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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9502515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本书梳理了日本近代四场对外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基本脉络,分析了日本情报保障的特点、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成败得失,在充分肯定日本情报工作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客观指出了其不足之处。以日本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经验教训为基础,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情报保障在战争决策中的局限性,并就情报与决策关系以及如何加强情报对决策的辅助作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目 录
章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节甲午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二节日俄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三节侵华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四节太平洋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节甲午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二节日俄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三节侵华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四节太平洋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
第二章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特点()
节战略情报与战役、战术情报保障效果迥异()
第二节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资源分配不均衡()
第三节人力情报在众多情报手段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四节情报意识强烈,重视全民情报()
第五节重视谋略活动()
小结()
第三章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主要影响因素()
节影响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积极因素()
第二节影响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消极因素()
小结()
第四章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成败评析()
节高效情报为战争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节情报失误限制了情报功能的发挥()
第三节对日本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评价()
小结()
第五章对做好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思考()
节发挥战略情报在战争决策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节形成情报与决策良性互动()
第三节认识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局限性()
小结()
在线试读
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研究引言引言〖0〗一日本是世界上开展情报活动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日本列岛上的情报活动就已经相当活跃。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曾使用过“日本”“大日本”“日本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等名称。“大日本帝国”是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实施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间日本使用的国号,但是直到1936年,日本才将国号正式统一为“大日本帝国”。1947年,在盟军统治下的日本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后,日本官方不再以此为正式国号。为了行文方便与前后一致,本书统一使用“日本”这一称谓。“大日本帝国”除了用来称呼《大日本帝国宪法》施行下的日本,更多的情况是被用来指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投降期间,日本对内实行现代化、对外实施扩张政策的历史时期。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列岛的过程中曾大规模使用间谍,他在全岛建立了一个完备的间谍网,以此掌握各地动向。丰臣秀吉善于“用间”,这使他获得了“间谍大师”的称号。到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情报队伍。1868年,日本开始了一场以“王政复古”为名的革新运动,史称“明治维新”,统治日本268年之久的德川幕府被推翻,天皇重新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新兴的日本对内大兴变革,对外大肆扩张,情报工作也相应地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到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情报触角已经深入到世界各个大国。日本情报工作极富特色,它非常重视利用黑龙会、同文书院等民间机构和留学生、商人等民间人士到他国搜集情报,因此享有“全民情报国家”的称号。英国情报史学家理查德·迪肯理查德·迪肯本人曾经是情报人员,脱离情报界后,以职业作家身份开始谍报史的独立写作。主要作品有《英国谍报史》《俄国谍报史》《中国谍报史》《以色列谍报史》《无声的战争:西方海军谍报史》和《日谍秘史》等。曾经指出:为了实现本民族利益,日本获取情报的意愿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强烈得多。
战争既是国家政策的继续,又是执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近代以来,大陆政策成为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对外侵略扩张为日本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打下基础。日本先是在1894年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并攫取大量利益。又在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了日俄战争。通过发动这两场战争,日本摆脱了经济危机,稳定了国内形势,陆海军也都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经验。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又称“柳条湖事变”“沈阳事变”,欧美一般多称“奉天事变”或者“盛京事变”(Mukden Incident),日本称之为“满洲事变”。,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又制造了“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1941年,日本推行“南进”战略,偷袭珍珠港,对美、英等国开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不断发动战争,其侵略扩张的本性也不断暴露。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情报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日本快速崛起为资本主义强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日本历次对外战争中,情报机构都充当了先头部队。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获取了大量有关中国、俄国和朝鲜的有价值的信息,为日本决定发动战争、制定战略目标和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后,情报优势确保日本打赢日俄战争,确立东亚霸主地位。同时,情报失误与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一败涂地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国内保守化倾向严重,整个国家弥漫着沉重的危机感,社会求变意识强烈。因此,日本拼命想要挣脱历史束缚,摆脱战后秩序,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实现所谓“普通国家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日两国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交往非常密切,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却是摩擦不断,两国关系时冷时热,时好时坏。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日渐明显。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和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等挑战战后秩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影响两国关系的事情不断出现。2012年日本野田政府“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在钓鱼岛附近巡逻宣示主权的中日双方执法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跌落至有史以来的点。
为摆脱经济低迷,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使得亚洲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阻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美国加紧拉拢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包围并遏制中国。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公然否认历史、参拜战犯、在历史问题上百般诡辩、甚至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倚仗有日美同盟做后盾,有美国撑腰,在中日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态度强硬,不承认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视国际公义如无物、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的做法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情报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制定国家战略还是指挥作战都离不开情报。情报是进行战略决策和指挥作战的基础。情报工作的好坏将很大程度影响一个国家能否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是情报大国,曾经凭借精湛的情报技艺闻名于世,但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日本情报工作失误的原因很多,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决策失误。日本情报工作中的成功或失误都恰恰反映出情报工作的基本规律和情报自身的属性。
通过对日本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进行分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日本极富个性的情报保障特点,同时还有利于我们总结情报在保障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情报工作客观规律的理解。长期以来,日本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中国也一直是其情报搜集的重点对象。日本过去有侵略成性的不光彩历史,如今日本列岛上不断传出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时代噪音。了解日本历史上如何认识情报,如何发挥情报效能,如何使用情报进行战略决策,总结其经验教训,会让我们对这个充满野心的近邻有更清楚的认识,对我国因应东海领土主权争端、处理两国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情报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在情报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情报与决策关系问题是情报工作首先面临的问题,能否处理好二者关系直接影响情报机构效率的发挥。在世界战争史上,战略决策失误的案例曾屡屡出现,这说明情报保障工作是必需的,但高效的情报保障与正确的战略决策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正比关系,也正因为此,分析情报保障对决策的影响才更加有意义。从情报学角度看,本课题还涉及情报功能、情报机制、情报文化等,可以丰富和深化情报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相关研究。
历史上日本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值得深思,日本如何赢得战争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类似的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努力同他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也要警惕他国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我们维护和平发展大局的美好心愿,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实现其个人政治企图。因此,笔者拟以日本为对象,以“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研究”为题,通过深入考察日本近代对外发动的四次战争——甲午战争本书中所使用“甲午战争”提法,是依照中国传统,以战争爆发当年的干支纪年为准,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将该战争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或“日清战争”;欧美各国将之命名为“First Sino-Japanese War”,中文翻译为“次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本书中所使用“侵华战争”特指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起的以侵略中国为目标的民族性战争。国际上,出于中立性的考虑,一般将这场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就制定了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根据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日本侵略中国的肇始应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起算。本书由于研究实际需要并结合中国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传统认识,将侵华战争的时间设定为: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起点,经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展开全面侵华,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为止的历史时期。、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战略决策中情报保障的具体史实,比较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情报保障作用的不同认识,探寻日本战略决策中情报保障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发现在决策者进行战略决策时情报发挥作用的一般性规律。
二
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报理论中的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二是战略决策、情报工作相关研究;三是日本情报史研究。
(一)关于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
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中,美国成果为丰富。美国对该问题的研究兴起于二战之后,“中央情报局之父”威廉·杜诺万早提出了情报与政策关系的问题。该问题以其重要性和辩证性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按照观点不同分为传统派和激进派。1949年,情报与决策的关系问题引发美国情报界大辩论,产生了意见相左的传统派和激进派。传统派认为情报要与决策保持距离以保证情报客观性,激进派恰恰相反,认为情报应紧跟决策以加强情报相关性。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是传统派的领军人物。他在《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的战略情报》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一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同时维护情报客观性与相关性的观点。耶鲁大学教授威尔摩尔·肯达尔是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支持肯达尔的多为思想激进的情报分析员和驻外负责具体行动的特工,他们认为肯达尔对于情报的理解更能满足决策者的需要。威廉·科尔比认为,情报与决策保持密切联系非但不会损害情报分析的客观性,反而可以避免情报与决策脱节,情报更好地保障决策。在《情报的功能》一文中,他对肯特的观点表示质疑并提出反论,他反对肯特的情报既要与政策保持相关性又要保持客观性、情报既要紧跟决策又要保持一定距离的模糊观点,认为情报就应该紧跟决策,积极保障并影响决策,情报分析人员应该像决策人员一样,自己对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亨利·豪·兰瑟姆著《中央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Harry Howe Ransom,Centr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以中央情报局的职权范围和组织沿革为导引,分析了其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以及日益扩大的权力。他认为应该仔细处理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以确保政策及时有效,加强情报相关性的同时也要保证情报的客观性。只有情报积极参与决策才可能出台好的政策,这里的情报必须客观可信,否则基于该情报的决策也必然失败。斯蒂芬·辛巴拉著《情报以及民主社会中的情报政策》StephenJCimbala,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ce Polic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Dobbs Ferry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87,详细分析了情报在决策时所应扮演的角色。罗杰·希尔斯曼著《战略情报与国家决策》Roger Hilsman,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Decisions, Glencoe, The Free Press,1956,通过分析当代的美国情报理论,说明了情报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杰克·戴维斯杰克·戴维斯是美国情报与政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中心的资深专家,经常在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出版的《情报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论文《肯特与肯达尔在1949年的辩论》Jack Davis,The Kent-Kendal Debate of 1949,Studies in IntelligenceVol36,No5,1992和《改善中情局分析工作:分析与决策过程》,对情报与政策关系进行了剖析,对美国情报界情报界(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根据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1年12月4日签署的规范美国情报活动的第12333号行政命令,情报界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以及武装部队、联邦调查局、财政部、能源部的情报机构。情报界只是涵盖了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并非全部有情报业务的单位。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两位代表进行了对比。激进派代表人物还有美国中情局原局长罗伯特·盖茨和詹姆斯·P汉拉汉。他们虽然被划分到激进派,但都强调情报适当保持客观性的重要性。罗伯特·盖茨在《警惕政治化》Robert MGates,Guarding Against Politicization,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6,No5, 1992一文中,对情报政治化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预防性措施。詹姆斯·P汉拉汉在《为决策者服务的情报》James PHanrahan,Intelligence for the Policy Chief,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11, No1,Winter 1967一文中大力强调情报紧跟决策的重要性,介绍了加强情报相关性的具体措施,强调情报工作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保持情报的相关性。詹姆斯·P汉拉汉提出的许多关于改善情报与决策者关系的建议后来都被美国情报界采纳,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美国情报与决策关系的理论研究,更从实践意义上提升了情报对政策的支持作用。迈克尔·汉德尔主编的《领袖与情报》,分析了导致决策者忽视情报的因素,描述了不同时期领导人看待和使用情报的差别,并就情报界应该如何发展与情报用户特别是决策层的关系提出建议。
日本是战败国,战后其情报机构被大幅裁撤。由于战时日本情报机构劣迹斑斑,战后情报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分析日本太平洋战争的战败原因、反思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情报失误等方面,情报理论方面的专门研究成果寥寥。主要有杉田一次著《缺乏情报的战争指导——大本营情报参谋的回想》杉田一次『情報なき戦争指導――大本営情報参謀の回想』、原書房、1987年,从情报的角度,对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一时期的战争过程进行了回想,指出日军在战争中暴露出主观主义和骄傲自大的倾向。原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监部情报参谋松村劭著《帮助决策的作战情报理论》松村劭『オペレーショナ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意思決定のための作戦情報理論』、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认为情报活动是一项“智力斗争”,强调情报活动的关键不是搜集而是分析。
相比美国关于情报与决策的论著如此之多,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在中国,军事情报学暂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内论著主要有张晓军著《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和《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这两部是国内较早介绍美国情报工作的著作。张长军著《美国情报失误研究》,介绍了情报失误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导致情报使用失误的决策者的责任,对于分析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使用失误有着借鉴意义。高金虎著《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一书中第六章分析了影响战略情报与战略决策关系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改善情报与决策关系的方法。刘强著《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基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考察与思考》,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帝国兴亡过程中情报发挥的作用,帮助我们宏观认识情报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意义。罗卫萍著《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研究与思考》,重点考察了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失误,从情报搜集、分析、使用、反情报、情报政治化几个方面深刻且具体地分析了情报失误的表现与原因。此外,与该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高元新、梁瑞红的《试析美国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与余凯、胡小伟的《浅析美国战略决策与情报体制的优劣性》,系统分析了美国战略决策与情报保障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做出评价。王倩、李景德的学术论文《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特点分析》,认为完备的体制是科学高效决策的重要保障,体制内的各部门既要合作又要竞争,适应形势变化并为战略情报融入决策提供支持。欧阳维、张建平的《战略决策对战略情报的需求》,分析了战略情报对于战略决策的必要性,详细论述了战略决策对战略情报的要求。马晓娟的《战略情报与战略决策》与霍黎明、张建平的《战略决策对战略情报的基本需求》,指出战略情报对于战略决策具有特殊意义,并预测了战略情报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述论文以介绍、吸收美国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成果的居多,对日本相关研究涉及甚少。
(二)关于战略决策、情报保障的实践研究……
战争既是国家政策的继续,又是执行国家政策的手段。近代以来,大陆政策成为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对外侵略扩张为日本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打下基础。日本先是在1894年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北洋舰队并攫取大量利益。又在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了日俄战争。通过发动这两场战争,日本摆脱了经济危机,稳定了国内形势,陆海军也都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经验。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又称“柳条湖事变”“沈阳事变”,欧美一般多称“奉天事变”或者“盛京事变”(Mukden Incident),日本称之为“满洲事变”。,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又制造了“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1941年,日本推行“南进”战略,偷袭珍珠港,对美、英等国开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不断发动战争,其侵略扩张的本性也不断暴露。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情报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日本快速崛起为资本主义强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日本历次对外战争中,情报机构都充当了先头部队。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获取了大量有关中国、俄国和朝鲜的有价值的信息,为日本决定发动战争、制定战略目标和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后,情报优势确保日本打赢日俄战争,确立东亚霸主地位。同时,情报失误与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一败涂地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国内保守化倾向严重,整个国家弥漫着沉重的危机感,社会求变意识强烈。因此,日本拼命想要挣脱历史束缚,摆脱战后秩序,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实现所谓“普通国家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日两国在经贸、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交往非常密切,但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却是摩擦不断,两国关系时冷时热,时好时坏。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日渐明显。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和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等挑战战后秩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影响两国关系的事情不断出现。2012年日本野田政府“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在钓鱼岛附近巡逻宣示主权的中日双方执法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跌落至有史以来的点。
为摆脱经济低迷,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使得亚洲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阻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美国加紧拉拢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包围并遏制中国。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公然否认历史、参拜战犯、在历史问题上百般诡辩、甚至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倚仗有日美同盟做后盾,有美国撑腰,在中日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态度强硬,不承认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视国际公义如无物、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的做法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情报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制定国家战略还是指挥作战都离不开情报。情报是进行战略决策和指挥作战的基础。情报工作的好坏将很大程度影响一个国家能否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是情报大国,曾经凭借精湛的情报技艺闻名于世,但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日本情报工作失误的原因很多,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决策失误。日本情报工作中的成功或失误都恰恰反映出情报工作的基本规律和情报自身的属性。
通过对日本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进行分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日本极富个性的情报保障特点,同时还有利于我们总结情报在保障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情报工作客观规律的理解。长期以来,日本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中国也一直是其情报搜集的重点对象。日本过去有侵略成性的不光彩历史,如今日本列岛上不断传出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时代噪音。了解日本历史上如何认识情报,如何发挥情报效能,如何使用情报进行战略决策,总结其经验教训,会让我们对这个充满野心的近邻有更清楚的认识,对我国因应东海领土主权争端、处理两国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情报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在情报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情报与决策关系问题是情报工作首先面临的问题,能否处理好二者关系直接影响情报机构效率的发挥。在世界战争史上,战略决策失误的案例曾屡屡出现,这说明情报保障工作是必需的,但高效的情报保障与正确的战略决策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正比关系,也正因为此,分析情报保障对决策的影响才更加有意义。从情报学角度看,本课题还涉及情报功能、情报机制、情报文化等,可以丰富和深化情报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相关研究。
历史上日本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值得深思,日本如何赢得战争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类似的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努力同他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也要警惕他国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我们维护和平发展大局的美好心愿,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实现其个人政治企图。因此,笔者拟以日本为对象,以“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研究”为题,通过深入考察日本近代对外发动的四次战争——甲午战争本书中所使用“甲午战争”提法,是依照中国传统,以战争爆发当年的干支纪年为准,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将该战争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或“日清战争”;欧美各国将之命名为“First Sino-Japanese War”,中文翻译为“次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本书中所使用“侵华战争”特指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起的以侵略中国为目标的民族性战争。国际上,出于中立性的考虑,一般将这场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就制定了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根据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日本侵略中国的肇始应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起算。本书由于研究实际需要并结合中国国内对于抗日战争的传统认识,将侵华战争的时间设定为: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起点,经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展开全面侵华,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为止的历史时期。、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战略决策中情报保障的具体史实,比较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情报保障作用的不同认识,探寻日本战略决策中情报保障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发现在决策者进行战略决策时情报发挥作用的一般性规律。
二
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报理论中的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二是战略决策、情报工作相关研究;三是日本情报史研究。
(一)关于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
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中,美国成果为丰富。美国对该问题的研究兴起于二战之后,“中央情报局之父”威廉·杜诺万早提出了情报与政策关系的问题。该问题以其重要性和辩证性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按照观点不同分为传统派和激进派。1949年,情报与决策的关系问题引发美国情报界大辩论,产生了意见相左的传统派和激进派。传统派认为情报要与决策保持距离以保证情报客观性,激进派恰恰相反,认为情报应紧跟决策以加强情报相关性。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是传统派的领军人物。他在《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的战略情报》Sherman Kent,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一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同时维护情报客观性与相关性的观点。耶鲁大学教授威尔摩尔·肯达尔是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支持肯达尔的多为思想激进的情报分析员和驻外负责具体行动的特工,他们认为肯达尔对于情报的理解更能满足决策者的需要。威廉·科尔比认为,情报与决策保持密切联系非但不会损害情报分析的客观性,反而可以避免情报与决策脱节,情报更好地保障决策。在《情报的功能》一文中,他对肯特的观点表示质疑并提出反论,他反对肯特的情报既要与政策保持相关性又要保持客观性、情报既要紧跟决策又要保持一定距离的模糊观点,认为情报就应该紧跟决策,积极保障并影响决策,情报分析人员应该像决策人员一样,自己对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亨利·豪·兰瑟姆著《中央情报工作与国家安全》Harry Howe Ransom,Centr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以中央情报局的职权范围和组织沿革为导引,分析了其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以及日益扩大的权力。他认为应该仔细处理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以确保政策及时有效,加强情报相关性的同时也要保证情报的客观性。只有情报积极参与决策才可能出台好的政策,这里的情报必须客观可信,否则基于该情报的决策也必然失败。斯蒂芬·辛巴拉著《情报以及民主社会中的情报政策》StephenJCimbala,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ce Polic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Dobbs Ferry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87,详细分析了情报在决策时所应扮演的角色。罗杰·希尔斯曼著《战略情报与国家决策》Roger Hilsman,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Decisions, Glencoe, The Free Press,1956,通过分析当代的美国情报理论,说明了情报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杰克·戴维斯杰克·戴维斯是美国情报与政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中心的资深专家,经常在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出版的《情报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论文《肯特与肯达尔在1949年的辩论》Jack Davis,The Kent-Kendal Debate of 1949,Studies in IntelligenceVol36,No5,1992和《改善中情局分析工作:分析与决策过程》,对情报与政策关系进行了剖析,对美国情报界情报界(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根据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1年12月4日签署的规范美国情报活动的第12333号行政命令,情报界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国家侦察办公室、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以及武装部队、联邦调查局、财政部、能源部的情报机构。情报界只是涵盖了美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并非全部有情报业务的单位。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两位代表进行了对比。激进派代表人物还有美国中情局原局长罗伯特·盖茨和詹姆斯·P汉拉汉。他们虽然被划分到激进派,但都强调情报适当保持客观性的重要性。罗伯特·盖茨在《警惕政治化》Robert MGates,Guarding Against Politicization,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6,No5, 1992一文中,对情报政治化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预防性措施。詹姆斯·P汉拉汉在《为决策者服务的情报》James PHanrahan,Intelligence for the Policy Chief,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11, No1,Winter 1967一文中大力强调情报紧跟决策的重要性,介绍了加强情报相关性的具体措施,强调情报工作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保持情报的相关性。詹姆斯·P汉拉汉提出的许多关于改善情报与决策者关系的建议后来都被美国情报界采纳,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美国情报与决策关系的理论研究,更从实践意义上提升了情报对政策的支持作用。迈克尔·汉德尔主编的《领袖与情报》,分析了导致决策者忽视情报的因素,描述了不同时期领导人看待和使用情报的差别,并就情报界应该如何发展与情报用户特别是决策层的关系提出建议。
日本是战败国,战后其情报机构被大幅裁撤。由于战时日本情报机构劣迹斑斑,战后情报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分析日本太平洋战争的战败原因、反思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情报失误等方面,情报理论方面的专门研究成果寥寥。主要有杉田一次著《缺乏情报的战争指导——大本营情报参谋的回想》杉田一次『情報なき戦争指導――大本営情報参謀の回想』、原書房、1987年,从情报的角度,对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一时期的战争过程进行了回想,指出日军在战争中暴露出主观主义和骄傲自大的倾向。原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监部情报参谋松村劭著《帮助决策的作战情报理论》松村劭『オペレーショナ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意思決定のための作戦情報理論』、日本経済新聞社、2006年,认为情报活动是一项“智力斗争”,强调情报活动的关键不是搜集而是分析。
相比美国关于情报与决策的论著如此之多,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在中国,军事情报学暂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内论著主要有张晓军著《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和《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这两部是国内较早介绍美国情报工作的著作。张长军著《美国情报失误研究》,介绍了情报失误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导致情报使用失误的决策者的责任,对于分析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使用失误有着借鉴意义。高金虎著《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一书中第六章分析了影响战略情报与战略决策关系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改善情报与决策关系的方法。刘强著《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基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考察与思考》,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帝国兴亡过程中情报发挥的作用,帮助我们宏观认识情报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意义。罗卫萍著《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研究与思考》,重点考察了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失误,从情报搜集、分析、使用、反情报、情报政治化几个方面深刻且具体地分析了情报失误的表现与原因。此外,与该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高元新、梁瑞红的《试析美国情报与决策的关系》与余凯、胡小伟的《浅析美国战略决策与情报体制的优劣性》,系统分析了美国战略决策与情报保障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做出评价。王倩、李景德的学术论文《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特点分析》,认为完备的体制是科学高效决策的重要保障,体制内的各部门既要合作又要竞争,适应形势变化并为战略情报融入决策提供支持。欧阳维、张建平的《战略决策对战略情报的需求》,分析了战略情报对于战略决策的必要性,详细论述了战略决策对战略情报的要求。马晓娟的《战略情报与战略决策》与霍黎明、张建平的《战略决策对战略情报的基本需求》,指出战略情报对于战略决策具有特殊意义,并预测了战略情报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述论文以介绍、吸收美国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成果的居多,对日本相关研究涉及甚少。
(二)关于战略决策、情报保障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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