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断代史系列：中华远古史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1977年，*后一章完成于1999年11月，200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此后多次再版。本书写作后期，王玉哲先生已患病，虽勉强恢复写作工作，查取资料、誊清稿件仍需由其儿女代为完成。本书凝结着王玉哲先生一家两代人的心血。2005年，王玉哲先生去世。2019年，本书以全新面貌问世，希望继续将前辈学术精髓传承下去。 

    书是作者毕生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序幕开篇，一直写到西周末，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族源、地望、世系、宗法制度、继承制度、政权形式、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述见解独到。迄今仍是此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王玉哲，1913年生，河北深县人。1936至194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昆明）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43年至今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等职。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等职。著作有《中国上古史纲》、《古集林》等书；主编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卷》等；撰有先秦史研究论文百余篇。

    一《中华远古史》是从中国的原始社会至西周末这一段的“断代史”。所谓“断代史”，就不是一般目的仅在于传授历史知识的“通史”，而是要按今天人们所需要的新的“断代史”的原则去写作。我们认为新的断代史的写作与一般通史的区别，不仅仅在其内容详略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至少应当按以下三个原则去写作：第一，新的断代史要侧重介绍历史研究方面如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意在给予读者这方面能力的锻炼。因为断代史面对的读者，是那些对历史已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而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人。所以，本书便把古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使读者可以借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阶梯。不过具体到我们这一断代，由于内容是讨论古代的东西，总难免反复征引古文，这样便会在行文上出现不够通顺的晦涩形式；有些古史问题至今还没有达到下结论的时候，也就不免要用辩证的笔调加以解释，会出现拖泥带水，使人有不太干脆的感觉。最后，我们还应当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尽可能地反映出来，以便使全书一以贯之，自成体系。第二，要做到尽量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民族学、古文字学等有关的资料结合起来，交相印证，并注意吸取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尽量使其不至于落后于现代新的学术水平。第三，我们认为首先要做到“实事求是”，做到理论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认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用唯心主义的观点；以及辩证的方法。，去搜集史料、分析史料和最终进行综合、论定。我们主张通过具体史实，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是从定义或从原则出发，把历史史实仅仅借用来作为说明历史发展规律的材料。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上三个原则，只是我自己在写《中华远古史》这部断代史前，所构拟、追求的一个高目标。但是，像我这样学识浅陋、理论水平不高，对这个高标准能否做到，能达到多少？自己却毫无把握。也许仅仅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而已。二这部《中华远古史》在内容叙述上比过去也有些新的变革，举其荦荦大端，约有下面五个方面：（一） 关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新中国建国以来，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重要力量，有一个时期，史学界写历史书因为怕冲淡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往往忽略了历史人物这方面的叙述，即使叙述也只是着重于批判，如对旧史书批判其宣扬帝王将相，对旧史学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批判得更是不遗余力了。当然，这种批判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要矫枉过正，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就不重视历史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写的历史书中，除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外，看不到一个历史人物了。其实，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的好坏对历史的进程都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或阻碍作用。马克思对历史人物绝对没有漠视。以此，在本书中对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都适当地给以评述。（二） 着重“过渡时期”过去有些学者对社会发展的质变和量变的看法和处理有些不妥当，比如奴隶、私有、剥削、阶级等奴隶社会的主要现象，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都已出现。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等于奴隶社会已经出现。因为那还只是这些因素在量变的过程。一种社会过渡到另一种新社会，并不像刀切斧砍那样两段截然分明，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前后两种社会的因素是犬牙交错的。具体地说，就是原始社会的若干现象，如公有制因素，还在继续，但同时奴隶社会的若干新因素——奴隶、阶级、私有、剥削等也已经出现。这时并不等于就是奴隶社会正式出现了，应该是属于量变的过程。一俟这些新因素增长到一定的程度，这些新因素的分量压倒或超过了旧因素时，才由量变转为质变，这才由原始社会正式变为奴隶社会。同样，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研究历史对量变固然要注意，但更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个质变。不能看到量变一出现，就误认为质变了。商末周初的社会，我们认为就是一个量变的过渡时期。（三） 提出远古时中原是诸氏族或民族杂处的时代中国的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战国以后基本上已是清一色的华夏族的天下。可是在春秋以前中原地区除了华夏族人建立的几个或几十个据点（城邑）外，周围环绕着的还有不少不同种姓、文化高低不同的少数民族杂处其间，这是一种“华戎杂处”的局面。这种现象，越往上推就越普遍。西周时期和其以前的夏、商，在中原的黄河南北两岸同时并存着无数的小氏族、部落。当时的所谓“国”，实际是一个大邑，所谓“王朝”（如夏、商）也不过是一个大邑统治着在征服各地后建立的若干据点小邑。大邑与其统治的小邑之间的地区，还分布着许多敌对的不同种姓的小方国。它们中有些还没有文字，与华夏语言也不同。所以，它们之间以及与华夏之间，都各自为政，互不干犯，有时又相互战争。它们只有势力大小的不同，还没有谁服从谁的一统的思想。所以，当时人所想到的王朝国土，只会有分散在各地的几个“据点（小邑）”的概念，还没有以大邑为中心的“整个面”的概念。在这种群“点”并立的情况下，自然更不会有“王朝边界”的概念了。商王朝大邑商（殷墟）的周围就散布着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如鬼方、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方等。甚至周克商时所联合的八个氏族，如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也大都是近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旧注以为在四川、湖北等地，不可信）。这些大小不同的氏族方国（当时的商或周也包含在内）之间，还存在着不属于任何方国的广大空旷的荒野地带。对当时这种具体情况了解了，就有助于了解远古时的许多历史大事，例如商汤前后夏、商、周是三个大小不同的民族同时并立，它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后人所想象的那种君、臣隶属关系。商汤灭夏，仅仅是把夏桀赶跑了，夏都邑为商族所占领，而散居在各地的夏族人仍独立存在。周武王灭商也同样仅仅是把商纣杀掉，占领了商都殷墟，仍令商纣的儿子武庚统治着殷民，只派遣三监对他实行监督而已。那种君臣上下隶属的体系，是从周公东征胜利，占领了广大地区，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四） 应辨明“夏文化”与“夏时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历史上在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这是从传世的古文献，尤其是《史记》中得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