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

古往今来，写杜甫的书已经太多了！前人把杜甫当作“诗圣”来写，写得很好，很高大上。但正是因为这高大上，就难免不够真实，不够准确，不够丰满，不够生动。其实，杜甫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生动活泼的人，一个热爱亲友、热爱生活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才是诗圣。
本书主要依据杜甫编年诗集和相关历史文献，从杜甫的时代、杜甫的人生、杜甫的诗歌、杜甫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在保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知人论世，尽可能对杜甫的人生及其诗歌作生动有趣的介绍和阐述。许多貌似标新立异的观点，其实都来自作者“以生命理解生命”的用心体悟。

真正的杜甫，绝不是教科书里呈现给人们的那一副苦大仇深、愁眉不展的形象，并非只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种表情。事实上，杜甫善爬树摘枣，能骑马打猎，喜山水胜景，好吟诗饮酒，懂美食，宠妻儿，爱听歌观舞，知书法绘画，偶尔冶游，怜香惜玉。总而言之，杜甫是一个多才多艺、有情有趣、可亲可爱的人。

丁启阵，浙江临海人，现居北京。文史学者，专栏作家。以读书、教书、写书为业。学术研究，始于绝学——音韵学，而杜甫，而诗词，而文人士大夫生存史，而孔门、《论语》，不断开疆拓土，已出版专著十余种；文艺写作，由杂文，而文史随笔，而时事感慨，而乡村游记，驰骋于新旧媒体二十余年，先后于多家报刊网络开设专栏，各门户网名博，作文三千篇，点击量过亿，已出版随笔散文集四种。写作看重两点：一是见解新颖，二是文字清新。知者评曰：其为人沉潜敏捷，其作品新意迭出，妙趣横生！

没你想象的那么穷苦

唐宋以来，很多人都把杜甫当作受苦受难的典型，以为他大半生都处于饥寒交迫状态。这种认识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是，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一些人根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幼子饥已卒”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床屋漏无干处”等诗句，把杜甫一家想象成贫农无产阶级，则明显违背了史实。由于中年以后仕途坎坷，兼之遭逢长达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很多时候，杜甫心情糟糕，漂泊路上，杜家老小吃过不少苦。因此，说杜甫穷困潦倒也不为过。但是，有两个事实不容否认：一是，杜甫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有在当地担任地方官员的亲友，能给予他物质上的帮助；二是，杜甫家并非赤贫之家，一直是有房地产业的。

历史上的杜甫，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穷苦。

杜甫的后半生，跟妻子儿女分居两地，一家人为逃难翻山越岭的苦头是吃了不少，但真正濒临绝境、说得上饥寒交迫的，其实只有同谷时期。华州弃官之后，杜甫举家迁往秦州。初到秦州，他们全家居住在东柯谷。不久，因为僧人赞上人的推荐、怂恿，曾到西枝村觅址，准备在那里修筑草堂，作定居打算。杜甫此时心情，类似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时分，有摆去拘束、得到自由的喜悦。大概由于原先承诺能给予帮助的侄子杜佐不能践诺，杜甫的西枝村草堂未能建成。不久，恰好有在同谷县为官的亲友来信相邀。于是，翻山越岭，又举家迁往同谷。不料，同谷的情况比秦州要糟糕得多。杜甫竟然落到须于寒冷的深秋亲自跑到山上捡拾橡果、栗子，穿着单薄的衣衫、扛着锄头在雪地里寻找黄独（山芋之类）以疗家人饥肠的地步。挖不到黄独，全家都要挨饿，“男呻女吟四壁静”（《同谷七歌》第二章）。

不过，同谷的悲惨生活并未持续很久。没满一个月，杜甫一家就踏上了前往成都的道路。

杜甫一生其他时间的生活，虽然诗文中屡见诉苦哭穷的语句和片段。但实际上，都还是过得去的。诉苦哭穷，不排除杜甫出于谋求仕进需要的夸张成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现形式之一。换言之，这种穷苦，基本上是仕途坎坷、人生理想难以实现的困厄、苦恼，而不是物质生活的贫穷、凄苦。当然，不能否认，一时间接济不上，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也是有的。

三十五岁到长安谋求仕进之前，因为父亲健在，还有亲戚照拂，杜甫先后畅游吴越，跟苏源明等放荡齐赵之间，跟李白同游齐鲁，跟李白、高适相约游梁宋……对于其中“放荡齐赵”前后十年的生活情形，杜甫曾在《壮游》一诗中做了生动的描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显然，杜甫青少年时期所过的，是无忧无虑、富裕快活的公子哥的日子！

在长安追求仕进的十年，被学者们称为“困守长安”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品，有不少诉苦哭穷的语句和片段。例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进雕赋表
序》：“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进三大礼赋表 序》：“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所有这些诗文的语句和片段，我认为都不能坐实了看。因为，都可能含有杜甫自鸣悲苦以期打动权贵和皇帝恻隐之心、谋取功名踏上仕途的意图。须知，杜甫是官宦子弟，母亲出自唐朝望族清河崔氏，他的众多亲戚、妻族都是官宦人家。杜家有多处田地、产业。国家太平时期，杜甫一家靠收租生活，完全不成问题。杜家又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阶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实，细读《醉时歌》“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四句，不难读出杜甫有接济好朋友广文馆博士郑虔的意思。

成都时期，先后有裴冕、高适、严武等地方高官的资助；夔州时期，又得到都督柏茂琳的大力资助；由四川至湖南的迁徙路上，又有若干为官亲友的资助与接待；杜甫一家“漂泊西南”的十年（760—770），过的无疑是“地主阶级”的日子。成都草堂，杜甫能种那么多竹木、果树，土地面积不会太小；在幕府担任参军，当有薪水可领。在夔州瀼西，杜甫得到的住宅，附有果园四十亩；在江北东屯，又有稻田若干顷（公田一百顷的说法未必可靠）；夔州时期，有伯夷、辛秀、信行、阿段、阿稽等好几个当地土著“隶人”为其所用。所有这些，杜甫诗歌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漂泊西南”期间，也有朋友接济不周的时候。例如，作于成都期间的《狂夫》诗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同时，性情刚直的诗人对这种依靠亲友的生活，也并不心甘情愿。《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诗云：“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但是，人生天地间，谁的日子能是事事如意、年年富足、天天惬意的呢？生逢乱世，像杜甫那样，一路之上都有人资助照顾，可以处处为家，也堪称左右逢源了。

穷苦的杜甫，是诗人杜甫通过诗歌塑造出来的自传体文学形象；历史上曾任左拾遗、晚年挂了个检校工部员外郎、字子美号少陵的杜甫，他的一生其实并没那么穷苦。事实上，杜甫的一生，比貌似潇洒、飘逸的李白，要好过很多！

这里，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杜甫一家的财产，看看他都有哪些房地产业。

作于公元763年（当年杜甫52岁，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便下襄阳向洛阳”一句，杜甫自注云“余有田园在东京”；作于公元767年（当年杜甫56岁，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有“两京犹薄产”一句。这都说明，杜甫家在长安、洛阳两个当时的都城辖境，都是有房地产业的。产业不见得有多大，但是，所在地都不寻常。打个比方，相当于今天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地产。

杜甫在洛阳的房地产业，有可能指陆浑庄，也可能除陆浑庄外，另有洛阳城里的其他产业。公元741年，杜甫写作《祭当阳君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阳显号”云云。这是新居落成，昭告远祖。《寄河南韦尹》“甫有故庐在偃师”，《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指的大概是同一个地方。陆浑庄是杜家老宅所在地，也是杜甫与弘农杨怡之女结婚成家之地，除了房产，应该还有一些土地。

杜甫在长安的资产，具体有哪些不详。但至少有一块耕地。《曲江三章》之三：“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桑麻田，就是耕地。杜曲，即樊川韦曲东边十里的北杜，地近终南山。“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甫《赠韦七赞善》自注），显然，这是一块靠近皇宫的土地，寸土寸金。

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都是杜甫一家漂泊路上的短暂居留地，应该没有置办什么产业。

而翻越秦岭抵达成都后，因为有一帮亲友的帮助，浣花溪一带气候宜人，景物悦目，杜甫曾有长住的打算，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不错的家园。初到成都，杜甫写了一系列描写经营草堂情形的诗歌：《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等。归纳一下，杜甫种植的树木品种有桃、绵竹、松树、果树等，其中，光是桃树杜甫就种了一百株，桤木占地十亩，松树四棵。根据这些数字，可以想象，杜甫的成都草堂，附宅之地，得有数十亩。郭沫若先生称杜甫这一时期过的是“地主阶级生活”，动机固然不纯，但结论并没有冤枉杜甫。

离开成都之后，杜甫一家经忠州、云安，到夔州，在那里逗留了两年。这两年里，因为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关系，杜甫家先后在瀼溪、东屯拥有过带四十亩果园的住宅，负责耕种过一百顷公田，有过阿段、信行、伯夷、阿稽等男女仆役。这些情况，在《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驱竖子摘苍耳》《夔州歌十绝句》《缚鸡行》《竖子至》《课伐木》《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等诗中，都有所记载。种种迹象表明，杜甫一家在夔州期间的生活，较之成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可见，杜甫家的经济情况，虽然并不景气，但是，比起李白家来，显然要好得多。听到朝廷军队收复河南河北地区的消息时，杜甫时间就萌生了返回洛阳的念头。这说明，在洛阳，杜甫有养活一家人的条件。李白晚年，老无所依，只能投奔做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终病死在那里。杜甫是有家不能归，而李白则是无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