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2269960
我的家庭历史
我的学术生涯
我的人生追求
《荻溪章氏家乘》初探
中小学老师
忆黎澍
忆贝德士
忆庆华
忆旭麓
“林章配”
忆时岳
徐迟之死
忆郑君里
永远的友谊——怀念田中正俊教授
北美萍踪
访美日记(1979.9.29—11.6)
芝加哥会议：两岸中国学者次正式会晤
对日索赔会
《革命评论》因缘
东京学人
京都族群
宫崎家族
“合宿”种种
访日日记(1979.11.7—22)
目录
韩京十日(1991.6.13—22)
马尼拉印象
日本天水町黄兴题诗
孙中山致黄芸苏亲笔函
唐绍仪手书山田良政墓志铭原稿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版本问题
《容星桥逝世纪念册》
《山东革命先烈碑传录存》
布斯文件(Boothe Papers)
晚晴园史实
居正有关土地改革的设想
李宗仁致居正函
日本镌刻《海国图志》相关版本
《旅美三邑会馆简史》
追寻北美华工的足迹
新加坡白氏公会
贝德士文献
《贝德士手稿选辑》
《西文东方学报论著举要》
《旧学》——《汉声》闰月增刊
《萃新报》
《东浙杂志》
《浙源汇报》
《天义报》
《衡报》
《革命评论》
《新世纪丛书》
《觉民》
《克复学报》
《女报》临时增刊及其他
《日新学报》篇
《海外丛学录》期
《常昭月报》
《爱国报》
《京都日报》
赵凤昌藏札
张謇赠通师毕业生诗
旅通韩人金泽荣
严修赞张謇
黎元洪私档
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
《盛世危言》版本补遗
许寅辉撰《客韩笔记》
王先谦自批《虚受堂文集》
劳乃宣同情农家疾苦
庐山图书馆西文藏书
庐山图书馆中文藏书
因诗悟史
史学寻找自己
治学不为媚时语
历史的公正
历史的公正(续)
史学与政治
“头是×姓物”
对话与理解
历史的复杂性
“拉贝”现象
广义的对话
贵在通识
集团·群体·中间层次
离异与回归
境界——追求圆融
自序
史学的品格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走进历史原生态
寻梦无痕
望重士林，泽惠江汉——忆密老
君子之交淡如水——回忆季羡林先生
犹忆风雨同机情——忆高宗鲁先生
笔墨缘结五十年——寄语《历史研究》
笔墨情愿永相忆——我与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
经常的“栖息地”——忆徐家汇藏书楼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追忆
倾情新世纪——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南通模式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要爱国，更要理性爱国
傲霜花艳岭南枝——评历史故事片《林则徐》
武汉呼唤研究
历史记忆与城市升华——纪念武汉保卫战70周年
签名售书有感
林木深处觅绿魂——忆姚水印老师傅
怎样对待草坪为好——读《小草青青，践踏何忍》疑问有感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校园见闻有感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读张九龄《感遇》有感
犹忆玉屏笛箫声——参加笛箫专场演奏会后的遐思
校报也应以学生为本——从阿行知编《金陵光》说起
陶行知与哥大
明辨荣辱，热爱华师——为刘武教授壮行
往事杂忆——纪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
岁月如歌亦如梭
“失红”与“霸蛮”——难忘的一课
忆从坡
孟浪少年游
开卷有益
武汉情缘
与共和国同行——回忆从教60年
与一位普通考生的通信
我的史学之路
读书与求解——史料与史学的关系
向后看还是向前看——读书漫笔
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怀念老院长杨东莼同志
我为什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回答一些青年的询问
增强主体意识维护科学尊严
献身甘作万矢的论著求为百世师
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来信
两个世纪的对话——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学者谈
“学阀”的腐化可怕
回忆学报若干往事
武汉要有“起而行”的紧迫感
仁心厚泽永留人间
与张舜徽先生共同走过的岁月
行军礼告别
开 卷 有 益
我从小爱读书，又幸而有书可读，但却谈不上什么家学渊源，更没有什么读书计划。
父亲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子女又多，除对作为长房长子的大哥略予教诲外，对我们这些“二等后裔”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但是他的书橱中却不乏有趣的书，其中有些显然是为孩子们买的，如开明书店《小朋友》之类的书刊。丰子恺的画和冰心的散文，使我浸润于美与爱的世界。书橱中更多的是大人看的书，我有时也偷偷翻阅。除鲁迅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外，较吸引我的是林纾译述的西方小说，如《茶花女》《三剑客》之类；虽然是不大看得懂的文言文，但基本上可以了解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性格，为以后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提供若干方便。
大哥单独住在祖父那幢楼上，他有自己的书橱并且有钱买自己喜爱的书。我在课余常去翻阅，他有时也慷慨地把书借给我带回来看。除《西游记》《封神榜》等神话小说外，我爱看的是武侠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常常看得如痴如醉，连吃饭都忘记了。由于是大家庭，小孩一大堆，长辈们根本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还以为我是勤奋好学，亲昵地谑称为“书呆子”。
这些令人痴迷的武侠小说常使我流于荒诞，譬如整夜含一颗橄榄核“练功”，幻想成为随一道白光隐遁的剑仙；或是把铅笔头锯碎咽下“炼丹”，指望能产生什么特异功能。但是这些书都促使我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同时也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并且或多或少增添了若干阳刚侠气。我的老家在江南一个县城的近郊，高高的院墙把我与外在的世界隔绝。课余生活很单调，没有电影可看，更没有现今业已普及的电视和游戏机，唯有读书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和色彩。
但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我们随着难民潮逃到四川。父亲由于工资低，养不活这么多子女，便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把我们分别送到几处可以享受政府“贷金”的学校。我很幸运地进入条件较好的江津国立九中，从初一读到高三。那里不仅有一位学者型的校长——曾在法国攻读哲学的邓季宣教授；有许多优秀的老师，其中有些曾在安徽大学任教；还有比较完善的图书馆和实验设备，那是由西迁复校未成的安徽大学借用的。学校设在偏僻的乡村，教室和宿舍大多是聊避风雨的简陋竹泥棚屋，晚上只有用桐油灯草照明。伙食更谈不上什么营养，吃的是霉烂且混杂稻壳、稗子、沙石、米虫之类的所谓“八宝饭”，而且经常难以填饱肚皮。但是，精彩的课堂教学与丰富的图书却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精神营养，使我们淡化了离乡背井与生活困苦带来的悲愁。
在九中的图书馆中，受欢迎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由于是纸皮平装的小开本，纸张又比抗战期间内地出版的书籍洁白坚实，便于随身携带在寝室内外阅读，喜爱课外读物的同学几乎是人手一册。《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入知识的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在那些年月，特别是高中时期，课余的乐趣，就是把书本上获取的点滴知识，用于与自然现象相印证。中午到田间观察小麦叶上的霉菌，晚上躺在山坡草地上寻找喜爱的星座，或是跪在远处坟山上捕捉“鬼火”，看看究竟是浮游的磷光还是萤火虫。有时我们竟好像生活在古代的西方世界，文静时模仿希腊群贤的滔滔雄辩，狂放时又效法罗马角斗士的搏击角力……
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活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眼看就要毕业时我却被校方视为不安定因素开除了。由于连肄业证书都拿不到，无法考上可以享受“贷金”的公立大学，只有到重庆投奔正在药专读书的大哥。大哥也是靠“贷金”度日的穷学生，哪有力量帮助我，无非是饱一餐饥一餐地在学校大食堂里吃“混饭”。白天大哥和同学们上课去了，空洞洞的宿舍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无助和失落之感陡然袭来。幸好大哥书架上有许多装帧精美的书籍，每天伴我度过寂寞。大哥原来在国立美专学画，后来因为考虑到毕业后谋生需要才转行学习制药，但他仍然珍藏着过去购买的美术书籍。我爱看的是多卷本的中国绘画史，那一代代杰出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及其人品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初步认识到艺术不仅有技法层面还有意境层面，每幅流传下来的名作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书填补了我精神上的空虚，使我从一个浮躁浅薄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开始用较为深沉的理性眼光来观察人生与社会。
大哥实在无力接济我，我也不愿继续过这种寄生生活，便设法进入一个专门收容沦陷区难民学生的两年制计政专修班。但还未读完一年，便因为与军训教官激烈冲突又被无理开除了。不过我在这个班倒也有些收获，那就是在课余阅读了一大批19世纪俄国文学的经典名著，我们这代人很多是吮吸着俄罗斯文学乳汁长大的。再次被开除以后，不好意思回到大哥那里，便经人介绍到一艘从重庆运米到泸州的大木船上打工，那年我才18岁。船上除一个会计略有文化外，其余船工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由于仓促上船，我忘记带任何书籍乃至纸笔，因此成为无书可读的读书人，人生的痛苦大概莫此为甚吧!幸好船上还有别人抛弃的两张旧报纸，便成为我每天辛苦劳作之余的仅有读物，从头版头条读到末版末条，连每则广告也逐字逐句琢磨，以致有的船工以为我发了神经病。
但是无书可读却使我学会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我在困顿无奈之际想起了高尔基，想起了曾经读过多遍的《我的大学》，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像年轻的高尔基。我甚至为自己感到庆幸，能有机会在社会底层与这些善良质朴而又粗犷豪放的劳动者同舟共济，川江上游的险滩恶浪把我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与威风凛凛的老驾长(舵工)、伶牙俐齿的号子领唱、忠厚老实的厨子以及十来个纤夫，逐渐建立友谊，并且仔细观察他们的形貌、举止、语言乃至内心世界。过去读过的《水浒》之类小说又复映现脑际，我在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一些梁山好汉的影子，虽然他们并未从事劫富济贫，但却不乏江湖上的侠义与豪情。
谈了这么多往事，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读这些书与你以后从事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我要如实坦陈，少年时期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我至今仍然受益于当年所读过的那些有字的和无字的书。
一是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虽然不如古人所云“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但至少总觉得读书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功课。
二是提高了文化素养与写作能力。前人说，文史不分家。史学同样需要文采，需要艺术魅力。我的著作稍有可读性，与此有关。
三是学会了体验人生，观察社会。这样便有利于理解和阐释历史上的人和事。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书给我以精神力量，是书中那些英雄为我树立榜样，是高尔基那样的作家激发了我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出污泥而不染，虽贫困而不失生态。回顾平生，无论是在多么苦难的日子里，值得留意的还是过去的读书生活。
当前风气日趋奢靡，一些事业有成且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把大好时光消磨于酒食征逐、声色犬马之中。这是对生命的自我摧残，如果每天抽些时间多读些有益的书，岂不更加有利于自身完善与造福社会!
值此千禧年到来之际，谨以一句老话奉献给读者诸君：
开卷有益！
（作者：章开沅，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章开沅文集》第八卷。）
芝加哥会议：两岸中国学者次正式会晤
1982年4月初，亚洲协会在芝加哥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并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分组会。这是两岸中国学者次正式会晤，因此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双方都派出较强学者阵容出席会议。我们由胡绳领队，赵复三、李泽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译是陈德仁(女)。基本上由中国社科院人员组成，院外人士是胡绳与我。台湾方面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秦孝仪任团长，成员为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林明德，翻译则由其北美关系协调会就地派出。
实际上，我们与台湾学者在旧金山机场候机时已经相互看见了，因为虽然分别从北京和台北出发，但都是在旧金山转机，而且是搭同一班机前往芝加哥。不过由于隔绝已久，且以座位相距甚远，也没有交谈机会，但主要还是因为双方都有些矜持，谁也不愿首先伸出友谊之手，或说句“你好”。倒是作为东道主的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非常周到，他们特地于会前在唐人街中国餐馆一楼宴请两岸代表，为我们提供比较轻松的结识与交谈的机会。为表示平等相待，宴设两席，每席各有主宾，一为胡绳，一为秦孝仪。我不知东道主事先如何考虑，胡绳作为主宾那一桌囊括了几乎全部两岸中国学者；而秦孝仪作为主宾这一桌，却只有我作为大陆学者奉陪，其余全是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我又恰好被安排坐在秦孝仪旁边，即使出于礼仪也非交谈不可。看见胡绳那桌两岸学者谈笑风生，内心羡慕不已，颇想与秦交谈几句。但我有个怪脾气——小民怕官，不大愿意独自接触高层官员，能避开就避开，虽共产党高干亦不例外。只有与胡绳相处(我们还曾合用过一间卧房)感到非常轻松，因为他毫无官气，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对我完全信任。但秦孝仪不然，大约是在所谓“先总统蒋公”身边工作太久，耳濡目染，熏陶甚深，他的言谈举止使我立即联想起新中国成立前那些国民党高官。因此我没有主动攀谈，而是与外国同行寒暄说笑。秦孝仪不会说英语，与同席外国人又素不相识，可能有点感到冷落，便乘我夹菜时询问籍贯、学历等等。听到我说原籍浙江，他故作高兴状，连说贵地出人才，出人才，例如陈氏叔侄、朱家骅、戴季陶等等。我也向他请教，他说是湖南人，我也作为回应恭维湖南是风水宝地，出了、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他知道我是有意开玩笑，便把话题岔开了。我问他想不想回长沙重新品尝火宫殿的臭豆腐，他略有沉吟便笑着说：“现在恐怕时机还不成熟吧!”
这就是隔绝30多年以后，两岸历史学者之间的次正式对话。散席后，我问二李(泽厚、宗一)那席为何谈得如此热闹，他们说主要是台湾学者打听故乡和亲友情况，所以可谈的话题就多了。这样的交流，自然可以为学术讨论增添若干亲切感。
但双方对讨论的准备却不够充分，因为都是在开会当天才看到对方的论文，而且那天活动频繁，来访者又较多。说来简直使人难以相信，直到这天上午，胡绳才通知我担任大陆方面的答辩人，而且也没有交代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大概是胡绳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对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他对你的信任建立于平素的了解，既经信任便决不轻疑，断定你一定能够出色完成任务，因而这种信任的本身便构成激励与鼓舞。所以我没有再作询问，便关在房内独自看台湾学者提交的论文，虽然时间很紧，但大体上已心中有数。
我们的分组讨论会预定在晚间9时开始，地点是棕榈宾馆的大会议厅。但晚上7时便开始有人前往等候，及至双方代表和外国评论员入场时，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大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只有坐在阶梯过道地毯上。两岸学者和外国评论员上台后，按英文姓氏字首顺序坐成一长排。我的姓氏字首是Z，所以坐在讲台左侧，与大陆学者完全隔开，无法随时交换意见，会上只有靠自己即席发挥。
根据东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国评论员逐一评述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后，便由双方答辩人作出回应。我首先答辩，由于英文口语早已丢生，赵复三见义勇为，主动为我翻译，他那一口地道牛津英语，为我的发言大增光彩。我的发言限定只有五分钟，还得包括翻译时间，所以必须非常简练。共谈三点：(1)感谢评论员的中肯评述。(2)发现两岸学者论文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如果台湾学者同意，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可以全文发表(全场热烈鼓掌)。(3)张玉法主张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批评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说”，我不能同意，并指出分歧产生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论不同；二是资料运用有差异。我的发言事先没有写成文稿，又未与赵复三交换过意见，但他即席翻译，译意确切，措辞典雅，所以有的海外报纸称赞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热烈掌声。
接着台湾方面由张玉法代表答辩。他当然要为“全民革命说”辩护，但可能也是由于英文口语业已生疏，只能重复其论文已经表述的五个要点。随后是自由发言，台下听众提出问题颇多，张玉法与我都多次回答，台湾学者张忠栋等亦曾起来答复质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陆学者也能起立回应，为我稍解劳累，但他们始终平静地坐着，让我唱独角戏。
后由胡绳、秦孝仪分别做总结发言。胡绳豁达大度，从总体上肯定了此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秦孝仪的发言却显得意识形态性颇强，说什么研究辛亥革命必须以“国父学说”为遵循云云。末了由主席略致数语，肯定成绩并感谢大家之后即行散会，时间已是晚上11点钟。
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并非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其实东道主的指导思想本来即系如此，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他们唯恐激烈争论将会引起感情上的伤害，所以限定两岸学者答辩发言五分钟，自由发言只有两分钟，很难有所展开。但会场情绪倒是始终热烈高昂，很多听众都是从外地赶来参加此次盛会的。
散会以后，我们原本还想与台湾学者个别交谈，不料立即被台下听众拥上包围，台湾学者则在秦孝仪率领下匆匆离去。唐德刚等华裔学者似乎兴犹未尽。龙卷风似的把我拉到楼上一间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饮酒畅叙，共庆会议圆满结束。时间已过子夜，我正拟回卧房就寝，年逾古稀的华裔资深学者邓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间，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今晚我一定要与你同饮。”随即拿出从东南亚带来的小食，与我边吃边谈。谈话的内容我已毫无记忆，但那浓郁的乡情与诚挚的祖国关怀使我心醉更甚于酒醉。回到自己的卧房，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
事情本来到此已经了结，但海外众多中文媒体的报道却有各自的倾向性。也许是由于新闻界对大陆学者的表现好评太多，秦孝仪感到非常不快，于是对好几家台湾报纸发表谈话，蓄意对大陆史学有所贬抑。同时，台湾有些记者也未能持公平态度，对我们的学术见解(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说”)作许多曲解与攻击。海外有些友人对于这种做法极为不满，把有代表性的报道和文章复印寄给我参考，免得我挨了骂还蒙在鼓里。我感到有正面回应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便写了《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公开发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从不同层面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指出台湾某些学者由于资料与方法论的局限，以致进入认知的误区。同时，我也用稍许笔墨讽刺了若干报道执笔者的无知与幼稚。这可以看成是会后的余波。
但芝加哥会议的影响毕竟是深远的。甚至在事隔十多年后的今天，不少海外同行见面时还说：“我们是在芝加哥会议时才认识你的。”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即令是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的秦孝仪、李云汉，也渐渐淡化了昔日的芥蒂。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时，他们称我为“芝加哥的老战友”，把酒忆旧，笑谈尽欢。同胞情谊毕竟超越了历史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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