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304268丛书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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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儒家》是海内外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等，内容全面，是了解梁漱溟不可绕过的作品。《*后的儒家》一书曾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著作奖，作者艾恺中文水平高超，亲自进行了全文修订。为什么称梁漱溟为“*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艾恺
《*后的儒家》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构思和文笔彰显出大师功力，仅仅是首页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本书虽说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各种资料来源不啻几百种，却如小说般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谢伟思（John S. Service）美国资深外交官、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延安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牟宗三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费孝通
梁先生的人生有点像个圣人，圣人悲悯持世，进而止不住要救世，总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来改善这个社会。一般的读书人安于书斋，只满足于笔下风云，多徘徊于砚中风韵。从这个意义来讲，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章润
艾恺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方便我们审视中国革命，思考何为奉献和责任……有鉴于此书与中国目前的问题息息相关，并圈点了当代中国领导人无法回避的思想社会的难题，其出版可谓逢时矣！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后的儒家》在同类著作中堪称翘楚，它使西方读者得以清楚地了解20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巨擘之动机与内心世界。……此书文笔一流，叙议结合，征引有力；分析拓展至心理与社会领域时，灵活而含蓄；叙述涉及熟知的历史段落时，毫无冗繁拖沓之嫌；悬念迭起，犹如一部精彩的小说。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此书揭示了儒家思想的永无止境与儒家哲学的当代性。
——傅乐诗（Charlotte Furth）
以雄健清楚的文笔，艾恺写了一本广泛探索和详尽研究的书。
——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
艾恺表现出特别好的学术与记述能力。这部书一定能与zui好的中国史书并列。
——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
《*后的儒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显像，而艾恺将之叙述得非常好。
——詹姆斯·乔丹（James Jordan）
内容简介
《*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艾恺先生的成名作，也是海内外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本书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是了解梁漱溟、透视梁漱溟所处时代的好著作。
目 录
目录
中文版序言 | 1
导论 | 1
章 父与子 | 15
第二章 精神异常、自杀、成圣 | 32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 65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 77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 122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 ，1922—1926 | 131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 | 150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 172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 188
第十章 “南京十年”时期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 221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 232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 271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 310
第十四章 1986 年跋 | 324
参考书目 | 339
中文版序言 | 1
导论 | 1
章 父与子 | 15
第二章 精神异常、自杀、成圣 | 32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 65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 77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 122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 ，1922—1926 | 131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 | 150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 172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 188
第十章 “南京十年”时期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 221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 232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 271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 310
第十四章 1986 年跋 | 324
参考书目 | 339
前 言
中文版序言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 世纪50 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 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拙作《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外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己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20 世纪40 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 年写了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
在50 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 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The Last Confucian（《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 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 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拙著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1986 年修订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 周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吴浩先生邀我将中文版修订再版，以为纪念，我欣然同意。王宗昱先生与冀建中女士在翻译、引文查证与核实等方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译本基础上，就术语的表达、文意的纠偏和事实的确认，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方家教正。
艾恺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 世纪50 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 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拙作《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外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己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20 世纪40 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 年写了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
在50 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 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The Last Confucian（《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 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 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拙著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1986 年修订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 周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吴浩先生邀我将中文版修订再版，以为纪念，我欣然同意。王宗昱先生与冀建中女士在翻译、引文查证与核实等方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译本基础上，就术语的表达、文意的纠偏和事实的确认，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方家教正。
艾恺
在线试读
“从某种程度上说，梁漱溟似乎是站在问题的“左”面。此后不久，在批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时则似乎表现出他是站在问题的另一面。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梁漱溟表现得有些“左倾”，或毋宁说是天真幼稚。向他介绍了他将在两年以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大致思想：中国革命应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梁漱溟则用自己的一段论反对这种三段论（外加共产主义阶段）。“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两段，在我就是一段。”
对于战局，梁漱溟当时是沮丧悲观的。战争的前六个月，日军几乎是任意地在各地出入，轻易地攻占了中国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中国则尚需赢得一场重要的战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改变了梁漱溟的思想（这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漂亮仗）。“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然而，梁漱溟和谈得zui多的不是时局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梁漱溟相当傲慢地（假若一个圣人是可以倨傲的话）把自己的几部书送给以期能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第二天晚上，果然拿出了一沓纸条，上面记着每部书的要点，对于他欣赏的部分则记得很系统。可是梁漱溟却有些不愉快；这并非因为表现了一个学生般的勤奋，而是由于在会谈期间未能挤出时间读完他的每一部著作，尤其是他新近出版的长达472页的《乡村建设理论》。不出所料，当话题转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时，和梁漱溟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当问到梁漱溟遇到什么问题时，这次关于乡建的讨论就戛然而止了。梁漱溟说，zui大的问题是“农民动不起来”。脱口打断了梁漱溟：“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梁漱溟当然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则强调所有社会都具有某种起码的性质。在倾听梁漱溟花了一周时光向他述说自己关于乡建和文化的理论之后，总结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则回答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我与毛先生两人之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这样一个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同意梁漱溟对特殊性的强调。根据梁的说法，毛接受梁漱溟的两个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在梁漱溟看来，这种结论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有效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情况太特殊了，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这里不那么“真”了。（如果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在场的话，是决不会同意这些观点的。）无论内心如何想，但对于梁漱溟强调外来理论总的说来不适于中国的具体现实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这一点，他还是在表面上作了让步。
梁漱溟对充满了钦佩和友好的感情。“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他离开延安时的一个总的感觉是遗憾未能多作逗留（因为外界一直认为他正在开封忙于公务），尤其是因为他希望和地方乡民“接近”从而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
对于战局，梁漱溟当时是沮丧悲观的。战争的前六个月，日军几乎是任意地在各地出入，轻易地攻占了中国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中国则尚需赢得一场重要的战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改变了梁漱溟的思想（这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漂亮仗）。“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然而，梁漱溟和谈得zui多的不是时局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梁漱溟相当傲慢地（假若一个圣人是可以倨傲的话）把自己的几部书送给以期能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第二天晚上，果然拿出了一沓纸条，上面记着每部书的要点，对于他欣赏的部分则记得很系统。可是梁漱溟却有些不愉快；这并非因为表现了一个学生般的勤奋，而是由于在会谈期间未能挤出时间读完他的每一部著作，尤其是他新近出版的长达472页的《乡村建设理论》。不出所料，当话题转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时，和梁漱溟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当问到梁漱溟遇到什么问题时，这次关于乡建的讨论就戛然而止了。梁漱溟说，zui大的问题是“农民动不起来”。脱口打断了梁漱溟：“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梁漱溟当然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则强调所有社会都具有某种起码的性质。在倾听梁漱溟花了一周时光向他述说自己关于乡建和文化的理论之后，总结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梁漱溟则回答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我与毛先生两人之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这样一个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同意梁漱溟对特殊性的强调。根据梁的说法，毛接受梁漱溟的两个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在梁漱溟看来，这种结论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有效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情况太特殊了，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这里不那么“真”了。（如果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在场的话，是决不会同意这些观点的。）无论内心如何想，但对于梁漱溟强调外来理论总的说来不适于中国的具体现实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这一点，他还是在表面上作了让步。
梁漱溟对充满了钦佩和友好的感情。“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他离开延安时的一个总的感觉是遗憾未能多作逗留（因为外界一直认为他正在开封忙于公务），尤其是因为他希望和地方乡民“接近”从而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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