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3053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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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教师，以及本科、硕、博研究生，研究生导师
内容简介
为了纪念并进一步促进同济大学应用经济学科的学术发展，《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同济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学术论文集》收录了*近几年同济大学应用经济学科代表性学术论文。所收录的论文均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论文作者们具有良好的学历背景。论文选题涵盖金融、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热点问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创新点明确，研究方法科学，引证资料翔实，论证深入透彻，写作规范，语言表达准确，体现出作者们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写作功底。
目 录
目录
1 公司治理与员工福利：来自中国非上市企业的证据 钟宁桦
20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钟宁桦
35 银行部门的市场化、信贷配置与工业重构 简泽 干春晖 余典范
58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简泽 张涛 伏玉林
85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程名望 Jin Yanhong 盖庆恩 史清华
105 银行债权治理、管理者偏好与国有企业的绩效 简泽
120 货币政策的预期冲击与产业经济转型效应分析——基于跨产业DSGE模型的视角 张伟 郑婕 黄炎龙
142 基于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研究 冯晓 朱彦元 杨茜
176 劳动无限供给下中国的经济波动 黎德福 唐雪梅
197 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是否稳定？ 李永 金珂 孟祥月
213 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及贸易上游度测算方法的设计及应用 周华 李飞飞 赵轩 李品芳
231 货币性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层次优化配置 罗素梅 陈伟忠 周光友
250 技术创新、知识溢出与地区市场潜能 林善浪 张作雄
261 优化非农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基于地方政府自发改革试验的机制重构 林善浪 郭建锋 陶小马 施建刚
278 房地产交易中隐名购房的风险管理与防范 沈晖 谢逸
287 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晓博 刘伟 辛飞飞
307 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银行贷款和房价动态影响关系：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叶欣 王婕
1 公司治理与员工福利：来自中国非上市企业的证据 钟宁桦
20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钟宁桦
35 银行部门的市场化、信贷配置与工业重构 简泽 干春晖 余典范
58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简泽 张涛 伏玉林
85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程名望 Jin Yanhong 盖庆恩 史清华
105 银行债权治理、管理者偏好与国有企业的绩效 简泽
120 货币政策的预期冲击与产业经济转型效应分析——基于跨产业DSGE模型的视角 张伟 郑婕 黄炎龙
142 基于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函数研究 冯晓 朱彦元 杨茜
176 劳动无限供给下中国的经济波动 黎德福 唐雪梅
197 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是否稳定？ 李永 金珂 孟祥月
213 非等间距产业上游度及贸易上游度测算方法的设计及应用 周华 李飞飞 赵轩 李品芳
231 货币性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层次优化配置 罗素梅 陈伟忠 周光友
250 技术创新、知识溢出与地区市场潜能 林善浪 张作雄
261 优化非农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基于地方政府自发改革试验的机制重构 林善浪 郭建锋 陶小马 施建刚
278 房地产交易中隐名购房的风险管理与防范 沈晖 谢逸
287 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王晓博 刘伟 辛飞飞
307 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银行贷款和房价动态影响关系：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叶欣 王婕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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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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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与员工福利：来自中国非上市企业的证据*①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员工福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企业在16个约束经理人行为的治理结构上的表现，文章构建一个公司治理指数。员工福利是以小时工资、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其他一系列的指标来度量的。基准回归显示，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不仅利润率高、而且提供给了员工更好的福利。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为了追求个人短期内的利益，经理人会削减各类员工的福利以及培训支出，这损害了企业的利润率；而好的公司治理能够约束经理人，调整他们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使其符合股东的利益。
关键词：公司治理；员工福利；企业绩效
一、引言
公司治理结构源自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普遍分离的特征。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并非企业的经营者（管理层），进而就有了如何监管、激励经营者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试图使经理人的各项决策符合股东利益的制度安排①。公司治理大致可以分为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包括董事会、经理人薪酬、财务信息披露、内部风险控制等；而外部治理主要包括来自资本市场的监管，更为广义的，还包括来自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劳动力市场的约束。由于公司治理直接事关企业的外部融资、资本回报和财务管理，因此它是公司金融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②
在本文中，作者想考察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或者保护员工的利益？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观察，即员工所做的投资可能与股东所做的投资面临同样类型的风险。员工在工作中投入了体力、智力等人力资本；此外，他们还做了其他一些与工作相关的安排，如居住安排、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入学，以及构建各类社会人际网络等。在做了这些投资之后，他们不能完全控制投资的回报，如同投入了物质资本，却不能控制投资回报的股东一样。
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正是这类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问题。不过，公司治理首要保护的是股东的利益，即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然而，在股东利益**化原则的驱使下，公司治理仍然有可能会影响员工的福利—如果经理人对待员工的态度与股东的态度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就可能约束经理人的自主权（discretion），并调整他们在员工福利发放上的决策。
经理人和股东在如何对待员工上可能有着不同的态度。西方公司金融的文献中普遍地发现，经理人追逐自己任期内（短期）的私人利益，而非将企业长期利润**化的目标至于首位（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举例来说，经理人普遍有着一种“建造帝国”的倾向（empire building，也可称为“做大企业”）。即他们会努力使自己的企业更“大” —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销售额、更大的市场份额等。如此，经理人就能掌控更多的资源，或者在市场上有着更高的威望和更大的影响力。出于这样的愿望，经理人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到物质资本上，或者是投入意在扩大市场份额的营销和广告上。而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削减在员工福利上的投入，包括工资、各类福利、培训支出等。
与经理人的态度不同，股东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期利润率，并可能更愿意在员工福利上加大投入。这是因为比较好的福利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全这份工作，同时也有助于吸引来高素质的员工。此外，高福利还会激励员工做更多的“仅与本企业相关的投资”（firm-specific investments）。例如，学习并改进本企业独特的技术、发展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等，这些都有助于在长期中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股东可能希望将员工的工资提高到“效率工资”的水平，或者至少会试图防止经理人为了私人的利益而过度削减员工的福利。
如果以上所陈述的情况确实在现实中发生着，那么作者应该能够观察到公司治理结构会同时对员工的工资和企业的利润率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2006年在中国12个城市1 268家企业中所作的调研数据，本文考察了治理结构对员工福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该数据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有关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员工福利的信息。在这些企业中，除了56家以外，其余的都是非上市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背景中有几个独有的特征，它们非常有利于考察内部治理结构是如何影响经理人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的。
首先，在中国，缺乏一个非常完善的企业所有权的交易市场，诸如恶意收购、代理权之争等争夺企业控制权的事件很少发生。因此，一些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治理和员工福利的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例如，Pagano和Volpin（2005a）发展了一个模型，其中，企业的经理人在面对外部恶意收购的威胁时会发给员工很高的工资，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来一同抵制外部收购。与此同时，在面临外部收购的威胁时，股东和经理人还可能调整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所以，外部收购威胁会带来复杂的治理结构与员工福利的变化。不过，在本文中并不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另外一个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治理结构与员工福利的因素来自机构投资者。诸如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当看到企业的季报不如预期时，就可能会大幅度减仓，导致企业的股价大跌。而经理人通常是希望股价稳定或者上升的，所以他们在预期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之后，可能会削减员工的工资以提高企业的账面利润。在本文中，由于样本企业大都为非上市公司，所以不用考虑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简而言之，样本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相对简单，这有利于辨析出内部治理对员工福利的影响。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对劳动力的保护非常弱，劳工保护的标准也很低。在这样的环境下，经理人更有可能侵犯员工的利益；也因此，考察内部治理结构是否能够保护员工利益，以一定程度地抵补外部管制以及内部工会力量上的不足显得很有意义。
关于公司治理，理论文献中有一个著名的问题，就此问题双方辩论了大半个世纪。那就是治理结构应该代表谁的利益？是否应该仅仅代表股东（shareholders）的利益，还是应该同时顾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员工、供应商、顾客等？自从Berle（1931）、Dodd（1932）等开启了两权分离下的公司治理的讨论，大量的研究参与到了这个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辩论中（shareholders vs. stakeholders）①。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是公司金融领域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例如，Tirole 教授2001年在Econometrica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群体”（the stakeholder society）的概念（Tirole，2001）。他论述到，因为经理层做出的有关企业利益**化的决策会给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外部性，所以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使得经理层能够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内部化（internalize）的机制”，尤其应该顾及员工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仅投入了人力资本，还做出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诸如住房的安排、配偶的就业、自我培训、构建社会关系等等”。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辩论是规范性的（应该如何），而作者的这项研究是实证性的（事实上如何）。不过，本文通过考察现实中治理结构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具体机制或许能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本文也和员工持股的文献相关。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Kim（2009）研究发现员工持股为投资者和员工都带来了益处；而Robinson和Zhang（2005）发现员工持股会影响企业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本文与这些研究的不同之处是作者考察一系列的不直接与员工利益相关的治理结构的作用。另外，在Shleifer和Vishny（1997）这篇著名的综述文章之后，有几千篇文献考察了治理结构对企业利润率和股票回报率的影响。与它们不同的是，本文考察治理结构是如何通过调整经理人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而影响企业的绩效的。这项研究还与Konzelmann等（2006）相关，其使用英国3 000个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公司治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联。它的结果显示公司治理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结构、本质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做出承诺的可信性，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参与到生产活动中的积极性。虽然有着这些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治理结构在企业劳动关系上的作用。然而，这样的一项研究对现代企业日益变化着的本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人力资本正在逐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企业*为重要的资产（Zingales，2000）。而随之，对劳动力的保护与提供给员工的福利将会与企业的物质资本回报率同等地重要，共同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因此，考察治理结构能否保证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合理的回报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使用的数据，并比较不同治理水平的企业在诸多方面上表现的差异。第三部分使用回归分析，首先给出基准的结果，然后使用几组不同的模型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第四部分总结本文，并做进一步的一些讨论。
二、数据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部分是国际金融公司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CCER）组织的一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查，此次调研在2006年的春季对全国12个城市的1 268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劳动保护、治理结构、市场环境、政府监管等方面。另一部分的数据来自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这些样本企业在2002~2005年的财务和人员信息，包括雇用人数、资本余额、总利润、税收、总销售额等。调查的城市包括（从北至南）长春、丹东、赤峰、北京、石家庄、西安、淄博、重庆、十堰、吴江、杭州和顺德。无论从各类经济指标还是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城市都构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代表集合。其中，北京和重庆为省级城市；长春、石家庄、西安、杭州为省会城市；丹东、赤峰、淄博、十堰为地级城市；吴江和顺德为中等县级城市。从地区分布来看，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各有4个城市。调查的企业是**抽取的。不过，是从一个年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企业全集中抽取的，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只保存着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
为了保证该样本代表了真实的企业分布的状况，调研采取了两层的抽样策略。首先，将企业按所有制分成四种主要的类型，即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其次，按各样本城市中每类企业的实际份额来抽取企业。在样本中，68.7%是国内私营企业，其余三类企业大致各占10%。再次，将企业按规模分成大中小三类。分类的标准为国家统计局通常的划分标准（SETC，2003）。*后，使用各样本城市中三种规模的企业所占的份额来进行第二轮的企业**抽取。
（二）治理指数
作者首先为样本中的企业构建一个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指数。Gompers等（2003）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构建了公司治理文献中*有名的GIM指数。作者照着他们的方法来做：在数据中有16个有利于约束经理人行为而不直接与员工福利相关的治理结构。它们都是二元变量（表1）。例如，该企业雇用了外部审计、定期向股东提供财务报表、设立了一个董事会、制定了公司章程，或者与总经理签订书面合同并规定总经理的任期等。一个公司如果做到了一点就得一分，而公司治理指数就是该公司在所有这16个方面上得分的总值。在样本企业中，有33.83%的企业得分超过12分，作者称这组企业为“高水平治理”组。30.13%得分低于9分，它们被称为“低水平治理”组。其余36.04%的企业得分在9~12分，它们被称为“中间组”。表1中给出了这三组的统计描述。在所有16个方面上，“高水平治理”组的平均得分都是**的，而“低水平治理”组的平均得分是**的；并且，“高水平治理”和“低水平治理”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这表明，在每一个治理结构方面
钟宁桦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员工福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企业在16个约束经理人行为的治理结构上的表现，文章构建一个公司治理指数。员工福利是以小时工资、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其他一系列的指标来度量的。基准回归显示，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不仅利润率高、而且提供给了员工更好的福利。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为了追求个人短期内的利益，经理人会削减各类员工的福利以及培训支出，这损害了企业的利润率；而好的公司治理能够约束经理人，调整他们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使其符合股东的利益。
关键词：公司治理；员工福利；企业绩效
一、引言
公司治理结构源自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普遍分离的特征。企业的所有者（股东）并非企业的经营者（管理层），进而就有了如何监管、激励经营者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试图使经理人的各项决策符合股东利益的制度安排①。公司治理大致可以分为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包括董事会、经理人薪酬、财务信息披露、内部风险控制等；而外部治理主要包括来自资本市场的监管，更为广义的，还包括来自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劳动力市场的约束。由于公司治理直接事关企业的外部融资、资本回报和财务管理，因此它是公司金融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②
在本文中，作者想考察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或者保护员工的利益？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观察，即员工所做的投资可能与股东所做的投资面临同样类型的风险。员工在工作中投入了体力、智力等人力资本；此外，他们还做了其他一些与工作相关的安排，如居住安排、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入学，以及构建各类社会人际网络等。在做了这些投资之后，他们不能完全控制投资的回报，如同投入了物质资本，却不能控制投资回报的股东一样。
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正是这类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问题。不过，公司治理首要保护的是股东的利益，即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而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然而，在股东利益**化原则的驱使下，公司治理仍然有可能会影响员工的福利—如果经理人对待员工的态度与股东的态度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就可能约束经理人的自主权（discretion），并调整他们在员工福利发放上的决策。
经理人和股东在如何对待员工上可能有着不同的态度。西方公司金融的文献中普遍地发现，经理人追逐自己任期内（短期）的私人利益，而非将企业长期利润**化的目标至于首位（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举例来说，经理人普遍有着一种“建造帝国”的倾向（empire building，也可称为“做大企业”）。即他们会努力使自己的企业更“大” —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销售额、更大的市场份额等。如此，经理人就能掌控更多的资源，或者在市场上有着更高的威望和更大的影响力。出于这样的愿望，经理人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到物质资本上，或者是投入意在扩大市场份额的营销和广告上。而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削减在员工福利上的投入，包括工资、各类福利、培训支出等。
与经理人的态度不同，股东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期利润率，并可能更愿意在员工福利上加大投入。这是因为比较好的福利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全这份工作，同时也有助于吸引来高素质的员工。此外，高福利还会激励员工做更多的“仅与本企业相关的投资”（firm-specific investments）。例如，学习并改进本企业独特的技术、发展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等，这些都有助于在长期中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股东可能希望将员工的工资提高到“效率工资”的水平，或者至少会试图防止经理人为了私人的利益而过度削减员工的福利。
如果以上所陈述的情况确实在现实中发生着，那么作者应该能够观察到公司治理结构会同时对员工的工资和企业的利润率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2006年在中国12个城市1 268家企业中所作的调研数据，本文考察了治理结构对员工福利和企业绩效的影响。该数据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有关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员工福利的信息。在这些企业中，除了56家以外，其余的都是非上市企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背景中有几个独有的特征，它们非常有利于考察内部治理结构是如何影响经理人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的。
首先，在中国，缺乏一个非常完善的企业所有权的交易市场，诸如恶意收购、代理权之争等争夺企业控制权的事件很少发生。因此，一些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治理和员工福利的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例如，Pagano和Volpin（2005a）发展了一个模型，其中，企业的经理人在面对外部恶意收购的威胁时会发给员工很高的工资，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来一同抵制外部收购。与此同时，在面临外部收购的威胁时，股东和经理人还可能调整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所以，外部收购威胁会带来复杂的治理结构与员工福利的变化。不过，在本文中并不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另外一个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治理结构与员工福利的因素来自机构投资者。诸如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当看到企业的季报不如预期时，就可能会大幅度减仓，导致企业的股价大跌。而经理人通常是希望股价稳定或者上升的，所以他们在预期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之后，可能会削减员工的工资以提高企业的账面利润。在本文中，由于样本企业大都为非上市公司，所以不用考虑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简而言之，样本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相对简单，这有利于辨析出内部治理对员工福利的影响。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对劳动力的保护非常弱，劳工保护的标准也很低。在这样的环境下，经理人更有可能侵犯员工的利益；也因此，考察内部治理结构是否能够保护员工利益，以一定程度地抵补外部管制以及内部工会力量上的不足显得很有意义。
关于公司治理，理论文献中有一个著名的问题，就此问题双方辩论了大半个世纪。那就是治理结构应该代表谁的利益？是否应该仅仅代表股东（shareholders）的利益，还是应该同时顾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员工、供应商、顾客等？自从Berle（1931）、Dodd（1932）等开启了两权分离下的公司治理的讨论，大量的研究参与到了这个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辩论中（shareholders vs. stakeholders）①。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是公司金融领域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例如，Tirole 教授2001年在Econometrica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群体”（the stakeholder society）的概念（Tirole，2001）。他论述到，因为经理层做出的有关企业利益**化的决策会给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外部性，所以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使得经理层能够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内部化（internalize）的机制”，尤其应该顾及员工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仅投入了人力资本，还做出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诸如住房的安排、配偶的就业、自我培训、构建社会关系等等”。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辩论是规范性的（应该如何），而作者的这项研究是实证性的（事实上如何）。不过，本文通过考察现实中治理结构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具体机制或许能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本文也和员工持股的文献相关。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Kim（2009）研究发现员工持股为投资者和员工都带来了益处；而Robinson和Zhang（2005）发现员工持股会影响企业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本文与这些研究的不同之处是作者考察一系列的不直接与员工利益相关的治理结构的作用。另外，在Shleifer和Vishny（1997）这篇著名的综述文章之后，有几千篇文献考察了治理结构对企业利润率和股票回报率的影响。与它们不同的是，本文考察治理结构是如何通过调整经理人在员工福利上的决策而影响企业的绩效的。这项研究还与Konzelmann等（2006）相关，其使用英国3 000个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公司治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联。它的结果显示公司治理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结构、本质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做出承诺的可信性，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参与到生产活动中的积极性。虽然有着这些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治理结构在企业劳动关系上的作用。然而，这样的一项研究对现代企业日益变化着的本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人力资本正在逐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企业*为重要的资产（Zingales，2000）。而随之，对劳动力的保护与提供给员工的福利将会与企业的物质资本回报率同等地重要，共同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因此，考察治理结构能否保证人力资本投资获得合理的回报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使用的数据，并比较不同治理水平的企业在诸多方面上表现的差异。第三部分使用回归分析，首先给出基准的结果，然后使用几组不同的模型来考察结果的稳健性。第四部分总结本文，并做进一步的一些讨论。
二、数据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两个方面。**部分是国际金融公司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CCER）组织的一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查，此次调研在2006年的春季对全国12个城市的1 268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劳动保护、治理结构、市场环境、政府监管等方面。另一部分的数据来自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这些样本企业在2002~2005年的财务和人员信息，包括雇用人数、资本余额、总利润、税收、总销售额等。调查的城市包括（从北至南）长春、丹东、赤峰、北京、石家庄、西安、淄博、重庆、十堰、吴江、杭州和顺德。无论从各类经济指标还是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城市都构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代表集合。其中，北京和重庆为省级城市；长春、石家庄、西安、杭州为省会城市；丹东、赤峰、淄博、十堰为地级城市；吴江和顺德为中等县级城市。从地区分布来看，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各有4个城市。调查的企业是**抽取的。不过，是从一个年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企业全集中抽取的，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只保存着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
为了保证该样本代表了真实的企业分布的状况，调研采取了两层的抽样策略。首先，将企业按所有制分成四种主要的类型，即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其次，按各样本城市中每类企业的实际份额来抽取企业。在样本中，68.7%是国内私营企业，其余三类企业大致各占10%。再次，将企业按规模分成大中小三类。分类的标准为国家统计局通常的划分标准（SETC，2003）。*后，使用各样本城市中三种规模的企业所占的份额来进行第二轮的企业**抽取。
（二）治理指数
作者首先为样本中的企业构建一个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指数。Gompers等（2003）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构建了公司治理文献中*有名的GIM指数。作者照着他们的方法来做：在数据中有16个有利于约束经理人行为而不直接与员工福利相关的治理结构。它们都是二元变量（表1）。例如，该企业雇用了外部审计、定期向股东提供财务报表、设立了一个董事会、制定了公司章程，或者与总经理签订书面合同并规定总经理的任期等。一个公司如果做到了一点就得一分，而公司治理指数就是该公司在所有这16个方面上得分的总值。在样本企业中，有33.83%的企业得分超过12分，作者称这组企业为“高水平治理”组。30.13%得分低于9分，它们被称为“低水平治理”组。其余36.04%的企业得分在9~12分，它们被称为“中间组”。表1中给出了这三组的统计描述。在所有16个方面上，“高水平治理”组的平均得分都是**的，而“低水平治理”组的平均得分是**的；并且，“高水平治理”和“低水平治理”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这表明，在每一个治理结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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