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书随笔

★ 《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齐名的“俄国三大文豪”之一。

★ 深受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茨威格、弗洛伊德、尼采、加缪、爱因斯坦、纪德、黑塞、巴赫金、库切、帕慕克、村上春树等推崇的“精神导师”，众多现代文学流派皆以他为鼻祖！

★ 一座被托尔斯泰高峰挡住的更高峰、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复调小说的首创者，《刺杀骑士团长》是村上春树对他的第三次模仿。

★ 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 精装双封设计，内文采用进口瑞典轻型纸。

★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生命中*美好的幸遇之一。

——尼采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着爱文学。

——苏珊·桑塔格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安德烈·纪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比任何科学家都多。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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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看到我周围的人不知道如何消磨闲暇，却做*无谓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去找一本书，心里说：“只要有书，就够一辈子享用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复杂、*矛盾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俄国文学、哲学与思辨的*水准。而他的读书随笔，他对俄国作家作品的评论，不仅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哲人小说家在散文创作上的非凡成就，更为我们站在大师的肩上从思辨的角度理解俄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精髓提供了一种可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具有世界影响的俄国著名作家，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俄国三大文豪”。主要作品有《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译者简介：

白春仁，1935年生于哈尔滨，俄语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和参与编译有《日瓦戈医生》、《巴赫金全集》（7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2卷）等。

刘麟（1928—2018），笔名刘季星，浙江黄岩人，资深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研究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选》、《果戈理散文选》等。

张羽，原名崔锡祯，1927年生于辽宁，俄语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历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著有《高尔基简论》、《苏联文学论文集》等。

冯增义（1931—2012），江苏无锡人，俄语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等，译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与徐振亚合译）、《忏悔录》等。

论俄国文学

读书与识字

爱伦坡的小说

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集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一件亲身经历的事

从一部新的剧本说起

文明怪人

乔治桑之死

乔治桑简论

俄国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旧时的回忆

僭称的先知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涅克拉索夫逝世。关于在他墓前的演说

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

诗人与公民。对于作为凡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总的看法

对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人

论普希金

乔治·桑之死

《作家日记》上一期5月号已经排好并开印时，我才在报上读到乔治·桑逝世的消息（她逝世于俄历5月27日，公历6月8日）。因而关于她的逝世我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与此同时，当我一读完她逝世的消息，我理解到这个名字在我的一生中意味着什么——这位诗人当时赢得了我多少的赞美、崇拜，给了我多少欢乐和幸福啊！我大胆地说出这些话中的每一个词，因为这都是事实。她完全是一个我们的（即我们的）同时代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们强大的、自信的，同时又是病态的，充满了非常朦胧的理想和最难实现的希望的世纪的名字之一，它们一旦在自己国内，在“充满圣迹的国家”中出现，便从我们这里，从我们不断创造着的俄国吸引了太多的思想、爱、神圣和高尚的激情力量，活跃的生命和宝贵的信念。但是我们对此不应抱怨，因为称颂这类名字并崇拜它们，俄国人才在过去和现在都直接服务于自己的使命。请大家不必对我的这些话感到惊奇，特别是对乔治·桑，因为对她至今还可能发生争论，而且在我国，大家如果不是十分之九，那么也有一半已经忘记她了。但她当时在我国毕竟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因而如果不是我们，她在世界各地的同时代人，那么又有谁来集合在她的墓前纪念她呢？甚至我们自称为斯拉夫主义者的情况下，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为此请他们不要生我的气。不必为了反对这一点而进行争论。

……他们的诗人，对于我们，至少我们大多数有教养的人士来说，完全和本国的一样，就像他们在本国、在西方无异。我敢断言和重申，任何一个欧洲诗人、思想家、慈善家，除了在故乡之外，在世界各地，总是在俄国能较好地和较亲切地被理解和接受。莎士比亚、拜伦、华尔德·司各特、狄更斯，对于俄国人要比对德国人更为亲切和容易理解，虽然，这些作家的译本在我国出售的数量还抵不上大量出版书籍的德国的十分之一。1793年，法国议会给德国诗人席勒，人类的朋友[.原文为法文。]寄了一份国籍证书，虽然以此完成了一件美好的、庄重的和预言性的行为，但也没有料到，在欧洲的另一端，在野蛮的俄国，同一个席勒，对于野蛮的俄国人来说，不仅要比当时的法国，甚至以后，在我们这个世纪，也具有更多的民族性和更为亲切。在本世纪，席勒，这位法国公民和人类的朋友[.原文为法文。]，在法国只有语文教授知道，而且也不是全部，了解也是一鳞半爪。可是他在我国，和茹科夫斯基一起，渗入了俄罗斯人的心灵，在其中留下了印记，几乎标志着我们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种俄罗斯式的对待世界文学的态度，在整个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达到这等程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如果这一特点确实是我们民族的俄罗斯特性，那么，有什么小心眼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有权利提出一些论据反对这种现象，并且不愿意在预测我们的未来时，首先指出其中最能给人以巨大希望和最有预言性的事实呢。啊，当然，可能会有许多人读完以上我所赋予乔治·桑的意义之后，会露出嘲笑的神色，但嘲笑的人将是错误的；对于所有这些过去事件来说，到现在已经过了相当多的时间了，而且乔治·桑本人逝世的时候是一个老太婆，七十岁，也许早已度过了自己盛誉的年代。但这位诗人表现出来的构成“新的东西”的一切，具有“全人类性”的一切——当时立刻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得到反响，印象强烈而深刻，没有避开我们，这就证明：任何一个诗人——欧洲的革新者，欧洲任何一个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的人，不可能不立刻成为俄国诗人，不可能不与俄国思想发生关系，不成为几乎是俄国的力量，不过我想写的根本不是论乔治·桑的评论文章，只不过在她的新坟上想对死者讲几句送别的话。

（《作家日记》，1876年，6月号，第1章，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