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论

作者以严谨的态度，以通俗冷静的笔触描写出了一个思想者的生命轨迹。如纪录片镜头般展现了王小波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大事件以及每个事件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把王小波的人生经历、作品、思想特点清晰地勾勒出来。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教授。于《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及评论百余篇，于《收获》《当代》《十月》等刊发表小说数十篇。获紫金山文学奖等，小说入选201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著有《王小波传》《英雄时代》等，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悖论的“自由主义”：王小波的研究路径

　　第一节　思想型作家：现代化语境的王小波 ／1

　　第二节　“群体否定”与“宽容理性”

　　　　　　——自由主义文化逻辑 ／18

第二章　王小波的家庭环境与童年成长

　　第一节　王小波的家庭环境 ／31

　　第二节　“坏孩子”的养成史 ／40

　　第三节　“革命”时代的狂欢与失落 ／51

第三章　王小波的知青时代

　　第一节　热风瘴雨的“黄金时代” ／60

　　第二节　青虎山的苦闷青春 ／72

　　第三节　《绿毛水怪》：浪漫主义的另类宣言 ／92

第四章　王小波的青年求学经历

　　第一节　青工“王二”到老三届大学生 ／110

　　第二节　洋插队：走出国门看世界 ／123

第五章　1990年代：王小波的文学生涯

　　第一节　从海归教师到自由撰稿人 ／139

　　第二节　王小波杂文随笔的成就 ／152

　　第三节　王小波同性爱题材小说研究 ／163

第六章　王小波小说的艺术景观

　　第一节　复古的主体性——叙述者王二 ／176

　　第二节　自由的游戏——叙事时空构建 ／190

　　第三节　王小波小说的三重主题形象 ／200

　　第四节　王小波小说的三大意象 ／207

　　第五节　两个不同的“杂文历史小说”版本 ／217

第七章　神话的诞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

　　第一节　“文坛受难者”的神话 ／241

　　第二节　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神话 ／249

　　第三节　文化悖论时代的自由神话 ／255

第八章　王小波的思想价值及其局限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品格重塑 ／263

　　第二节　“游戏顽童”的价值与局限性 ／278

附录　王小波年谱 ／289

前　言

王小波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如果说谁能在消费文化日益失控的当代中国，引发持续而强烈的纯文学激情，那么王小波的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那些追求个性的网络愤青、大学校园内为事业与爱情忧心忡忡的莘莘学子，还是广义的当代文化人（诸如传媒、出版、电影、艺术等领域）、态度严谨的学院派学者，都无法完全回避王小波给我们当代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很难形容2007年10月的某个下午，当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关方面“纪念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而推出王小波裸体塑像的感想。那片小小的屏幕上，当“一堆黄泥”以一个“手捂裆部”的姿态蹲坐在台上，我很怀疑这个形象就是王小波。至少，他不是我心目中王小波。我不由想起了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遭遇王小波作品时候的感受。1997年，我大学刚毕业，在一个小书店发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白银时代》。书店灯光昏暗，那本书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买下这本书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相对而言，它比较便宜，另一个方面，它的封面吸引了我。一个中国作家的小说，配上一个希腊酒神宴饮式的浮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想来，不得不佩服花城出版社编辑独特的眼光。因为这正道出了王小波小说所表现的文化特质。但是，当我拿到这本书后，却看不下去，因为它对我的阅读经验来说非常陌生。精神贵族式的英美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类似自然主义的华丽铺陈，处处可见的逻辑证伪式的理性趣味，尖锐大胆的思考，惊世骇俗又干净坦然的性描写，这完全和我之前得到的有关小说的阅读经验不同。

1990年代初期，我读大学时，正赶上新潮小说的余绪和新写实小说流行。但是，王小波却是超越时代的。他的小说形式、小说语言、作品所蕴涵的深刻思考，以及这种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味，都超越了那个时代公认的审美范式。他作品中所拥有的大无畏的人性力量，产生于1990年代，但并不符合1990年代文学话语平庸而商业化的标准，例如，窥视意味的隐秘欲望、无处不在的空虚和无聊、伪愤青式的狂欢、自恋式的精神洁癖，还有淹没在琐碎现实之中的审美感觉等等。他的心胸和气度，沟通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直接继承了1980年代有关启蒙的思考。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了鲁迅的批判力量、胡适的宽容精神、有关现代小说的审美品位，而且真正培养了我有关科学和理性的感性认识。

不久，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接受人民群众的再锻炼，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年难忘岁月。在那个灯光昏黄、狭小潮湿的宿舍，我靠读书打发剩余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夏夜的蚊虫、老鼠和蝙蝠，冬天冰冷的像坟墓一般的房间，都让我的读书心情变得十分古怪。在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原始积累残酷而愚蠢的生产方式，野蛮粗鄙的生存与无奈的抗争，以及知识分子在公众空间中可怜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经，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我和时代的愿望。于是，我重新拿起了王小波，并将《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诸篇读了许多遍，我发现，原来我懵懵懂懂的想法并不孤单，那就是人如何找寻自由的问题，而王小波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对此早有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且更为坚定、热情与无所畏惧。

那么，王小波是谁呢？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教授王方名的儿子？留学美国的计算机和统计学大学讲师？一个落魄的自由撰稿人？一个智慧的顽童？一个准色情作家？一个保守自由主义学者？还是一个在堕落年代坚持理想的“小鲁迅”？一个反对“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的不合时宜的文人？这个酷似“粗壮民工”的精英化作家，这个不修边幅、羞涩而沉稳，眼神慵懒却不时透出几分倔强的中年“巨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到底带给中国什么？王小波就像一团“迷雾”，吸引着我们，却拒绝所有简单的阐释。他在中国出走于红色教堂而飞奔欲望前景的现代化旅程上，不过是窗外一棵高大而古怪的树木，孤独地站立在一片树林中。他的高大与突兀，也许会让身为观光客的我们“大吃一惊”，成为那段躁动的旅途上“恰到好处”的谈资，却绝不会让我们停下来做深刻的思考——也许，这也可以看作王小波接受史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下的一个寓言吧。然而，所有预先承诺的“欲望诱惑”，最终却变成了一个个没有终点的“站台”，一个个风尘中迷失的“镜城”，而每一次自以为是的“抵达的欢呼”，都会成为一次“更远的疏离”与“更为焦虑的追索”，并让我们“隐隐地”回忆起那个大个子作家。这也是本书试图阐释王小波的出发点和文学史动力之一。

小说中王小波写道：“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①()?这可以看作时代的真实写照。它在提醒我们，文化悖论始终存在，且还在不断深化。世代积累而沉淀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先于我们存在，它们从没有离开中国这块土地。我们告诉自己，现代化的日子就要到来，我们可以一起跨入美好的新时代。我们沉醉于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在饭店、酒吧以及行为艺术、摇滚中忘记了自己。但是，在这个多元并置的时代，一个鼓励遗忘现实、沉醉于消费的悖论时代，倘若不是出于瞒和骗的自欺欺人和自我遗忘，我们就无法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回避自由问题。而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是一个“高调”的文化，缺少明晰的理性和科学的考证。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意识形态救世论、经济救世论，甚至是东方救世论、国学救世论、文学救世论、气功救世论等光怪陆离的社会思潮了。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怪异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源头。我觉得，这种乱成形于悖论所导致的价值杂糅，从而形成了我们这个特殊的欲望消费社会。只有理解了悖论化的中国文化语境，才能真正理解王小波小说所呈现的特殊艺术形态，例如，在消解宏大叙事的同时，却具有建构作用；在“创新”中的“复古”，在“欲望叙事”中的“反欲望”，在“反启蒙”之中的“启蒙姿态”，在“保守理性主义”之中的“激进”。

我们都乐见明朗的历史进步，而不愿意讨论历史可悲的循环。但历史所有非理性的爆发，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刺痛我们，强制性地将我们拉入一个逝去的时空。尽管吉本等历史学家不断声称，历史毫无意义，不过是由人类的罪行、野蛮和愚蠢组成。但我们总不愿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经过了几千年进化，但人类身上的恶习却从未减少。也许，正因为有了王小波等前行者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悲观和失望才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我们才在批判中更加坚定地迈向自由、平等、开放的文明社会。我坚信，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抑或作为文学潮流和重大文学现象，还是应对中国由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艰难转变的历史进程，王小波作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个案，他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信息将越来越多地为世人所认识，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提供新的希望。

王小波是1990年代崛起的一位思想型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①()，曾将自己的艺术创作归功于中国翻译小说，例如王道乾、傅雷，以及西方的一些作家，例如迪伦马特、杜拉斯、卡尔维诺、萧伯纳、奥维尔等，已有论者对王小波的西方资源做了研
究^②()。我认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的精神世界，至少还可以在两个维度上进行阐释。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和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也有着冷战格局崩溃后，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型创作的经典作家——鲁迅。近年来已有学者在大声疾呼：“现代中国的两大自由主义者就是鲁迅与胡适。”^③()?这种继承和发展，我认为，既是有意而为之，又是无意而得之。这是一个坚持在中国悖论式文化语境中进行思想写作的作家的必然宿命。他的理性科学精神、低调怀疑主义、对民主自由精神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修复并联接着“五四”的主题和使命。他也继承了鲁迅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精神关注，分执“杂文”和“小说”两种利器，把鲁迅“反抗庸俗”的思想主题和反传统姿态做了新的延展，其反“极权”、反“专制”的思路正是鲁迅“悖论”思想的生发，其对“游戏”文学理念和艺术形式的探索，更是中国文学个性解放的新亮点。对王小波的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感性梳理和阐释，或单方面的艺术特征考察。许多理论家试图用“后知青小说”“幻想小说”等现有框架去概括王小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围绕王小波的评价，争论也很大。许多学者认为王小波不过是炒作的结果，而王小波对于文坛之外，比如媒体、大学校园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2002年王小波忌日，《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隆重推出纪念活动^①()。而2005年，王小波逝世周年纪念在鲁迅纪念馆的召开，更暗示了王小波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界影响的一种强大潜力^②()。甚至有人撰文指出，王小波是近二十年来最优秀的文人^③()。戴锦华、艾晓明、姚新勇、崔卫平等学者的王小波研究，也已有了相当的深度和规模，姚新勇对王小波“新理性”问题的关注，戴锦华对王小波“狂欢”化风格的考察，艾晓明对王小波“反权力”话语的解析，都独到而深刻。秦晖、汪丁丁等非文学专业的人文学者的解读，也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了王小波。但是，将王小波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关节点”，并思考其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却一直没有被学术界很好认识。同时，王小波作为思想异端的作家，一个文学史“精神自由”的个案，考察其内在精神和艺术品质，从而进一步展示中国文学内部悖论逻辑的演变和内在危机，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然而，选择思想型作家王小波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着眼点”，的确存在相当的难度。因为当代作家毕竟离历史太近，是否能真正经受文学史的淘洗和考验，还有待论证。王小波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我想从三方面来探寻王小波的价值和意义。一是“现在时态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是我立论的时空场域。在中国叙事学中，我们看到，由于缺乏西方语言系统对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的时态划分，中国古代的现在观念十分模糊。在中国传统的循环论时空观中，“现在”和“未来”都受制于“过去”。“现在”不过是“古代”的翻版，而“将来”不过是“过去”的另一次重现。不但满意现实的人要推崇“十亿神州尽尧舜”，不满现实的人同样也发出“人心不古”的怨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思想意义，首先就在于为民族和文化找到了一种关注“现在”的刚健精神。虽然，这种“现在”精神不断被遮蔽、改写为一种功利化的“权力”话语。王小波“众神狂欢”式的写作中，无论“文革”题材小说、知青题材小说、“杂文历史”小说，以及犀利的杂文，都充满着强烈关注“现在”精神。这也是王小波思想的批判性所在。

第二个立足点在于“文化悖论”。如果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境遇出发，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悖论”。就文化哲学来看，近代西方入侵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文化事件，它打断了中国自给自足的文化时空链接，从而使二十世纪中国呈现出错位和悖论的文化特点。也就是说，中国“此在”的“果”，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因”，而是来自中国对“西方”的想象与改写。同时，由于中华文明本身强大的文化维模功能，也导致了殖民过程中的文化抵抗和文化转型的复杂与艰巨。就中国文学而言，任何有深度的文学模式，都必须建立在对这种悖论特征的深刻认识上。王小波坚持从悖论角度考察中国的“此在”文化语境，并自觉运用悖论式思维发展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文学模式。所谓悖论式的体验与深度表达，并非指单纯文明冲撞、挤压所引发的疼痛，也不能等同于“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王小波以自由主义信念结合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纯粹的美学追求碰撞经验哲学理念，将世俗理性嫁接于文学理想。特别是在处理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等许多问题上，王小波都形成了比较特别的悖论超越性
思维。

第三个立足点就是“群体与个体的关系”。这是一个老话题，无疑也是个新话题。然而，我们却发现，当我们讨论启蒙重要性的时候，常常被情感所左右，倾向于夸大个体自由，或群体的道德主义。一个没有个体独立自觉意识的群体，只不是一群整齐划一的“工蚁”，被看不见的细线穿成“木偶”，而没有“公共空间”秩序的个体，只不是一群自私而孤立的个人。非常不幸的是，处于转型期的悖论中国，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且荒诞地共存着，而“个人主义”，依然是当今中国民主与自由建设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对于王小波来说，他坚持从个体角度思考群体，而非简单从改良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坚持从“弱势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的个体自由谈群体的发展，而非权威话语的态度；坚持在文化悖论中发展地考察个体与群体的问题，而非简单地用道德加以区分和判断。在1990年代的氛围中，在经济飞速发展、知识分子大溃败的现实下，特别是多元并置的“悖论”式碎片化文化景观中，王小波高举知识分子精神重建旗帜，执着于发掘意识形态对精神独立个体的隐性控制，批判这种控制与传统文化、消费文化的结合，更是对“毫不妥协”的主体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