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4128260
这是一个充满无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民族
这是一个狂野奔放、难以捉摸的民族
这些来自辽阔草原和瀚海大漠的游牧者有着说不清的来历，道不明的去向
他们如沙尘暴一般骤然兴起
将无尽的杀戮和金戈铁马用刀剑刻在史书之上
又像烟火般昙花一现
只留下千年感叹和英雄悲情在后人心头萦绕
——这就是匈奴
这是一个充满无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民族，这是一个狂野奔放而难以捉摸的帝国。这些来自荒蛮草原和瀚海大漠的游牧者有着说不清的来历，道不明的去向。他们如席卷千山万水的沙尘暴一般骤然兴盛，将无尽的杀戮劫掠和金戈铁马用刀箭刻在史书之上；又像树叶草丛中凝结的露水般默然消逝，只留下千年的感慨叹息和英雄豪情在后人心头萦绕——这就是匈奴。
本书以全景式视角，图文并茂生动呈现了匈奴，这一对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草原游牧民族，从兴起到湮灭的历史。
节 哪来的匈奴？
关于匈奴的话题在中国绝不新鲜，但介绍匈奴的书籍却寥寥无几。
随手捡起一本书来看看，翻来覆去大概总是那几句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段话首先将匈奴划到华夏族的范畴内，毕竟大伙都有同一祖先，于是暗中埋下了可以进行统战工作的伏笔。接着又指出淳维的子孙们是专营畜牧业的蛮族人士，明确将其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划分开来。而且其祖先山戎、猃狁、荤粥都曾有侵扰中原祸害百姓的旧账，倒叙起来的话山戎侵扰过燕、齐；猃狁曾与周宣王姬静大打出手；而身为蚩尤余孽的荤粥更是胆敢抗衡伟大领袖轩辕黄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伙与其打交道时还是小心为上。
这么有水平的话自然出自大家之手，作者便是太史公司马迁先生。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西汉时期，那时候东亚大陆上的两大强国：汉帝国与匈奴帝国正展开争夺霸权的长期争斗。在争霸过程中，汉与匈奴上演了绵延数百年的和亲与战争的戏码。汉对匈奴的态度正与司马迁的这段话相符，在又打又拉的过程中分化瓦解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
话说回来，虽然匈奴本身未必同意司马迁的论断，可惜他们本身没有发展出文字，后来又逐渐衰落消亡，自然更加无法占领舆论宣传阵地，使用笔杆子为自己摇旗呐喊。
于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匈奴的“夏起源说”便被魏晋南北朝乃至于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历史学家们一辈辈地加强巩固，逐渐发展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和“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等诸多注解。
尤其是后这条很有意思，利用匈奴特有的收继婚姻风俗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大体上是说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履癸被商汤流放而死后，他的儿子獯先是收编了自己的若干后妈，接着率部跑到北方草原上过起游牧的浪漫生活，从而形成了匈奴。
这种对匈奴起源的认识绵延两千余年，直到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时才有所纠正。
王国维否定了匈奴起源自夏后氏的观点，但对于匈奴源自山戎、猃狁等古代蛮族的看法还是很赞同的。
不仅如此，王国维还进一步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运用音韵考证认为商代的鬼方和西周初期的昆夷也都是匈奴的祖先。他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提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王国维的观点成为近现代匈奴研究的金科玉律，至今国内的大多数学派都沿袭了王国维的学说。
虽然司马迁——王国维理论体系的名头甚大，但照样也有不买账的。
例如现代学者蒙文通就不同意王国维的看法，他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文中，认为鬼方、畎夷、荤粥、猃狁并非匈奴，真正和匈奴同族的，应该是义渠。
黄文弼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在《论匈奴族之起源》一文中说：“余按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今后世羌、胡不分也。”
蒙文通的主要论据是羌人和匈奴之间存在着巨大服饰和发型审美差异，“被发左衽”的羌和“胡服椎结”的匈奴，就如同努尔哈赤的马褂辫子与朱由检的长衣扎髻一样，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民族。所以匈奴的前身，不是形成羌人的鬼方、猃狁等，而是林胡、楼烦、义渠，因为他们往往都被称为胡。春秋时，他们又被称为狄。
同为现代学者的黄文弼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中提出春秋的白狄（白翟、北狄）、战国的林胡、楼烦、义渠，就是后来的匈奴。
他们二人都提到的义渠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
义渠在商代一直同鬼方争夺生存空间，后来又不断蚕食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到了周文王姬昌末年，大臣姜尚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首领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二道贩子姬昌又将这些东西转献给商纣王子受辛。
由此可见义渠同周人经常做生意，关系挺近乎。而鬼方就比较不上道，不懂得与周国和谐相处的好处，于是逐渐被周国军队驱逐到河套地区，义渠则趁机内迁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也开始出现。义渠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
义渠族全民皆兵，遇到战争便倾族而出上战场。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这些风俗似乎都与匈奴相符。而义渠被秦所灭后，其残留后裔以匈奴的名号再兴似乎从时间上也说得过去。
在《史记》中有一段记载似乎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公元前6世纪中叶，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南发展，目标正是秦国。
公元前651年，义渠收留晋国人由余为使臣，派他出使秦国。由余被秦缪公诱降后助秦攻打义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公元前430年，养精蓄锐已久的义渠发大兵攻秦，迫使秦军退出渭河下游。
公元前352年，秦出兵伐魏，一举攻占了魏西河郡和上郡。接着秦国乘义渠国内乱，又派兵一举平定义渠。
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但在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诸国混战，又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道：“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中也记载着义渠王在同一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两份史料相互印证，似乎可以证明《史记》中所说匈奴便是《战国策》中所说的义渠。无论是匈奴还是义渠，这次进攻终还是被秦国瓦解。
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
公元前306年，幼小的秦昭王嬴稷即位后由母亲宣太后芈八子摄政。宣太后是个极为厉害的女人，她使出美人计诱惑义渠王于甘泉宫，还一口气为义渠王生下两个儿子！
这下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未能阻止秦国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渗透。时机成熟后，宣太后眼皮都不眨一下地杀了义渠王，接着灭掉义渠国。义渠族大部也融入秦人之中，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
嬴稷母子灭掉义渠后又修筑长城“御胡”，在去除北方后顾之忧后便开始大举侵略关东六国，到嬴稷在位末期时秦国领土已经超过其余六国的总和，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由此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上述两种匈奴起源的推测其实都是根据古代史料进行论证，可惜同样在古代史料中也充斥着与之相悖的记载。
例如关于鬼方的军事组织结构和战争方式就与匈奴截然不同，周康王姬钊时期的小孟鼎上刻着大将孟王奉命讨伐鬼方的事迹。上面有“孚车十两”、“孚车百口百两”的记载，也就是说周军缴获了鬼方军队的战车若干，而使用战车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此外戎、狄等民族在古籍中往往有徒步作战的记录，与匈奴的骑射差距甚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戎、狄等民族大多已经进入半定居的居住状态，尤其是义渠在与秦的长期战争中曾修筑城池要塞抵御秦军进犯，这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
《后汉书·西羌列传》中记载战国时期“义渠、大荔戎皆筑城数十”，而秦国在进攻中被迫频繁地进行消耗较大的攻城战。而义渠国与狄人分支鲜虞建立的中山国都仿效中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大量任用中原人士为官吏。
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赒就曾三任中山国的相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确认先祖司马氏“相中山”。司马赒曾趁着邻国燕国内乱时“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得胜后“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
这说明义渠国与后来的匈奴帝国在政治制度上毫无延续性可言，况且义渠人崇尚火葬，而匈奴则是土葬。《墨子·节葬》中记载义渠人“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死不焚也”，这种观念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
2.一锅混沌乱炖的“匈奴粥”
既然匈奴起源于华夏后裔的假说有破绽，那么自然会有人提出新的猜测。
反正假设错误的话也不会有匈奴人跳出来反驳，更加没有因为伤害了匈奴人民感情而引起民事诉讼官司的危险。于是史学界还有如下的假设存在：匈奴是外来户，他们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游牧者。不过此西方并不是欧美友人的意思，而是特指突厥种族。
现代学者芩仲勉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中提出：“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而俄罗斯和蒙古学界则提出匈奴是秦汉之际在北方草原上新兴的游牧势力，与以往诸少数民族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
于是诸多说法不一而足，谁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压服其他假说。毕竟这是一个早已消失又没有文字的民族，连司马迁都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打好了预防针：“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发展延续实在是难以严格考证的。
匈奴的起源，难道真是不解之谜么？
当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只有孙悟空，匈奴人可没这么神通广大。
十四世纪的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特丁在《史集》中这样介绍蒙古民族的由来：“由于塔塔尔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他非塔塔尔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尔人的名字为世人所知……这些非塔塔尔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尔人中，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各种非蒙古部落，均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这些人原来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但如今为了自我炫耀，他们都自称为蒙古人。”
也就是说蒙古塔塔尔部落兴起后被其吞并的其余草原各部落也都以蒙古人自居，例如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本是突厥分支，在被铁木真征服后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蒙古人”。
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他们对于种族和国家的概念并不如汉人那么敏感。当蒙古帝国崩溃后，这些部落也随之放弃了自己的蒙古身份。克烈和乃蛮与乌孙、钦察等部落再度组成了新的民族哈萨克。
以此为样板将时间上溯千余年到匈奴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呢？
事实上中国古代史籍中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等都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而这些荤粥之类自己可不一定有清楚的民族意识，他们以部落为单位时聚时散，中原王朝实在难以区分这些人到底是咸粥、甜粥还是皮蛋瘦肉粥，所以一股脑地称为荤粥。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上述民族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戎、狄等新的民族称谓，并且还有数以百计的分支存在。
这些民族同样也不是空降到中国大地上的，他们必定是古代少数民族部落互相兼并融合后产生的“新”民族，虽然名字不同，但以部落氏族为中心活动的特点却保持不变。当这些聚散离合不定、盛衰兴旺难料的各氏族以较牢固的部落联盟的形式出现时，往往便被中原王朝视为出现了新的“粥品”，而匈奴也一定是以同样的形式在公元前四世纪诞生的。
以草原民族的特性而言，匈奴不可能是单一氏族和部落的直系后裔，他们是不同部落联盟的产物。匈奴内部的各分支如屠各、宇文、独孤可以看作是构成匈奴帝国的不同种族部落，而那些贵族大姓氏如挛鞮、呼衍、兰等也可以看出昔日不同氏族的痕迹。更何况还有诸多的匈奴“别种”、“别部”存在，更是说明了匈奴起源的复杂程度。
既然匈奴帝国是个类似多民族体系的国家，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匈奴”便是在这个民族兴盛时有代表性和实力的一部分，当这个部分兼并其他部落或与其他部落联盟后，匈奴这个名称也像日后的塔塔尔、蒙古一样被其他部落和氏族所接受，从而成为他们共同的名号。
这个关于匈奴起源的理论从上世纪初开始就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例如杨建新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中指出匈奴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基础，结合了鬼方、猃狁、荤粥和戎、狄乃至于一部分中原华夏族成分的部落联合体，后来在战国后期形成了新的匈奴族。
乌恩结合考古学发现和史籍记载提出匈奴的确有西方突厥种族的血统，也有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成分，这种差异导致了后来南北匈奴的分裂分化。这种解释是以北方草原兴起论为基础，融合了其他推论的一种大杂烩式的解释。从效果上来看可谓是攻守兼备左右逢源，很好的解释了匈奴那神秘莫测的起源之谜，至少不会让读者的理解力乱成一锅粥……
匈奴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不如说是一种游牧文化。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而作为英雄的部落首领也反过来要求甚至是强迫部众对自己无条件服从，成为顺服的工具。
由于匈奴的史料太缺乏，所以我们仍以《元朝秘史》中的蒙古族英雄铁木真为例，看看草原民族的服从是如何形成的：铁木真要求伴当（亲随、仆人）要服从主人，甚至到了仇敌的伴当背弃主人或将主人抓获后来投降都要全部处死。
例如当他的仇敌王罕和桑昆父子被成吉思汗战败后，亡命途中被仆从阔阔出遗弃。阔阔出的妻子责备丈夫：“人虽说妇人是狗面皮，你要将这金盂子与他（桑昆）寻水吃”。阔阔出不听劝，于是夫妻二人投奔到铁木真帐下诉说：俺两口子与那奸贼桑昆之间的感情破裂了……铁木真问清夫妻两人的不同态度后说：“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当）？”遂给阔阔出的“狗面皮”妻子赏赐，反而将阔阔出杀了。
还有铁木真的死敌札木合在穷途末路中被手下的五个伴当拿了，同样送到铁木真帐下。这五个家伙属于消息不灵通的人士，还不知道前辈阔阔出的遭遇。铁木真问清后同样吩咐：“自的正主（主子），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将这等人，并他子孙尽典刑了着”，于是当着札木合的面杀了这五位弃暗投明的勇士。背叛主人的伴当们料到了开头，却料不到这结果，真是一场悲剧啊……
顺便说一句，铁木真也没有放过自己的安答（结义兄弟）札木合，杀完了他的伴当后也送札木合上路了事。后来蒙古人都学乖了，当曾活捉过铁木真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逃入森林后被已经归顺铁木真的本族人活捉。
大伙本来打算将这位昔日的首领献给当今的伟大领袖成吉思汗，幸而其中有明白人主张立即释放塔儿忽台乞邻勒秃，理由是：“我每（们）若将他拿至铁木真处，必说我每拿了正主，难做伴当，必将咱每杀了。不如放回去，对铁木真说，我每本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拿来，因是正主，心内不忍的上头，放回去了，成吉思汗必容我每。”
后来铁木真知道后果然赞许说：“若你每将他拿来，我必杀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于是，成吉思汗予“特赏”这些滑头，也算是皆大欢喜。
由此种种事例，使得归顺铁木真的人都知道只有死心塌地做忠仆这一条路可以走，于是每一级的蒙古贵族和官吏都有了忠诚的属下部众，而这些贵族和官吏也都是成吉思汗的忠实伴当。
由此类推，匈奴人也一样如此服从自己的英雄——单于，而这种特有的草原民族精神将来源纷杂的匈奴凝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单于的意志就是匈奴的意志，单于的喜怒哀乐就决定了每一个匈奴人和匈奴邻国的生死命运。
草原民族的首领渴望着什么呢？那就是不断的征服和杀戮。《史集》中记载着铁木真曾问左右“对男子汉来说什么是的快乐”，孛斡儿出回答“男子汉带着冬季羽毛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的乐趣”；孛罗忽勒认为“放了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抓走，这是男子汉的快乐”；忽必来的儿子们只知道“打猎时放鹰，是人生的乐趣”。
铁木真听了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着他们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密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的乐趣！”
铁木真的快乐也是每一个蛮族领袖的快乐，从匈奴的历史来看，这种的快乐也是每一代匈奴领袖孜孜追求并努力实现的。于是那些和善淳朴的匈奴牧民们一旦听到首领召集军队的牛角号之后，便会毫不犹豫地带好刀箭跨上战马，从这一刻起他们转变的如地狱里冲出的魔怪般凶残恐怖。在狩猎中他们对猎物毫不怜悯屠戮一空，在战争中他们对敌军和敌国百姓冷酷无情烧杀殆尽。
蒙古人是这样的，匈奴人也是这样的。因为这就是草原之子，这就是游牧民族。
当匈奴兴起之后，中原王朝立刻遭遇到无比强劲的危机。胡儿的呼哨和胡马的嘶鸣，将要搅乱那一片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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