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633040
编辑《天津当代农业发展史(1949-2010)》目的在于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天津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变化,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津广大农民在农业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反映天津农业经济在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突出近30年农业经济改革、农业生产发展取得的辉煌业绩。
《天津当代农业发展史(1949-2010)》自1949-2010年依时间顺序编写,参照我国当代经济发展史和农业经济发展史的分期,依据天津的实际,将天津农业经济发展的60年分为6个时期,逐章编纂而成。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是人们利用动植物体的生活机能,把自然界的物质和能转化为人类需要的产品的生产部门。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资金和出口物资。农村又是工业品的市场和劳动力的来源。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
天津市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相望;北依燕山,与河北省、北京市相邻。是海河5大支流的汇合处和人海口。天津市疆域周长约1290.80千米,其中海岸线长153.67千米,陆界长1137.48千米。市域总面积11919.70平方千米,海域面积3000余平方千米。
天津的地貌类型有山地、丘陵、平原、洼地、海岸带、滩涂等。绝大部分为平原,少部分是山地和丘陵。高点为蓟县和兴隆县交界处的九山顶,海拔1085.50米。低处是塘沽大沽口,海拔为零。山地、丘陵海拔高度小,相对高度大。平原既低且平,分布在燕山至渤海之间,面积约占全市土地面积的95.5%.绝大部分在海拔20米以下。其中,冲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均在10米以下,受河流交叉沉积影响,地面有小规模缓岗和碟形洼地交错起伏,河流泛区分布有沙丘、沙地;海积冲积平原多湿地,海拔高度3-5米,有贝壳堤和古泻湖、洼淀;海积平原海拔卜3米,受海水影响,多盐滩、沼泽和低湿地。平原地区河流纵横,坑、塘、洼、淀星罗棋布。海岸带和滩涂位于特大高潮线以下地区,有湿地、潮间浅滩及水下岸坡等。
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海河上游有长度10千米以上的河流300多条。这些大小河流汇集成中游的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河流。这五大河流的尾闾即是海河,统称海河水系,为天津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水源河道。此外,天津还有自成水系的蓟运河。
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与农业的恢复(1949—1952)()
节土地改革()
第二节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第二章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的调整与发展(1953—1957)()
节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第二节农产品统购统销()
第三节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建立时期农业经济的起伏(1958—1965)()
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建立()
第二节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发展时期()
第三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第四节农业科教事业()
第五节农业生产发展()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天津农业(1966—1976)()
节极“左”思潮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天津农业()
第五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与调整(1977—1991)()
节历史转折阶段的农业经济()
第二节农村改革()
第三节农业科教事业()
第四节农业机械化()
第五节农业生产水平()
第六章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1992—2002)()
节深化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改革()
第二节推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节农业科教事业()
第四节农业生产水平()
第七章新时期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2003—2010)()
节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的支农惠农政策()
第二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与成效()
第三节科教兴农工作取得新进展()
第四节沿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成就()
附表()
参考文献()
天津当代农业发展史(1949—2010)
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与农业的恢复(1949—1952)
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土地
改革与农业的恢复(1949—195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3年里,主要任务是贯彻《共同纲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建立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革命3大经济纲领之一就是“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以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的的土地改革,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土地私有,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仅用了3年时间,中国的农村经济基本恢复到历史水平。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12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和半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尚有28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和即将解放的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把继续完成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任务。天津农村的土地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解放初期由于天津各区县隶属关系不同,土地改革的时间、方式也有所不同。天津农村的土地改革在1946年的战争环境下已开始进行,到1952年结束,1946—1949年为初步土改阶段,1950—1952年为全面土改阶段。和初步土改相比,全面土改范围更广,效果更彻底。1946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公布,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等老解放区都根据指示进行了土改。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农村出现了老区和新区并存的局面。各县的新区开展了土地粗分和废权废租运动,同时近郊进行了次土改。至1949年年底,天津的初步土改结束。1950年党的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认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以及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并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土地改革任务。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这期间的土地改革法相对保护了富农的利益,明确规定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这些变化说明,当时党的决策已经注意到了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等问题。根据国家的政策,天津农村从1950年春开始进行全面土改。近郊进行了第二次土改,以进一步解决次土改的遗留问题。同时各县在初步土改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土地复查和分配,颁发了土地所有证或使用证。沿海渔业也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所有权。至1952年年底,土改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对中国后来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政治上来看,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从而彻底清除了中国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牢固的乡村封建统治,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深入农村铺平了道路。通过土地改革,长期把持农村政治的豪绅势力、宗族势力让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和民众组织,使政府的权威和组织动员能力空前提高,直接深入到村和农户。从经济上来看,土地改革通过强大的政府力量,迅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在自然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使大部分农民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在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再加上战争的结束、农民负担的减轻、国家兴修水利、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等因素起到的重要作用,天津的农业经济出现了迅速恢复发展的局面,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1950年天津农村的经济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到1952年,天津农业总产值达到273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近1倍。
节土地改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国内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解放前的天津农村,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地租剥削、雇工剥削、高利贷、各种苛捐杂税,加上地主、富农、官僚、买办资本家相勾结搜刮原料、残害无辜农民,使广大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由于解放前各区县隶属关系不同,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天津农村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开始到1952年基本结束,分为初步土改和全面土改两个阶段进行,1946—1949年为初步土改阶段,1950—1952年为全面土改阶段。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天津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占有制,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一、土地改革的社会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天津占统治地位。广大贫苦农民不仅要忍受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还惨遭外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欺凌。在天津农村,广大农民尽管常年劳作、夜以继日地苦干,仍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1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天津农村,虽然带有大城市的特点,但其土地占有关系仍为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即少数地主富农占据大多数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占有少量土地。天津郊区农村土地、船网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是,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渔业资本家占有土地、船网等主要生产资料的50%以上,而占人口50%以上的贫农、雇农、穷苦渔民仅占有这些生产资料的10%左右。据统计,1949年塘大区共有耕地38万亩(1亩≈6667平方米,余同),其中公地119万亩,开滦矿务局78万亩,地主63万亩,盐滩主49万亩,盐业资本家42万亩,贫农仅占有29万亩。在地主占有的63万亩土地中,仅15户大地主即占有62万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成为广大农民遭受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根源,封建统治者凭着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甚至人身自由。
2农民遭受封建剥削
天津广大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为了维系基本的生存需求,或向封建土地所有者租种土地,或直接出卖劳动力,即使这样,在年关和青黄不接时仍难免向地主、富农借钱借粮。封建统治者巧妙地利用与农民之间的这些经济关系,无情地榨取农民的血汗。地主、富农和渔业资本家对农民、渔民进行剥削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出租土地、船网工具,二是雇工,三是放高利贷。租得土地的农民辛苦一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日常生活朝不保夕,吃糠咽菜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被地主和富农长期或短期雇佣的雇工工资极低,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当时津郊农村流传着“该死该活不该给地主扛活,棒子面不用箩,臭咸菜冷饽饽;要喝水有大河,想要开支明年说”的歌谣,反映了农村封建雇佣关系的残酷。放高利贷则是更为残酷的剥削方式,加剧了农村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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