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精装）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李宁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二十年代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身心、社会领域，因果律无效，要求回到宋明理学。
　　（2）丁文江等人强调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以作为信仰，指导生活。
　　（3）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三派，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反资，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
　　（4）两次论战中的科学性（学术）与意识形态性（政治）的交错纠缠的特点。
　　（5）四十年代胡风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继承五四，以吸取外来为主。
　　（6）革命战争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成为时代主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适陈独秀鲁迅
　　（1）文学的语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意义，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成名。
　　（2）胡适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文史领域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思想新范式。关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方法论。
　　（3）陈独秀的主要兴奋点始终是政治。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反对把孔孟与程朱划开，反对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混为一谈。
　　（4）陈的启蒙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德谟克拉西由提倡到否定再回到肯定。
　　（5）鲁迅对“死”的形上感受，他超越了启蒙，具有现代性的孤独与悲凉。
　　青年*
　　（1）青年毛以“动力”和“斗争”为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这“动”具有体魄性的特点。
　　（2）以“实现自我”为道德律，以不可穷尽的永恒追求为理想，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调。
　　（3）与“贵我”映对，强调方法上、认识上的“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概括。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突出的被接受和被实践的部分。实用理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它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信仰被奉行。
　　（2）李大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他号召“到民间去”和强调“改造精神”的两大特征。
　　（3）瞿秋白承上启下，介绍、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4）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成为关于革命的战略学说。*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策略。
　　（5）总结战争经验，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世界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经验理性的哲学认识论。
　　（6）思想改造运动，高扬道德主义。刘少奇的自我修养理论。
　　（7）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独立、统一、平等的新中国。毛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8）毛继续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扩及一切领域，它们经常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道德判定。
　　（9）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主义（“斗私批修”）、民粹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成为思想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道德主义下的屈从。
　　（10）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呐喊，其理论弱点及历史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应是建设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1）从形象思维世界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苏曼殊创作中的某种黎明期的清新气息。
　　（2）五四时期多愁善感的敏感主义特色，对人生、对自我的探索、追求，新鲜性、多样性和朦胧性。冰心的母爱、郁达夫的性爱、郭沫若的力、许地山的哲理……
　　（3）春天过去，夏日当头，青年成熟，走进社会：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现实生活的广泛写照，现代文学获得了客观性：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
　　（4）走向工农兵及其心灵的复杂和痛苦。艾青、路翎和农民作家赵树理。
　　（5）颂歌（贺敬之）和忏悔（张贤亮）作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
　　（6）噩梦苏醒后的彷徨、愤慨、寻求和否定：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
　　略论现代新儒家
　　（1）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未竟之业，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翻转为宇宙观和本体论。强调“体用不二”，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心物感性世界。
　　（2）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认为中西文化之分在于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道路。情感一直觉重于理知。儒学是世界文化的希望。
　　（3）冯友兰不同于熊、梁，构造了一个纯粹逻辑的“理世界”的哲学系统．强调要经过“思议”、“了解”后才能达到那“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人生最高境界。
　　（4）牟宗三认为陆、王才是孔孟正宗，程、朱的“义理之性”乃“存有而不活动”，从而失去道德自律的基础。牟强调“内圣之道”是直觉的体认、证悟，非思议、理知所能了解或达到。
　　（5）熊、梁冯牟，似乎是一个现代新儒家的正反合圆圈全程。儒学的前景问题。
　　漫说“西体中用”
　　（1）中国近代由“技”而“政”而“教”的改革过程和“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五四凸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差异：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上述“中学”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2）在接收、吸取外物同时．常以自己的系统将异物融解同化，使外物失其性能，这才是“中体西用”的要害。
　　（3）以“太平天国”为例，“中国化”过程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和道德主义。
　　（4）应对“体”、“用”、“中”、“西”重新解释，“体”首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不要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曾就读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一师范，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 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美学三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这套文集由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一直由西方理论家统治的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内容提要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一、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二、救亡压倒启蒙
　三、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一、二十年代科玄论战
　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
胡适　陈独秀　鲁迅
　一、提倡白话文与新范式
　二、革命战士
　三、提倡启蒙超越启蒙
青年毛泽东
　一、“动”、“斗”的宇宙一人生观
　二、“贵我”的“道德律”
　三、“通今”的经验理性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一、1918年-1927年
　二、1927年-1949年
　三、1949年-1976年
　四、1976年-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一、转换预告
　二、开放心灵
　三、创造模式
　四、走进农村
　五、接受模式
　六、多元取向
略论现代新儒家
　一、熊十分
　二、梁漱溟
　三、冯友兰
　四、牟宗三
漫说“西体中用”
　一、“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
　二、历史经验和“西体中用”新释
后记
附录：再说“西体中用”
　一、背影来由：回应批评
二、词语问题：突出矛盾
三、历史回溯：三派意见
四、“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
五、“用”是关键：转化性的创造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①。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一　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2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新青年》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易白沙、高一涵、胡适、吴虞、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强调必须以口头语言（白话）来进行创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近代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它们并无根本的不同，甚至在形式主张上（例如上述陈独秀提出的六项标准与梁启超的许多论说）也相当接近或相似。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有空前的气势、作用和影响呢？
　　当然，量变为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而它之所以能在当时作为一个“运动”而兴起，获得广泛的注意和传播，则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产物。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例如邹容《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宋恕《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是鲁迅塑造的这种典型形象，具有很深刻的代表性。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一呼喊是中国先进知识者们深思熟虑，经过重新长久考虑思索的结果。陈独秀在1916年春发表了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
　　其中说：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这里强调提出了“多数国民之运动”问题。也就是说，以前的洋务、变法、革命，最多也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结果“多数国民”并没有得到民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民主要求，自然让极少数人主持宰割。民国号称“共和”、“立宪”，招牌虽异，实质仍同。人民仍然不过是盼望好皇帝和清官，仍不过是“希冀圣君贤相之施行仁政”而已。这怎么能谈得上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呢？所以，首要的问题便不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唤起民众的觉悟，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那么，“觉悟”什么呢？陈独秀接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
　　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理论论据。即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前的变法、革命都不行，必须首先要“多数国民”产生与“儒者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相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才有可能。从而，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之一。有的研究者因而称之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所以，与上一阶段谭、严、梁相比较，不但其反传统文化的彻底性大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陈独秀便曾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与当时其他一些报刊明确区别开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角人物，与上一阶段康、梁、孙、黄也不同，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均大体如此。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例如，五四前后之激烈抨击孔子，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自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做他们搞政治复辟活动的工具。“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旧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做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即不管传统的、外来的，都要由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实用理性正是中国人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它最早成熟在先秦各家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而在孔学儒家传统中表露得最为充分。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瘼、积极人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
　　以上种种，使得这种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学生爱国运动更有其由来久远的传统。由于中国士大夫素来有上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怀国事民瘼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从汉代的大学生运动，到清末的甲午公车上书，和辛丑后留日学生的投身革命，都可以说是五四学生运动的前驱和榜样。民国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极为痛苦地刻印在共和国第一代年轻的知识学生的心中。早在1918年，与新文化运动并列，学生们便有各种爱国救亡团体的组织。例如与“新潮社”、《新潮》杂志同时的“国民社”和《国民》杂志，后者用的便仍然是文言文，而着重于宣传反帝救国。中国知识分子们始终在关切着国家大事。到欧战结束和巴黎和会时，原以为“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将有出头之日；不料反遭列强欺压，德占青岛的主权竟被转让给日本，而政府卖国，准备签字。是可忍孰不可忍？1919年5月4日终于爆发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种从未曾有的学生“闹事”。当时的“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
　　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
　　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
　　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
　　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
　　出来维护公理，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
　　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中国存亡，
　　就在这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当时还有一个由国民社许德珩起草的文言文宣言。但没有这个体现了新文学特征的白话宣言那么在学生中具有煽动力量和广大声望。这个宣言上与陈天华的《猛回头》，下与一二九运动“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传单，是多么一致。这是救国的呼号，民族的呐喊。执笔者是新文化运动中颇负盛名的新潮社主角之一的罗家伦。《新潮》的另一主角傅斯年在五四游行时也担任过指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参加了这次游行，并几乎被捕；陈独秀在五四后不久因散发传单被捕三个月，然后逃往上海……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与原来搞爱国反帝的人合在一起，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或领导。从而，新文化运动开始期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主张也就不再能保持了。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不同于以前的是，这次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
　　首先，启蒙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湮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救亡把启蒙带到了各处，由北京、上海而中小城镇。其次，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从北京到各地，那些在爱国反帝运动中打前锋作贡献的，大都正是最初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这两个运动的结合，使它们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范围，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
　　一方面，例如，“（1918年7月）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份定期刊物，取名叫做《国民》杂志……它只注意反军阀、抗日的政治活动，没有尽力白话文的宣传，所以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狂澜中不为人注意”。“五四运动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而响应援助，罢课游行的潮流自北至南，沿京津线而津浦线而宁沪线，终抵广州。上海学生所起作用极为重大，6月1、2、3日北京政府正在连日大捕讲演学生，上海学生想尽方法运动罢工罢市，终于获得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的同情出而领导罢市，于是上海全市罢工罢市，而罢工罢市的潮流遂自南至北，沿沪宁线而津浦线；到了天津罢市，北京政府大为震动，深恐北京罢市旦夕实现，只得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
　　另一方面，例如，“自民六至民七，文学革命的问题虽已渐为社会人士所注意，然究竟还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未能普及到全国。至民八，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文学运动随着五四运动的高潮而扩大，而进展。在五四时期，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还有许多日报的副刊也都改登白话作品，较为重要的，北方有《晨报副刊》，南方有《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生爱国运动在政治上的空前胜利，当然冲击了旧政府和政府所维护的旧传统的权威感和控制性，使启蒙能凯歌行进。从当时的文献和之后的各种回忆录看，都是说，五四学生运动之后，青年们思想和行为大为解放，他们得到了空前鼓舞，于是努力于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本来，以西方的个人主义来取代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就是陈独秀1916年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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