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历代私家藏书

方宝川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学、闽台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藏涉闽涉台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出版学术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 31部，代表作有《太谷学派遗书》《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台湾文献汇刊续编》《琉球文献史料汇编》《闽台文化志》等；在《文史》《文献》《文学遗产》《台湾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项。

在现今的福建学界，当然也可以说在中国学界，对于福建古籍的了解和研究之深，莫过于我的老友方宝川先生。方宝川先生长期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数十年来一直潜心搜集、整理、保护福建现存的各种古籍，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福建古籍发展演变历史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我虽然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但是毕竟学有侧重，对于古籍的了解，往往畸重畸轻，各有偏依。一遇到跨界的问题以及珍稀的古籍，就不得不请教于此道的方家。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沿承原福建协和大学的血脉，图书馆之设及其收藏之富，至今仍执福建省内各高校图书馆之牛耳。这样一来，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就不能不经常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去寻求解决之道，而作为福建省内著名的古籍专家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方宝川先生，自然是我所要征询请教的人物。久而久之，方宝川先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老友。现在，老友方宝川先生的大著《福建历代私家藏书》即将出版，老友顾念同道之情，希望我为他的大著写篇序言，我实在找不到推却的理由，干脆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百余年来，大概是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吧，中国人把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称呼为“知识分子”。然而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每当知识分子走大运的时候，官员、富商们，纷纷声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当知识分子倒霉的时候，官员和富商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知识分子只剩下那班靠教书和做学问为生的所谓“臭老九”了。因此之故，害得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弄不明白知识分子到底属于哪些人！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就简单得多了。举凡从下层秀才生员直至公卿大学士，统称为“读书人”。大家都以自己是读书人为荣，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了当不当得成读书人而争得面红耳赤的。可见在中国古代，“读书人”这一名号是很吃香的。即使是有一些读书人因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而惨遭横祸，但是读书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依然是响东东的读书人。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名号之所以吃香，关键就在于“书”之上。没有了书，读书人是断断做不成的。而中国古代之所以以读书人为荣，是因为书承载了我们历代祖先的文化精髓和道德规范，书承载了化成天下的自然使命。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语来讲，就是承载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有了书，才有了文明的开拓，才有了社会与文化的生生不息。

福建是华夏文明开发较晚的一个边陲区域。汉唐时期，这里的土著居民散居于闽中各地，虽然已经陆续有少量北方汉民迁移至此，但是数量有限。尽管如此，这些少量的北方汉民入居闽中之后，带来了中原良好的读书风气。中唐之后，福建的读书人开始在中原的核心读书群体中崭露头角。五代、宋代以来，福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福建的读书人更是奋起直追，在短短的两百年时间里，福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读书科举成就，就已经进入全国的先进行列。南宋之后，随着“闽学”的兴起和科举的繁盛，福建的读书著述之学，逐渐向国内其他省区扩展，并且影响到海外各地。正因为如此，福建人往往把自己的家乡称之为“海滨邹鲁”，意为以福建的读书人之多和在学问方面的贡献，可以与儒学的发源地山东邹鲁一带相为媲美。

然而可惜的是，可能是“海滨邹鲁”这一美名太过于吸引人，致使现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名士们，出于热爱家乡的情怀，几乎都把自己的家乡称为“海滨邹鲁”，“海滨邹鲁”由此遍布中国东南各地。“海滨邹鲁”一词既然已经不稀奇了，怎么办？好在还有一词，目前的流传尚为不广，这就是“文献名邦”。福建兴化府一带被古人誉为“文献名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据载，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府门口大街两端各建造一座木坊，匾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孙继有改题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这大概是中国境内誉称地方人文为“文献名邦”早的记录了。到了清代，在浙江余姚，才有文人为余姚题写了“文献名邦”的横匾。时至今日，把自己家乡誉为“文献名邦”的地方也不过寥寥数个县市吧？除了福建莆田和浙江余姚是源于明和清两代，其余的地方，基本上是现当代才冒出来的名词。

所谓“文献名邦”，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里的书特别多。书特别多，读书人自然也就特别多。读书人越多，所需的书随之越多。因此自宋代以迄明清时期，福建地方从官学到民间私家，收藏书籍的风气十分盛行，连带着刻书、印书、贩书的行当也相当发达。南宋至明时，著名的建阳麻沙印书也风靡全国，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清代中后期，汀州的四堡又成为国内四大印书业中心之一。可以说，从宋代至明清时期，福建是中国收藏和印刷书籍为繁盛的区域之一。

我不是从事古代藏书、印书学术研究的专业人士，以上所述，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老友方宝川先生的《福建历代私家藏书》一书，才是这一专业的扛鼎之作。这部大著，洋洋70余万字，介绍了自唐至民国时期福建著名的藏书家483位。全书深入探究了福建历代私家藏书兴衰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原因，系统阐论福建历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与群体特征，全面总结福建私家藏书的社会功能及其历史贡献等等。有了这部书，我们对福建历史上的“书”与“读书人”的演化历程，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复杂交织情怀，可以了然矣！

21世纪以来，有不少善于开风气之先的高明人士，曾经欣然高呼新时代已经进入到数字网络时代，书籍和读书的地位将日益削弱，甚至沦落消亡。我和老友方宝川先生，自然是属于落后时代的老朽性人物。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是对有型的书籍，带有淡淡墨香的书籍，眷念沉迷不已。总是相信书籍的作用是永恒的，是跨越时空的。不论对与错，有了我这种固执的想法，中国的读书种子还是不会中断的。老友方宝川先生的这部大著，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就当无可限量了！

2018年8月30日
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