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1832
1.六场峰会透视20世纪进程，见证战争世纪中的和平努力
20世纪，突如其来的大战催生了前所未见的外交努力，大国元首的艰难会谈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力量。数十亿人的命运，就在一次次冲突后的谈判中定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中东冲突……种种危机与转机的背后，是或成功或失败的斡旋，明智与不明智的妥协，战场和谈判场上的较量。借助飞机这一20世纪的新发明，掌控历史的关键人物跨越重洋，试图阻止灾难从天而降。张伯伦、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里根、戈尔巴乔夫……十四个元首，六场会谈，历史关键点上的绥靖、遏制、缓和、改变，塑造了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
2.纪录片手法重建历史现场
身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雷诺兹在二战史和冷战史领域深耕多年，哪怕政府文件被删改得规规矩矩，他也能比照日记、回忆录等历史资料，从字里行间读出隐藏的真相。读《峰会》，有如观看历史纪录片。雷诺兹仿佛对各大峰会全程跟拍，台前幕后无不顾及，时而近景拍摄手握重权的各国元首，观察他们在交手中展现的性格和手腕，时而远景展现宏大的历史进程，时而切换视角，透露当初与会者所无法了解的事实。张伯伦的误判、希特勒的狡诈、罗斯福的敏锐、贝京的强硬、萨达特的灵活……在那个充满仇恨又不乏希望的战争世纪里，影响着命运的轨迹。
3. 观看峰会上的妥协与谈判，理解决策背后的动力
国家元首在国内呼风唤雨，在外交峰会上追求和平时却有如攀登珠峰。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艰难前行，为的是在峰顶会面，再带着各自的成果回到山下。他们爬得很高，很危险，相信能在峰会上改变世界。他们无不想创造历史，却不得不受制于时势。
六场峰会上，有许多精明的算计，许多艰苦的谈判，有过于软弱的妥协，也有事后看来毫无必要的强硬。《峰会》回到历史现场，深入当时决策者的内心，研判大国的实力对比，探究那些带给他们恶名或美名、带给世界苦难或福祉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串联起20世纪的六场峰会，既是已有秩序的缩影，又在旧秩序上打开缺口，以待新秩序的创生。
曾经，几个大国元首会面，就足以左右全世界人的命运。
1938年，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和希特勒会面，此后纳粹更加肆无忌惮，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
1945年，雅尔塔会议，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密会八日，确立战后国际格局。雅尔塔会议是希望的序曲，也被视为冷战的前奏。
1961年，维也纳会议，这是冷战开始后首度重启峰会，在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火药味十足的碰撞之后，是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1972年，莫斯科会议，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互相让步，冷战走向缓和。
1978年，戴维营会议，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分别代表美国、以色列和埃及，为中东和平斡旋。成果斐然，却未能持久。
1985年，日内瓦会议，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破冰会晤，冷战走向和平结束。
六场峰会，十四个站在权力之巅的人各怀心事，为利益，为野心，为理念，或为实现战争的企图，或为达成和平的愿景，在外交场上展开竞逐。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顶着政治、身体、心理上的沉重压力，在现实政治和理想主义间权衡，施展各样手段来摆布对手，达成目标。他们究竟是创造了历史，还是败给了时势？无论如何，20世纪的历史，都因他们而改变。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戴维•雷诺兹用这六场峰会，串联起20世纪的国际大事。从被删改得规规矩矩的庞杂政府文件中，他读出了鲜活的历史真相，他考察字里行间的深意，还原当初与会者因不知道对方筹码而无法了解的事实，带我们重回六大峰会的历史现场，重新审视那些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力量。
引 言
第1 章 通向峰会之路：从巴比伦到凡尔赛
第2 章 慕尼黑，1938 年：张伯伦和希特勒
第3 章 雅尔塔，1945 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第4 章 维也纳，1961 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第5 章 莫斯科，1972 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
第6 章 戴维营，1978 年：贝京、卡特和萨达特
第7 章 日内瓦，1985 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第8 章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峰会外交：从G7到布什和布莱尔
参考资料来源和致谢
注 释
“Summit”（峰会）这个词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创。在冷战时期的黑暗日子里， 1950 年2 月14 日，丘吉尔在爱丁堡（Edinburgh）的讲话里呼吁“在领导层面上与苏联再进行一次会谈”，并且补充说：“峰会外交不会让形势变得更糟。”是什么原因促使丘吉尔将“summit”一词引入外交领域尚不清楚，但这个词随着20 世纪40 年代末期攀登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活动而不断地出现在英国的报刊上。1953 年5 月11 日，丘吉尔在下议院进行演讲时再次提出要举行“别的会议”，他希望在“各国的领导人之间”实现和平。当时人类正准备第八次尝试登顶珠穆朗玛峰，而当月月底，珠穆朗玛峰终于被征服了。
无论是何种原因让丘吉尔使用了这个词，人类对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痴迷使他的这个比喻扎根于大众心中。1955 年7 月，美、苏、英、法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面，被《时代》（Time）杂志宣传为“峰会外交”，美国国务院也将“峰会”一词作为官方用语。许多漫画家，比如笔名为“Vicky”的漫画家，喜欢把世界领导人画成要么望着，要么在山尖上如坐针毡（图I -1）。到了1958 年， “summit”这个词已经成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年度热词—社会热点的有用晴雨表。如今，这个词已是我们政治语汇中的日常用词，它在很多语言中都有等效词语了。
熟悉易生轻慢。丘吉尔这个引人注目的“ 峰会外交”的说法值得推敲。莎士比亚曾多次使用的“parley”这个古语，是指敌对的双方为达成妥协而进行的危险的谈判。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中，诡计多端的塔莫拉皇后（Empress Tamora）就对罗马的贵族埃米利乌斯（Aemilius）这样说道：
你走上前去吧，做我们的使者
告诉他们皇帝要和他们谈判
去和好战的卢修斯……
而“ ”（summit）——危险而高峻——这个词则让人联想到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等而闻名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化遗产。山为险境，“ 征服”它，恰能令人获得成就感和解脱感。拜伦（Byron）勋爵在诗中写道：
聚集着壮阔而险恶的无穷气象，
似向我们表白：大地能戳穿天的幕帷，
而把我们留在底层，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类。
本身就是个奇境。在山顶，无论这个人审视角度善恶如何，他都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1816 年，雪莱（Shelley）次到达阿尔卑斯山下时也被深深地震撼了：“山峰突然在眼前出现，无比巨大的陡峰让人欣喜若狂，近乎癫狂。”
丘吉尔口中的“summit”一词也是对犹太-基督教传统里圣山的再现：摩西攀上西奈山（Sinai）受“十诫”，基督欲在地上建国，耶稣登山变像，等等。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只有在立于光秃秃的之上时，才能体会到自己在宇宙间的渺小。在J. M. W. 特纳（J. M. W. Turner）的名画《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Hannibal and His Army Crossing the Alps）里，末日般的天空背景下，汉尼拔这位伟大的将领骑在战象上的背影极其渺小。这幅画创作于1812 年，被解读为拿破仑败亡的预兆。
无论山峰有多险峻，很多登山者都难以抗拒登顶的魔力。1921年首次对珠峰考察后，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写道：“攀上群山的峰要具备的能力苛刻得可怕，并且每一种能力都关乎生死，聪明人会认真地谋划，战战兢兢，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可马洛里并没按照自己说的去做，1922 年他再次前往珠峰，并在1924年第三次赴珠峰尝试登顶。当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
和很多人一样，对于马洛里来说，登上山顶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1924 年6 月8 日，透过云层的缝隙，他小小的身影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距离登顶的营地不远处。75 年后，他的被冰冻的遗体在雪中被发现，但他是否成功登顶仍然是个谜。他的一个同伴弗朗西斯•扬哈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推测，马洛里的自负战胜了理性。“ 有两个选择，要么第三次撤回，要么死在山上；后者对马洛里来说可能更容易点，而前者所带来的痛苦，对于一个男人、一位登山家或一位艺术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丘吉尔首次使用“峰会外交”一词时也关联了一些文化意涵。敌对双方的危险碰面，意味着无论敌我都会重视这一引人注目的行为，开创壮观的新局面；意味着一位领导人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冒险，要么成就他的声誉，要么毁掉它；意味着一旦开始就很难回头。
在峰会上青史留名会诱惑很多政治家。搞定了国内的事务之后，他们很自然地就会被国际政治峰会所吸引。很多政治家认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0 年表述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人类所创造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伟人们的奋斗结果”。他们越接近权力之巅，也就越能理解和托马斯•卡莱尔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本书描写的峰会故事跌宕起伏，正如一段登顶的旅程——与会的各方向上艰难地攀爬，为的是实现在峰顶的会面，再带着各自的成果回到山下。书中对“伟人”们和他们在峰会上的对手们所秉持的原则进行了探究，以便厘清这些参与其中的人究竟是创造了历史，还是因为能力所限而成为时局的失败者。然而，就像是初次的约会、一场牌局，或一次意在签约的商务会谈，峰会因其史诗般的特性而深深地植根于世人心中。在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有没有错判对方？自己表现如何？谁又在峰会上收获颇丰？他们在会议桌上的表现也是本书的另一看点。
我们可以说，峰会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本书章中，我们可以把这一历史追溯至青铜时代的巴比伦王国。但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认定，由于安全形势的多变和身份地位的差异，各国领导人通常会避免别的会面，这一状况直到20 世纪才有所改变。峰会外交是近代史上的发明，航空助其成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令其有用武之地，而新闻纪录片和电视这类大众媒体使其家喻户晓。典型的说法是，峰会是指两位或三位政府首脑面对面地直接会晤商谈。从20 世纪30 年代晚期到80 年代末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峰会外交大行其道。此后随着通信技术、军事技术的进步，上面提到的三个条件便不再适用了。本书后一章详细回顾了这半个世纪的峰会外交，并审视了冷战后的峰会外交形势。在本书后，我还要承认，把这些历史上纷繁复杂的重大事件付之于笔端确实要比在其中如履薄冰容易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从相关历史资料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启示。
本书所讲述的并不是关于所有峰会事件的通史，而是对有代表性的六次峰会的个案研究。次峰会是1938 年的慕尼黑会议，准确地说，是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三次会晤，这次峰会也开了现代峰会的先河。之后我的写作对象是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丘吉尔、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三人在克里米亚的会晤决定了战后欧洲的形势。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虽然如今恶名在外，但我认为，人们压根儿就是误解了这两次峰会的意义。在冷战早期，峰会外交也偃旗息鼓。不过，1961 年，当时的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那位好斗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维也纳的会晤重新开启了峰会外交。双方火药味十足的碰撞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相比之下，1972 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莫斯科的会晤则富有成效，双方的会谈使得冷战进入了缓和期。但并非所有的峰会都是在超级大国的元首之间举行。在1978 年的戴维营，这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胜地被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选中，作为在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之间斡旋的会议地址。后，我对1985 年的日内瓦会议进行了剖析，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两个人由此开始的一系列会晤让冷战终得以和平结束。
以上提及的六次峰会可以被简单地归为三种类型：类是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峰会，着重表现了双方领导人的对抗或碰撞。1938年9月间，张伯伦要想和希特勒谈下去就只能飞往慕尼黑；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会面的目的，谨慎地说来更像相互之间的试探和审视，但会议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第二类峰会则是与会双方的全方位峰会，双方领导人面对面会谈是在各自专家和顾问的协助下进行的，同时，与会双方也都想在峰会上解决实质性问题。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和1978 年的戴维营会议可归为此类。
会议上的磋商很圆满，不过，双方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这反而破坏了已达成的协议的实施，协议因此搁浅。第三类峰会可以称为成效性峰会，综合了个人峰会和全方位峰会的各个元素，但除此之外，峰会本身其实也是一系列会议之中的组成部分，双方的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各方面专家纷纷登台亮相。1972 年的莫斯科峰会开启了这一模式，不过没有大获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偷偷摸摸、尔虞我诈的做法。相比之下，1985 年的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则要归功于罕见但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和他们的顾问之间的团队协作。峰会是一种外交手段，是在领导人之间开展的国家间对话。对这些峰会展开分析为研究20 世纪国际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全面战争，要么是积极备战。在这个世纪里，1914—1918 年间血战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生活在空袭的阴霾之下，因此开始尽力思考如何避免战争。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是绥靖政策在外交方面的延续，人们在之前往往把这一政策看成为实现和平而做出的牺牲和忍辱负重。不过
1945 年后，“绥靖”一词变得臭名昭著，恰恰是因为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带来的尽人皆知的后果。冷战早期，美国选择遏制政策—毫不退让，不与苏联磋商。1961 年肯尼迪试图和赫鲁晓夫对话，其结果不亚于一场灾难。基于在国际关系上苏联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假设，1972 年尼克松采取的政策成功地让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这一成果让罗纳德•里根这位古怪而又激进的冷战斗士在富有远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缓和了下来，并共同改变了冷战世界。可以看到，绥靖、遏制、缓和、改变，这些原则和政策在几场峰会之中都得到了体现，由此我们能够勾勒出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纪那并不为人所知的轮廓。
这几场峰会中的大部分会被人肤浅地理解—有些会被看成陈词滥调、老生常谈，然而还是有不少新东西值得一提。比如，慕尼黑会议如今已被视同凄惨卑微的投降，但是认真梳理过1938 年张伯伦和希特勒之间的三次会晤之后，你就会发现局势其实更加错综复杂，会议的主动权在英德两国之间反复易手。战争没有在1938 年爆发并非因为张伯伦，而是因为希特勒在峰会的压力下丧失了开战的勇气。雅尔塔会议往往被美国人描述成一场背叛，但当我们把眼光从波兰问题上挪开，看得更远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与会的各方势均力敌。事实上，雅尔塔会议的成果在很多方面对于西方国家并非坏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源于预先的假设和后来的事态发展。
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为之后的峰会建立了基准，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会被特别提及。不过在仔细研读过这些会议的原始发言记录和相关文档并充分展开想象之后，本书对所述及的峰会的剖析结果都是很令人惊讶的。之所以说要仔细研读，是因为会议上的用词非常重要，精准的用词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图能得到正确表达，避免被误解，而赫鲁晓夫在1961 年维也纳会议之前评价说肯尼迪比他的儿子还年轻（见本书第4章），这样不经意的话语则会暴露领导人的内心想法，但我们仍然要在研读这些文档的时候发挥想象力，因为我们所读的这些文档有助于解决现今的问题，而不是用来启迪未来的历史学家。保存这些文档的人们往往对所达成的协议感兴趣，而不是达成协议的过程。人们熟悉的套路是，那些人会对本国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文过饰非，却很少关心领导人在交流过程中的语气和肢体语言；他们不会花时间仔细思考在会议上谁先开口，谁退缩不前，关键议题是如何提出的，哪些话题又被刻意地遗留了下来。这些文档也是政治性文件，需要留给国内的同僚们和国际上的盟友们看。有些时候，文字也会被润色一番，使之能为政治家们的表现加分。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厅（Whitehall）流传着这样一首作者不详的小诗：
当伟人们要把餐饭享受，
秘书却留下来，瘦了又瘦，
记录和汇报很费脑筋
要把长官认为自己本该做过的事情写好。
因此，若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在字里行间捕捉内容，也要把官方文件和参加者的日记甚至是回忆录（即便有后知后觉的修正）相互对照，寻求真相。需要牢记的一个要点是：政府文件本身并非历史事实，但能让历史学家们重建真相；或者，说得更准确点，这些文件可以让我们还原事实，那些当时的与会者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筹码而无法了解的事实。
在我的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的术语，内容都是基于政治性文献中所载的磋商和谈判。在描述过程中，我把每次峰会都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谈判，执行。换句话说就是：领导人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又是怎么坐上谈判桌的；他们在峰会上是如何针锋相对，又是如何在不胜寒的高处展现自己的外交手腕；后，他们从峰会上带回了什么样的成果，又是怎样向怀疑论者、政敌或国内的看客们和国际盟友们交出成绩的。成书过程中，我也在后一章里提出并进一步分析了一些对于领导人来说本应考虑却很少有机会严格或深刻领悟的问题。
本书也希望在此能促进对峰会外交重要性的讨论，这是被学者们和评论员们莫名其妙地无视的要点。但复杂的国际峰会外交仍然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幕。其中，自信而又演技娴熟的领导人们为了了解并摆布对手上演了一出出好戏。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坐上谈判桌，顶着来自政治上、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沉重压力据理力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露出软肋。他们爬得很高，很危险，并相信在峰会上他们能改变世界。
★用精到分析支撑的精彩叙事。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雷诺兹用这本有趣的书带我们回到峰会的历史现场，让我们大开眼界，深受启发。
——《阿肯色民主党公报》（Arkansas Democrat-Gazette）
★从几场重要峰会透视20世纪的危机与冲突，这个想法很妙。身为剑桥大学教授，雷诺兹此前已经出版了八部研究“二战”和一部研究冷战的著作，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个想法。他用丰富的学识、流畅而自信的文笔写成了《峰会》。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峰会》引人入胜，富有创见，很有分量，激发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第1章 通向峰会之路（节选）
尽管丘吉尔在1950 年首创了“summit”（峰会）这一词语，但峰会这种活动古已有之。确实，峰会活动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发源于远古时代部落首领之间的谈判。但是事实上，历史上举行过的峰会往往规则不明、成败难料，也往往被斥为毫无益处、极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要想理解峰会外交在20 世纪的繁荣兴起，我们就需要弄清在之前的历史中，它为什么毫无发展。
外交行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的近东地区。公元前18 世纪中期，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流域的各国和公元前14 世纪古埃及阿肯那顿（Akhenaton）王朝所遗留下的档案都记载了各国与其邻国经常性的使节往来，使节们带来的往往是贸易需求或者是战争威胁。这种交往很难称为成熟的外交“制度”—使节们并未驻留在对方国家，也没有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已经是被认可的外交形式。然而按照我们的定义看，那时候的外交峰会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也都是小国的统治者去向大国的国王效忠。仔细想来，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从时间上看，在那个年代，一位腿快的信使从埃及前往巴比伦也需要走上六个星期，同时，还要提防路途上的种种危险。一位小国国王要冒险走过如此长的路程就已经是低声下气了。大国的统治者们虽然在信件中称兄道弟，但从不直接会见小国来者，除非是在战争中成为对方的战利品。不过那就不是一场外交峰会，而是一次归降仪式。
……德国历著名的峰会是1077 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萨（Canossa）的会面，这次会面生动地诠释了地位平等的重要性。这次峰会在德语中被称为“der canassagang”，意为“卡诺萨之行”，而在意大利语中则是“l’umiliazione di Canossa”，意为“卡诺萨之辱”。确实，这次会议就是一场羞辱。在主教叙任权这一问题上，皇帝和教皇展开了权力斗争。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结果被教皇宣布开除其教籍。这一教皇敕令不仅危及了皇帝不朽的灵魂，还使他面临德国贵族的叛乱。于是皇帝试图和教皇见面，但教皇因为惧怕流血而选择在帕尔马（Parma）南部的安全之所—卡诺萨城堡中静修，迫使皇帝前来拜见他。当年的历史场景传说颇多，但人们一般认为，亨利四世在深深的积雪中跣足褐衣等了足足三天，期待和教皇见面。1077 年1 月28 日，亨利四世终获召见，这位君主在教皇面前跪求宽恕。教皇赦免了皇帝，这两位基督教历有权势的人物还一起做了弥撒。两个人的和解很短暂—亨利四世在第二次被宣布开除教籍后带领大军横跨阿尔卑斯山脉进军教廷，还拥立一位“
伪教皇”取代了格列高利七世—围绕这些事件的传说远远比事件本身精彩。在德国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四世被奉为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天主教教皇的灾星常常被封为“新教人”。在对抗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2 年5 月14 日于国会大厦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们不会去卡诺萨，肉体和灵魂都不会去。”这被视作新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不接受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亨利四世站在卡诺萨城堡门外瑟瑟发抖的形象成为19 世纪晚期德国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形象，那句“去卡诺萨”（nach Canossa
gehen）在德语里成了被迫赎罪的代名词。对于德国人来说，“卡诺萨”一词就相当于英美两国民众心中慕尼黑会议所代表的意义。
对于峰会的参加者来说，安全问题和地位平等问题一样重要。1419 年，因为和英国的战争、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不时发作的精神错乱，再加上和他的远亲勃艮第公爵约翰（John，Duke of Burgundy）的权力斗争，法国国内陷入了动荡之中。同年9 月10日，公爵和王太子（Dauphin）相约在鲁昂（Rouen）附近的一座桥上会面。双方都由侍卫重重保护，桥中间立有栅栏，栅栏上开有一扇门，门的两边都有门闩，只允许双方都认可的人通过。但在会谈过程中，公爵被说服穿过了那扇门，结果被王太子殿下的侍卫们乱刀砍死。王太子殿下后来登基称王，是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他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了大部分的法国领土。他的儿子路易十一（Louis
XI）于1475 年和来自约克家族（Yorkist）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IV）前往法国亚眠（Amiens）附近的皮基尼（Piquigny）签署和平条约之时，约翰公爵的遭遇仍然历历在目。编年史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如此描写在索姆河（Somme）桥上的这次峰会：路易十一坚持要他的工匠们在桥的中间搭建一排“
木头格栅，结实得要像关狮子的笼子一样，格栅的栏间距不能宽于一个人的手臂”。不过两位国王还是设法隔着格栅拥抱了对方，安全融洽地展开了会谈。
中世纪晚期是前现代峰会外交的全盛时期，其原因和我们在后面要讲述的故事息息相关。在1500 年左右，欧洲大陆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当然，它们的国运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君主的作为。在当时，峰会外交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能力。负盛名的碰撞之一就是1520 年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在被后世称为“金锦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的会面。英国这位仍然拥有着“法兰西国王”头衔的年轻君主于1512 年与法国重开战端。在他的顾问—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的斡旋下，双方停战，并决定举行峰会，希望达成一项完美的、长久的和平协议。会议的地点就位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后一块飞地加来（Calais）的边界上（就在如今的海底隧道出口附近）。那是一处浅浅的谷地，名叫瓦勒多尔（Val
d’Or）。峡谷两边的地面被小心翼翼地重新修整，确保任何一方都不会居高临下。特别修建了一座大帐，周围环绕着数千顶帐篷和一座300 平方英尺（约28 平方米）的木城堡。国王的会议和宴会都会在大帐中进行，而其他的与会人员则会待在那座木城堡之中。光是亨利八世的随员就有5 000 人以上，而法王则用了10 年才还清这场峰会的花费。不单单是峰会的会场，峰会的程序也是小心谨慎地拟定的。1520 年6 月7 日，那天恰好是圣体节（Feast of Corpus Christi），两位国王在约定的时间带领部下全副武装地分别到达峡谷的两侧。双方都害怕对方布有埋伏，气氛紧张而沉闷，双方都一言不发。两位国王催马向前，来到了约定的位置——由立在地上的一支矛做标记，他们相互拥抱，沉默终于被打破，两个人下马携手走进大帐开始会谈。在之后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双方相互比武，不停地宴饮，举办一场场的舞会。会议的后，在英法双方合唱的赞美诗中，一场大弥撒（High Mass）露天举行，布道的内容就是和平的价值。当时有人认为，这场峰会可称得上世界第八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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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的巴黎和会常常被认为是现代峰会外交的开端，但也许是曲解。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峰会仅仅是偶然。在头两个月里，十人理事会（Council of Ten，由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首脑和外长组成）和他们的顾问以及秘书们在运作和会。3 月24日，这个人数激增到50 人（消息泄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威尔逊提议加速会议进程，四巨头抛开日本，只带着一名口译员单独会商。直到4 月中旬，他们才在会议上增加了一名会议记录员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英国内阁秘书）来保证已经取得一致的议题被记录下来。63 即使如此，会议议题也常常要通过专门的委员会而不是政治家们来解决。还有就是，《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仅仅是和各战败国签署的五个条约中的一个而已，和会在此后仍然继续进行，直到距会议开始时间一年之久的1920 年1 月。从很多方面来看，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混合式会议，是峰会与旧式和会不稳定的嫁接产物。在20 世纪20 年代，各国对巴黎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反应。按照一位大失所望的英国前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说法，“民主外交”的“超级缺陷”就是代表国家的使节们“ 必须降低自己预想的标准去迎合其他人的感受”。为此，“自由开明”的劳合•乔治不得不向下议院做出回应，而那里充斥着被尼克尔森嗤之以鼻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式的想法”。
巴黎和会激发了劳合•乔治出访的热情，他之后也有几次个人的外交出访（尤其是当会议地点安排在宜人的地中海度假胜地的时候），顶点是在1922 年4 月的热那亚会议上，他希望把德国和苏维埃俄国拉回欧洲政治圈。劳合•乔治得到了新成立的内阁秘书处的支持—秘书处因位于唐宁街10 号首相官邸中临时处所，被俗称为“花园别墅”。秘书处成员与外国领导人见面和起草文件都极少和外交部沟通，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就曾是其中一员。外交大臣柯曾（Curzon）爵士有好几次想用辞职来抗议“
劳合•乔治的独裁”。1922 年10 月，“威尔士巫师”（Welsh Wizard）辞职之后，外交部才重新掌握了外交事务的执行权和决定权。除了1929
年10月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和赫伯特•胡佛总统为尝试解决英美海军竞赛举行的会晤之外，已经不再是政府首脑而是外交大臣统领外交事务了。这很像是1815 年之后的那段时期：世界局势似乎再次进入足够安全的状态，可以把外交事务放心地交托给外交官们了。
20 世纪20 年代著名的会议于1925 年10 月在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湖畔的洛迦诺（Locarno）举行。参加者是外交大臣和部长们—英国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德国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保持了法德两国莱茵河西岸的边界现状，并同意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些协定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磋商，大多由张伯伦协调安排，几个月后他获得了1925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在1926 年同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看上去同样重要的还有在洛迦诺会议上的友好气氛。尽管“和乡巴佬一样迟钝和淡漠”，英国外交官迈尔斯•兰普森（Miles Lampson）承认，他被“ 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的雄辩和显而易见的真诚”“感动到极点”。所谓的“洛迦诺精神”成了会议外交模式的参照基准。
然而，回顾一下，洛迦诺会议的成果看上去更是模糊不清。不用放弃任何东方的领土要求，施特雷泽曼成功地使德国重整旗鼓；对东方，特别是波兰的领土要求，为下次大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大多数的荣誉都归于张伯伦。在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举行了特别的欢迎仪式，而且更像1878 年迪斯累里的是，他立即就获得了嘉德勋章。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称赞他解决了“难倒自大战以来所有政治家”的问题。鲍德温的前任之一贝尔福（Balfour）伯爵说，张伯伦的名字将和这个很可能的“文明转折点”“ 密不可分”。对一位在父亲“激进的乔”（Radical Joe）的盛名之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来说，这种赞美令人欣喜若狂。张伯伦这样告诉他的妹妹：“我对我所取得的圆满成功和紧随其后的褒奖大吃一惊，甚至有点害怕。”1925 年10 月22 日，在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内维尔（Neville）单独进餐的时候，内维尔注意到奥斯汀的日记：“ 从早上8 点到夜里11 点，他在洛迦诺的磋商几乎没有停顿过。也许对他来说，其他的东西都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回顾会议，他发现自己自始至终没犯过任何错误。”内维尔难以掩饰他对奥斯汀的嫉妒，我们在此后也会看到，他没忘记哥哥的成绩。
1919 年的巴黎和会的混合特征和20 世纪20 年代对个人外交的反对是巴黎和会无法被明确地称为现代峰会开端的两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缺少构成现代峰会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之中重要的就是飞机。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1903 年开创性地飞上了天，但班定期客运航班（始于佛罗里达）和条空中邮政航线（始于德属非洲）到1914 年才开通。在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飞行器逐渐成熟。在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突的主要力量已经开始使用大规模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编队，法国人再次走在前列。1917—1918 年，德国戈塔（Gotha）轰炸机对伦敦的突袭造成了恐慌和暴乱，让诸如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英国的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美国的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这样的飞行员在推断之后做出了战略轰炸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武器的预言。空袭误导了对伤亡数字的估计，20 世纪30 年代，火力和航程都有极大提高的单翼机让军事计划的制订者对伤亡数字的估计飙升。飞机可以用来打仗，也可以是一种交通工具。航空邮政便是主要的促进因素，不过航空旅行也有所发展：根据1934 年的记录，世界航空客运里程已经达到近20 亿英里（约32 亿公里），各国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经成立，在美国有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在欧洲则有法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和英国的帝国航空公司。1927 年5 月，航空旅行进入了神话时代，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首次单人单机飞越大西洋，成了国际偶像。政治家们也抓住了航空旅行的潜力。1932 年3 月的德国大选第二轮中（政府限定的选举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以此将纳粹党的暴力活动降到），阿道夫•希特勒包下一架飞机以便在21 座城市进行演讲，他甚至还顶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在全国停飞的情况下前往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这种前所未有的航空旅行带有未来主义的色彩，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赋予了纳粹党的口号“元首统治德国”（The Führer over Germany）另外一层含义，仿佛这位自称为救世主的人真的从天堂降临，向他的人民发表演讲。几个月之后的7 月间，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效仿了希特勒在德国的飞行。他打破传统（候选人应该在“前廊”等候党派代表的通知），直接飞往芝加哥向民主党大会发表演讲。这是步好棋，向党内显示了他不会被身体上的伤残束缚，也凸显了他的承诺——“给美国人民的新政”。次日的一幅漫画上，一个虚弱的农夫正抬头望着一架腹部喷上了醒目的“
新政”字样的飞机飞过。另外一方面，在顶风飞行而且中间落地两次的情况下从纽约州的奥尔巴尼（Albany）到芝加哥才用了9 个多小时。一直到他和丘吉尔在1943 年的卡萨布兰卡峰会之前，罗斯福再没坐过飞机。
飞机本身的表现就能证明，它是现代峰会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政治领导人们想去拜访外国同行只需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好几天（正如蒸汽机车时代和蒸汽轮船时代），更不是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卡诺萨之行便是如此）。作为一种军事武器，飞机也是现代峰会重要的因素之一，原因就是飞机能向平民投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1938 年的9月间，一位英国首相坐飞机去阻止灾难从天而降。
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声电影：电影和新闻纪录片从默片时代走出来。在林白飞越大西洋之后几个月，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于1927 年10 月在纽约举行了新片《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的首映式。影片里阿尔•乔尔森（Al Jolson）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你们还什么都没听到呢。”他在银幕上的口形和录在唱片上的声音完美同步。20 世纪30 年代早期，“音画同步”在美国和欧洲的电影院里变得平常。初，和娱乐大众一样，电影也可以作为新闻的载体。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呼吁以及巴黎和会凭借默片时代的影像传遍全世界。收音机把政治家们的讲话带入了千家万户，富兰克林•罗斯福借此证明了自己熟练于“炉边谈话”。在30 年代，新闻纪录片结合了图像和声音。1934 年，英国约有4 300家电影院，每周的上座人数约有1 850 万人；5 家新闻片制作公司，每家每周会拍两部新闻纪录片用于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暖场。
像飞机一样，新闻纪录片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例如，它们将1937年格尔尼卡（Guernica）遭受的轰炸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5家新闻片商之一的高蒙电影公司（Gaumont）首先播出了这样的片段：“ 现代历为恐怖的空袭可以说成……5 个小时地狱般的凶残施虐。”接下来的18 个月里，高蒙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有关预防空袭的新闻纪录片，为影片里的飞机配上了可怕的字幕“ 遮天蔽日”，或“如同大群蝗虫过境”。这些影片引起了猜疑，人们认为1938 年伦敦会遭受轰炸。
英国的观众们也从新闻纪录片中了解了夸夸其谈的希特勒，后来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对希特勒的讥讽摧毁了这个形象；人们也从新闻纪录片中获得了对自己国家政治家的牢固印象。要是没有新闻纪录片，你就无法理解20 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期间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斯坦利•鲍德温在全国上下的巨大号召力。鲍德温是位很棒的演员，谈吐自如，说起话来就像和你在聊天，而不是在会议上高谈阔论，每句话都简明清晰，还会巧妙地使用他那只朴素的烟斗。（在一次早期的电台讲话中，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在麦克风前划着火柴点上烟斗。）观察家们发现，选民们“
觉得通过电影了解鲍德温，比了解之前的首相更多”。这些经验在鲍德温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的身上也没有被丢弃。
现代峰会的舞台已经布置完毕——航空助其成为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其有了用武之地，新的大众媒体使其家喻户晓。1938年9 月15 日，现代峰会舞台上的大幕被戏剧性地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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