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3882
他被誉为“近世以来*伟大的历史学家”，可谁又知道，他曾经是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一段怎样的经历，使得他激发出无限灵感，催生出《历史研究》这部传世经典？ 直击希土战争的血与火，回顾文明史观的生与成。*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汤因比诞辰130周年，一部首次与中文读者见面的经典，一份对历史时刻的献礼。
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早年的一部著作，围绕第二次希土战争进行报道和分析。1921年，汤因比以记者身份亲临第二次希土战争的现场，在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游历和调查，对战争的真相进行了揭露和报道，对战争带来的暴行和流血事*进行控诉，对欧洲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对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追溯。在本书中，汤因比将希腊、土耳其看作近东文明、中东文明的代表，并提出了“西方问题”的概念，认为近东和中东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在背后影响的结果，汤因比不仅以深刻和犀利的文字展示了其文明史观的雏形，也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情怀。
译者序 / ⅰ
汤因比与希腊 / ⅰ
序言 / 1
章西方的阴影 / 7
第二章西方的外交 / 33
第三章处于恶性循环中的希腊和土耳其 / 53
第四章安纳托利亚的背景 / 84
两座毁灭的城市 / 112
第五章希腊人与土耳其人的统治 / 117
一次翻越山脉的旅行 / 145
一场农业实验 / 148
士麦那的希腊监狱 / 151
《国民公约》 / 153
第六章军事僵局 / 157
伊诺努之战 / 180
一个传说的来源 / 185
第七章灭绝性战争 / 191
亚洛瓦 / 219
发生有组织性暴行的地区 / 228
第八章新情况与旧看法 / 236
大事记 / 267
参考文献 / 276
附录一第五章的补记 / 302
附录二第七章的补记 / 304
附录三1919年5月14日晚在士麦那分发的土耳其人公告 / 314
索引 / 316
译者序尽管本人既不专治希腊史，也不专治土耳其史，但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肖峰先生发来邮件邀请翻译本书时，我仍然贸然应承了下来。我之乐于承担这项并不轻松的差事，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我所研究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领域，于汤因比多有涉及。阅读汤因比的著作，总是让我有多种愉快体验。知识的收获与思想的启迪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著作总是渗透着一种关心人类命运的深深情怀，常常令我心动不已。在历史学已经高度专业化的20世纪，为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历史学家往往并不愿意在著作中过多带入个人情感。这种做法自然有正当理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不良后果。专业历史著作的可读性正变得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读者或许可以看到更多材料，但是看不到历史进程的展开；或许可以看到更多逻辑分析，但是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物命运。司马迁、班固、修昔底德、吉本等伟大历史学家之所以被人所尊崇，大概与他们对于命运的反思有莫大关系。但今天，这样的目标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汤因比却是一个不可多见的例外。他的著作每每让人觉得，他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且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他的气息、他的爱憎，仿佛研究对象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一起。要驾驭这样的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汤因比靠着广博的知识与深邃的思想，将这件事做得游刃有余。有机会翻译他的著作，增加对于这位20世纪伟大历史学家的了解，真是一件幸事。其次，考虑近东和中东地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亦想借翻译机会再多补充相关知识。不夸张地说，在世界通史著作中，这个地区所占的篇幅恐怕要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得多。这里历来是无数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和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互相角逐的场所。数千年来，和平与稳定从来都是这个地区人民的奢侈品。即便在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国际政治冲突为频仍、激烈的舞台。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土耳其对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设施的军事打击，又引发了新的国际争端。如何谋求各种力量的和平相处之道，考验着一代代政治人物、军事人物、宗教人物和学者们的智慧。汤因比在近一个世纪前对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若干思考，对于今天仍然有启迪意义。下文还将进一步提到。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译者序事实证明，本书在以上两方面都让我受益匪浅。下面结合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具体内容，谈点阅读和翻译本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用汤因比自己的话说，本书是在一个特定历史危机发生过程中完成写作的。其时，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1918年11月)。获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和会上(1919年1月至6月)作出了向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派遣希腊军队的决定。1919年5月15日，在协约国部队的掩护下，希腊军队登陆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城市士麦那(今伊兹密尔)。登陆事件之后，希腊与土耳其两个民族之间爆发了长达三年多时间的战争与流血冲突。除战场上的交锋之外，双方都相继犯下了无数屠杀对方民族平民的事件。至本书完成的1922年初，杀戮仍在持续中。本书主要内容也是围绕1919年至1921年间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分析其历史渊源、现实状况和未来局势的走向。作者在第六章中的一段话尤为值得关注：“乍看起来，这个阶段的土耳其可能要遭受灭顶之灾。列强史无前*地胃口大开；希腊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加入围猎中；停战期间的土耳其似乎处在压倒性敌对势力的支配下。事实上，它的救赎也许就在咫尺之遥。”在第八章中，作者再次强调：“尽管《色佛尔条约》纸面上将奥斯曼主权削减到小程度，不过土耳其人在其民族疆域内却变得更加独立。事实上土耳其获得了自1774年与俄国签订《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以来为独立的状况。”这种对于局势预判的准确性真是惊人。此后不久，在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下，土耳其民族主义军队于1922年9月9日收复士麦那。1923年10月，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完成了汤因比所称的“救赎”。个人认为，汤因比的识见是与以下几方面因素分不开的：一是对于历史现场的亲身考察；二是对西方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三是以文明史的视角审视现实矛盾冲突。ⅲⅳ先说个因素。1921年1月至9月，在希土冲突的关键时期，汤因比以伦敦大学学者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双重身份，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了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实地考察(行程可见序言)。在这几个月中，汤因比大量接触了希腊各级军官和平民，并且跟随希腊军队见证了伊诺努战争。对于这些经历，书中有大量栩栩如生的描述。这次漫长的经历让汤因比有如下几点体会：首先，希腊人对于英国的支持过于自负，相信英国人能帮助他们从衰朽的奥斯曼帝国那里攫取更多领土。如作者在第三章所言：“我与希腊军队及民众接触的八个月中，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印象深刻，即：他们普遍认为，英国或不如说掌握英国资源的首相，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是希腊人有热切共识的内容：无论他们是奥斯曼的希腊臣民还是希腊本国人民，是识字者还是不识字者，是保皇派还是韦尼泽洛斯派，是平民还是士兵，是列兵还是将军。”这是希腊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对土耳其动武的重要原因。不能说以劳合·乔治首相为代表的英国政治人物没有这种初衷。但英国政治体制与民意并不能为这种策略提供足够支持。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代理人战争的基础是脆弱的。其次，对安纳托利亚战场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后，汤因比对于僵持阶段的战事形成了这样的判断：由于地理因素，希腊不可能通过战争方式占得便宜。“战争的终结只能有两种方式，或者是协约国列强外交主角们的调停，或者是交战的某一方耗尽了国力。更为明朗的是，假如问题因耗尽国力的方式得以解决，那么首先崩溃的将是希腊。”(见第六章)后来的事实证明，汤因比的判断是非常有远见的。再其次，汤因比对于希腊和土耳其双方的暴行有着手的材料，不仅亲眼看到了烧杀抢掠，聆听了许多受害者的讲述，而且参与了营救土耳其村民的行动(见第七章)。这些见闻和经历，使他对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甚至是不同文明人群之间的偏见和仇视有着切肤之痛。或许正是这样的感受，使他在反思西方世界的观念、政策和行动方面，获得了有价值的参照系。这便要说到第二个因素，即汤因比对于西方世界的反思和批判。首先是对于1919年至1921年之间希土冲突原因的直接揭示。作者直言不讳，冲突是西方列强(主要是英法)造成的。“遥远的西方列强是蹂躏近东和中东广阔土地的这场战后之战的主角，而执行任务与承受痛苦的当地人民只是小卒子。”(见第二章)不仅如此，汤因比更是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了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指向了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于韦尼泽洛斯在巴黎和会上的诉求所取得的实质性胜利，劳合·乔治无疑比任何其他‘主要协约国’代表要负更大责任。此后，劳合·乔治的个人态度成为希腊土耳其冲突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见第三章)在对双方的暴行作了触目惊心的详尽描述后，作者再次强调：“这些细节与那些我没有披露的材料一样恐怖。我记录它们只有一个目的。政治家们的政策要对安纳托利亚的灭绝性战争承担责任。如果他们不能集体挽回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希腊人撤离伊兹米特时爆发的狂犬病，将可能是此类事件更大规模爆发的一个警示。”(见第七章)这种对于政治人物历史责任的提醒与期待，充分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智慧和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此黄钟大吕之声，并未引起执掌权柄者的足够重视。政治家们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和对于人类普遍责任的漠视，再次成为引发20年后另一场浩劫的重要原因。其次，汤因比对于西方民族主义观念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应当承认，民族主义是20世纪第三世界反殖民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看到，这种观念有着先天的理论局限性。一方面，民族主义刺激了许多民族分离和独立建国的梦想。但在缺乏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地区，这种梦想便成为动荡和灾难的根源。如中东的库尔德人问题便是如此。库尔德人人口总数超过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境内。一个世纪以来，库尔德人一直在与不同力量进行抗争，也一直被不同力量利用，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仍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另一方面，在那些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也经常被过度地神化和意识形态化，成为孕育偏见和狭隘民族情绪的催化剂。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理论源泉之一。历史学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历史学家，常常成为历史神话的制造者，编纂了许多民族主义历史著作，影响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视线和眼光。汤因比在这本著作中，虽然没有进行系统论述，但已经敏锐地看出民族主义的不足。在章中，他对民族主义的西方来源进行分析后指出：“马其顿与西安纳托利亚近来的历史，是对民族性原则的证伪，同时也已经让西方大众开始看到，在非西方国家运用这个原则有哪些缺陷。”此后，汤因比更是进一步指出：“文明永远是要把四面八方新鲜的人口力量纳入他们的视野。”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汤因比文明理论的早期观念。ⅴⅵ这就是第三个因素，即以文明史的视角审视现实矛盾冲突。池田大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汤因比在本书中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确，在这本早期著作中，汤因比不仅试图摆脱民族主义的偏见，而且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主叙述。在分析西方人对于希土关系的认识中，他重点提到了将两者分别视为代表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欧洲与亚洲、文明与野蛮的三种错误偏见，并逐一详加驳斥，论述十分精彩(见第八章)。作者还向西方大众提出了警示：“只要西方大众用粗野的侮辱或近乎粗野的喝彩鼓励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像斗鸡一样炫耀，并激发出他们全部的憎恨和鄙夷之情，希腊和土耳其就学不会互相平等对待。西方对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情感，认识多半是片面的，表达是激烈的，影响是有害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颠覆性力量，是无意识和权力达成致命联合的显著案例，是现代西方对待其余人类的典型态度。”(见第八章)在对具体事实进行理论反思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比民族国家、宗教、地理划分更为有效的历史视角。他所说的文明，是一种有着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共同体。汤因比认为，既然不同文明已经无法避免相互接触与交往，那么“摆在它们面前的选择有三种可能性——为霸权而斗争，不合作，或者找到折中性办法”(见第八章)。而且，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比其他文明更有责任推动文明间的宽容和尊重。第八章的这一段论述值得我们反复玩味：
积极的折中之道是脱离另外两种选择困境的出路。而且寻找过渡办法必定主要是西方的任务。当下时刻，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虽然我们的优势地位是暂时的，但只要持续如此，我们就要承担责任。即便不是由于出色的品质，而是因为我们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社会的发展，使他们偏离了自己的进程，激发了他们内在的力量，不仅使他们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特性，而且可能会对我们的特性产生危险的反作用。那么，预估并通过扩大社会基础来规避这些危险，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其中几个大的现存社会可以从中获得成员地位，并且努力肩并肩地生活，而不要互相破坏。与此任务相关的实质性问题不需要引起我们焦虑。西方天才们早已建立好世界金融体系、商业体系和运输体系。规划无所不包的国际联盟这样的政治机器，也在我们的智慧所及范围内。对我们伟大性的检验，在于是否能成功创造出必要的精神氛围，即不同文明成员间的宽容。如果没有这一点，即便拥有预言的天赋、能知晓所有秘密和知识，也是枉然。
这一段话，将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透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本书带有很强的时事评论色彩，并且夹杂了游历的见闻，故在结构安排和论述中，整体性和严谨性不是很好。读者如未能事先了解相关史实，不免会对大量评论感到一头雾水，甚至恐怕会有难以卒读之感。考虑到作者写作该书时，只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且书稿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完成得较为仓促，这些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读者如能坚持读完，并仔细品鉴，定会受益匪浅。本书处处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芒，对于研究汤因比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研究中东问题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说点翻译方面的感受。由于汤因比历史知识非常丰富，且掌握多种语言，给翻译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耗费了译者很多精力。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廖学盛前辈、刘健研究员、黄艳红研究员、吕厚量博士的热情帮助，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即便这样，可能仍有很多翻译不当或错误之处，责任概由本人承担。敬请读者批评，以便将来加以改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肖峰先生还帮我找来池田大作关于本书的评论文章，以及威廉·麦克尼尔《汤因比传》中的相关章节，使我对于本书有了更多认识。我的妻子麾麾虽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常常以过人的智慧给我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正是看了她找来的BBC纪录片，我才弄明白巴什波祖克(BashyBozuk)这个词的含义。她让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春天般的生机。
张文涛2018年2月10日
1921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汤因比成为《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赴战争前线采访。战争结束后他撰述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问世，广受好评。他在书中采用同代人记写同代事和夹叙夹议的传统西方史学写法，把希腊和土耳其的战争看作是西方外交政策和西方思想尤其是民族观念作用的结果。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研究》译者
汤因比从文明的角度分析希腊和土耳其的困境。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 希腊和土耳其的文明都处于解体的边缘。因而东方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带来的问题：因为西方文明的强势, 三个文明的碰撞之下, 导致了两个弱势文明衰落的灾难性后果……在众多学者眼中, 汤因比*好的著作是他33岁时出版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 而不是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历史研究》。黄洋*“长江学者奖励计*”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21年汤因比在安纳托利亚亲眼目击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文化、军事冲突以及暴行，这段经历使得他能够在文明相互分离的假想基础上构思《历史研究》，并激发了汤因比对自身原有观念相当大程度的再认识。威廉•麦克尼尔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者
汤因比以一位精通历史的专家身份在进行写作。本书是第二次希土战争以来对近东问题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文字。《新政治家》
汤因比教授拥有独一无二的资质来完成在本书中所承担的任务。对于所有以知识、学者良知、对历史的杰出理解为贵的人而言，本书令人肃然起敬；富有想象力和概括力的头脑将广泛和启发性的创见赋予这项研究，对于所有崇拜这样的技巧和艺术的人而言，本书令人乐在其中。《曼彻斯特卫报》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