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266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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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大家茅海建*文章精选，史料、史识、史笔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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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程观察重要问题和转折时刻，重建史实，发现历史事件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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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史料与历史现场穿梭， 实践历史叙述应有的方式，不增不减，不美化也不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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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已过百年，需要纪念还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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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思想革命的主体，是激进的新派知识分子还是“守旧”的洋务运动主将？
历史的真实是什么？历史学所追求的，只是揭露和批判吗？历史学家对真实负有怎样的责任，如何叙述历史事实？
本书为茅海建教授近年学术随笔、演讲等结集而成，大体分为四部分，包括与历史观察和思索结合的游记（西伯利亚铁路、张库大道、贝加尔湖、满洲里，越南），近代中外交流与关系的关键时刻与转变（马嘎尔尼使团、甲午战后中日博弈、乾隆时期的澳门角色），康有为思想晦暗不明之处，晚清思想革命以及辛亥革命的反思，史学研究反思与回忆故人、故事等。
伴着驼铃从张家口到库伦，随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行，实地踏勘让历史的魅力更加饱满。从马戛尔尼、谢清高，赴日清使刘学询和庆宽，为什么时间没有磨平知识与认知的差距？从甲午到日俄战争，中、日、俄三国东北亚利益争夺与力量博弈从未间断，后来的二战与朝鲜战争，主线在哪里？历史并未远去。晚清思想革命与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其推动者除激进的维新派和在野的新派士人还另有其人。辛亥革命一百年，抛开历史定见，明晰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革命中各派势力的消长与动作、思想与现实的差异、历史的徘徊，应该做什么样的反思？对师长的怀念，对学生的期待，回忆终生挚友交往点滴，同道学友的砥砺支持，追求的还是思想比生命跟绵长。
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
俄罗斯商队的北京贸易
山西商人的兴起
张库大道
迟暮的美人——恰克图
“大博弈”——海路与陆路
道钉
后贝加尔的美丽风光
赤塔
“红色通道”
大铁路牵来的“新”城市
在越南的学术访问
日程安排与一般印象
教授与文庙
严霆为
在胡志明陵前
感受到的经济生活
在闹市区被抢劫
知识的差距
——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
马戛尔尼使华和他的中国知识
谢清高与《海录》
刘学询、庆宽使日与山县有朋意见书
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
知识的吸取与生产
甲午战后远东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
甲午战争与“三国干涉还辽”
中俄密约与青岛、旅大等权益的丧失
日本的修好工作与“化敌为友”的效果
日俄战争的后果
历史在重复
1759 年洪仁辉事件与澳门的角色转换
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问题的发生
《大同书》的写作时间：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说法
“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由梁渡康
康门其他弟子的言说和梁鼎芬的评论
创制立教
康有为与“进化论”
康有为、梁启超对严复的迎拒
康有为最初接触与言及“进化”
“大同三世说”与进化论
“发明”与“暗合”：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说法
《大同书》：进化与天演的背离
晚清的思想革命
严修与蔡元培
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思想革命的主体
辛亥革命一百年
革命发生的原因
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活动
清朝的经济形势与政治改革
偶发的诱因：保路运动
武昌起义与各地起义
袁世凯推翻清朝
两次复辟：洪宪与宣统再登位
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
百年后的反思
历史的叙述方式
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
又逢戊戌
重庆的“南开”
逝去的人们
奚 原
沈渭滨
褚钰泉
李秋江
思想比生命更长久
后 记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需要反思的内容很多，而我个人认为最应当注视的方面，是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与现实中的强权政治。
辛亥革命作为政治革命，其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作为专制王朝的清朝是被推翻了，但人民主权的“民国”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了？
辛亥革命前，在国外的革命党人自然是激进主义者，他们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充分表现出强烈猛进的性格。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三民主义”，描绘了新国家的政治面貌，但真正要回到国内来做事，依靠的却是在社会底层中失意的会党。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又怎么可能达到理性的结合？而合作的结果，一再显示出激进主义的尴尬。孙中山后来的合作者，也多半是失意的军阀。
辛亥革命前，在国内的立宪党人，被视为温和主义者。但这些温和主义者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激进的？预备立宪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预备立宪的时间却只有九年。但宣布立宪的清朝中枢，并没有在预备工作上花功夫，推动立宪的立宪党人，也没有在预备工作上花功夫，所争论的焦点却是最为不足的预备时间。从九年（1917年）到五年（1913年），从五年争三年，其实就是明年（1911年）。而真到了1911年，立宪党人普遍地转向革命。历史最为根本的特点是“不可改变性”，历史学家最为基本的态度是“不可去假设”，但我却时常会忍不住想象：若是九年立宪成功，若是五年立宪成功，中国的命运又会怎么样？ 1913年，袁世凯逮捕国民党国会议员时，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过“五年立宪”？
1917年，黎元洪总统借国会之力赶走段祺瑞总理，张勋借机复辟，南方各省发起“护法”时，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过“九年立宪”？
在辛亥的时代，激进主义占尽了风头，一旦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强权政治，遇到袁世凯，遇到其他军事强人，结果都败下阵来。也就是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行为的传统规则。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空气中飘荡着儒家文化的“王风”，骨子里又是强权政治的霸道。虽说是“霸王道杂之”，但“王风”真遇到霸道，还只能是甘拜下风。由此可认真思考辛亥革命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是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否已经到了政治革命的前夜？如果这些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没有充分变化，又应该如何来改变？ 革命对此能起多大的作用？历史学界原有的历史结论，由此显得不那么明确肯定，变得模糊起来。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超出了历史学家的专业范围，应该交由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由他们来分析和解答这一类历史的疑问。
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制度的“领先”只能是一种表象，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并没有消退而失去其作用。我作为历史学家，注意的仍然是徘徊的现象：1908
年，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1924年，孙中山提出“训政时期”。两者的相似点我是知道的，都是需要时间，但两者的差异点又在哪里呢？
日俄战争的后果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政府犯下决定性错误，英、法、德、美、俄、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八国组成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由于地理条件和英国陷于布尔战争等因，日军的数量在八国中是比较大的，是进攻北京的一路主力。与此同时，俄国以保护中东路、中东路支线为名，出动了13万军队，占领了东北的要地。《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陆续撤出北京等地，而俄国军队却赖在东北不走。英、美、日本皆对此表示不满，而日本感到的威胁最大——俄国在海参崴和中国东北的双重存在，不仅将使日本无法控制朝鲜半岛，且无法进入大陆。
由此，日本加速了英日同盟的进程，以争取国际援助，避免“三国干涉还辽”时的孤立。日本频频与中国政府及地方大员商量抗俄对策，使之对俄政策上态度强硬，拒绝签订承认俄国占领东北现状的条约。日本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引出了许多好感。当时中国学生大量赴日本留学，在此鼓动下，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即将完工，日本感到军事压力增大，于1904 年2 月中止谈判，发动了对俄战争。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其主战场在中国东北，最为血腥的战事发生在旅顺与沈阳。清朝虽有与俄国军事同盟的密约，但在俄国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同盟已不存在。清朝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宣布局外中立。至此，日本的外交目标完全达到了。1905 年，战败的俄国与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让出南库页岛，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其获得长春以南到旅顺的中东路支线和旅顺、大连两港转让给日本。日本成了东北亚的主人。
从1895 年的《马关条约》，到1905 年的《朴次茅斯和约》，这十年中发生了什么？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辽东半岛因三国干涉而失去，此次再次夺回，并得到了朝鲜与南库页岛。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希望依靠俄、德、法三国来对抗日本，结果失去了青岛、旅顺、大连、湛江，而胶济路、中东路与中东路支线，更是使山东、东三省完全处于危险之中；由此再想依靠英国、日本来对抗，仍是一无所获， 对英国是失去了威海与新界，日本战胜俄国后，东三省的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灾难是大大增加了。
1895—1905 年，是中国外交大失败的十年，也是日本外交和军事大胜利的十年。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898—1908 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两国没有战争，日本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着同情，等等。我个人认为，这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1905 年，日本对大韩帝国进行“统监”，1910 年，日本与韩国“合并”。
1917 年，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占领青岛与胶济路，1922 年，因美国等国的反对，日本撤出青岛并允许中国“赎回”胶济路，但保持其在山东的影响力。
1928 年，日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2 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苏联随后将中东路北部的权益出售给伪满洲国（1.4
亿日元）。
以上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看成1895—1905 年日本应对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合乎逻辑的后果。
后 记
年纪大了，“成熟”了，说话与做事都不想“冒尖”了。“耳顺”之后尤是如此，只想在平静的生活中做点平实的学问。
大约过了“不惑”之年后没多久，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不要再去说那些有深度有深意的话，即不必多做深论。史家的本事应是为史，史实就是第一位的，于是开始了“史实重建”的工作。从追求卓越到追求平常，境界一下子不那么高尚，学术档次也下降得比较快，亦有一些朋友为我而担心。我却以为，平实与平静似也属于一种可以追求的境界——当你看到了世上的极光，再多的感慨与叹息也会自然地离你而去。
所谓“史实重建”，就是繁琐考证。结果是文章越写越长，读者越来越少，谁又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来阅读一百多年前的那些细细碎碎？真是繁琐走到了“烦琐”。如今的时尚是手机阅读，简短是第一要义，我又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了。“史实重建”的另一后果是追求史实的“真实性”，这在历史学界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之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真是自找苦吃，平白无故地给自己添了许多压力。
正是因为我那些繁琐考证的文章非常不好读，到了演讲时，还必须得做出个简本来。本书中《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康有为与“进化论”》两篇，就是将原来的多篇或长篇学术论文改写成的演讲稿，只是那些大段而拗口的引文，在演讲时自可用口语来表达，若在书面语中再翻译一遍，实属累赘。遇到了那些应该出席或不可不出席的会议， 总得讲点大家能够听得下去的话，以能“证明”自己的专业性质。于是，我写了《知识的差距—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刘学询、庆宽使日说起》《甲午战后远东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1759 年洪仁辉事件与澳门的角色转换》《晚清的思想革命》《辛亥革命一百年》。有机会到了一些新奇或心仪的地方，心情自然荡漾，若是能够重返历史现场，更是激动人心。但我却写不出那种严密考证的文章，结果便出现了学术水平不高的作品：《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越南的学术访问》《重庆的“南开”》。还有一些小文，虽然不具有什么价值，却是自我内心活动的真实写照：《历史的叙述方式》《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又逢戊戌》《逝去的人们》。
五年前，我将这一类不那么繁琐的文字结集为《依然如旧的月色》，并自作主张加了一个副题“学术随笔集”，结果被一些读者识破而指责。由此，我才第一次知道“随笔” 本属一种高尚优美的文体，并不是字面上“随便写写”的意思。这一次我可真不敢再冒充什么“学术随笔”了。我不知道这些文字应当属于何种文体（自称为“历史的叙述方式”），比起我这些年所写的繁琐考证的论文，不那么长（减少引文，减少分析），不那么绕（截弯取直，略去论证），或许还可以随便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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