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得东风——范曾甲午新作（国学开讲之后，范曾讲诗讲艺）

　　作诗须知
　　诗最重格调，所谓作诗需有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然则，世上自知者少，致使诗坛蝉蛄嘹噪，犹以为得灵氛之启示，欲周流以远游，如此之诗人，正可车载斗量，此诗国之灾难耳。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有：“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要在为诗，需“新而不乱”“奇而不黩”，刘勰警告为文者，“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
　　诗人必有风清骨峻之气象，当为诗之时，情与气偕，则下笔必无庸俗邋遢之状貌。刘勰举“八体”，以阐其说：“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其中“显附”指“辞直义畅”，不可误解为趋附显达；“繁缛”指博喻酿采，炜烨枝派，非如时下解释为繁文缛节、拖沓为文也。所举“八体”中前七事皆佳文也，唯“轻靡”一事，谓：“浮文弱植，缥缈附俗”，是为诗、为文之大病矣。“浮文”则为文而无根，“弱植”虽有根不入于土也；“缥缈”则不切时、事，于人生世态浮光掠影也，“附俗”则心志卑微，鄙陋行事。如此为文、为诗，则文坛之游魂，而诗界之乞食者也。
　　为诗者往往自视甚高，每以太白、少陵自比，于“新而乱”“奇而黩”的泥潭中滚打跌爬。此不唯诗界、文界所独见，至今于画界、书界、文论界、哲学界触目皆是。今开列刘勰《文心雕龙》之批语，实一千五百年过去，人性之善未曾增，人性之恶未曾减，古今一体，足堪浩叹。然不得不引述者，犹有望于青年一代，革除旧习，为新时代做出“正能量”之贡献，厚望如此，深宜三思。
　　中国既为诗国，于诗必有苛酷之要求，森严之法度。或有人谓，吾所作为乐府也，非近体也，君其奈我何？乐府诗其可乱窜瞎扯乎？白居易之《长恨歌》结构之严谨、词采之美奂，《琵琶行》境界之凄切、文笔之委婉，是诗坛浪荡儿可梦见者乎？乐府诗与近体诗一样难作，至高之境界往往不可以岁月计，必有丰厚之学养、睿智之判断、高峻之立意、丰赡之词采，然后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兴致既爽，而舒卷为诗，佳句之出岂待硬挤死兑，必也如泉水之出山，溯洄湍转有不可穷尽者；又若火朗而静，灼灼其辉，此所谓正到火候矣。当此之时，文出则雄奇，诗出则秀逸，岂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者所可梦见者哉。
　　“诗”，为己之学也，必积以数十年之功，吟哦嗟赏，略无间日。背诵不以炫人，吟唱只为抒怀，久之，诗渐成一己兴感之必然流露。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此六字，足见诗不仅为国学，且为国学之根基，今试举四书之《中庸》，乃以六句《诗经》以结，今抄录两段于下：
　　《诗》曰：“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中庸》为儒家之方法论，故曰：“尊德性而重问学；尽精微而致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篇最后以《诗经》句为结，足见《诗经》“远之事君”之卓能。
　　又《大学》之结尾，引《诗经》五段，今亦引两段为例：
　　《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晅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大学》为儒家之本体论，故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儒家符合宇宙大序之根本恃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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