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玩的人类3–改变世界的中国智慧

　引子
一
1918年，陈独秀先生高喊：“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中国！”
如今近100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管“德先生”如何，“赛先生”在中国肯定己经是家常便饭且无处不在，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而且没有这位“赛先生”似乎还不成，谁也不想再回到没有“赛先生”的时代。“赛先生”，也就是科学。科学不但让“嫦娥二号”围着月亮拍照片，而且让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容易了。比如，我们想从北京去趟天津，或者是更近一点的廊坊，谁也不会想起带上点盘缠，烙上两斤糖饼，骑着毛驴去了。就算是骑着烂的自行车，那也离不开科学。那些被大家追捧，把狗仔队累得半死的影视明星们，没有科学他们也别想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如今不只在中国，在全世界，科学都是主流的文化。没有科学的生活是人们不敢想象的。
可是，当我们眼巴巴地盯着教授，想听听科学是从哪里来的时候，神气活现的教授说出来的答案，不是姓哥(白尼)的，姓伽(利略)的，就是姓牛(顿)的，总之是一大堆外国姓氏、外国名字，怎么就没有一个姓张姓王的中国名字呢？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里说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①
而对李约瑟这个难题，人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些人可能会嘴一撇，头仰得高高的，对此嗤之以鼻，理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科学算什么？有些人则可能会眼泪汪汪地讲出一段段悲伤的往事，让人听了以后鼻子发酸。他们把这满腔哀怨都发泄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之上，视封建文化为罪魁祸首。不过也有人和前面两种都不一样，他们觉得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那就让它过去吧，不必纠缠。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开始玩，那今后的天地不一定是谁的呢!只要2020年不是世界末日，那就看看到底谁玩得更好、玩得更牛，因为科学就是被一群对大自然充满好奇的人玩出来的。
李约瑟凭什么提出这么个大难题，把咱们的历史学家累得差点吐血呢？原来他还说了下面一段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做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熔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都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与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①这里老李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公元3~13世纪是全世界牛的，可就是因为“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以致后来能让“嫦娥二号”围着月亮拍照片的科学理论没出现在中国。
李约瑟说的没错，科学从孕育到出生，中国人是有过很多重要贡献的，尤其是在古代。那时候，科学就是一群满怀好奇心的人在玩，中国外国都一样。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也曾经有过许多非常l惊人的发现和非常伟大的理论，圣贤们创造出的许多学问，有些至今还在为我们所用与研究。但为什么李约瑟先生要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呢？难道中国古代圣贤们的伟大理论和科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回过头去找答案。回多久？回过去几千年。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史几乎都是从几条河沟子边上开始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洞、恒河、黄河。欧洲人玩的科学主要来自前面的三条河：尼罗洞、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也就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被称为世界上位科学家的古希腊人泰勒斯，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游历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在那里得到几何、代数还有天文等真传，回到老家米利都玩出了理性思维，也就是后来的科学思维。
生活在另外两条河边的人当年在干啥？他们也在玩，现在通行世界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就来自印度，而中国人玩出来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术等，都为后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那中国和西方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呢？是因为中国人笨吗？显然不是，原因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玩的不一样。
啥叫玩的不一样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者叫文化人儿一生的愿望是“治国、平天下”，为了能治国、平天下就必须玩修身、齐家。怎么才能修身、齐家呢？修身、齐家不用剪子不用刀，而是要面壁十年，苦读先贤的经典，饱读诗文，苦练书法。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儿就必须忘掉身边的世界，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有一件事是他们爱干的，那就是坐在书堆里玩“考据训话”，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儿的心里，对古代圣贤的各种训诫或者玄妙理论做考据训话是他们的乐趣，为此他们愿意贡献整个人生。
二
啥叫“考据训话”呢？中国古代(公元前3世纪左右)开发出的一种学问一一“训话学”。什么叫训话学呢，训话学古时也叫作“汉学”或者“小学”其实是一种治学的方法。由于古籍都是用当时的书面语言写的，流传下来以后书面语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研究古人著作里圣贤们使用的词语与当代意义有什么不同，读音有没有差别，以及这些词语的渊源典故等，就是训话。而做这个工作就必须考证，要有证据，这就是“考据”，于是就有了“考据训诂”。比如，宋朝大儒朱熹对《论语》里的著名段子一一“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考据训话，朱嘉这样写道：“说，悦，同。”他说这里的“说”字和喜悦的“悦”字是一个意思，孔夫子时代这两个字是通用的。如果不知道古代“说”和“悦”是一个意思，读这句话的确会有点懵，怎么叫不亦“说”乎呢？为啥是“说”呢？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愠”字，也不太好理解。朱嘉是这样训诂的：“愠，纡问反。愠，含怒意。”首先他解释读音，“愠”读“纤”(也就是yùn，同“运”音)，另外这个字含有“愤怒”的意思。朱熹这么一解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就明了了，就是人家不了解你、不搭理你，你却不生气，这样的品行就是君子也。
语言和文字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的，现代语言的变化我们都有体会，前些年的流行语，过了儿十年就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何况千百年前圣贤写的段子，现在有些肯定看不懂了。考据训话，现在叫考据学，这门学问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考据学是历史学家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学问。
2000多年来，考据训话在中国太重要了，不光历史学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宁愿花上一辈子时间去玩。他们为解释和考证圣贤写某个字的渊源，可以查书万卷，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集注》或者《释要》。但是，对于圣贤为什么要写这些字，在写这些字之前，或者之时他们看到了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是圣贤们用这些词语描述的事情，背后所呈现出的思想和思维方法却几乎没人研究。比如孔子在什么情况下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此朱熹没有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在朱嘉看来，圣人说的话就是真理，一字值千金，除了他们使用过的那些玄妙词语值得推敲研究加以注释，并牢牢地背诵下来以外，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方法是不必做任何解释和考证的。
于是在中国学者们玩考据训诂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凭着他们的各种生活经验，创造出了李约瑟说的：“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与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在那个漫长时代，外国学者们玩啥呢？他们玩神学和经院哲学，和我们玩考据训诂差不多，都是把古代圣贤说的任何一句话当成一字千金的金科玉律。
不过，到了13世纪，外国的情况开始变化了，有个叫罗吉尔培根的人出现了。罗吉尔培根生活的时代(1214~1293年)是中国的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时期。他出生的时候，据说广东建立了一所颇具规模的书院一一禹山书院。当广东的国山书院里聚集起一帮玩考据训诂的中国书生的时候，在几千公里以外英国牛津冷冰冰的教堂里，罗吉尔培根写出了他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大著作》。在这本书里，罗吉尔培根提出了人之所以会犯错误的四个方面：①过分相信权威：②习惯：③偏见：④对已有知识的自负。于是，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在欧洲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
培根逝世250年以后的1543年，弥留中的哥白尼，伸出于摸着自己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开始。在《天体运行论》里哥白尼说：“托勒密总结前人400多年的观测成果，把天文学发展到几乎完美的境地，就l惊人的技巧和勤奋来说，托勒密都远远超过他人。可是，我们察觉到，还有非常多的事实与他的体系应当得出的结论不相符，另外还发现了一些他所不知道的运动”①不知道的运动是什么呢？那就是凭经验做梦也想不到的“日心说”。哥白尼在对古希腊托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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