常常在初感染后短时间内即告发作：全身起红疹块与溃疮，常蔓延入口腔与喉部；高烧、骨头痛；而且经常在病发初期便夺去性命。不过时至今日，梅毒患者已经很少初发即死，终若的确死于梅毒，往往都已力抗多年。梅毒初现人间的头几年，胡滕曾有过一番描述，显示它当年的本貌与今日的“温和”举止大相径庭——许多又尖又突的疮，状如橡实，流出恶脓，臭气之重，令闻者以为自己亦受感染。脓疮疼痛之巨，已犹如身置火中；而其色暗绿，恶心模样比脓疮的疼痛更令患者难受。
此病发作的惨状，他告诉我们：“驻留时间不超过7年。病后的虚弱虽然一直驻留不去，却没有这般恶秽了。”这个法国佬病于 1500年左右突如其来光临旧世界，关于此事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具体的古人骸骨。哥伦布年代之前的旧大陆尸骨，从未有一具展现出无可置疑的梅毒侵害痕迹。有名的古生物病理学者史密斯告诉我们：“在检查了时间涵盖过去6000年、地理遍及全埃及地，数目高达3万具左右的古埃及人与努比亚人骸骨之后，可以很肯定地指出，不曾发现在近世埃及之前，有过任何骨头或牙齿曾遭梅毒损害的直接痕迹，甚至连可能迹象亦无。”如果说，哥伦布年代之前的埃及确有过梅毒，同样地，如果1493年之前，从事远距离商贸的任何旧世界高文明地区内，也确曾有过梅毒，那么史密斯检查的骸骨之中，至少必有一具显示出梅毒侵蚀过的痕迹。这个推论几乎百分百地确定。反对“哥伦布带回说”的人士，却完全不理会以上论证，他们的假设是15世纪90年代前梅毒即已存在旧世界，只是形式“温和”。然后在15世纪90年代，致病的有机体突变成致命的梅毒螺旋体，梅毒开始影响身体深层结构，变成夺命杀手。这个假设无法证实为非，而且很巧妙地与所有事实若合符节；然而，却也无法证实为真。很抱歉，微生物机体就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能“证明”突变理论效力之途，就是利用排除法。我们必须逐一证明所有其他假设都不能成立。因此，下面就来直接检视“哥伦布带回说”这项理论的效力。梅毒到底从何而来？若来自美洲，那么几乎可以很肯定必在1493年或稍后传来。首先，让我们考量具体的实质证据。在此，新旧世界之间有什么对比相异之处吗？随着考古学者与古生物病理学者在美洲大地挖出越来越多具显然留有梅毒侵害痕迹的哥伦布前人类骸骨，答案亦变得越来越确凿。根据一位研究者表示，有些尸骸前额骨的畸形，毫无疑问是梅毒所致，也肯定是瓦色曼化反应的一种阳性反应。支持哥伦布带回理论的文献证据之多，也令人印象深刻：16世纪可信赖的某些医生、史学家都主张，哥伦布一定要负起将梅毒带到欧洲的祸首责任。可是他们这句话虽然说得非常肯定，我们却也要同时考量另一事实，也就是他们从无一人主张梅毒原生自美洲大地。这种说法直到哥伦布航行一代之后方才出现。若说新世界的发现与这轰动新疾病之间确有何相关，这个关系必定在15世纪90年代与16世纪初期被人一再强调。实则不然，两者之间的关联从未见任何提及，直到由一种西印度群岛的木本植物汁液制成的愈疮药出现，广泛成为治疗这个法国佬病的确切良药之后，情况方才改变。根据当时的逻辑：一病与其药，必都源自同地，神的安排总是如此。“这病从哪里来，我们的主神必使这药方从同一处来。”反过来说，既然美洲之药愈疮木可以治好梅毒，那么梅毒必然也是美洲之疾了。还能有比这个更合理的逻辑吗？因此许多历史学者判断，“哥伦布带回说”这个理论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愈疮木来自西印度群岛，而不是出于梅毒真正来自那里。 更令“哥伦布带回说”一派难安的事实是，梅毒在欧洲首次暴发流行之前，哥伦布航行的记录文件内从不曾提及梅毒或任何近似梅毒的事项。当然，哥伦布本人为避免有所不利，很可能在报告中对此事隐瞒不报，可是若其他目击者也同样噤声就很奇怪了。 1492年、1493年间出航美洲的船舰返回之后，一直到1494年或1495年左右，欧洲首度记录在案的梅毒病例暴发，这段年月中都不见西班牙、葡萄牙两地出现过任何有关梅毒病例的报告。即使确有这类报告存在，也都写就于“据称发生的病例”多年之后。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因为当代文件内未曾提及梅毒，就确定它未曾流行。因为整个相关文件实在太过稀少。比方次出航之际“平塔”号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可谓毫无所悉；因为它在西印度群岛逗留极久，回航时也有一半时间远在哥伦布视线所及与他所能知晓之外。而哥伦布却是整个航程的记录者。那些于1493年与1494年被带回欧洲的印第安人，我们对他们的状况也一无所知—他们身上很可能潜有梅毒。更有甚者，对许多参与哥伦布航海雄图的人来说，为保自身利益，也有可能压下与新世界有关的负面消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早期文件中为何不见梅毒身影：这段时间的许多文献记录，已永远消失；此外，无疑也有文件至今仍深埋在欧洲的档案堆里，400年来无人一阅。接下来，让我们检视有关“哥伦布带回说”假定的文字证据。欧洲人首次提及新世界梅毒的记录，是哥伦布之子费迪南德为其父所写的传记。此书价值极巨，可惜我们只有一部意大利文译本。西班牙原文已失，因此无法确定意大利译文是否正确。虽然如此，费迪南德告诉我们：1498年他父亲再度来到埃斯帕诺拉，发现“当初留下的人半数已然死去，残存者中有160多人身染法国佬病”。可惜这个记录不能证明什么，只显示这一批殖民者在那方面非常“活跃”，因为及至1498年，梅毒也已在欧洲蔓延极广了。传记中也收有“随船教士拉蒙对印第安古史的叙述。他懂得印第安语言，因此奉大司令之命编纂 ”。根据费迪南德的说法，这篇报告写于15世纪90年代。对于埃斯帕诺拉岛民阿拉瓦克人的天地宇宙概念，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也都来自这份报告。根据我们这位好弟兄所记载，阿拉瓦克民间传说中的那位伟大英雄“临幸”某名女子，“可是没多久，他就必须四处找浴池刷洗自己，因为身上长满了被我们称为法国佬病的溃疮 ”。我们人类的民间传说，往往根深蒂固，改版极缓；因此阿拉瓦克人似乎不大可能在欧洲人抵达之后不久，便急忙修改他们的部落传奇，好为他们的阿基里德英雄、他们的贝奥武甫，送上一号新的疾病。早期西班牙帝国重要的两大史学家 —拉斯•卡萨斯与奥维多，都曾说是哥伦布把梅毒从美洲带回欧洲。他们的记事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当初到底是哪批船队首先把梅毒带回欧洲，整体观之也语焉不详。但是细节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实不明：因为这类传入在时间上很难确切定位。而两位史学家都确有资格就梅毒来源做出陈述：他们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可以接触到曾与哥伦布一起出航的人员的机会。1493年时拉斯•卡萨斯本人也在塞维利亚，哥伦布就是在这一年来到此地，带着他的航行发现报告，以及他带回来的印第安俘虏。拉斯•卡萨斯的父亲、叔叔，也都于1493年随同哥伦布出航，他也一定认识许多参加过那些早期航行的人员。拉斯•卡萨斯则于1502年来到新世界，从那时起，几乎终生都在为印第安人付出，并与他们一起同工。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