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呐喊

　　要想快速对中国在亚洲*强劲的竞争对手——印度有**全面认识，本书无疑是**选择
　　一位美籍印度学者对印度的微距窥视，一个印度局内、局外人的跨文化观察，深度解码印度的古老与变革，探索未来全球经济成长新动力
　　你敢说真的了解印度吗？作者笔下的印度是幽黯国度，是受伤的文明，还是百万叛变的今天？对一个个活生生印度故事的观察和评论，展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清晰的印度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联袂推荐

　　本书作者和奈保尔相似，是移民海外的印度后裔，作者受到印度文化和美国西方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他是印度经济、社会变革的亲历者。他以一个局内人的外界观察家身份，对审视印度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前景做出了客观的全新思考。每一个他笔下的印度故事的观察和评论都非常透彻、精辟。
 　作为新兴市场之一，印度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本书从从梦想、抱负、自豪、自由等六个层面讲述印度社会发展的变化和人们生活、思想境界的变迁，讲述了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极度渴望激情、民主、热烈的思想注入，打破它的阶层束缚，迅速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作者采访了诸多当事人，以独特而深刻的笔触，向您呈现了一个所有东西方媒介眼中不曾看到过的印度。

　　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
　　作者的父母曾是印度人，后移民到美国并定居。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之后到达印度孟买，担任麦肯锡公司管理咨询师。2005年起担任《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网站专栏作家，为其报道和撰写来自孟买的新闻，本书就是他多年观察和研究印度的深刻总结

第一章 梦想
过去我对印度的印象都是在心中描摹出来的，现在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中的国家。它是一片兴旺喧嚣的土地，让人更容易憧憬未来而不是怀念过去，充满希望、极度渴望，明智、天真、跃跃欲试，充满了梦想。正是我和印度人以及他们梦想的碰撞，让我心目中的老印度渐渐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国度。
第二章 抱负
在印度无论走到哪里，随处可见重重束缚下的一层层的屈辱和压迫，主人和仆人的文化。而这种人性堕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么多精力、激情和才华被困在印度的阶层制度中，在愿望的驱使下动荡不安，而提高自身地位的重重阻力恰恰助长了上升的热望。现在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铝罐。
第三章 自豪
我们家族受教育的历史比周围很多美国家庭受教育的时间还长。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们在某个地方是重要人物——是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骄傲，而且受人敬重。所以当我重返印度时，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还存在，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类家庭，属于像我们这样讲究穿着打扮、注重思想、有梦想和高谈阔论的印度人。
第四章 愤怒
我们都被赋予一种权力，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价值，这种超脱和自欺的本事在印度发展得尤其好。否定自己内心中长年累月的愤愤不平，压抑静夜里“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饮泣，一直是印度人特别的天赋。
第五章 爱情
在印度人看来，西方人太沉溺于自我。印度人的爱情没有那么自我中心，他们不要求美国人要求的那种持续的情感补充。他们不需要整天都听别人说着对自己的爱意，他们不需要别人这么说。爱情是一个无言的习惯，它是确定地知道某些东西不需要每天翻来覆去地讲。
第六章 自由
我现在明白了童年时对于印度式家庭的反感有一定的道理。家庭总是作为印度强大的优势得到强调。在旅行中，我看到家庭也是印度悲剧的开始。那种力量在遏制许多印度人充分表现自我方面，也许胜过其他任何力量。
尾 声 午夜

　　《纽约时报》
　　《印度的呐喊》是一部自省的批判性著作，它生动地捕捉到了印度家庭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变化和本质，以及分析了正在影响印度迅速成长的多种积极因素。

　　Kirkus
　　作者以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视角，告诉我们印度的过去以及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

　　《华尔街日报》
　　睿智、细致的观察与犀利的评判，本书在众多描述印度的书中脱颖而出。

　　《金融时报》
　　印度的崛起与壮大正引发全球关注，但鲜有著作能够全面且生动地记录它的变化，本书却做到了，并成为讲述印度这个现代国家的完美典范。

　　当我乘坐的飞机开始向下俯冲，朝着孟买的方向降落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印度人俯身过来让我帮忙看一下他的入境卡。我们开始聊起来，他问我为什么到印度来旅行。我告诉他我其实是来印度常住。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视线迅速扫过我放在小餐桌上的美国护照，然后又回到我身上。
　　“我们都想去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说，打手势指着飞机的尾部，那个方向代表着天堂般的西方世界。“你，”他接着说，似乎想提醒我买错了票，“你真的要来这边？”
　　谈话就这么开始了。
　　我那时21 岁，刚刚大学毕业。我的父母在20 世纪70年代离开了印度，那时候西方国家似乎遍地都是机会，而印度似乎满目疮痍。现在，在我父亲以学生身份第一次到达美国25年后，我却飞往东方，在他们离开的那片土地上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对于印度，我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父母选择离开那里。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始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郊区，一个叫作谢克海茨（ShakerHeights）的地方。那是一大片居民区，建着都铎风格的砖房，院子很大，鸭子在池塘里畅游，小路蜿蜒曲折，人行道宽敞，将几百万美国人吸引了过来。
　　在谢克海茨，我父母幼时的生活习惯迅速遭到新生活方式的挑战。克利夫兰郊区不允许人们固守自己祖国的旧传统或者在多元文化的庇护下蒙混过关，所以他们认真学习和吸收，并最终同化，我和妹妹小时候接受的就全是美式教育。堆雪人用胡萝卜当鼻子；在星期天洗我们的丰田车，我很小的时候用喷壶洗澡；戴着塑胶棒球手套玩捉迷藏；白费功夫地搭建树房子；在笼子里下诱饵捕捉负鼠。漫步穿过夏季的街区晚会，在那里，日常生活的规矩似乎都被搁置一边：公路上没有了汽车，消防车跑来跑去，人们可以随便上；泡泡和气球吹都吹不完。
　　谢克海茨是个热情慷慨的地方。在印度，人们唯一关心的团体就是家庭；在美国，我父母才真正发现了“团体”的含义：那些跟他们分享食谱，让他们搭便车，教他们说习惯用语，在他们生病时给他们送饭的人们。也许正是这种热心和帮助让他们放下了移民往往带有的戒备心理和怀旧情绪。他们还是爱印度，但是他们从不留恋。他们经常说起“印度价值观”，但这些是日常谈话中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必须要遵守的戒律。他们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并渐渐乐在其中。
　　但我们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印度人。在那个时期，印度人就像一个秘密花园，我们周围的社会都对我们缺乏接触和了解。如果你不想了解，就没必要去了解，但是它就在那儿，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隐秘世界。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当我们参加家人的婚礼时，饮食和衣着也有一点自己的秘密，我们会在餐桌上谈论一些人和地方，它们来自近乎神话般的过去。我们拥有历史，而历史是美国富饶的海岸所唯一缺少的东西。
　　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是不同的家庭观念：家庭是一切的源泉，家庭永远比朋友、学校或老师更重要。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印度式的温顺：我们不打架；我们不玩足球或曲棍球等对抗性游戏，而只是老老实实地游泳和打网球。我们不会直呼父母姓名或当着他们的面骂人，不仅是小时候，现在也不会。我们掉牙时会得到父母的赏钱，做家务时却得不到。（“我还天天做饭呢，应该管你们要钱吗？”我母亲会这么问。）我们在家和学校里都穿美国服装，但是参加婚礼和出席其他重要场合时则被要求穿印度服装。我们某些日子吃香辣茄子泥（bainganka bharta ）和黑扁豆咖喱饭（rajma chawal ）以及青豆奶豆腐（mutterpaneer），有些日子则吃茄汁通心粉。我们在家只是偶尔吃肉，而且一般只吃鸡肉，但在饭店里却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母亲过印度传统的女人节（karvachauth），节日期间印度妇女要为自己丈夫的健康长寿和兴旺发达斋戒；然而，按照美国人的解释，我父亲也应为我母亲斋戒。
　　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只是隐约意识到自己莫名其妙地也属于另一个国家。我对它的认识根本不是建立在印度历史、传统及其长期文明历程的基础上，这种认识是第一代移民对于母国的看法，怀旧时会跟父母谈起，但再美好也已经过去了。这种认识不是来自国歌、宗教盛会以及独立日那天的激动情绪，而是来自饭桌上和假期里听到的故事以及我们大家族里的人物。在我想象印度这个国家时，我将这些散碎的材料收集起来提取其中的含义，寻找那些它们可能根本没有的意思，试图从个人的经历中推断一个民族的历史。我在心中编造了一些我没有目睹的事件，而它们发生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
　　遥远的记忆中，印度是深夜打来的电话，让人禁不住担心远方的亲人是不是有什么不测。印度是给亲戚们回电话，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高昂的越洋电话费。印度是在大银盘里摆放米、藏红花和奇巧棒举行的印度教仪式。印度是父母操的那一口独特腔调的英语，那是英国公立学校和孟买林荫大道相结合的产物，一本正经的。印度是那种精打细算的节俭，人们从图书馆借书而不是自己花钱买书，在餐馆里点菜时权衡再三，主菜的数量总是少于吃饭的人数，因为每个菜大家都可以共享。印度是发现我们周围的印度裔美国人没有一个是教授、诗人或律师，而都是工程师、医生，就算特别突出，最多也只是个经济学家。
　　每隔两三年，我们便会飞往东方的印度。在纽约就可以提前领略到印度的气息，虽然飞机上人人有座，但登机时还是会经过一番艰难的前推后搡。飞抵目的地走出机舱时，空调制冷的清爽消失在身后，阴沉湿热的亚热带空气立刻将我们包围。灯光从柔和的黄色变成了刺眼的白色。我记得工作人员等候在登机舷梯上，比旅途那一端的工作人员要矮小、谦恭、消瘦，身材赶得上芭蕾舞女演员了。
　　在这些探亲旅行中，我感受到的印度是祖父母半夜三更在机场接我们回家。他们小小的马鲁蒂汽车里塞了好多人，超过了车子的安全载重量，表兄弟姐妹们知道怎么错开身子坐以便能塞进更多的人。它是祖母不知疲倦地忙碌，为我们的到来烹制热气腾腾的土豆馅饼。它是女亲戚们侧身拥抱我，尽量避免接触她们的胸部。它是退休的叔叔舅舅们的大男子主义，热烈地探讨我的志向而对我妹妹的前途不闻不问。它是女人们不停地谈论做首饰、做衣服和做饭。它还是可以在吃早饭时报告早晨如厕是否顺利。
　　那些日子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离开的人回来就像在搞救济。我们常常把旅行箱装得满满的，里面都是在印度不容易买到的礼物：尊尼获加黑牌（JohnnieWalker Black Label ）威士忌、斯提尔顿（Stilton ）奶酪、Gap卡其裤。在小孩子眼中，带这么多东西说明祖国的物资缺乏，让我们感觉自己成了来自富裕国度的恩人。在这些12月的探亲旅行中，我的表兄弟姐妹们常问我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还是印度人，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听到我的回答后，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我以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语气说：“美国人。”我知道这么说会伤害他们；这不仅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因为我感觉如果说自己是印度人某种程度上会自贬身份，等于承认处于世上比较低的位置。
　　印度给我的感觉是停滞了。停滞在贫困中，即使在儿时的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受到物资短缺的影响：推推搡搡地上飞机，富人不舍得花一点点钱，只关注利润丰厚的职业，对其他追求则表现得非常势利。印度停滞在官僚作风中，所以如果你想在年底之前通电话，最好有个叔叔在相关部门工作。印度停滞在观念中：我很快不愿意再去参加宴会，因为宴会上又会有某个退休老人喝多了威士忌，把我拉到一边谴责帝国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美国，他似乎在暗示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我一手造成的——虽然我只有10岁，而且已经哈欠连天，早就该上床睡觉了。直到今天，每当听到“为什么你们美国支持巴基斯坦”这样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