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13155375
这是一本小编不敢深夜编辑的书：火灾现场、战争残害、腐蛆苍蝇、挖坟掘尸、身首异处，以及各种连环杀人案，薇儿·麦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鉴证科学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破案方式，用真实案件和实例记录了两百年犯罪鉴证的发展史，比小说还要惊悚离奇！
这不是一部小说！但是你会发现现实比虚构更加不可思议……
我想告诉你的是：
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读到的*令人着迷的主题.
在犯罪、推理小说领域，英国作家人才辈出，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再到近年来被誉为英国受欢迎的女性犯罪作家薇儿·麦克德米德，推理小说的类型与题材随着技术、时代变革日新月异，但无论小说中的犯罪手法如何高超、犯罪案情如何错综复杂， 推理小说都是依据真实犯罪鉴证科学的发展而延伸的，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鉴证科学的主旨至今未变——即一个犯罪现场、一具尸体或者是一根头发，都能解开事实的真相，展现司法公正。
本书是一部讲述犯罪现场分析和法庭鉴证科学的非虚构作品，完整记录了英国两百年犯罪鉴证的发展史。作者通过对鉴证科学发展的研究梳理，将刑侦过程中的法证科学分门别类，例如犯罪现场调查、毒理学分析、犯罪心理学分析等等。此外，作者结合对业界*专家采访、著名案件分析以及其个人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与犯罪小说截然不同的真实犯罪分析。事实上，真实案件的侦破过程，往往要比小说家笔下的虚构情节更具有戏剧性，震撼人心。
书中除了很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外，还有一些让人吃惊和意外的事实。作者搜集案例的时间跨度很广，不仅展现了西方早期法证科学的诞生过程，还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多样的现代犯罪的破案方法。
总之，无论世界如何转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对犯罪鉴证的痴迷永远不会消失。
01无声的证人：犯罪现场……….01
02 焦煳的吸引力：火灾现场调查……….18
03 人类的鉴证帮手：昆虫学……….42
04 尸体的秘密：病理学……….62
05 药物的奥妙：毒理学……….88
06 独一无二的印迹：指纹鉴定……….115
07 基因的指证：血迹与DNA ……….137
08 死者的尊严：人类学……….162
09 思想的索引：面貌复原技术 ……….185
10 科技与应用：数字取证 ……….207
11 犯罪行为的动机：鉴证心理学 ……….231
12 规则的束缚：法庭……….260
结语……285
我们今天所知的司法公正并非总是还原真相的，刑法应当“以证据为基础”这个概念还相对比较新颖。数世纪以来，人们遭受控诉和定罪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为缺乏社会地位；因为不是本地人；因为自己或妻子、母亲擅长药草；因为肤色；因为找错了性伴侣；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或者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
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现场能够提供各种有益的信息，新的科学分支不断涌现，解读这些信息并将其呈上法庭成为了可能。
18 世纪科学发现的涓涓细流在19 世纪以后变成了滔天洪水，它们也在实验室之外得到了实际应用。犯罪调查规范才刚刚萌芽，一些早期侦探就已热切期望从所调查的罪案中搜寻出能够佐证自己理论的证据。鉴证—一种法律证据—科学应运而生，人们迅速认识到科学探索的许多分支都将对这一新的方法论做出一定贡献。早的案例之一将病理学和现在所谓的文证审查结合了起来。
1794 年，爱德华· 卡尔肖被手枪击中头部致死。当时，手枪均为前装式，枪口用一团纸填实，以防枪内的钢珠和火药掉落。外科医生检查尸体时，从头部受伤部位找到了纸团。他打开纸团，发现这是从一张民谣歌单上撕下来的一角。对谋杀案嫌疑人约翰· 汤姆斯进行搜查之后，从其口袋内找出一张民谣歌单，与手枪内的纸团完全吻合。在兰卡斯特进行的审讯中，汤姆斯被判谋杀。
科学进步使得法律越来越成为维护正义的必然工具，这实在令人欣喜。
科学家们在帮助法庭拨开迷雾，寻找真相。以毒药为例，数百年来，毒药一直是谋杀工具。但是，若没有可靠的毒理学分析，几乎不可能进行佐证。这一困境即将得到改变。即便是在早期，科学佐证也饱受质疑。8 世纪末期，人们曾设计一个试验来检测砒霜，但只有存量很大的情况下才能被检测到。后来，多亏了英国化学家詹姆斯· 马什，该试验才得以改良，变得更加实用。
1832 年，一男子因在咖啡中投放砒霜致其祖父死亡被法庭指控谋杀，马什以鉴定人身份出庭作证。他已从可疑咖啡中采取样品并进行了检测，从中发现了砒霜。可是在向陪审团呈递的时候，试样已变质，检测结果随之作废，被告因存在合理的怀疑被无罪释放。但对于羽翼未丰的科学家来说，这算不上挫折。詹姆斯· 马什是位高尚的科学家，他将这次失败看做通往成功之路的激励。面对出庭作证的尴尬，他又设计了更好的试验方法。他终设计出的具有决定性的试验方法极为有效，能够检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砒霜残留；多亏了这项试验，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因缺乏鉴证科学而逍遥法外的罪犯都被绳之以法。而且这项试验今时今日依然在发挥其作用。
鉴证科学和从犯罪现场到法庭的这段路程是千千万万罪案小说百用不厌的话题。致力于将科学应用到破案中，这是我衣食无忧的保障，但这并非浅层次的原因—鉴证科学家慷慨地腾出时间、分享知识，而是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了全世界的法庭面貌。
我们罪案作家总喜欢说这一类型扎根于文学史的深处，声称从《圣经》中寻找先例：伊甸园中的蒙骗；该隐对兄弟亚伯的血腥残杀；大卫王对乌利亚的血腥屠戮。我们试图说服自己：莎士比亚就是同行。
可事实上，罪案小说是从“以证据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生发出来的，而这正是无数科学家和侦探先驱们遗赠给我们的宝贵资产。即便是在早期，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既然科学有助于审案，那么审案也能将科学家们推到新的高度，双方在维护正义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向鉴证科学家咨询了该行业的历史、实践和未来；为了弄清楚蝇蛆这种东西，我爬上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塔的；我回想起自己所面对过的暴力死亡事件；我亲手捧过某位逝者的心脏。这段旅程令我充满敬畏和敬意。这些科学家所讲述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从犯罪现场到法庭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读到的令人着迷的主题之一。它同时提醒着你，现实比虚构作品更加不可思议。
薇儿· 麦克德米德
“《只有知道：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内容极为丰富……如果麦克德米德写小说找不到灵感的话，可以考虑转写死亡之书。”——英国《独立报》
“有些人面对谋杀这一恶毒行为时面不改色，薇儿·麦克德米德就是这类人的领头羊。”——《先驱报》
“嗜血的苍蝇、挖坟掘尸和自发性尸体僵硬……多年来，薇儿·麦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鉴证科学如何采用千奇百怪的方式解决一桩桩恐怖的谋杀案。”——《卫报》
“罪案小说家麦克德米德痴迷于法医鉴证，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现实中鉴证科学家并非电视中演得那样全知全能，但比他们有趣多了。”——《信使邮报》
04 尸体的秘密：病理学
为使死亡丧失对我们的强大优势，我们就要逆着常规走。我们要习惯死亡，脑袋里常常想着死亡，把它看做很平常的事。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随笔》（Essais，1580）
大诗人约翰· 邓恩（John Donne）说过：“民吾同胞也，孰死非我冤？我其为谁者？人类之一员！”这句话具有极重要的道德感，但除此之外，毋庸置疑的是，当突然而至的暴力死亡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所联系时，无论这个联系多么微弱，总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情感波动。所以牛津一所小型女校校友瑞秋· 麦克莱恩一案对我的触动极大。我与她不熟，但与她和她的命运却有着一丝亲切感。
瑞秋· 麦克莱恩是圣希尔达学院的大学生，19 岁那年成为约翰· 坦纳的女友。1991 年4 月13 日，也就是两人交往10 个月后，坦纳向她求婚。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而言，这样的大事都会迫不及待地要跟亲近的人分享。但接下来的几天，瑞秋在圣希尔达学院或整间大学里的朋友都没再见过她。她勤学好问，对人友好，热情开朗，谁都不肯相信她会不辞而别。坦纳给她的寄宿家庭打电话，说要跟她谈谈，可室友也不知道她的行踪。
经过五天的担惊受怕之后，学校领导向警察报告了瑞秋失踪一事。警察联系了在诺丁汉读大学的坦纳，他说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91 年4 月14 日晚上。他当时从牛津车站乘火车回诺丁汉，她在站台上跟他挥手告别。他们在车站自助餐厅遇到的一位长发年轻人提议顺便送她回阿盖尔街的住所。
坦纳与警方合作，协助了搜寻，在电视上重现了他从牛津车站离开的过程，试图激发可能见过瑞秋的人的记忆。人们相信他是位参加这种电视重现的凶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朋友和记者们，说他和瑞秋两情相悦，正准备结婚。但警方怀疑坦纳有所隐瞒，于是提前安排记者问他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你是否杀了瑞秋？”他回答时极不自然，且没有丝毫感情，令警察更加肯定他对瑞秋失踪一事了解更多内情。
警察搜查了瑞秋在阿盖尔街与朋友同住的屋子。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地板没有移动的迹象，其他东西也都没有疑点。侦探们无法找到能够用于逮捕坦纳或至少给他施压的证据，因而深感绝望。蛙人搜索了彻尔维尔河，其他警员则在附近的灌木林中进行地毯式搜索。
警察联系了地方委员会，查证阿盖尔街的那所房子是否有地下室。对方说虽然没有地下室，街上有些房子下面却有柱子支撑，这就意味着地板下面还有空间。
得到这一消息，警方于5 月2 日再次对这所房子进行了搜索。这一次，他们在楼梯下面发现了部分木乃伊化的瑞秋的尸体。坦纳将她塞进楼梯板底部20 厘米的空隙中，然后推到地板下方。虽已死亡18 天，她的尸体并未怎么腐烂：从多孔砖透进来的温暖干燥的空气风干了她的皮肤。
找到尸体只是谋杀案调查阶段的终结，却是法医病理学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这一关键过程的开始。在瑞秋· 麦克莱恩一案中，这一任务落到了盖伊医院法医学科主任伊恩· 韦斯特（Iain West）的肩上。尸体解剖过程中，他发现瑞秋的喉头左侧有一处1 厘米的淤青，右侧则有4 处。他拍下这些淤青和斑点—她面部和眼睛里的出血点。通过内部器官检查，他发现喉咙里的喉部韧带断裂。所有这些创伤都表明是窒息致死。另外，她头皮上缺了一撮头发，韦斯特相信瑞秋扯掉头发是为了减轻喉部压力而做出的绝望举动。当警方带着从伊恩· 韦斯特那里得到的确凿证据对质约翰· 坦纳时，他开口承认杀了瑞秋。审判时，他说：“我充满怒火地使劲打她，又用手掐住她的脖子。我一定是失去了控制，因为我对之后的事情印象非常模糊。”他宣称是在瑞秋承认出轨之后将她杀死，接着在她毫无生机的尸体旁边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一个藏匿她的合适地点，把尸体从橱柜的空隙中拖过去，然后乘火车回到诺丁汉。坦纳被判终身监禁，2003 年获释后回到了故乡新西兰。
法医病理学就像解密拼图。病理学家要把从尸体内外发现的异常成分记录下来，根据这些残缺的信息，努力重现过去。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所关心爱护的人会香消命殒。“尸体解剖”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眼见为实”。尸体解剖便是通过医学途经来满足人类这一内心深处的好奇心。
历史上已知的例法医尸体解剖发生在公元前44 年，给尤里乌斯· 凯历史上已知的例法医尸体解剖发生在公元前44 年，给尤里乌斯· 凯撒（Julius Caesar）做尸体解剖的医生报告称，在这位大帝身上的23 处刀伤中，只有第二、三根肋骨之间的一处是致命伤。几个世纪后，希腊名医盖伦（Galen）主要通过解剖猴子和猪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报告。尽管解剖材料十分不入流，但他关于人类解剖学的理论一直无可争辩，直到16 世纪的安德里亚斯· 维萨里开始在正常解剖和非正常解剖之间做出比较，从而为现代病理学—疾病科学—铺平了道路。
1543 年，维萨里发表了解剖学经典著作《人体结构》（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并将它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该王朝因而见证了法医学的第二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而言，法律程序法规次付诸现实。其中规定哪些罪行是重罪，允许烧死巫师，并且次赋予法庭下令对重罪进行调查和审理的权利。这些法令统称为卡罗莱纳法典（Carolina Code），其中规定法官要在遇到涉嫌谋杀的案件时征求外科医生的意见，对法医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典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采用，医学作家对于在法庭上展现自己专业能力的热情逐渐高涨，其中就包括法国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安布雷斯· 巴雷（Ambroise Paré）—有时被称为“法医病理学之父”。他论述了暴力死亡对内部器官的影响，解释了雷击死亡、溺亡、窒息死亡、中毒身亡、中风死亡和婴儿被杀的表现，揭示了如何区分活体和死尸身上的伤口。随着人们对人体组织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对该行业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到了19 世纪，阿尔弗雷德· 斯温·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对法医病理学做了详细论述，将英国及其之外的法医行业引向了现代化道路。他重要的著作《法医学手册》（A Manual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1831）在他一生中曾再版10 次之多。到了19 世纪50 年代中期，泰勒已参与过500 多起司法案件侦查，然而他的经历也早早地1859 年， 托马斯· 斯梅瑟斯特因毒杀情人伊莎贝拉· 班克斯被起诉，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受审。在审判过程中，斯温· 泰勒作证称斯梅瑟斯特的一个瓶子里存在砒霜，这便是证明他有罪的证据。斯梅瑟斯特被宣告有罪，判处死刑。后来得到澄清，斯温· 泰勒的检测并不适当，瓶子里很可能根本没有砒霜成分。伊莎贝拉· 班克斯在此之前就已久病缠身，极有可能属自然死亡。斯梅瑟斯特被赦免，但仍因重婚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柳叶刀》（Lancet）和《泰晤士报》（Times）对斯温· 泰勒和谋杀判决大加挞伐，法医病理学成了所谓的“糟糕透顶的科学”。该案给法医病理学罩上了一层数年都无法驱散的阴影。
考虑到英国司法体系中两相对立的戏剧特征，该行业若想重振声誉，就需要一个既具有专业素养又极具人格魅力的领导人才。伯纳德· 斯皮尔伯利（Bernard Spilsbury）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魔力的人。斯皮尔伯利英俊潇洒，雄辩而令人信服，公共场合现身时总是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扎着胸花，身披长大衣。他的专业技能众人皆知。他那灵活的双手摆弄死尸时既高效又精确。论及自己的发现时，他的语言清楚易懂。证明了鉴证科学家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容易出错。
陪审员和公众对斯皮尔伯利痴爱不已。媒体将他比作一块坚石，凭借着它，法律便能打破邪恶谋杀犯的谎言。1947 年去世时，《柳叶刀》称他：“孑然一身，无人敢与之挑战，是伟大的医学法律专家。”斯皮尔伯利曾代表英国政府参与过200 多起谋杀案作证。
公众首次关注他是在1910 年，当时他是轰动一时的霍利· 哈维· 克里平医生一案的专家证人。克里平是美国顺势疗法医师和专利药物销售员，住在康姆登镇。与其同住的妻子科拉是一位戏院歌手，艺名叫做“贝拉· 埃尔默”。二人的婚姻多有坎坷，科拉的朋友突然见不到她的踪影。克里平医生有时说她死了，有时又说她去美国追求事业发展了。朋友们疑心顿起，于是报了警，警察询问了克里平，并搜查了他的房子，结果一无所获。但他们的调查引起了克里平的恐慌，他便与年轻情人艾瑟尔· 勒纳芙乘坐SS 蒙特利斯号逃往加拿大。勒纳芙打扮成小男孩，荒唐地装成他儿子。
他们的逃跑再次引起警方怀疑，对房子进行的二次搜查却同样一无所获。不过警察疑心仍在，第三次搜查时，他们挖开了地下室的砖砌地板。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具裹在男士睡衣上衣里的人体遗骸。
与此同时，蒙特利斯号船长注意到船上的这两位古怪乘客，船刚出海，他就给英国政府发了一封电报：“强烈怀疑伦敦克里平地下室谋杀案主犯及同谋就在船上。主犯的小胡子养成了络腮胡，同谋打扮成了小男孩，其举止及身形无疑是个女孩。”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a 总督察德武（Dew）乘快船先二人一步到达加拿大，二人刚一落脚便被突然抓捕归案—这是在无线通信帮助下进行的次抓捕行动。
警方从伦敦圣玛丽医院召来一位外科医生检查尸体，年轻的斯皮尔伯利于是加入该案。斯皮尔伯利仔细查看了科拉· 克里平的病历，发现她腹部曾做过一次手术。尸体解剖并不能判定尸体性别，不过斯皮尔伯利发现了有毒物质的踪迹。
法庭审讯克里平时，斯皮尔伯利呈上一片带有曲线状疤痕的皮肤。这片皮肤保存在甲醛溶液中，来自那具应该是科拉· 克里平尸体的躯干。他用玻璃碟子端着给各位陪审员看了一遍，接着在隔壁房间架起显微镜，让陪审团成员检查组织切片。辩方病理学家据此反驳，由于皮肤上面有毛囊，那它肯定是皮肤襞褶，而非伤疤组织，然而陪审团选择了相信斯皮尔伯利。法庭裁决克里平犯有下毒、谋杀妻子的罪行。他在伦敦本特维尔监狱被绞死，按他的要求，陪葬了勒纳芙的一张照片。勒纳芙作为谋杀行为发生后的同谋而被起诉、问询。
克里平一案的皮肤组织如今保存在伦敦皇家医院，2002 年，伯纳德· 奈特（Bernard Knight）教授对其进行了检查，从中并未找到表明其为伤疤组织的确定信息。近期对该切片的DNA 检测表明其中的DNA 信息与科拉· 克里平的一些后代并不匹配，且该遗体性别为男性。讽刺的是，该案令公众把斯皮尔伯利看做法医病理学的代言人，却也是他完全失误的滑铁卢。
克里平被绞死5 年后，斯皮尔伯利又参与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的侦破，这一次，DNA 检测或其他现代鉴证技术都无法帮他破案。1915 年2 月3 日，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一位名叫查尔斯· 伯恩汉姆的果园主端着一杯茶坐下来，打开了一份《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第三版的一条标题令他震惊不已：“死在浴室—新娘婚后第二天的悲剧命运。”这篇简短的报道称一位玛格丽特· 里罗伊德在伦敦北部的公寓内被发现身亡。“医学证据表明，流行性感冒加上热水浴可能导致了昏厥。”报道得出这个结论。差不多一年前，查尔斯· 伯恩汉姆的女儿也是婚后不久就在布莱克普尔（Blackpool）死于浴缸中。伯恩汉姆联系了警察局，发现玛格丽特· 里罗伊德的丈夫名叫乔治· 约瑟夫· 史密斯，正是女儿爱丽丝· 伯恩汉姆死前嫁的那个人。
警方让斯皮尔伯利给从坟墓中挖出来的玛格丽特· 里罗伊德的尸体进行解剖。之后，他又到布莱克普尔给爱丽丝· 伯恩汉姆进行了尸体解剖。接着，警方查出了第三个女人的详细信息。此人名叫贝西· 威廉姆斯，与乔治· 史密斯结过婚，1912 年6 月13 日在肯特郡的家中死于同样的情形。
对于前两起溺亡案件，验尸官判断为意外死亡，然而，警方重新调查时发现史密斯从3 位妻子的死亡事件中均获得经济利益：从玛格丽特和爱丽丝所持有的生命保险中分别获得700 英镑和506 英镑；从贝西那里获得2500 英镑的委托金（现值190000 英镑左右）。从中看出模式后，警方逮捕了史密斯。
斯皮尔伯利从玛格丽特和爱丽丝的尸体上并未发现暴力、毒物或心脏病的迹象，而在贝西的尸体上，他从其大腿部发现了“鸡皮疙瘩”，这有时就是溺水身亡（也可能是死后腐烂所致）的证据。斯皮尔伯利读了那位个见到贝西尸体的全科医生的笔记，注意到她手中握着一块肥皂。他叫人把3 个浴缸全搬到肯特镇（Kentish Town）警察局，然后排成一行，仔细检查。贝西· 威廉姆斯一案尤其令他迷惑不解。她死前不久，史密斯曾带她去看医生，让她跟医生聊聊癫痫病症状。史密斯告诉贝西，说她时常昏厥，贝西对此却毫无记忆，且家族里并没有人患癫痫病。斯皮尔伯利对这一说法并不信服。贝西身高1.69 米，体格肥胖，她溺亡的浴缸长仅为1.5米，前端还有滑坡。斯皮尔伯利知道癫痫昏厥的阶段会导致身体完全僵硬，考虑到贝西的体型和浴缸的形状，这样的晕厥只会把她的头部置于水面之上，而不会沉到水下。
若贝西不是因癫痫昏厥而死，又会是什么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斯皮尔伯利发现，水迅速灌入鼻子和喉咙会抑制重要的脑部神经，即迷走神经，导致突然丧失意识，紧接着就是死亡。这种不常发生的情况的常见伴随结果便是瞬时尸僵—斯皮尔伯利认为这就是贝西紧握一块肥皂的原因。1853 年，阿尔弗雷德· 斯温·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曾明确说过，溺死成年人而不留下淤青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为了呼吸而拼命挣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总督察尼尔（Neil）决定在审判前进行一系列实验，来验证斯皮尔伯利关于这些妇女如何死亡的理论。他找来一些女性志愿者，让她们被按入浴缸时努力尝试反抗。位志愿者身穿浴袍，踏进放满水的浴缸，成功地抓住浴缸边缘拼命反抗。然而，当尼尔抓住她的脚脖，猛然抬高她的双腿时，她滑到水底，失去了意识。医生用了好久才使她恢复意识；她能活下来真是幸运。该实验并非斯皮尔伯利的主意，但他是知情人，实验结果显然对他的名声有益。
乔治· 史密斯因谋杀贝西· 威廉姆斯受审。在法庭上，斯皮尔伯利说的话极具威信，并且不遗余力地给陪审团讲解。他们仔细考虑了20 分钟，接着裁决史密斯有罪。史密斯在梅德斯通监狱被执行绞刑。
史密斯是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年仅9 岁就在伦敦东区犯下了起盗窃案。长大后，他开始戴上金戒指和色彩鲜艳的领结来捕获女人的芳心，方便利用她们。由于次世界大战的早期影响，也由于当时英国许多年轻人都搬去了殖民地，1915 年的英国有50 万名剩女，为史密斯提供了大量猎物。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铺天盖地，公众对“浴缸新娘杀人犯”的兴趣十分浓厚。一波一波的记者渴望着发一篇“科学家击败连环杀手”的报道，调查期间不断光顾斯皮尔伯利家。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永不坠落的明星。
斯皮尔伯利参与侦查的许多案件都涉及丈夫被诉谋杀妻子。想想在科学尚不发达之时，这些女性之死背后的真相无法为人所知，多少凶手逍遥法外，实在令人胆寒。渐渐地，媒体把斯皮尔伯利当做英雄的象征，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解读无助受害者遗留下的隐秘线索，令那些罪恶的杀手难逃法网，或者无法再次犯案。1923 年，他受封爵士，更是进一步加固了他的英雄形象。一年后，另一起案件再次为他的声誉锦上添花。
12 月5 日，艾尔西· 卡梅隆离开伦敦北部的家，前往苏塞克斯郡克罗布拉夫镇看望未婚夫诺曼· 索恩—一位养鸡场主。他们订婚已有两年，可索恩近结交了新女友。1925 年1 月15 日，警察在农场的一个养鸡场下面发现了艾尔西被肢解的尸体和塞到锡制饼干罐子里的头颅。起初，索恩告诉他们说她根本没到这里，但尸体被发现后，他改了口，说她来是为了告诉他她已经怀孕，想赶紧结婚。他说之后自己便离开了，可两个小时后再回来时，她已经在天花板上吊死了。他以为她是自杀，便决定掩藏尸体，把它切成4 块埋了。
1 月17 日，斯皮尔伯利进行了尸体解剖，在呈递给验尸官的报告中，他认为艾尔西属于暴力死亡，很可能是被严重殴打致死。他找到8 处淤青，其中一处位于太阳穴，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切开皮肉之后就可以看到。他未从脖子上发现任何能证明上吊的绳子勒痕，就没有提取切片。之前他注意到她脖子上有两块印记，但认为这些只是自然褶皱，并未在意。在会同陪审团验尸过程中，验尸官问到怎么可能检查死了6 周的尸体，但斯皮尔伯利向他保证，尸体的腐烂程度算不上问题。被告人诺曼· 索恩质疑验尸报告，因为不存在淤青的表征，从而成功地申请到第二次尸体解剖。
2 月24 日，艾尔西被挖掘出来，罗伯特· 勃朗特（Robert Bronte）主持尸体解剖，斯皮尔伯利旁观。验尸本应在大白天或有灯光照射的太平间进行，而艾尔西的尸体是在从午夜到上午9 点的期间挖掘的，尸体解剖则是在墓地灯光昏暗的小礼拜堂里，有一大群围观者和记者。棺材内浸满了水，尸体自斯皮尔伯利检查之后又多腐烂了一个月，不过勃朗特看到了脖子上的印痕证据，取了切片进行分析。
诺曼· 索恩的审判持续了五天之久。辩方病理学家对淤青提出质疑。当检方问及尸体上是否有外伤痕迹时，斯皮尔伯利回答道：“没有，一点都没有。”辩方病理学家J. D. 卡瑟尔斯（J. D. Cassels）认为，索恩把艾尔西· 卡梅隆从横梁上救下来时，她还活着，这些淤青是她掉到地上造成的，而她在10—15 分钟后因休克而死：之所以没有勒痕，是因为血液循环把勒痕消除掉了。他批评斯皮尔伯利没有用显微镜检查脖子。斯皮尔伯利作证说，后两处淤青位于面部，她是被某种印第安棒球棍殴打致死，而该棒球棍在现场不远处已被找到。他像以往在法庭上一样坚定，绝不肯承认这些结论中有任何的不确定性。不过，在两年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通过交叉问来严格检测医学证据的话，“医生就该感到自己出错了”。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法官称斯皮尔伯利是“伟大的在世病理学家”，并在总结陈词中告诉陪审团，说斯皮尔伯利的话“无疑是能获得的好的意见”。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陪审团就做出了“有罪”裁决。有些人觉得他们并不赞同这位病理学家提供的证据的复杂性，尤其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艾尔西· 卡梅隆属于暴力死亡。对陪审团接受斯皮尔伯利那充满自信的结论表示质疑的就有阿瑟· 柯南· 道尔爵士，他就住在离诺曼· 索恩不远的地方。他在《法学丛刊》（Law Journal）写道：“陪审员赋予给伯纳德爵士的一贯正确神话，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令他难堪。”们并不赞同这位病理学家提供的证据的复杂性，尤其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艾尔西· 卡梅隆属于暴力死亡。对陪审团接受斯皮尔伯利那充满自信的结论表示质疑的就有阿瑟· 柯南· 道尔爵士，他就住在离诺曼· 索恩不远的地方。他在《法学丛刊》（Law Journal）写道：“陪审员赋予给伯纳德爵士的一贯正确神话，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令他难堪。”
诺曼· 索恩自始至终都在进行无罪抗辩，但依然因谋杀艾尔西· 卡梅隆而在沃兹沃斯监狱被执行绞刑。死刑执行前夜，他在给父亲的一封著名信件中写道：“算了，父亲，别担心。我只不过是斯皮尔伯利主义的炮灰而已。”根据历史学家伊恩· 伯尼（Ian Burney）和尼尔· 潘伯顿（Neil Pemberton）的说法，索恩一案的关注点放在了两位对立的病理学家身上：大名鼎鼎的病理学家斯皮尔伯利，靠他的一把手术刀和直觉，令法庭充满戏剧性；以实验为根本的病理学家勃朗特，靠的是的鉴证科技。他们认为，斯皮尔伯利在太平间和法庭上展现的“精湛技艺有可能动摇法医病理学作为现代化、客观性专门研究的基础”。
在《致命目击者》（Lethal Witness，2007）一书中，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e）认为斯皮尔伯利导致了至少两次误判和多次饱受质疑的裁决。有时候定罪的依据十分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伯纳德· 斯皮尔伯利爵士认为某个人有罪，陪审团就相信此人必然有罪。在2000 多个尸体解剖报告中，如果证据与斯皮尔伯利的想法不合，他就会隐瞒下来。
例如，1923 年，根据斯皮尔伯利的证据，一位名叫阿尔伯特· 迪恩利的士兵因捆绑好的朋友致使其窒息死亡而被裁决有罪。被判谋杀罪后，他距离被绞死仅有两天时间，狱长却读到一封迪恩利写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信中的语气令他深感担忧，于是劝说内政部批准延期行刑。真相及时得到查证：受害者并非死于谋杀，而是在同性性虐待游戏中意外窒息身亡。斯皮尔伯利—对同性恋的憎恨是出了名的—对真相表示怀疑，但他并未发表意见，因为他相信这位士兵是个色情狂，摊上这等事都是自找的。
然而，1947 年，在与抑郁和身体不佳进行了漫长的战斗之后，斯皮尔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实验室含煤气管自杀，但将他尊为当代伟大的病理学家的不止《柳叶刀》一家。谄媚奉承之声多次将异议者淹没。他的形象在死后逐渐黯淡，到了1959 年，他的同事法医病理学家悉尼· 史密斯（SydneySmith）写道：“真希望以后别再有第二个伯纳德· 斯皮尔伯利。”
如今，迪克· 夏泊德（Dick Shepherd）是英国法医病理学家，但他坚称自己不是那种在法庭上哗众取宠的名流，即便某些经他解剖的尸体引人注目，他也不愿借机上位。从戴安娜王妃和吉尔· 丹道（Jill Dando）到美国“911 事件”的受害者，他参与调查了一些近年来为知名的死亡事件。对他而言，每一个案件都是同等的：尸体解剖本来就应该“不妄加判断，用科学方式获取事实”，把受害者的身份置于身外。
迪克· 夏泊德每天早起为的不是那些逝者，而是生者。“我对于这种关联性特别痴迷—与警察、法庭和其他人共事。找出问题、理解问题、解读问题，然后把得到的信息提供给他人。我不得不把开膛破腹行为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并铭记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逝者的家属。虽说即便他们知道了实情也无济于事，但哪怕有一点的真相，他们就能有所突破，从而达到结案的目的。有时候，由于不想令逝者家属悲痛，人们不肯说实话，隐瞒了真相，鉴证科学就走上了歧途。这样是行不通的。”
在进行关键的次尸体解剖之前，警察要做出一个棘手的决定—这取决于病理学家该对案件了解多少。如果病理学家知道得过多，就可能给尸体解剖带来偏见。如果他知道得太少，又可能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正如迪克· 夏泊德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过滤程序是由其他人来做，他们很可能不会给我们提供重要信息。等到这项信息突然出现在法庭上，难免有人会说‘噢，天啊’。律师会发难，‘如果你事先知道这个信息，你的意见会有异于此吗？’‘嗯，会的。’‘噢，谢谢您，夏泊德医生。’”律师会带着俏皮的笑意坐下来，接着就得撤诉了。
斯皮尔伯利之所以很少遇到辩方律师那俏皮的笑意，原因之一在于他几乎每次都对手头的案子背景了解得十分透彻。如今，每当迪克· 夏泊德收到由法医病理学家负责的犯罪现场证据收集工作，现在大部分都交给具有血迹和DNA 分析专长的其他科学家来做了。在死亡现场，新来的犯罪现场调查员把尸体装进袋子，防止微迹证据掉落，比如毛发、纤维、尘土，同时防止尸体被污损。
真要到犯罪现场的时候—“有时候确实特别有用，不是说为了做些具体的检测，而是为了解读整个情境。”—迪克会观察尸体姿势及其与其他证据的接近度，比如武器、指纹、进入和逃跑的地点。他小心翼翼，除非必要，绝不触摸或移动尸体，以免丢掉或污损证据。在近的一起案子里，警方认为躺在楼梯底部的女士是不慎跌落而死。迪克跟着去看了“她躺的位置、姿势，是否可能被移动过”。“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伤口，觉得可能是她从楼梯上跌落时撞到其他东西造成的。由于我去过现场，以后就能够解释她体侧的擦伤是与拐角处相撞形成的。”迪克解释说。
侦探们总是想知道大概的死亡时间。这种信息可以动摇、揭穿或确认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尸体死亡时间越久，就越难精确估算死亡发生时间；估算范围越小，对调查就越有用。检查尸体时，迪克· 夏泊德这样的病理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测量尸体的肛门温度，但涉嫌性侵时除外。遇到此类案件，他会把温度计插进下腹部。以前，人们认为尸体每小时持续降温1℃，直到与周围温度相同。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人死时的体温是人体平均体温37℃，室内温度是20℃，那么粗略估算死亡时间的窗口期就有17 个小时。但研究表明这其中涉及诸多变量：较瘦的尸体比较胖的降温快；表面积越大，降温就越快；尸体是四肢伸开还是蜷缩，也会产生影响；衣着会影响降温；处于阴影中，或被太阳暴晒；在浅溪中，还是在河岸边。即便如此，越早进行细心解读都是有益的起点，病理学家可以利用列线图表，把肛门温度和体重等变量代入进去，估算死亡时间。
接下来，迪克要关注的是尸僵—尸体之所以被称为“僵尸”就在于这个可怕的原因。尸僵的表现在受害者死亡后大约两天内有助于病理学家，因为这涉及一个公认的周期。首先，尸体会彻底松弛，3—4 个小时后，眼睑、面部和脖子上的小肌肉开始僵硬。尸僵是从上到下进行的，从头到脚，再到较大的肌肉。12 个小时后，尸体完全僵硬，死亡姿势会保持24 个小时左右。之后，肌肉逐渐松弛，全身按原先僵硬的顺序复原，从小肌肉逐渐过渡到大肌肉。再过大约12 小时，所有的肌肉进入完全松弛状态。但即便像尸僵这样有记录的过程，也无法完美地指示死亡时间。周围温度越高，这个周期的每一步都会加速。另外，弯曲和伸展尸体会扯断其肌肉纤维，从而消除尸僵，这是凶手常用来混淆视听的伎俩。尸僵之后就是尸体在世界上不堪入目的阶段了。“腐败物”可能不招人喜欢，但法医病理学家必须近距离接触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随着下半截肠子里的细菌开始“自我消化”过程，下腹部周围的皮肤变成青色。细菌逐渐占据尸体全身，将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形成气体，引起尸体膨胀—从面部特征开始，眼睛和舌头外凸。接下来，血管像大理石花纹一样呈网状凸显在皮肤上，这是因为红细胞分解，释放出了血红蛋白。气体持续胀大腹部，直到溢出，有时会以爆炸形式喷出，形成难闻的气味。此时尸体已经变成了墨绿色，液体开始从鼻子和口中流出，皮肤剥落，就像“一个巨大的烂番茄”。
与此同时，由于“自我消化”的存在，内部器官一直在液化，先从消化器官开始，接着是肺部，再接着是脑部。苍蝇在尸体的开口处产卵，如眼睛、嘴巴和开放性伤口，蝇蛆则在不断地啃噬肉体。科学家孜孜不倦地研究并改进衡量死亡时间的不同方式，然而，正如法医人类学家苏· 布莱克（Sue Black）所说的那样，这么做并不总会繁事化简。“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就越感到其中的困难。任何两具尸体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腐烂，其腐烂速度也必然不同。有时候两具尸体相距两米不到，可它们的腐烂方式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源于体内的脂肪，可能源于他们使用的毒品或药物，可能源于他们所穿的衣物，也可能是其中一个身上独特的气味更吸引苍蝇。无从下手。”
想要解决诸多变量带来的问题，其中一种方式便是开发新工具。多年来，田纳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就一直在开发这种工具。“尸体农场”由威廉姆· 巴斯（William Bass）于1981 年设立，目的在于研究腐败物。这是家对人体腐烂和尸体如何与环境交互进行研究的机构。每年有100 多人将自己的尸体捐献给尸体农场，然后被放置在不同的环境中等待腐烂。研究员摸索出了一条经验：地面上暴晒一周，相当于地下埋葬八周和水中浸泡两周。
田纳西州立大学法医人类学副教授阿尔帕德· 万什（Arpad Vass）正在开发估算死亡时间的新工具。“腐烂气体分析”预计能辨识尸体腐烂各阶段产生的大约400 种气体。在不同的环境中，弄清楚这些气体何时产生并在尸体上进行测量，将能更准确地估算死亡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尸体农场等研究机构的发现通过期刊和专题论文融入鉴证实践，为病理学家提供了大量知识，让他们可以为犯罪调查提供更好的证据。法理学家常应用这些知识的场合是太平间或医院，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尸体解剖上。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因何而死？是自杀、谋杀、意外死亡、年老而死，还是无法甄别？一下子就得出答案是非常罕见的。穿透死者脑袋的子弹可能是自杀行为、谋杀行为或意外所致。进入太平间后，法医人类学家所关注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他首先要关注细节，然后再次扩展，将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得出结论。自尸体解剖从20 世纪开始以来，它的基本步骤就没发生过太大变化。尸体运到太平间后，迪克· 夏泊德已经做好了拍照的准备。助手拿掉包裹尸体以便于运输的尸袋，然后从中搜寻微迹证据。迪克脱掉死者的衣物，拍完照后装袋并记录。接着，他拔掉头发，刮拭指甲，用棉签擦拭性器官，以提取生物样本，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提取指纹：撬开手指来提取指纹有可能破坏因尸僵而紧握在拳头内的微迹证据。
接下来，迪克要清洗尸体，记录每一个伤疤、胎记、文身和所能找到的任何异常身体特征。“各个病理学家采取的步骤各不相同，”迪克说道，“我会从头部开始，而且总是先做身体左侧的检查。我的顺序是头部、胸部、腹部、背部、左手、右手、左腿、和右腿。检查过程中，我会记录所有伤口并拍照。遇到酒吧闹事，死者脸部、头皮和颈部（眼部除外）有多处淤青，我的心就沉了下来。我能不能只说腿部有大量淤青？不能。”在一些不太明确的案件中，记录过程的严苛是无价之宝，英国一位死在浴缸里的太太就证明了这一点。
1957 年5 月3 日晚上11 点，布拉德福德的护士肯尼斯· 巴洛（KennethBarlow）拨打999 报警，声称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在浴缸中昏迷不醒。他说自己已经把她从浴缸中拖出来，努力了很长时间去弄醒她，还说她当晚一直在呕吐和发烧。调查员从厨房里找到两支用过的注射器，于是起了疑心。肯尼斯说这两支注射器是他用青霉素治疗溃疡的。通过检测，注射器内确实含有青霉素成分。
不过，病理学家大卫· 普莱斯（David Price）依然存有疑心。尸体解剖过程中，他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了巴洛夫人的每一寸皮肤，终在巴洛夫人两边屁股上各发现了一个与注射针头相符的小针孔。肯尼斯对其妻症状的描述均符合低血糖症（血糖过低），使大卫· 普莱斯怀疑他给妻子注射了致命剂量的胰岛素。当时并无检测胰岛素的办法，普莱斯于是提取了巴洛夫人屁股上注射点周围的组织，然后注射到老鼠身上。这些老鼠因低血糖症迅速死亡。巴洛因此被裁决犯有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
对身体外表进行一丝不苟的检查之后，内部检查便开始了。病理学家既要寻找内伤，又要寻找可能使人自然死亡的病状。迪克· 夏泊德从尸体的两肩到腹股沟按Y 形切开，锯开肋骨和锁骨，移除胸骨，这样就能看到心脏和肺部。他检查颈部，寻找诸如扯断的软骨（表示有可能是窒息身亡）等迹象。接着，他逐个（如肝脏）或整体（如心脏和肺）取出器官，检查其表面，切开以检查其内部。他保存好器官的样本，“内政部如今要求我们针对每一案件都用显微镜检查所有重要器官，就连被棒球棍击中头部的18 岁青年人也不例外”。保险为上，对此我们应该知足才对。接着，他把这些样本送到实验室。下一步，他在头顶切一道连通两耳的刀口，扒掉头皮，锯掉一块头骨，观察处于原位的脑子，然后再将脑子移除，以便进一步检查。
后，迪克缝合所有器官的切口，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回尸体内，缝合原先的Y 形切口。之后，他会和侦探及其他鉴证专家详谈，共同得出哪些地方可疑或需要进一步检查的结论，并向质询方反馈。通常都有第二位病理学家进行第二次尸体解剖，以验证迪克的发现。一旦所有的专家意见汇总起来—骨骼病理学家、神经病理学家、儿科放射学家—迪克就写好报告呈递给验尸官。
在情况下，在迪克之后还会有不止一次的尸体解剖。2010 年8 月23 日，警方在伦敦皮姆利科一间公寓内的浴缸里发现了一个红色北面（North Face，一个运动品牌）的袋子。袋子属于加勒斯· 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此人是威尔士数学天才，一直在给英国军情六局做密码破译工作。袋子的拉链外面用挂锁上了锁。撬开挂锁后，警方发现了31 岁的加勒斯浑身赤裸蜷曲在内且已经腐烂的尸体。警方认为死因可疑。加勒斯· 威廉姆斯的家人坚信军情六局或其他特勤机构与他的死有关，因为威廉姆斯一直在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组织的团队合作，试图渗透黑客网络。
迪克· 夏泊德是参与尸体解剖的三位病理学家之一，且三人都认为威廉姆斯已经死了大约7 天。由于没有找到窒息而死或身体创伤的痕迹，并且尸体迅速腐烂，他们无法判定死亡原因：尸体是在夏天被发现的，屋里的暖气都开到了。毒理学家没有发现中毒痕迹，但根据尸体的状况，他们也无法排除中毒身亡的可能性。窒息身亡的可能性似乎。
尸体解剖表明威廉姆斯的肘尖有轻微擦伤，这可能是他在袋子里试图逃出时挪动胳膊所致。迪克· 夏泊德总结道：“上锁之后，想从袋子里出来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是他自己上的锁，还是别人上的锁？”
彼得· 福尔鼎（Peter Faulding）是位前预备役军人，擅长营救被困于禁闭空间的人。他于2001 年5 月告诉验尸官，他尝试了300 次，想把自己锁进同样的81 厘米×48 厘米的北面袋子中，均以失败告终。他说即便是哈利· 胡迪尼（Harry Houdini）“也得费一番心思才能把自己锁进袋子里”。另外一位专家也尝试了100 次，也以失败告终。
但迪克· 夏泊德觉得威廉姆斯是被闷死的，并且进袋的时候“极有可能”还活着。他推理道，由于威廉姆斯被发现时蜷成一个紧缩的球体，而在尸僵开始前，尸体特别“松软”，别人把他塞进去将会特别困难。没有专家敢去验证这一理论。会同陪审团验尸时，他还指出，次尸体解剖时从威廉姆斯手指上找到的DNA 并不属于警方一年来正在通缉的神秘的地中海夫妇。
英国政府化学实验室（负责分析样本的鉴证公司）的一位雇员往数据库里输入了错误的DNA 信息，而实际上，该DNA 信息属于当时在现场的一位犯罪现场调查员。英国政府化学实验室对这一错误向威廉姆斯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威廉姆斯的公寓内共发现了价值2 万英镑的女士名牌衣物，还有一些女士鞋子和假发。调查员还发现了一些男扮女装的照片以及他在死亡数天前浏览自我捆缚网站和有关幽居癖—喜爱幽闭空间—站点的证据。验尸官菲奥娜· 威尔科克斯（Fiona Wilcox）做出裁决：尽管没有足够证据做出非法杀害的裁决，其死亡很可能是非自然的，可能是别人将他锁进袋子，然后将袋子放进浴缸，而且他进袋子时还活着。她补充说尚无证据表明威廉姆斯有异性装扮癖，或“对此类事物感兴趣”。
裁决公布数天后，一个16 岁的女孩和一个23 岁的记者分别尝试将自己锁进同样的北面袋子：他们爬进袋子，蜷起腿，把拉链拉到将近全部封闭，从缝隙中伸出手指上锁。接着，他们再绷紧身子，拉链便自动拉合。记者的身材与加勒斯· 威廉姆斯相似，她反复练习了数次，直到能在3 分钟内完成这一戏法。
彼得· 福尔鼎对这些花招不置可否。“我的结论没有任何错误。一个年轻女孩拉上袋子的拉链也无损于这次调查。我们完全明白有其他办法锁上袋子，但她或任何人都无法不在浴缸上留下她的DNA 或微迹，这才是关键。”迪克· 夏泊德依然不同意她的说法。“我永远都无法说服验尸官。她对我怒气冲冲，‘洁白无瑕’一词蹦入我的脑中。有一件事尤其让我觉得他是自己做到的，因为他独居，穿女人的衣服，工作劳累，还是个数学狂人—暂且不提病理学，单从心理学上看，他都不正常。”
2013 年，由于验尸官暗示军情六局职员可能涉嫌该案，大都会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到了11 月，伦敦警察厅对此次调查做出裁决：威廉姆斯可能是将自己锁入袋中意外死亡，并且是独自一人。迪克· 夏泊德的观点得到了佐证。
错综复杂的案件往往需要一点想象力才能解决：病理学家把从女人屁股上提取的组织注入老鼠体内；记者把自己锁进小袋子里，而军方专家却做不到。这些人意在实践尸体解剖的希腊语原意，即眼见为实。每实验操作一项新科技，我们的好奇心就会增进一层。新科技使得病理学家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人体对象，而不用卷起袖子亲自下手。虚拟尸体解剖（Virtual Autopsy）台是建于瑞士的新型医学可视化工具，它综合了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核磁共振，可以将尸体的图片转化成3D 电脑模型。传统尸体解剖无法查出的断裂和出血，德国的病理学家使用这一新科技就能够查出。虚拟尸体解剖台还带有一个高分辨率扫描仪，可以放大皮肤，更好地揭示淤青或恶意注射点等。它还可以减少生者的悲痛，因为他们不愿看到所爱的人的尸体受到亵渎。
有些守旧的鉴证科学家认为虚拟尸体解剖台未得到实践证明，并且是新生事物，但随着懂科技的年青一代踏入病理学实验室，这些新科技已经开始得到应用。截至2013 年1 月，德国各大学的35 所鉴证科学机构中已有三所拥有了这一设备。法医病理学家仍然只把它当做实际尸体解剖的参考方式，但实践证明在不断地累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地区一位登山运动员摔死一案中，他那被摔碎的脑颅、断裂的腰椎和折断的小腿不经动刀解剖就检查出来了。虚拟尸体解剖台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所产生的3D 模型可供多个病理学家分别观察，保存下来后可供以后查询，也可以当庭生成，供陪审团成员自行判断。斯皮尔伯利可能对此嗤之以鼻，可他的炮灰肯定要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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