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25277896
一、品鉴
二、铜禁名实辨与酒
三、二号楚墓与铜禁的发现
四、铸造工艺之辨与铜禁修复
五、禁的起源与流传
《莲鹤方壶》目录：
一、品鉴
二、传奇经历
三、墓主疑年
四、器形源流
五、时代精神
六、艺术风韵
七、莲鹤追踪
《妇好鴞尊》目录：
……
凡博物馆皆有自己引以为豪的藏品中的精华，如罗浮宫之《蒙娜丽莎》、荷兰国家历史博物馆之《夜巡》、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司母戊鼎、故宫博物院之《清明上河图》等等，许多博物馆将此类藏品称为“镇馆之宝”，重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常常有若干件，当然有些甚至堪为“镇国之宝”。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近代以来中国的重要考古发现多在此地，中国考古史便是从这里起步，百年来发现的遗迹遗物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文化的研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河南博物院是中原的文物典藏展示机构，河南出土的重要文物理所当然地保存在这里。
2007年12月，时值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甄选活动尘埃落定。众多专家学者经过反复论证，从河南博物院藏品中推选出九件能代表中原历史文化的典藏品，作为“镇院之宝”。所谓镇院之宝，无疑是收藏中的佼佼者。首先是典型性，能代表文物所处历史阶段的文化科技发展水平；其二是重要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其三是震撼性，文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其艺术性让人震撼；其四是性，目前没有相同文物，或该文物是同类中好的。
在我们遴选的过程中，发现能入此类标准的河南博物院藏品何止九件，后为了坚持“九为大数不满”的初衷，经过反复讨论甄别，兼顾时代的普遍性，选取了贾湖骨笛、杜岭方鼎、妇好鸮尊、玉柄铁剑、莲鹤方壶、云纹铜禁、四神云气图壁画、武则天金简和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为九大镇院之宝。
贾湖骨笛不啻为音乐的奇迹，其重要性还在于促使我们重新评估裴李岗人的思维高度、情感表达的丰富性和表现力。贾湖骨笛在中原出现虽是孤例，但并非偶然。中原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会通南北、连接东西上占得先机。贾湖遗址以稻作农业为主，是当时产稻的北区域，但是其文化面貌却是裴李岗文化系统，其遗址中出现了猪与狗的驯养，这一遗址无疑是同时代文化中为先进的。离贾湖不远的许昌灵井，距今?8?万年前已经出现了专业的制骨遗存，贾湖出现高质量的骨笛也就不足为奇。
九大镇院之宝中，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占据五件，这与中原在这一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中主导作用的建立不无关系。
相传禹铸九鼎，三代奉为传国之征。鼎作为炊煮的食器，演变为王权的象征，体现了华夏文明的民本意识，而中原既是鼎的发源地，更是鼎文化代表性的地区。虽然二里头发现了迄今早的铜鼎，但是其体量和造型还不能与国之重器勾连。郑州商城杜岭街出土的窖藏铜鼎，通高87厘米，饰有饕餮纹和乳钉纹，具有王权的威势，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较大的铜鼎之一，也是早的能象征国家的铜鼎。据此证明了郑州商城的王都性质。
商代后期以安阳殷墟为国之核心。这里发现的重要的墓葬当属妇好墓。出土的468件青铜器中，鸮尊是代表性的铜器之一，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早的鸟形铜尊。其鸮形的巧妙构思和周身繁缛的龙、蛇等各种动物纹饰，不仅体现了妇好主持祭祀、带兵征伐的特殊身份，其艺术性也堪称经典。
中国广泛使用铁器要到西汉，然而在此之前有一个从出现到推广的发展过程。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虢季墓中出土的玉柄铁剑，经鉴定剑身为块炼钢锻打而成，这一发现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历史提前到了公元前?8?世纪。
技术的先进是文明核心地位确立的重要条件，技术的不断发展又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前提，莲鹤方壶无疑是先秦社会发展的标志性器物，是技术、艺术与社会变革的集大成者。这件郑国人铸造的器物汇合了南北风韵、新旧特征，是春秋时期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的真实写照，更是百家争鸣、社会变革的艺术表达。
在中国冶铸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器物还有云纹铜禁。这件器物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其墓主为楚国令尹子庚。铜禁通体由多层透空的云纹构成，十二条怪兽攀附四周，其精密的铸造工艺为我们提供了失蜡法铸造的早标本。
五件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各具代表，各领风骚，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历史文化叙事链条的重要节点。
汉以降，中国历史文化转入了新天地。凝重神秘的青铜时代被人本思想和崇尚现实的享乐主义所代替，狰狞的鬼神世界，代以奇异的神仙来世。崇儒的同时，并行着道教的升仙意识。特别是在汉代的墓葬中充满了对来世享乐的憧憬，对来世仙界的描绘。出土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芒砀山柿园西汉梁王墓的四神云气图壁画，绘有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等四种神禽异兽和灵芝、花朵、云气纹及穿璧纹等，充满了升仙气息。这件壁画尺寸宏大，为汉代壁画中所罕见，它是我国现存时代早、规格等级、保存完整的墓室壁画。
儒、佛、道在中国社会并行了一千多年，唐代以后三教逐渐合流。武则天一生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矛盾。在她的身上包含了多重宗教的信仰，她营造了龙门卢舍那佛窟，在偃师立了“升仙太子碑”。但是由于其墓葬还未发掘，与其有关的可移动遗物一直未能发现。1982年在登封嵩山峻极峰发现的武则天金简成为女皇的直接可持有的宗教用物。这件物品是武则天祭拜嵩山的物证，也是武则天道教思想的体现，更是迄今发现的的皇帝投龙金简，其历史与宗教文化价值无可代替。
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造物总是恰如其分地附带上当时的文化与习俗烙印，而这种文化烙印尤其强烈的，莫过于宋代的瓷器。宋代对瓷器釉色的追求来源于宋人理学风气的弥漫。“雨过天青云破处”是对汝瓷独特的审美追求。
由于历史的原因，传世的汝官瓷屈指可数，弥足珍贵，20世纪80年代在宝丰清凉寺发现的窑址，被认定为汝官窑遗址，但是遗址内出土皆为瓷片，在其附近窖藏发现的少量汝瓷，成为考古出土的仅见的汝官瓷。其中的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完整性和工艺造像堪为，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以汝瓷为代表的瓷器的变革，不仅是技术的变革，还将中国文化与审美带到了更高的境界。
展览是历史文化信息的有机整合与展现，九大镇院之宝由于文物保护原因和其他原因有时不能同时完整陈列于展厅。即便是在展厅陈列，由于陈列本身的局限，也不能将全部或更多的信息在展厅中提供给大家。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九大镇院之宝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编写了这套丛书。对每件藏品的解读基于学术界研究成果，撰写方面力求科学严谨求真。我们希望通过本套丛书引导
公众对藏品有更细致的观察了解，实现藏品信息与公众的分享与对话。但是由于研究阶段性的局限，由于研究深度的局限，由于研究资料的不全面等因素，我们的解读还有许多未尽之处，我们会继续不停地研究下去，将更多的研究成果及时提供给公众。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文物、对九大镇院之宝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
九大镇院之宝是古人智慧与思想的凝结，是文化制高点的物质的表征，每件文物都有独特的重要价值。这九件文物只是代表，而非全部，如果你来到河南博物院，将会看到更多的典藏瑰宝，比如彩陶双连壶、王孙诰编钟、金缕玉衣、汉代三进陶院落、杨国忠银铤等等，但在甄选镇院之宝时我们不得不割爱。我们希望大家在关注九大镇院之宝的同时，关注九件文物背后连带的关于中华文明、关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历史，关注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关注九件文物代表的更多的河南博物院的精美典藏，中原大地上的数不尽的丰富遗存。
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
2017年3月
二、铜禁名实辨与酒
禁，东周典籍中称承放盛酒器的器物为禁。《仪礼•士冠礼》：“尊于房户之间，两甒，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礼记•礼器》：“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郑玄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椭）长局足，高三寸。”根据郑玄另注，“棜，今之木舆也”。《仪礼•特牲馈食礼》：“棜在其南，南顺，实兽于其上，东首。”郑玄注：“棜之制，如今大木舆矣。上有四周，下无足。兽，腊也。”根据文献所记，可知禁有两种形制，一是形如车舆（棜），方形有四周边，体下无足，亦称斯禁、棜；另一种形如方案，椭长而曲足，称为禁。无足之棜（斯禁）是大夫所用，有足之禁为士所用，有足之禁高于棜，故《礼记•礼器》中记天子、诸侯不用禁，大夫用斯禁，士用禁为“以下为贵”。据文献所记，禁主要用于承放盛酒器，而棜禁还可承放腊食。
既然大夫所用的棜与士所用的禁是同一种器具，为何异名？据《仪礼•特牲馈食礼》所记，“壶、棜禁，馔于东序”。贾公彦疏曰：“棜之于禁，因物立名，是以大夫尊，以厌饫为名，士卑，以禁戒为称，复以有足无足立名……至祭，则去足名为棜禁，不为神戒也。”此意为棜与禁异称的原因除形制有别外，又因为大夫尊于士，所以一切要区别于士，那么大夫所用的斯禁就不称为禁，而专称为棜。此外，祭祀时，用于放置祭物的禁专用无足的棜，
不称斯禁，是因为要尊神，不能为神设戒之意[2]。承尊之器除大夫所用之棜、士所用之禁外，天子、诸侯专用之器称为丰。《说文解字》中记：“豐（丰），豆之丰满者也。从豆象形。一曰《乡饮酒》有丰侯者。”《仪礼•聘礼》：“醴尊于东箱，瓦大一，有丰。”郑注：“丰，承尊器。”《仪礼•乡饮酒礼》疏中亦记：“天子、诸侯承尊之物谓之丰，上有舟。”同为承尊之器物，礼制规定严格，不同阶层所用器具之名、之形均有差别，以示礼制之尊严。
据现所知的文献与发掘资料来看，禁的材质并不仅限于青铜，亦有（漆）木质地，至于是否还有其他材质，尚不得而知。目前尚未发现先秦青铜器中有自名为禁者，但学界一般以“禁”来命名承放盛酒器的青铜器。
我国是酒文化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早酿酒的国家之一。晋人江统所著《酒诰》中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表明煮熟的粮食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此启发，开始了人工酿酒。《世本八种》陈其荣记：“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杜康造酒。少康作秫酒。”《战国策•魏策二》中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相传仪狄为禹的一个臣属，他总结前人酿酒经验并加以改进，酿出了更为甘美浓烈的美酒，这表明我国晚在夏代已掌握了人工酿酒的技术。可是，夏禹在品尝完美酒后，反而疏远了仪狄，他认为酒的味道如此甘美，后世一定会出现因贪杯而误国的君王。夏禹的预言果然应验，夏、商的末代君主夏桀与商纣亡国，其因之一皆是酗酒。传说夏桀修建了很大的酒池，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终被商汤灭国；有商一朝，商人敬鬼事神，礼器中酒器甚多，据说商纣王连饮七天七夜而不歇，酒糟之多堆积如山，酒池之大内可行舟……酒池肉林，醉生梦死，终致亡国。周代时，酿酒业的发展已独立且具相当规模，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官职，如“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相传因为吸取了夏、商两朝因酗酒成风而亡国的教训，西周推翻商的统治后，立国伊始就发布了中国早的禁酒令《酒诰》，这是周公对康叔的训诫，让他到卫国宣传戒酒，主要内容如下：要求诸侯国君、王室近臣、同姓子孙要“无彝酒”，即不准经常性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且要讲酒德，不能喝醉；诸侯国的君臣、王室近臣、各级长官要“刚制于酒”，即进行强制戒酒；民众聚饮，要押解京城处以死刑；殷商遗民和归附之臣如勤于稼穑、从事贸易、孝养父母尊长，父母高兴时可适当饮酒，但若沉湎于酒者，先“姑惟教之”，经教育仍不悔改者，则视同群聚饮酒，一律杀掉。承托酒器的案子以“禁”为名，正是此一时期政治与社会风气的集中反映，成为中国个禁酒时代的印痕。
所谓的西周禁酒与《酒诰》的颁布，并不是单纯地完全禁止饮酒。《说文解字》：“禁，吉凶之忌也，从示林声。”“示，神事也。”即“禁”之本义与“禁止”关系不大，而是和宗教巫术的吉凶宜忌有关。《酒诰》强调的是对饮酒的节制与度，终所表达的是对礼制的规范与要求，集中体现了“酒以成礼”。所谓“酒以成礼”，《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表明饮酒是为了完成礼，不过度，是为义。诸如祭祀、侍亲等礼仪活动中必须具备酒，将饮酒作为一种礼节的仪式，同时节制饮酒以合乎礼节。《诗经•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是说饮酒至醉亦并非耻事，但因醉失礼才是大不敬。这才是“酒以成礼”和《酒诰》的核心意义。铜禁与青铜酒器一样，并入西周礼器系统，它的作用并不能局限于以禁酒论，它反映了周代对商代礼乐制度的因袭继承与大力改造，是周代对礼乐制度改革与建设的例证与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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