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文库 |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单霁翔院长 序 

北京是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而今天的北京是在明清两代的基础上发展变迁而来。在历史上，北京城特色之处，可以说是那一圈“凸”字形的城市轮廓和一条清晰的中轴线，它们是北京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历史标记，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北京城的这两个特殊历史标记，一个被部分拆除，另一个也几乎消失殆尽。这个几乎消失殆尽的标记，就是构成北京城这个“凸”字的城墙和城门。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历经了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几个时期，它们虽然创建于元代，但其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南北双环的格局，实际上是在明中期得以确立下来。北京的这一组完整的城墙和城门系统，首先是作为军事防御的目的而存在，它们见证了历史上北京城的几次城市保卫战。比如1449年瓦剌军包围北京、1629年后金军进攻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和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北京。这些城墙和城门与这座城市一样，阅尽风霜。

除了抗击侵略以外，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在北京人的心中，是一种不能割舍的情结。这些高大浑厚的身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北京人的生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那时，每一座城门都会有特定出入的规矩，这些规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西直门的水车、阜成门的煤车、安定门的粪车、东直门的灵车，还有往来课税的崇文门、漕粮入城的东便门，逛街出正阳门、出关走德胜门，等等。内外城门每天有固定的启、闭时刻，由管门护军严格执行。这些在当时人人都知道的钟点，约束、指导着生活在城里城外人们的作息，南来北往，东去西出，无一日不是这样，体现了北京这座城的规矩。说到规矩，再联想到北京四平八稳的城郭平面、一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以及安静宁谧的城市天际线，如此规矩的地域风貌，如何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规矩识礼的北京人，也就不难理解。

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拆除始于20世纪初，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犯下累累暴行，其中也包括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破坏。先是多个城门的瓮城和箭楼、城墙角楼被大炮轰毁，随后为修筑调遣军队的铁路，开始拆除部分城墙。1912年以后，北洋政府以修建环城铁路，改善交通的名义，陆续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实施拆除和改造。从此，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变得愈发残缺不全，逐渐失去往日的风采。

我的少年时代居住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附近，出城、进城都要经过城墙“豁口”。放学以后经常和同学们在已经相当残破的城墙上玩耍，粘蜻蜓、放风筝、摘酸枣、捉迷藏，冬天则坐在自制的冰车上，手握两把铁钎子，努力向前滑行。用具虽然简单，小伙伴们还是玩得开心极了。几十年过去了，作为珍贵记忆留在心中。

20世纪50年代，随着北京建设步伐开始加快，由于建设指导思想的局限，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在经过了不太久的“存废之争”后，终于到60年代末被拆除殆尽，只有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德胜门箭楼、内城东南角楼，以及崇文门东侧和西便门的一段城墙，成为了硕果仅存的实物。城墙和城门的消失，是对这座城市之“根”的破坏，同时也是对这座城市之“魂”的破坏。梁思成先生“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的感叹，令多少人为之扼腕叹息！

我曾经撰文论述过什么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尤其是北京这座历史底蕴丰厚、饱满的文化古都。北京旧城“凸”字形的城郭平面、棋盘式的道路街巷系统、从胡同到四合院的传统建筑形态、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和生动活泼的历史园林水系，这些构成了北京的“根”；北京旧城平缓开阔、布局严谨的空间形态；整齐对称、富有变化的传统中轴线，红墙黄瓦、绿茵碧水、刚柔相济的景观空间，以及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构成了北京的“魂”。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时代在这里都留下了各自的记忆：建筑、院落、街道、社区及相关环境。因此，城市既是经济成果，更是文化结晶。保存住城市的记忆，才能保留住城市的“根”。一个城市宜居和繁荣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特色。城市文化是世代的杰出创造，是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因此，保存住城市的特色，才能保留住城市的“魂”。

时过境迁，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实施北京明城墙遗址保护工程，得到了市民的热情支持。为了抢救崇文门东侧，北京城后一段明代城墙，我所在的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日报》社共同组织开展了“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上至八旬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下至不足10岁稚气未脱的学童，络绎不绝前往捐赠城砖；更有数以千计的北京市民冒着严寒、踏着残雪到明城墙修复工地义务劳动，把众人捐赠的数以万计的城砖清理的干干净净。2002年，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建成，古老的城墙再度走进人们的生活，流淌着城市的血脉，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延续着城市的故事。

可以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凝聚了这座城市的“根”与“魂”，这也是为什么它们消失半个世纪以后，人们依然在不断地关注它们、研究它们的原因所在。其中，一本外国人的研究型照片册在它首次出版后9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被关注着，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én）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in Peking）。

1985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个中译本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虽然在开本与图片质量上，不能与1924年的原版相比，但是这个译本的刊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有志于对北京城市历史的研究和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众多学者。当身在美国的侯仁之先生得知这个译本即将发行的消息时，专门致信北京市文物局，谈起他与这本书的渊源。他不无动情地回忆道：

还是在北平解放的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我印象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把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的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

无疑，这本书的价值让侯老动了真感情，以至于在给北京市文物局的这封信函中又记下了下面的文字：

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阵“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风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

可见，古都北平还有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对这位日后开创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一代大师的影响之深。故宫出版社决定对这本书再次印行，聘请专业学者重新翻译，并就书中那些珍贵的历史影像以高清晰的印刷技术予以还原，是非常有意义的。

2017年6月，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出版了《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这是1941至1945年间，中国知识界对北京旧城保护的一次壮举，全部700余幅古建筑测绘图纸将北京城的中轴线完全“再现”出来，时隔72年，终于出版面世。既然作为北京城两个历史标记之一的中轴线的图纸已经出版面世，那么针对另一个标记——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出版，也应当有所突破。

以上，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